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捧木魚，身披袈裟，帶著幽怨與惆悵，蘇曼殊就這樣向我們走來。

　　才子佳人小說，古而有之，經過千百年的歷史洗滌，經久不息。才子佳人小說就像是處在風口浪尖的前輩，總會不時的被文學批評家拿來譴責，它耽于幻想，不切實際，然而生命輪回，一代代少女情懷初開，愛不釋手。自唐朝元稹《鶯鶯傳》以來，傳奇話本小說和擬話本小說中都少不了悱惻纏綿的才子佳人式愛情，旨趣不同，然蔚為大宗，內容卻基本一致。

方外之人，亦有難言之恫

　　以往的才子們，無論張生抑或梁鴻孟光，無一不是風流倜儻，儒雅博學的世家子弟，他們都癡迷于科舉仕途。然而在《斷鴻零雁記》中，我們發現了別具一格的三郎。

　　誠然，三郎也是博覽群書，否則也無法稱之為才子。但他卻無心仕途，最令人跌破眼鏡的是三郎的身份——和尚。“余遂披袈裟，隨同戒者三十六人，雙手捧魚貫而行。”作者在開篇就指出了主人公的身份，擴充了才子佳人小說的人物群像。

　　若要了解三郎，還需從作者和作品入手，知人論世。《斷鴻零雁記》是一部自傳體抒情小說，“自述其歷史，自悲其身世”。因此，《斷鴻零雁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蘇曼殊自我寫真，柳亞子還據此為蘇曼殊寫過傳記。

　　曼殊是個極富感情的人，可偏偏一生中飄忽不定，四海為家，遭遇了太多的不幸，因此才削發為僧遁跡空門。“契闊死生君莫問，行云流水一孤僧，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或許三郎幽怨惆悵的性格就是曼殊的縮影。然而曼殊又不可能真的斷跡紅塵，他依然與現實社會中的親友往來密切。在他的詩作中，愛情詩占了一半左右。這些詩生動地記敘了他一生中太多的感情波瀾，接觸了太多的妙齡女子。人們一直稱曼殊為“情僧”。而三郎與雪梅、靜子的感情糾葛也就不足為奇。

　　三郎的愛情悲劇歸結于他僧人的身份，作為皈依佛門的人，三郎有著他不得不遵守的“世外法”——斬斷情絲。然而三郎對于靜子、雪梅又不得不為其所動。“瞬息，即見玉人翩若驚鴻，至余前，肅然為禮。而此際玉人虛發密寰，豐姿愈見娟媚。余不敢回眸正視，惟心緒飄然，如風吹葉落，不知何為止。”霎那間，三郎和靜子結下不解之緣。然而，限于佛門戒律三郎又不能接受她的愛情。作為僧人，排解心中苦悶與矛盾的辦法也只剩下佛法了。“余固是水zhuo離胎，遭世有難言之恫，又胡忍以飄搖危苦之軀，擾吾姊生哀樂耶？今茲手持寒錫，做遠頭陀矣。”這種痛苦的抉擇，三郎難以承擔，只能留下書信一走了之，連見面道別都成了奢望。這也決定了三郎回歸中土后愁腸百結，難有解脫之日。“方外之人，亦有難言之恫。”

千巖萬壑無人跡，獨自飛行明月中

　　幾千年的封建倫理沉積了太多的謬論，文學作品卻是它們最好的宣傳工具。《鶯鶯傳》中的張生認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與鶯鶯恩斷義絕。在眾多的謬論中，“女子無才便是德”可謂是獨占鰲頭。佳人，只是男子的附庸。

　　《斷鴻零雁記》中的靜子卻有著令人嘆為觀止的學識，“從來好讀陳后山詩，亦愛陸放翁，惟是古國西風，淚痕滿紙，令人側耳。比來讀《莊子》及陶詩，頗自覺徜徉世外，可見以關于性情之學不少。”由此可見，靜子的學問堪稱女中狀元，與三郎不差上下。相比較以往只會舞針弄線的大家閨秀、小家碧玉來說，靜子身上閃爍的更多的是理性的氣質與魅力。

　　李甲之于杜十娘、張生之于鶯鶯，他們的愛情，我們感受的更多的是情欲。佳人過于耀眼的美貌遮掩了她們其他氣質。這種基于肉欲的愛情在名利面前不堪一擊。靜子與三郎的愛情卻是精神的交流——他們有著共同的愛好。愛情不會因為名利的腐蝕而枯萎。在小說的第十四章中，三郎于桌前作畫，靜子對畫的評價是“昔人謂畫水能終夜有聲，余今觀三郎此畫，果證其言不謬。三郎此幅，較諸近代名手，固有瓦礫明珠之別。”不僅如此，靜子還將自己的畫作《花燕》拿來與三郎切磋。可能作者認為這樣還不具說服力，于是曼殊筆下的靜子“平素喜談佛理，以是因緣好涉獵梵章”。靜子不僅興趣愛好與三郎相同，就是志趣也相似，這樣的紅顏知己真是“其曠劫難逢也”。靜子這份獨特的氣質與魅力，在眾多佳人里，真的是“千巖萬壑無人跡，獨自飛行明月中”。

　　其實，曼殊小說的代表作《斷鴻零雁記》于新意上俯首即是：它為抒情體小說之嚆矢，完全擺脫了章回體小說的窠臼。他的浪漫氣質，他所開創的第一人稱抒情小說以及落葉哀蟬的格調，無疑影響了“五四”一代作家。

　　口念佛語，心寄紅塵，帶著矛盾與哀情，蘇曼殊就這樣漸行漸遠。

（作者為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06級五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