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是唐朝后期著名的詩人，他一生創作的詩詞很多，影響也很大。其作品中的許多詩句至今仍讓人耳熟能詳，朗朗上口。如：“相見難時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無題》）。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無題二首》）。相比較而言，他對文的創作就比較少，而且文的創作大部分都集中于一段時間。這可能與他當時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以及自身的遭遇有關。

　　“賦”是文的一種形式。在現存的李商隱作品中，賦只有四首：《虱賦》、《蝎賦》、《虎賦》、《惡馬賦》。前兩首見于《唐文粹》卷七，后兩首見于劉克莊《后村詩話》卷二。它們的創作時間均無考證、無編年。劉學鍇在《李商隱文編年校注》中也說：“作年不詳”“無可考證，難以編年”。

　　筆者認為根據李商隱文創作時期的狀況和四賦的寫物及創作主旨，是可以確定它們的創作年代的。比較來說，在上述四賦中，《虎賦》的創作年代最有據可尋，稍作考證，就可以推斷出它大致的創作年代。

　　《虎賦》曰：“西白而金，其獸惟虎。何彼列辰，自虎而鼠？善人瘦，饞人肥。汝不食饞，畏汝之饑”。意在說老虎不吃饞人，偏偏吃瘦人，以此來諷刺那些職司除饞去邪的官吏，不去攻擊饞邪，而是專挑善良之輩來殘害。從中可以體現出李商隱對那些凌弱畏強、邪惡陰毒、橫暴兇毒的邪惡勢力，有著強烈的憤恨之情，表現了他對世俗的不滿。

　　詩人在同一時期，為了表達自己的心情，通常慣用一種事物來加以描寫，從而達到寫作目的。《虎賦》是以虎喻人，我們可以在李商隱詩中找到同樣描寫虎，以虎來諷刺世俗的官吏。《井泥四十韻》這首詩其中有句：“猛虎興雙翅，更以角副之”。關于對虎生雙翼后食人的描寫，前人也曾有過。如：“韓非子：故《周書》曰：毋為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乘不肖人于勢，是為虎傳翼也”。揚子：或問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也。神異經：西北有獸，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剿食人。聞人斗，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玉谿生詩集箋注》卷一157頁）且《虎賦》中也有：“西白而金，其獸惟虎”一句。再看此虎的行為，同《虎賦》中的虎是一樣的，都是欺善怕惡，凌弱畏強。由此，可以初步推斷，《虎賦》和《井泥四十韻》兩部作品大致是出于同一時期。

　　再來分析《井泥四十韻》的創作時間和主旨。此詩已被編年，寫于大中二年（858），李商隱被罷職回家，路過洛陽時，借井泥起興，推論世事升沉變化。詩中引用大量歷史傳說來陳述“茫茫此群品，不定輪與蹄”的社會現實。是對世事變化無常感到惶恐不安。在這種消極的思想背后，深藏著對世事不平的憤慨。“虎生角翅，鳳宿雞棲”，黑白顛倒，這使詩人感慨萬千。井泥地位低，當然容易藏污納垢，不會有人飲用這里的水。但一口經過整治的井，清泉芳澈，如果再沒人飲用，就太可惜了。詩中也有感于屈原在出國遭受誣蔑與排擠，有才能卻不能被重用，并將此寄托于自身。詩的矛頭也指向統治者，表面上標榜“仁義”，實際上卻“為虎副角”驅使酷吏做壞事。馮浩曰：“行行來自西，自長安至東都也。遡其游從，玩其引古，概當文宗崩，武宗立，楊嗣食輩遠斥江湘，李德裕由淮入湘時。”（《玉谿生詩集箋注》158頁）

　　由此查李商隱年譜，《玉谿生年譜會箋》卷三（153頁)：“大中二年戊辰，義山三十七歲，是年冬，李德裕貶崖州司戶參軍。又貶潮州司戶，大中二年，自洛陽水路經江淮赴潮州。義山也不幸為此受牽連，坎坷失意，皆由于此。”比較來看，《玉谿生詩集箋注》同《玉谿生年譜會箋》中的說法一致。

　　劉學鍇先生在《李商隱文編年校注》（中華書局2002年2月第1版）中將李商隱的創作劃分為三個時期：一是在學習模仿中初露風格個性的時期，大體上始于敬寶歷年終于文宗開成二年末（825—837）；二是由關注現實政治向重書寫個人身世和人生感慨的轉變時期，從開成三年到會昌六年（838—846）；三是傷感詩風的成熟期，從宣宗大中元年到大中十二年（847—858）。前兩個時期是李商隱初露社會、熱情求仕，積極參與社會政治的時期，后一時期是政治上屢遭迫害，生活上沉淪漂泊時期。因此，這一時期的作品大都是憤世嫉俗，抒發抑郁，感傷的詩文。如此看來，大中二年二月這一時間正符合李商隱后一時期的創作主旨。

　　由此，《虎賦》的寫物、創作主旨、用辭都與《井泥四十韻》相似，可以推斷《虎賦》也寫于大中二年二月。

（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