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賭博文化源遠流長，幾千年來，歷朝歷代，上至王侯將相，下到平民百姓，熱衷于此道者不可勝數，就連自命清高的文人士大夫之流也往往難以免俗，何也？《論語·陽貨》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既然連圣人孔老夫子都這樣說了，后人又怎能不趨之若鶩呢？至少，“博弈”總好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嘛。

　　魏晉風度，始終為后來文人雅士所欽羨，就連賭博，魏晉名士們也表現出了后人所不能的瀟灑倜儻，“東山再起”的謝安便是一例。據《晉書·謝安傳》記載，晉太元八年，宣昭帝苻堅兵臨淝水。孝武帝司馬曜命謝安征討。謝安侄謝玄問計。“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大敵當前，尤能靜心豪賭，而且贏了平日里棋技高于自己的謝玄，既已贏了別墅，卻又隨手送人，可見其“士族風度”。然而謝安的舉動不免過于“矯情鎮物”，一旦得悉前線報捷，“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便原形畢露了。

　　大唐盛世，國力雄渾，民風強勁，士林間彌漫著一股樂觀、豪邁之風。李澤厚先生評價那個年代時說它“即使是享樂、頹喪、憂郁、悲傷，也仍然閃爍著青春、自由和歡樂。”在這種情況下，盡管大唐文士仍然保存魏晉名士蔑視世俗、注重聲名與追求現實享受等流韻余風，但在精神實質上卻大有差別。在盛唐文人那里，賭博已不是有些魏晉士大夫矯情與博取名士聲名的工具，而是一種單純的嬉戲與游樂，雖然大詩人李白與杜甫都十分欣賞劉毅那種“家無儋石輸百萬”的膽略和氣概。“有時六博快壯心，繞床三匝呼一擲”（李白），“馮陵大叫呼五日，袒跣不肯成梟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杜甫），但無論是駱賓王的“好與博徒游”（《舊唐書·文苑傳》），陳子昂的“尚氣決，弋博自如”（《新唐書·陳子昂傳》），還是崔顥的“有俊才、無士行，好蒲博飲酒”（《舊唐書·文苑傳》），都只不過是人的自然本性的真實表現。而這種“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杜甫），“六博爭雄好彩來，金盤一擲萬人開”的趣味，又是何等的暢意啊！

李清照《打馬圖》

　　到了宋朝，宋、遼、金各個朝廷都頒布有相應的禁賭律令，但賭博之風不但禁而不止，反而更加昌盛起來，原因是各處皇帝均有喜好賭博的，上行下效，法律也就成了一紙空文。在當時，弈棋賭是一種重要的賭博方式，弈棋賭流行于各個階層，兩宋時期最流行的棋類是象棋。宋朝皇帝大都喜歡象棋，尤以徽宗趙佶為甚，徽宗還用其擅長的瘦金體御書棋子。據曹勛《北狩聞見錄》載，甚至在其被擄北去時，也未忘記帶上象棋。王安石也有《與薛肇明弈棋賭梅花詩輸一首》，其詩曰：“華發尋春喜見梅，一株臨路雪倍堆。鳳城南陌他年憶，香杳難隨驛使來。”

　　宋人好賭，不但宋徽宗、王安石這樣的王侯將相如此，就連給人感覺弱不禁風、吟唱“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的李清照，也曾坦言：“予性喜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書畫，每忘寢食。但平生隨多寡，未嘗不進者何？精而已。”李清照甚至對歷代博戲作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并予以發展，有《打馬圖》一書傳世，其中曰：“夫博者，無他，爭先術耳。故專者能之。”對歷史上賭博主要依賴于命運的習慣看法予以否定，認為才智和技巧更為重要。然而，李清照之所以著《打馬圖》，并非由于癡迷此道，而是“乍釋軸楫，而見軒窗，意頗釋然。更長燭明，奈此良夜何？于是乎博弈之事講矣”，為了打發流亡途中的無聊日子而已。她甚至還將打馬賭棋與抗金相比：“誰能致敵千里，但愿將象過淮水。”

　　打馬賭棋，對女人來說，始終稍顯“粗俗”，大詞人易安居士，除了打馬之外，更有“雅賭”的經歷。和《金石錄后序》中，李清照寫道：“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后。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趙明誠尚在時，夫妻賭書潑茶，何其快樂，然而一旦斯人先逝，國家傾頹，縱然有這樣“雅賭”的興致，又有誰來相伴呢？數百年后，納蘭容若懷念亡妻時，仍不自覺想起了這個典故，“杯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寫出來的，卻是另一種凄涼。

　　在賭博形式與規模的不斷發展過程中，麻將逐漸占據了不可撼動的中堅地位，“修長城”成了國人最熱衷的活動之一，梁實秋先生就曾說，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麻將。文人也是人，當然也不能免受堪稱“國賭”的麻將之吸引。梁公啟超就是“麻迷”一個，他炫耀打牌可以“啟予智竇，手一撫之，思潮汩汩”，講的是麻將桌可以啟發靈感，而“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這樣的名言，也只有“久經麻場”的他才能講的出來。

賭坊

　　麻將之樂，在于參與，聽說看也成癮的，就少見了。然而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鼎鼎大名的胡適先生，偏偏就屬于此類。胡適的興趣在于看，看莊家，看對家，看出牌，看進張，惟獨不看時間，管它深更半夜還是通宵達旦，非得看出輸贏不可。但他雖癮大，卻屬于“世人皆醉我獨醒”的類型，始終保持“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風范，坐看云起，隔岸觀火。即便是“三缺一”的危難之際，他正襟危坐也不顯身手，哪怕是死拉硬拽請他當“替補”。也比趕鴨子上樹難。胡適的專長在于評，一局下來，說三道四，指手畫腳，總要大談闊論發表感慨，“麻將中有鬼”就是他看出來的哲理。

　　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賭博既然有其吸引人之處，必然是不分時代國界，都有人沉溺其中。不獨國人如此，俄國著名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嗜賭成性。他不僅將稿費積蓄全部輸掉，還把妻子的結婚戒指、衣物統統拿去當鋪換錢賭博。他贏了錢就興高采烈，輸了錢就非常痛苦。從賭場回來，他臉色蒼白，疲憊不堪，焦躁不安，有時搖搖晃晃，站都站不穩，甚至精神恍惚。碰到再也拿不出錢去賭，又借貸無門的時候，他便陷于極端絕望和可怕的抑郁之中，跪到妻子腳下放聲大哭，謾罵自己是惡棍，乞求饒恕。賭場上的挫折大大破壞了作家的情緒，再加上輸錢給生活帶來的困窘，他坐臥不寧，無法安心從事寫作。用中國人的話形容，“玩物喪志”是最恰當不過了。

　　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威斯巴登賭場慘敗后向妻子要錢時，由于內心的自責而感到巨大的痛苦，以致他保證今后一定痛改前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后來四次出國，一次也沒有去賭博，這位文學巨匠終于擺脫了賭博的沉重鎖鏈。國人常用“浪子回頭金不換”來形容其罕見與珍貴。陀思妥耶夫斯基固能懸崖勒馬、痛改前非，但因沉溺賭博而自暴自棄、喪失前途而不自知者，古今中外，不知幾多也？

（摘自《品品文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