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為歷經千百年的經典語句，《周易》“自強不息”一語隨著時代演進不斷被賦予新的思想內涵。“自強不息”本意是以天道明人事，強調“天人合一”，諸子各家則藉此凸顯其在個人品格方面的意義。漢唐時期，受儒家以及佛教、道教等不同學派的影響，對“自強不息”的闡釋也趨于多元。至宋明理學，則立足于“理”解說，并深刻影響了后來對“自強不息”的詮釋。以“自強不息”的歷代詮釋為線索探究歷代經傳注疏和學術思想的演變、發展進程，有助于深化和拓展相關的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影響和當代價值，進一步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關鍵詞：“自強不息”；《周易》；詮釋；歷代

　　“自強不息”作為古今常用的名言警句之一，集中體現了《周易》所推崇的人格品質和精神風貌，傳誦久遠，影響至今。千百年來，“自強不息”不僅為歷代學者所重，也成為無數仁人志士恪守的精神信條，并不斷展現出與時俱進的重大意義。本文擬依循易學思想的發展脈絡，圍繞“自強不息”的歷代詮釋，揭示《周易》的歷史地位和當代價值，以期有助于更好地深化和拓展相關的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有助于進一步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在《周易》中的文本語境

　　“自強不息”語出《周易·乾卦·象傳》（《大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1]（P14）。作為《周易》首卦，《乾卦》在《易傳》（“十翼”）的話語體系當中象征天道，即《彖傳》所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1]（P14）清代王引之曾引用《爾雅》《國語》的語例解說“天行”，所謂“古人謂天道為天行也”。天道運行化生萬物的過程，被《易傳》概括為“健”。健，剛健也。以“健”來描述天道，屢見《易傳》之中。如《系辭下傳》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1]（P90）《說卦傳》：“乾，健也。”[1]（P94）均是以“健”來描述天道運行之法，所以解釋《周易》六十四卦卦象的《大象傳》也總結為“天行健”[1]（P14）。可見，天道運行剛健有為是《易傳》對天道的總體認識和根本看法。

　　《周易》常常推天道以明人事，“《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2]（P194）。故《大象傳》言天道運行剛健有為之后緊隨“君子以自強不息”之語。在先秦古語中，“健”與“強”意近可通。如《戰國策·秦策二》：“楚客來使者多健。”高誘注：“健者，強也。”[3]（P157）由是言人道之“自強”就與言天道之“健”形成了彼此呼應。《大象傳》用“以”字聯結“天行健”與“自強不息”，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貫通天人的體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即言天道永遠處于周流不息、運轉生化的過程中，因此君子也應該效法天道的剛健品格，發奮拼搏，積極進取，使有限的生命永不懈怠，獲得永恒價值。可見，《乾卦·象傳》中的“自強不息”實際上蘊含了兩個層次的內容。首先，強調人應當剛健有為，積極進取。其次，追求“日新”和“不息”，要求人們在進取的過程中時刻激勵自己永不懈怠，不斷推陳出新。除《乾卦》外，《大畜卦·彖傳》亦言：“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1]（P40）《系辭上傳》則云：“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1]（P78）可見，這種積極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在《周易》中是一以貫之的。

　　應該說，從《周易·乾卦·象傳》文字本身來看，“自強不息”最初是以天道來比喻人道，推明人事，要求君子效法天道，強健有為，體現了《周易》天人合一的思想基調。就人事本身而言，個體自身的強健有為、持之以恒，也符合仁人志士實現自我生命價值的期許。于是，“自強不息”精神在此后千百年中始終得到人們的傳承、傳揚，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融通與發展：先秦諸子與“自強不息”

　　眾所周知，《易傳》的成書過程相當復雜，并非成于一人或一家之手，亦非成于一時。目前，學術界傾向于認為，《易傳》大約是春秋戰國時期由眾多治《易》學者漸次完成的。而當時正是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時代，《易傳》在誕生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會與諸子百家各種思想學說之間相互關聯、相互融通[4]（P16-107）。因此，《周易》中“自強不息”的精神內核也藉由各家各派獨特的話語體系呈現出千姿百態的生命活力，各家各派的學者在或隱或顯、或多或少、自覺不自覺地踐行著“自強不息”精神。

　　《周易》經傳與孔子和儒家關系密切。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5]（P2334）《仲尼弟子列傳》中亦有商瞿等人傳《易》的記載。班固《漢書》中的《儒林傳》《藝文志》也有類似記述。漢唐時期的學者大都直接認定孔子作《易傳》，“自強不息”自然也就是孔子之言了。但結合宋代歐陽修以來的相關考辨來看，確實又難以直接將“自強不息”一語的著作權歸于孔子。不過，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易傳》中蘊涵的豐富哲理，確實與孔子和儒家倡導的價值理想有更多契合或相通之處。今本《論語》未見“自強不息”之語，但由其中多處文字可見對該精神內涵的具體詮釋。比如，孔子在論說儒家最重要的理念之一“仁”時，指出“剛、毅、木、訥近仁”[6]（P548），這正合于《乾卦》所體現的天道之“健”、人道之“強”，表現出《易傳》與儒家學派在核心思想層面上的相互融通。在治學方面，孔子提倡“學而不厭，誨人不倦”[6]（P254），并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6]（P270）明其志趣之所在，強調治學之要不僅在于發憤進取，還應持之以恒，不可倦怠，從一個側面對“自強不息”精神作了進一步具體詮釋。

　　由于孔子的言傳身教，孔門后學和儒家學派一直秉持與“自強不息”相一致的精神品格。如《中庸》有言：“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7]（P1626）也就是說，真正的君子應當做到不論國家是否有道，都能秉持初心，至死不渝，才是真正的“強者”。孟子主張人無論在任何處境下都不應失去本心，并舉舜、傅說、管仲、孫叔敖等人之例，稱贊他們面對逆境能夠“動心忍性”[8]（P864）。他還充分肯定“大丈夫”精神，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8]（P450）。荀子也有類似的思想主張：“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剛強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9]（P41-42）。不論順從或是剛強時，都要不卑不亢，可謂“自強”；同時還能“篤志而體”[9]（P33），篤行道德修養的規定，可謂“不息”。不難看出，儒家對君子人格的規定、規范與“自強不息”的內在精神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

　　春秋戰國時期，除了儒家，其他諸家與《易傳》的成書也都存在某種關聯，甚至對《易傳》成書有所影響。就“自強不息”而言，雖未發現他們有明確的相同表述或直接詮釋，但與其相近的思想理念或價值取向在道家、墨家、法家等各家那里也并不鮮見。例如，老子盡管一再強調“柔弱勝剛強”[10]（P89），其主旨思想也側重于“守靜”和“無為”，但其根本目的還是要有所“為”、有所進取，《老子》第三十三章所謂“強行者有志”[10]（P84）即是顯證。莊子雖以法天貴真、豁達逍遙見稱，但同樣亦有“圖南”[11]（P2）之志。惟其如此，班固《漢書·藝文志》有言：“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12]（P1732）墨家主張“君子力事日強，愿欲日逾，設壯日盛”[13]（P11），也是敦促人們知曉銳意進取則“日強”，安于嗜欲則會日漸茍且。法家強調事功進取，其中對君王治術也多有涉及：“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14]（P30）這是要求君王以各種手段激勵臣下，從而達到長治久安。兵家關注軍爭，軍事力量的強弱又是決定戰爭勝敗的關鍵因素，因而兵家自然也就少不了闡釋“自強”的話語。例如，《孫子·九地》言“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15]（P261），也就是說在必要的情況下，將領應該果斷決策，背水一戰，從而激勵、激發官兵沖鋒陷陣、不怕犧牲的勇氣和決心。

　　可以說，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深刻影響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學術思想的發展，也為《周易》中“自強不息”的歷史語境和學術詮釋奠定了基調。在這個時代，“自強不息”通常被詮釋成個人處世堅忍不拔、迎難而上的思想品格，《周易》中“法天則地”的思想傾向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個人品格層面的意義得到進一步突出，而這又進一步凸顯了西周以來“人文精神的悅動”[16]（P13），凸顯了從敬重天命到關注人事的歷史轉變[17]（P279-299）。

　　三、解經與踐行：漢唐經學與“自強不息”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隨后為了加強思想控制，下令焚燒天下“無用”之書。但在此過程中，秦始皇卻對《周易》網開一面。這一方面是由于《周易》具有卜筮之書的性質，而不在所焚“《詩》《書》、百家語”[5]（P322）之列，但另一方面同樣不可忽視，那就是《周易》的思想內涵不僅有助于秦始皇治國理政，同時也與其政治性格頗為契合，“自強不息”就是其中的重要內容。賈誼《過秦論》提及秦始皇“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18]（P2）云云，也體現了秦始皇孜孜不倦、奮勵威猛、建立功業的開拓精神。此外，秦始皇還將這種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之中，史載當時“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5]（P258）。有學者據此做過估算，認為秦始皇每日批閱公文的總字數高達三十余萬字[19]。可見秦始皇雖貴為皇帝，但仍事必躬親，從不懈怠。我們認為，這正是秦始皇將《周易》“自強不息”精神融入治國理政思想和實踐的寫照。

　　時至漢代，在經歷了一段黃老治國、休養生息之后，漢武帝重新振作起漢家天子的威嚴，在思想方面重用董仲舒等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學成為正統官學。而此時的儒學在經歷了董仲舒等人的改造之后，呈現出全新的面貌，陰陽、五行等思想進一步受到重視，“天人感應”學說亦大行其道。受其影響，易學的象數色彩逐漸凸顯，“自強不息”開始與天人感應結合起來。如東漢名臣黃瓊在勸諫漢順帝行籍田禮時便以此說理：

　　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20]（P2034-2035）

　　當時時令錯逆，黃瓊勸順帝行籍田禮以解之，試圖以人事順應天時，消除氣候異常造成的不利影響。再如張衡撰《思玄賦》，提及自己在遭遇困境時曾猶豫不決，后來通過占卜得到了“勔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峣崢”[20]（P1918）的啟示。這些都或多或少地體現出兩漢時期象數易學影響下，人們對“自強不息”的理解方式。

　　至于漢代經師如何理解《周易》的“自強不息”，由于史料闕如，大都不得而知，現存文獻中最早的“自強不息”的注解者是東漢末年的虞翻。他說：

　　“君子”謂三，乾健故“強”。天一日一夜過周一度，故“自強不息”。[25]（P38）

　　“三”指“三才”中的人道，“天一日一夜過周一度”指當時人對天象的認識，將一年分為“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太陽“日行一度”即一天[21]（P348）。顯而易見，虞翻的注解依然遵循了漢代象數易學的路數，以天人關系的視角，認為君子應當效法天道剛健不怠、太陽運動不息的精神，如此才能體現天道之乾健。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作對《乾卦·象傳》原本思路的延續和傳承。

　　隨著三國魏王弼解《易》“盡黜象數，說以老莊”[22]（P1），從“天人感應”角度來理解“自強不息”的詮釋方法逐漸式微。盡管王弼對“自強不息”沒有專門的注解，但從此后的記載中可以看出，“自強不息”常常被用來鼓勵人們刻苦學習，勤于政事。早在東漢末年，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就已經開始將“自強不息”與勤奮學習聯系在一起。他在《中論·治學》中說：

　　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為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23]（P9）

　　可見，徐幹認為“立志”是治學的出發點，立志之后勤于治學則是“自強不息”的具體表現。到了晉朝，“自強不息”開始與勤政聯系在一起。如潘岳在赴任長安令途中作賦明志，其中便以“勵疲鈍以臨朝，勖自強而不息”[24]（P458）自勵。易學家干寶則以圣賢好學、勤政的事跡來綜合解釋“自強不息”，指出：“凡勉強以進德，不必須在位也。故堯舜一日萬機，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終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強不息’矣。”[25]（P38）另外，在論述具體人物事跡時，亦體現了“自強不息”與勤奮態度之間的關系。例如，《世說新語·政事》記述東晉名臣陶侃為官“勤于事”，劉孝標注引《晉陽秋》謂陶侃“勤而整，自強不息”[26]（P212）。由此可見，“自強不息”已經逐漸被賦予了經文之外的現實人生方面的含義。

　　值得注意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割據政權林立，政局動蕩不安，但同時也造就了思想文化上的開放與多元，文人對于“自強不息”的詮釋亦呈現出多樣化趨勢。如劉孝標撰《辯命論》，其中有言：“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24]（P2358—2359）此文雖頗多天命論、宿命論的色彩，但作者還是鼓勵人們在道德修養方面“自強不息”，行仁義之事從而獲得善報、福報。不過，在大部分語境下，“自強不息”還是“勤奮”的代名詞，故而唐代白居易在編纂《白氏六帖事類集》時，將匡衡“鑿壁偷光”、倪寬“帶經而鋤”等事例收入“自強”條目之中[27]（P42）。此舉無疑是對“自強不息”精神內涵的進一步拓展和豐富。

　　在官方學術方面，孔穎達賡續王弼以來義理派的思路，將三國魏王弼注與晉韓康伯注合為完整的《周易注》，并詳加疏解，撰成《周易正義》，其中對“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作了系統解釋：

　　“天行健”者，謂天體之行，晝夜不息，周而復始，無時虧退，故云“天行健”。此謂天之自然之象。“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強勉力，不有止息。[1]（P14）

　　孔穎達以天體運行比附天道剛健的說法，指出人們應當以此卦象勉勵自己，“不有止息”。此說融會了兩漢以來象數、義理兩派的解釋思路，重申《易傳》“法象天地”“擬諸形容”的思維模式，將天地之道貫穿在人事當中。這種解釋方法也奠定了后世對“自強不息”的詮釋基調。

　　此外，唐代是儒、道、佛三教合流的重要時期，《周易》的學術地位及文本特性使其成為各家各派相互融合的媒介。唐末杜光庭融會儒道，推崇唐玄宗御注《道德經》，并對其進行疏解，在解釋“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時說：“天之清也，積氣于上，體乎純陽，運動不息，剛健而文明，故次于道也。”[28]（P197）明顯是化用“自強不息”在天道層面所體現出的精神內涵。

　　當時的佛教經典中亦屢見以“自強不息”解經的例子。如清涼澄觀在《華嚴大疏鈔》中以“自強不息”解釋“希有勇健”：“謂乾者剛健之象，君子當法天剛健，故自強進德不休息也。今借用之明佛勇猛，自勵策修練磨其心，得成正覺為勇健耳。”[29]（P283）還有釋智脫言：“見身有疾，自強不息，猶事法筵。”[30]（P324）這些均是以“自強不息”來闡釋、說明勤修佛法之事。由此可以看出，《周易》“自強不息”的思想內涵在進一步擴大、擴展。

　　漢唐時期是儒學官學化的重要發展階段，儒家經典已經居于獨尊地位，《周易》也得到社會各界的特別重視和廣泛傳播。“自強不息”作為其中重要的思想話語，也開始被人們屢屢引述或注釋，成為不少學者、官吏自勉自勵的座右銘。“自強不息”精神在這一過程中不斷被賦予新的時代特征和現實意義，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三教合一思想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

　　四、“人事”與“天理”：宋明學風與“自強不息”

　　陳寅恪曾經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31]（P277）與中國文化的演進同步，易學研究和傳播到了宋代也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象數派和義理派均有較大的發展。官學層面，唐代孔穎達對“自強不息”的理解占據了主流地位，但是在疑經變古思潮的影響下，民間各家學者異說紛呈，對“自強不息”的解釋也表現出眾流奔騰之態勢。在此影響下，歐陽修指出，對于“自強不息”的解釋，“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他認為圣人取乾象為天，“而嫌其執于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32]（P1107）。由此可見歐陽修在易學上重人事而輕天道的學術傾向[33]（P155-156）。北宋中后期，隨著冗官、冗兵、冗費的弊病逐漸暴露，慶歷新政以來士大夫除弊革新的訴求愈加強烈，到熙寧年間更促成了重大的變法運動。處于政治漩渦中心的政治家在思想層面上亦反映出注重人事的傾向。例如，王安石說“君子之道始于自強不息”[34]（P687），司馬光言“君子進德修業，自強不息也”[35]（P17），蘇軾亦曰“君子莊敬曰強”[36]（P6）。上述三人在政治立場上分屬三派，政見不同，但就思想傾向而言，他們都是在謀求政治上革故鼎新，學術上輕天重人，而這些又與與“自強不息”精神相契合。

　　作為熙寧變法中保守力量的重要代表，程顥、程頤兄弟雖然在北宋政壇不甚得意，但由他們開創的理學卻成為了中國思想發展史上最重要的環節之一，故而理學一脈對“自強不息”的詮釋值得重視。程頤說：

　　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圣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之健也。[37]（P4）

　　雖然程頤此處亦講天道運行，但與漢唐以來偏向自然法則的天道大不相同。在他看來，天道“覆育”萬物體現出了生物之“德”，君子修德應當“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及至南宋，朱熹繼承、賡續了這一思想，其《周易本義》曰：“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復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38]（P34）朱熹在繼承孔穎達觀點的基礎上，結合程頤之學，以天道運行不息為“天德之剛”，將“自強不息”上升到了不能被“人欲”所影響的“天理”層面。可見，朱熹之說是對以往“自強不息”理論的進一步總結。在朱子學被定為正統官學之后，這一解釋產生了深遠影響。至明代，來知德承襲了朱熹之說，并作了進一步闡發：

　　自強者，一念一事莫非天德之剛也。息者，間以人欲也。天理周流，人欲退聽，故自強不息。若少有一毫陰柔之私以間之，則息矣。“強”與“息”反，如“公”與“私”反。自強不息，猶云至公無私。[39]（P68）

　　他認為，“自強”之剛體現了天理周流不怠、至大至公，如果有一絲人欲摻雜其間，就做不到“不息”，而人欲中的自私自利就會凸顯。可見以“理”解《易》影響之深遠。當然，來知德將“自強不息”與至公無私、公而忘私的思想聯系在一起，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另外，宋明心學一脈走上了以“心”解《易》的理路，楊簡認為：

　　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者，即天行之健也。非天行之健在彼，而君子仿之于此也，天人未始不一也。孔子發憤忘食，學而不厭，孔子非取之外也，發憤乃孔子自發憤，學乃孔子自學，忘食不厭，即孔子之自強不息。[40]（P9）

　　在“天人未始不一”的前提下，“自強不息”并非人法天之剛健而行，而是天道在人心當中的流露，這是心學一脈的解釋方法，也與明末高僧智旭總結的“六十四卦《大象傳》，皆是約觀心釋”[41]（P209）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無怪乎清代四庫館臣評價道：“理者《易》之蘊，主理太過，使王宗傳、楊簡之說溢而旁出，而《易》入于釋氏。”[22]（P34-35）從中可見心學與佛學之間的相互會通和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以后士大夫“得君行道”意識逐漸強化，“自強不息”精神在延續漢唐以來治學、勤政的意義之外，又衍生出資政帝王的現實意義。如熙寧三年（1070），李常上奏宋神宗言：“《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王者之事也。”[42]（P31）以史證《易》的代表人物楊萬里在上書宋孝宗時，列舉周文王和唐太宗之例，激勵君主“自強不息”“勤而撫民”[43]（P2913）。再如紹興三十二年（1162）五月，宋金交戰中南宋略占優勢，宋高宗趙構卻因猶豫而逡巡不前，侍御史張震進言：“愿陛下體《乾》之健，自強不息。講內治之策，急內修之政。”[44]（P3371）勸諫高宗措意軍政，有所進取。諸如此類之言，屢見于明初所編《歷代名臣奏議》。該書所收奏議，上起商周，下至宋元，而其中出現“自強不息”的奏議大都集中在兩宋之際。

　　總之，作為中國易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宋明時期各家對“自強不息”的詮釋出現了新的面貌和趨向。受時局影響，士大夫對“自強不息”的認識更重人事，而另一方面，理學士大夫則進一步改造漢唐以來的儒家天道觀，通過“天理”解釋“自強不息”，奠定了后世解《易》的主流思路。此外，心學一脈異軍突起，楊簡通過“天人一體”的思想，使得“自強不息”成為人本心的流露，為儒家與佛教的進一步融合、會通打開了易學層面的重要窗口。

　　五、經世與圖存：清代以降對“自強不息”理解的轉變

　　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和文化思潮的演變，清代各個時期的學術又呈現出不同的特點。王國維曾總結道：“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45]（P618）易學的發展也大致呈現出這樣的特點。明清之際，王夫之繼承程朱以“天理”言易的大氣象，認為“君子以此至剛不柔之道，自克己私，盡體天理，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而造圣德之純也”。同時，他強調“自強”與“強人”之間應該有所區分，指出：“強者之強，強人者也；君子之強，自強者也。強人則競，自強則純。”[46]（P21）這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船山之學“經世致用”的主旨。

　　乾嘉之際，漢學名家輩出，碩果累累，而此時的宋學卻以其空談、空疏而遭到漢學家的猛烈批判，一度有式微之勢。漢學家在對“自強不息”的解釋上，將以《庸》釋《易》、《庸》《易》結合的做法進一步發揚光大。如惠棟以《中庸》“子路問強”章釋“自強不息”，在《周易述》中自注曰：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而強，即自強也。《易》備三才，至誠無息，所以參天地與。[47]（P260）

　　自疏云：

　　引《中庸》者，證自強之合于中和也。子路問強，夫子反詰之曰：抑而強與？而，女也。因告之曰：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是強有中和之義。君子法天之健，合于中和，即至誠之無息也。故又取三才之說以申之。[47]（P260）

　　基于此，惠棟引而伸之，為“自強”賦予了“中和”之義，認為君子法天道運行之剛健，使言行合于中和之道，即至誠無息，才能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強調《易》《庸》密切關系的學術傳統又被晚近以來的學者進一步發揮。如唐文治說：“《中庸》其準《周易》而作乎！”[48]（P1845）熊十力認為“《中庸》本演《易》之書。”[49]（P555）楊向奎則強調《中庸》完全可以納入《易傳》的行列而變作“十一翼”[50]。

　　道咸以降，清朝統治開始出現內外交困的局面，于內亦是民怨沸騰，于外列強環伺。這時的思想界、學術界，不論是漢學還是宋學，都無法有力第應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對此種情況，一些傳統官僚學者為維系王朝統治，強調變革迫在眉睫，于是洋務派、維新派相繼應運而生。其中，洋務派較早提出“自強”的口號，主張積極進取，通過“師夷之長技”來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馮桂芬就曾說過：“人自不如，尤可恥也，然可恥而有可為也。如恥之，莫如自強。”[51]（P48）“自強”一語還屢見于洋務派重要人物的奏章文字之中，如奕訢明確提出“治國之道，在乎自強”[52]（P1081），認為“探源之策，在于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53]（P2700）。曾國藩則指出，中國“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長處，我皆有之”[54]（P289）。李鴻章也說：“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55]（P313）。凡此種種，都可以看作是從經世致用角度對“自強”的解讀。

　　然而，洋務運動并未使清朝真正實現“中興”，走向富強，于是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開始呼吁進行制度、思想等方面的變革，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在“公車上書”后走上歷史舞臺。其實，康有為的自強思想在其學術研究中也早有反映。例如，在注解《中庸》“子路問強”章時，他就曾引述《周易》“自強不息”之語，指出：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若隱居求志，行義達道；窮達一轍，不以曲學阿世；遭亂際變，守節奉義；生死一致，不以患難易操。凡四者，皆大勇也，非血氣所能。孔子體之以教子路，為《中庸》之強。[56]（第五集P372）

　　康有為認為，“自強不息”之“強”與《中庸》之“強”意涵相同，居中履正，旁行不流，皆為人道自立之德。由其中“遭亂際變，守節奉義”一句不難看出明顯的時代痕跡和個人志向。此外，在《上海強學會后序》中，康有為還說：

　　然則天道無知，惟佑強者。《易》首系《乾》，以自強不息；《洪范》六極，弱居極下。蓋強弱勢也，雖圣人亦有不能不奉者歟！然則惟有自強而已。[56]（第二集P97）

　　在這里，康有為明確提出了“自強”的重要性，認為上天不佑弱者，只有自強，才能改變中國的衰弱局面。這里“天道無知，惟佑強者”的表述，應該也是受到了當時西方盛行的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說的某種影響。

　　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提倡的“自強”，與洋務派強調國家層面有所不同。維新派的“自強”站在民族主義的角度，主要強調個體精神上的覺醒，戊戌變法的重要人物譚嗣同就曾指出：“中國謀自強，益不容緩矣。名之曰‘自強’，則其責在己而不在人……合并其心力，專求自強于一己。”[57]（P382）譚嗣同認為，中國欲自強，首先國民人人當先自強，人人自強則中國自強。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提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58]（P224），表達的意思也相同。后來，梁啟超還把“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作為衡量是否是君子的首要標準。

　　隨著洋務運動、“百日維新”的相繼失敗，救亡圖存的重任落在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身上。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中國革命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孫中山“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勵”[59]（P13）的精神風貌，正是“自強不息”的集中體現。毛澤東在青年時期就非常看重自強和獨立，指出：“有身而不能自強，可以自強而故暴棄之，此食餒敗而立巖墻也，可惜孰甚焉！”[60]（P53）這種吃苦耐勞、自立自強的思想理念和人格精神，為他后來的思想升華和發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歷史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堅定的繼承者和弘揚者，而“自強不息”精神無疑就包括在其中。

　　六、結　語

　　在現存的中國古代典籍中，《周易》有著最為悠久的成書史、最為廣泛的傳播史，地位特殊。被儒家學者奉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對于儒學的重要性無需贅言。同時，《周易》“綜合百家、超越百家”的特點，更賦予它會通萬有的氣度，使它的傳承、傳播突破了家法、家派的藩籬，成為儒、道、佛各家共享的思想資源。此外，《周易》“卜筮之書”的特殊性質也使它打破了社會階層的限制，從而在朝野上下廣泛流傳。因此，稱《周易》是中國古代影響最為廣泛的經典文本，應該毫不為過。

　　縱觀古今，先秦時期人文精神躍動，諸子各家無不重視人事，因而將“自強不息”視作積極進取的精神體現。漢唐時期，受到儒、道、佛等不同學說的影響，學者們對其闡釋也逐漸趨于多樣性、多元化。至宋明理學，則注重從“理”的角度加以詮釋，這種詮釋路徑也深刻影響了后世對于“自強不息”的理解。清代以降，關于“自強不息”的理解和詮釋更是經歷了由傳統到近代的轉型。顯而易見，正是得益于歷代思潮特別是主流思潮的沾溉和影響，經過歷代學者的不斷詮釋和闡發，自強不息逐漸“演變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內涵，構成我國古代優秀傳統思想內容之一”[61]（P5）。

　　日往月來，時移世易。“自強不息”盡管走過了千百年的演進歷程，但其所承載的剛健有為、奮進不止的精神卻歷久彌新，始終感召和激勵著人們勇往直前。在中國歷史上，無數仁人志士從經典和歷史中汲取精神力量，為維護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大義凜然，仗義疏財，慷慨赴死，不斷譜寫著正氣歌，傳遞著正能量，高揚著主旋律。誠如魯迅所言：“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62]（P118）張豈之先生也曾指出：“自強不息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它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核，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起到了獨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63]（P100）進入新時代，各條戰線、各個領域涌現出來的勞動英雄、道德模范等，同樣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詮釋、傳承、發展著“自強不息”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重要講話中多次引用《周易》“自強不息”之語，強調“自強不息”精神的重要性，指出：“正是這種‘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變革和開放精神，使中華文明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綿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斷的燦爛文明。”[64]（P36）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個民族之所以偉大，根本就在于在任何困難和風險面前都從來不放棄、不退縮、不止步，百折不撓為自己的前途命運而奮斗。從5000多年文明發展的苦難輝煌中走來的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必將在新時代的偉大征程上一路向前，任何人任何勢力都不能阻擋中國人民實現更加美好生活的前進步伐！”[65]（P26）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66]。可以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自強不息”精神，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對“自強不息”的理解和詮釋。在新時代，我們應當繼續深入探討、認真研究“自強不息”思想的歷史發展及其規律和特點，從而有助于深化和拓展相關的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有助于更好地傳承和弘揚以“自強不息”精神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一步實現其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古老的中華文明不斷煥發出新的時代活力，使偉大的中華民族永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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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pretation of “Unremitting Self-improvement” in
Zhouyi Through All Previous Dynasties

ZHANG Tao
（China Institute of Yijing Cul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As a classic sentence that has gone through thousands of years, the phrase “Unremitting self-improvement”in Zhouyi has been endowed with new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long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Time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unremitting self-improvement” is to enlighten people and emphasize“unity of nature and man”, which is used by various schools to highlight it significance in personal character. During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such as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the interpretation of“unremitting self-improvement”tended to be diversified.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was based on “principles” and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later interpretation of“unremitting self-improvement”.Taking interpretation to “constantly striving to become” the history of the dynasties as clue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academic thought,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it will help to deepen and expand the relevant academic research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implication and modern values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t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unremitting self-improvement”；Zhouyi；interpretation；all previous dynas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