作者簡介：張慶，男，1987年生。安徽桐城人。現在東北大學就讀環境工程專業。

　　前記：約在一個月前，我開始了對清早期桐城籍詩人馬樸臣先生的卒年考證工作。其源起是我在方貞觀一首詩作引起的作者爭議的細節查考中，偶然發現今人所依據的馬樸臣卒年，有與史實明顯矛盾不合處。在我完成方貞觀詩作的作者考訂之后，馬上將主要精力集中在馬樸臣先生的卒年考據上。然而斯人既逝，已愈數百年，又兼其人其事，多不易見，使我在搜羅資料的過程中，遭遇了種種困難。在10月8日晚，我為答復部分友人，于匆忙中擬成了《馬樸臣卒年新識》的定稿工作，意在指出鄭方坤所著《馬樸臣小傳》亦即今人主要依據的卒年時間有誤，又借助其他史料最終將馬樸臣的卒年鎖定在乾隆七年壬戌（當在春后）——十二年丁卯（當在秋前）這整整長達五年的時間之內。在此文結束之后，我亦并未停止對馬樸臣相關資料的搜集工作。在不久前，我無意中發現自己在原稿中對《雪橋詩話》一處引詩的解讀，發現了主觀臆斷上的巨大失誤。在這種情況下，我被迫重新考慮馬樸臣先生的卒年下限，結果又在種種偶然之間，連續掌握了一些之前并未注意的資料文獻。及至今時，通過對手頭文獻史料的整理分析，我終于理清了這部考證中間的全部思緒，并堅信馬樸臣先生卒年一說，已經可以最終確立。故擬成此篇修定稿，意欲與廣大讀者交待明白。

　　馬樸臣是清朝前期桐城籍的重要詩人之一，與其時的同里方貞觀并以詩名稱于世。然而他的平生遭際，其實充滿了令人惋惜的悲劇色彩。在道光續修《桐城縣志》中的《人物志·文苑》中有這樣的記載：

　　馬樸臣字春遲，號相如，少勵學行，工詩歌，言語妙天下。游學吳越，與諸名流唱和，每有所作輒為騷壇所傳播，一時咸推重之。年五十始舉雍正壬子順天鄉試考，授內閣誥敕撰文中書。乾隆丙辰開鴻博科，公卿爭以其名薦，已列選，為忌者所去。樸臣天才雋逸，為詩文不起草。晚直秘閣，盇不耐書。子騰元搜輯遺草僅得二卷，德州盧都轉見曾為序而行之。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其人的科舉與官宦生涯，已經很不順利。而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卷二七中“馬樸臣”名下的注釋，更寫出了其人晚年及卒時的悲苦情境：

　　馬樸臣，字相如，江南桐城人。雍正壬子舉人，官中書舍人。相如以友朋為性命，有過從者，必酌以酒，明日斷炊費顧也。歿于京師，幾無以為殮，聞鬻馬于市，始得蓋棺。友人作《鬻馬行》以吊之。

　　從“鬻馬蓋棺”的故事中，我們無法不對這位患難詩人產生深刻的憐憫，而對其“以友朋為性命”的性情風度，又自然更多一份尊重。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中，僅收錄馬樸臣詩作三首，這在某個方面，也說明馬樸臣之詩作，得以遺傳者甚少。其主要原因，還是由于身受貧苦不得付梓。馬樸臣的詩作終能得傳，還需要歸功于當時的另一位重要文人鄭方坤。鄭在編著《本朝百家詩鈔》時，將馬樸臣《春遲詩稿》錄入在內，并撰寫《馬樸臣小傳》。這則小傳，直到今日我才從錢儀吉所編《碑傳集》中卷六十覓得，茲予自行標點并全錄如下：

　　馬樸臣字相如，桐城人。家貧力學，少即工詩。與同里方貞觀南堂友善，楚尾吳頭聲稱籍甚，一時有瑜亮之目焉。迨南堂以事隸旗籍，踽踽獨行，邈焉寡和則益牢落無聊時從諸貴游子弟授經轉徙于閩粵楚蔡之郊，如是者久之。年五十始登賢書，屢上春官不第，推擇為中書舍人。乾隆元年征天下鴻博士詣京師，大臣有薦之者，御試復不遇。不兩年以病卒京邸。亦詩人之坎壈失職者也。葢嘗聞諸前輩詩本于風，風之為物，遇水而成漪文之至也，遇木而成籟聲之至也，皆極其自然而無所矯飾于其間，故淺率不可也，去淺率而出以矜持則離矣，彼離不可也，鑒鄙俚而加以涂澤則妄矣。昔者康熙之季，戶競談詩，館閣諸公尚存唐制一二軼材之士復跌宕自恣于眉山劍南之間，墨守輸攻元黃戰野。方氏矯以清真有若彈丸脫手，相如接踵而與抗袂而起，風格雖微遜一疇，要自有其君形者，存非茍作者。南堂寄懷有云：“自入秋來常中酒，一從君去斷吟詩。”雅道交情溢于楮墨，亦可想見林谷之同聲而沆瀣之一氣矣。相如詩未授梓，故外人罕識其姓名，余從魚臺令成君處乞得鈔本及為錄入，以俟后之續《龍眠風雅》者。

　　原《龍眠風雅》的編者潘江，年代早于馬樸臣，在編寫之時自然無法收錄馬樸臣的作品。因此鄭方坤在小傳末后自言錄入馬氏詩鈔旨在“俟后之續《龍眠風雅》者”。然而《龍眠風雅》在編寫四庫全書已經被列入禁毀書刊之列，后來也自然無人再續。馬樸臣的詩集，直到今日依然在時人的遺忘之列。而他的卒年，在傳統意義上也完全由鄭方坤所著《小傳》中“不兩年以病卒京邸”一句，即作蓋棺定論，順理成章地被“安排”在乾隆三年戊午之際。

　　然而，相異的定論，在楊鍾羲先生的《雪橋詩話》卷五中，依舊十分明朗地呈現開來，據此卷記：

　　桐城馬樸臣相如，與方貞觀履安林谷同聲，襟情交契。南堂寄懷句云：“自入秋來常中酒，一從君去斷吟詩。”其交情可見也。南堂曾隸旗籍，雍正元年放還。相如少即工詩，寓揚州天寧寺有句云：“客到幾人曾跨鶴，我來三月不聞鶯。”乾隆丁卯卒于京師。其弟蘇臣湘靈，屬陶篁村索遺稿于沈平山，篁村題云：“山陽人去笛聲秋，斷紙零縑小宋收。七字凄涼三月客，不聞鶯語住揚州。”其子騰元刻于甲戌。

　　乾隆丁卯即乾隆十二年，距鄭方坤所指向的乾隆三年相差幾近十年！這樣大的差距，使人們從主觀上便不愿意相信遠在死者一百多年之后的楊鐘羲先生的記載，其真實性還有可能高過與死者同時期的鄭方坤。因此，楊鍾羲先生所提出的這條卒年說法，從一出世就不曾受到世人的重視，甚至被遠遠忽略了。即令我在考證馬樸臣卒年的初稿至最后已經完全否定鄭方坤一說的情勢之下，也因為楊鍾羲所記年份與方貞觀相近，疑心楊先生訛記的可能。至少，在我們全然不知楊先生此說所據何本的情況之下，我們也確實沒有理由去相信這條與“權威觀點”大相迥異的說法。

　　有矛盾就必須找尋個中原委，以反例排除其中一種，是首先需要的工作。正如我在初稿中所作的幾條反例舉證，已經明確了鄭方坤所記與史實的明顯不符。有鑒于初稿之草草，在此不妨重新列舉并予以適當的修正與補充：

　　第一，乾隆五年庚申，盧見曾以前控案受懲，自揚州遣戍伊犁。此事記入馬榮祖為《雅雨山人出塞集》卷首所作序中。其時，盧的好友高鳳翰南阜先生，在晚年右臂不能運轉的情況下，堅持以左手畫就《雅雨山人出塞圖》，并題詩《丈夫行·送雅雨翁赴軍臺》，詩后亦署有“乾隆五年歲在庚申夏四月高鳳翰拜左手書具呈本”。而這幅圖中亦有時在揚州的諸多盧見曾故友題詩留字，包括鄭板橋、楊開鼎、吳敬梓等，其中亦有馬樸臣、馬蘇臣兄弟的署名。這說明其時馬樸臣必然尚在人世。

　　初稿中所舉此證，只是從其它資料中的轉引。但事后我在民國徐世昌等人編纂的《晚晴簃詩匯》卷六十八“馬樸臣”名下的詩作之中，果然找到了馬樸臣于此處所題之詩的存在：

《題盧雅雨出塞圖》

中原山水數點耳，天誘詩人萬里行。
塞雪磧云供浣筆，莫將風韻帶笳聲。

　　其二，乾隆六年辛酉，馬樸臣為李鍇《睫巢集》六卷作序。有“廌青先生諾門人之請，自訂其三十年所作詩，都為一集，將以命之雕開氏，先質之老友馬樸臣”云云，最終落款“時乾隆六年歲在辛酉之孟冬”。則可見乾隆六年的初冬，馬樸臣尚在人世為人作序，更不可能早在三年前病歿京城了。

　　其三，徐珂《清稗類抄·師友類》記載故事一則，題名《程風衣馬樸臣如舊相識》。其中記曰：

　　乾隆壬戌，淮揚大賈之業鹺者，深居簡出，四方游客未易得見。桐城馬樸臣，名相如，名士也。至揚，投刺於程風衣。再至，閽人再拒之，馬怒，閧于門。已而有一人便衣小冠，趿履而出，問曰：“子何人？”曰：“吾桐城馬相如也。”曰：“馬樸臣耶？”曰：“然。子何人？子知程風衣在家耶？”曰：“吾即程風衣也。”兩人乃大笑，牽袂入，各盡吐所欲語，如舊相識。留數日，盡歡而別。風衣，名嗣立，有寒士風。

　　程風衣即程嗣立，號水南，安徽歙縣人。據程晉芳《水南先生墓志銘》，當卒于乾隆九年甲子，乾隆元年博學鴻詞辭未就試。徐珂所記此事，既在乾隆七年壬戌之后，則足證馬樸臣卒年，亦不會早于此年。

　　在我的初稿中，即以此三條，斷定了鄭方坤所撰《馬樸臣小傳》中的卒年，絕不成立。但對于楊鍾羲先生的記事，我仍然不能抱十分之肯定態度，肯定懷疑的成分遠甚于相信。而對于楊先生在《雪橋詩話》中所提及的“南堂寄懷句”，我完全是出于主觀臆斷地將其視為方貞觀在馬樸臣逝后的懷念之作，結果竟有了“馬樸臣卒年必然須在方貞觀之前”的無稽之想！這樣的推論方式，終于使我在有限的資料面前選擇上下界限的方式來確立馬樸臣卒年的大致范圍。事實上，這一首“寄懷詩”，根本沒有任何依據認定它是在馬樸臣死后的緬懷之作。然而在那一條線索的誤導之下，我甚至希望能從《南堂詩鈔》中查出此詩的編年，以便進一步精確馬樸臣的卒年下限。

　　《南堂詩鈔》的找尋過程，亦是十分艱苦。后來得知安徽省圖書館止存其一卷，便托友人前后抄錄該詩。惜此詩并無編年，但原詩并題如下：

《答馬相如書問近況》

故人書至問何為，落拓心情老更癡。
自入秋來常中酒，一從君去斷吟詩。
橘奴傷澇成驕仆，瘧鬼公行如故知。
惟有龍眠山口月，清暉夜夜照相思。

　　從詩題與首句即可以看出，這首詩本身就只是一首答問詩。二人在此前肯定有過一場相聚，但聚后馬樸臣離開，一段時日后又來書信詢問方貞觀近況。方便以此詩答復馬樸臣。這時的兩人自然都是健在，而我依據此詩的存在而人為制訂的“馬樸臣卒年必然須在方貞觀之前”一論，便再無根基可扎。

　　也正是遭遇了這一場“打擊”之后的“悔悟”，迫使我不得不重新檢查自己的原稿，便試圖擴充涉手的材料。這時我才注意到了《晚晴簃詩匯》所收錄馬樸臣詩作中的最后一首：

《宗弟思山歿京邸孀婦遠在秦中盧雅雨塞外遙哭以詩不遠寄予因和其韻》

山陽往會不堪思，想見窮邊墮淚時。
詩哭九原無寄處，書來萬里吊相知。
才名折算天猶忌，生死論交老更悲。
未掩幽光吾輩在，遺文重訂待鍾期。

　　按此處“山陽往會”是用典，魏晉代表文人嵇康、向秀諸子常于山陽聚會，遂有“山陽會”一典，這里用此典意在追憶與死者生前友聚的情景。前面載《雪橋詩話》中亦有引陶元藻（號篁村）所題的“山陽人去笛聲秋”一樣，用的則是“山陽笛”之典，指向秀后來經山陽舊居聞鄰人笛聲而思及前事諸友并作《思舊賦》的故事，陶元藻用在這里也是表達追念逝者之意。

　　這首詩的形成，顯然是在盧見曾被放逐塞外而尚未得還之時，而盧見曾放還是在乾隆八年癸亥冬。馬樸臣在和詩中稱“宗弟思山歿京邸”，此處“思山”指的是陜西武功人馬位。馬位字思山，號石亭，又號南垞。官刑部員外郎。有《南垞詩稿》、《秋窗隨筆》。他病卒京師之時盧見曾尚在塞外。又馬位無嗣，在哭無可寄的情景之下，盧見曾將此詩寄與馬樸臣，馬氏則依韻相和。

　　由此出發，我去找尋盧見曾的詩文集，終有所得。在盧見曾《出塞集》中，我找到了盧在當時寄與馬樸臣的原詩：

《哭馬員外思山》

耗聞萬里駭還疑，強作訛傳思轉悲。
原恨聰明偏折算，豈應富貴又能詩？
玉樓那便乏音妙，黃土生教埋可兒。
底怪陽關彈別淚，杯殘便是訣君時。

　　此詩后又附錄思山《題出塞圖送別詩》

無為兒女態，戚戚傷別離。
丈夫志萬里，忼慨從此辭。
黃沙迷空朔風起，玉門關外燕支紫。
軍營夜靜邊月明，寒笳一聲天似水。
燕然勒功報天子，孤臣之心鎮如此。
渭城一疊傾一杯，故人遠戍單于臺。
馬蹄目斷休徘徊，草青三度當歸來。

　　這條證據原本也不能引起我太大的振奮。然而我乍翻《出塞集》時，竟然發現了此集有兩則序，其一即是馬樸臣，其二則為馬榮祖。這個結果已經在我的初步意想之外了。我引錄這段序中關涉二人與馬位的一段情節摘錄如下：

　　……自揚抵都，余與先生固聞聲相思久。是時乃把晤于宗弟思山邸，舍尊酒傾平生。歡持出塞圖索題，意氣瀟灑，幾微無遠行離別意。明日馳馬去，經年斷消息。思山瘁于官，只身客死，母老無子。先生在塞外聞而哭之，以詩特寄余。其音至悲，余故和之曰：詩哭九原無寄處，書來萬里吊相知。以此徵先生友誼淳篤，其所為詩發于性情者，為最真也。越三年甲子，蒙恩環相見，問無恙外，即出其塞外詩見示曰：君其為我論定之……

　　此序署款“桐城同學弟馬樸臣拜撰”。

　　這又說明，在乾隆八年冬季盧見曾放還之時，馬樸臣健在，并在此后為盧見曾所著《出塞集》親題集序。于是我相信二人交情匪淺，意欲作更深的查訪，并最終在盧見曾《雅雨堂文集》卷二中找到了我期待許久的答案。這篇文字是在馬樸臣之子馬騰元整理其父遺稿并欲付梓時邀求盧見曾所作的序言。這一情節與《桐城縣志》記載中“德州盧都轉見曾為序而行之”的記敘是完全相合的：

《馬相如遺稿序》

　　乾隆丁卯，桐城馬相如以疾卒于京師。逾七年甲戌，孤騰元哀遺稿請余作序。余以雍正甲寅牧毫州，交關中馬思山位，嘗以詩學盛于龍眠，每推重相如與方南塘貞觀，而恨未之識。又三年，轉運揚州，姑得客南塘，旋以罪去。庚申徙塞外，思山餞余京邸，招同相如兄弟，暨錢塘杭大宗世駿，各賦出塞詩以贈。時相如負才名，意忼慨甚。未幾思山死，余在塞外以詩哭之。思山無子，無可寄，即寄相如。今相如又死，余以患難之身，邀圣恩得復轉運茲土，乃執筆為相如作序。回顧身世死生別離之際，良可悲夫！相如諱樸臣，前乙未會元、太史諱教思之孫。自幼即能詩，言語妙天下，游學于越，與諸名公巨卿爭執牛耳。每有所作，傳播浙東西之口，顧十一躓棘闈。雍正壬子始登順天賢書，試南宮，又躓，是年考補中翰。相如負文望久，公卿多以為宜在館閣。乾隆二年，天子開鴻博試，爭以君名薦，而試又不第。嗚呼！相如之遇，可謂窮矣！相如天才極富，少壯時為詩賦，七步八叉都不起草。晚亦不耐書。歿后子騰元、洎弟蘇臣，搜羅遺逸，僅得若干首，葉分二卷。嗚呼，此未足以盡相如。猶憶余甲子賜還日，相如為序其出塞稿，余哭思山詩寄相如，相如屬和云：詩哭九原無寄處，書來萬里吊相知。沈痛堙郁，可以知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在《雅雨堂文集》收錄的這篇文字之后，還有吳縣惠定宇署名的一段評注：敘死生離合處，筆墨不多，令讀者無限感慨，先生篤于氣誼，故字字從真情發露，文章簡貴，妙在能留。

　　從以上的文字資料中，我們可以相信：雖然盧見曾與馬樸臣在面緣上相識甚晚，但相知既早，且識面后相交甚厚。盧見曾這篇序文為我們提供的消息，在與《雪橋詩話》比對中提煉出的重合事跡，兩相參照亦是完全吻合。站在盧見曾與馬樸臣知交深厚的角度，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則序文為我們提供的信息也是絕對可信的。那么，馬樸臣卒于乾隆十二年丁卯，據此斷無可疑。楊鍾羲《雪橋詩話》此則的記載，亦甚準確。這比鄭方坤在《馬樸臣小傳》中所記的乾隆三年戊午，已經晚了九年之多！

　　又按方貞觀卒年，目前所知在不同記載中亦稍有誤差。據朱彭壽《清代人物大事紀年》所記，方貞觀卒于乾隆十二年，年六十九，這與馬樸臣卒年相同。而據查《桐城桂林方氏部分世系資料》，其中記貞觀卒于乾隆十一年十月初二日，享年六十八歲。此中言之鑿鑿，使我暫時也以為后者的可信度或許更高。照這樣說來，方貞觀卒年較馬樸臣反而稍早，似成正解。但兩位密友在不足一年的時間之內先后離世，也算是一場冥冥之間的偶合與奇遇了。

　　鄭方坤的《馬樸臣小傳》，在卒年問題上雖然誤導世人甚久，但他在《本朝百家詩鈔》中錄入馬樸臣《春遲詩稿》，無疑為馬樸臣詩作的流傳，作出了重要貢獻，亦可謂“居功甚偉”。他的“錄入以俟后之續《龍眠風雅》者”的初衷，不僅僅體現了一輩學人的無私精神，也成為桐城鄉人至今未能達到的一大憾失。龍眠山水換過了一朝一代，也孕育出一批又一批的學者英才。朝花夕拾，今之人是否能完成鄭方坤先生在數百年前寄托于桐城人的俟補《龍眠風雅》的愿想，便在往后才知分曉了。馬樸臣先生有過一段幾近寂寞無聞的生死，但他在桐城文學的長河中曾經建立的碑銘，再不應該就此湮沒于茫茫荒草之間黯然成灰了。

　　是文畢，時2008年11月05日晚七時半，桐城張慶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