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該文通過對史志記載不詳的元末大足縣民韓法師白蓮教起義、稱“南朝趙王”、震驚朝廷等史實與韓法師墓的對比考察，實物與文獻相互印證，對韓法師的生平及主要事跡起了補闕、正誤的作用，可為歷史名人韓法師及白蓮教研究補充新資料。

　　關鍵詞：元末；白蓮教；韓法師起義；研究

　　韓法師，是元末早期（1336年八月十五日）白蓮教（也含明教）農民起義的杰出領袖，更早的元末農民起義，只有元泰定二年（1325）河南趙丑斯、郭菩薩起義。關于韓法師生平、事跡等，文獻記載極少。二十四史《元史·順帝紀》僅載至元三年（1337）夏四月辛卯（農歷四月二十一日）“合州大足縣民韓法師反”，自稱“南朝趙王”，五月壬戌（五月二十二日）“命四川省參知政事舉理等捕反賊韓法師”寥寥數語。另民國《巴縣志》載韓法師“焚銅梁雙山，銅梁縣君張文德捕殺百余人，其勢更熾”。新編《大足縣志》所載亦略，無新資料，言其“真名不存”，“相傳為今復隆鄉龐家井人”。本文以鄭圣謙《韓法師與鐵丘墳》調查材料為線索，從韓法師墓“鐵丘墳”及其所在地——大足縣復隆鎮龐家井著手，逐一考證，將其生平及主要事跡理出一個大概面目，以補史之闕、詳史之略、正史之誤。

一、關于“鐵丘墳”與《鐵墓尋蹤記》、《萬國才功德碑》

　　（一）“鐵丘墳”

　　韓法師墓約于1958～1959年“大躍進”時復隆龐家井農民挖土積熏土肥中發現并被毀，當事人尚健在。由其墓可證韓法師為龐家井人的傳說不誤。其墓俗稱“鐵丘墳”、“灶王墳”，未毀前有2米多高，占地60多平方米，橢圓形大土堆，頂部有鐵水澆鑄，不長草，呈鐵銹色。清雍正十年（1732）朝廷出于政治目的“鐵鑄其墳”而得名。同時于附近修觀音閣，內有碑記曰：“雍正壬子年春，有灶王幽靈作祟，蠱亂人心，皇帝詔命鐵鑄其墳，并修觀音閣以保一方清吉而福澤四井”（碑已不存，據1998年72歲老人謝澤孚口碑）。“灶王”實即韓法師，因其稱“南朝趙王”，當地人訛為“灶王”。“四井”指龐家井鹽井，因其地產井鹽，鹽業自古興旺，經濟繁榮，龐家井因之成為元代大足一大場鎮。因韓法師反元為中原漢族反對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起義，與清初漢人反對滿族統治類似，故有“鐵鑄其墳”之舉。

　　據當地退休村支部書記蔣國才及老船工蔣子高（1998年89歲）等人口碑：“大躍進”時，他們和謝萬中、徐樹彬等人親自挖過“鐵丘墳”，墓為石穴墓坑，無石室，用石板隔成兩棺，每棺有內碑，刻“法師韓蕤之墓”和“護壇文枸之墓”篆文，頂端都刻有“八卦太極圖形”，落款為“天統三年立”。天統三年（1365）為元末紅巾軍大夏國明玉珍年號，明玉珍原為西系紅巾軍徐壽輝部下，1363年于重慶稱王。其時大足正屬明玉珍大夏轄地。在白蓮教內，韓法師與劉福通為師兄弟，在明玉珍以前于重慶稱王并建都重慶，為明玉珍前輩，用大夏年號為韓法師立碑，勢所必然。石墓內有一部分骨頭和銹鐵片殘跡（可能為寶劍之類）。骨頭被扔到附近竹林，石頭有的被打爛，有的用來修面房安了基腳，面房后來改為村保管室。另據當地老鹽工宋慶良（1998年85歲）口碑：復隆鎮的采鹽工匠都頂敬文枸先師，據傳文枸是一位杰出的采鹽匠，又是韓法師的女婿，韓法師在龐家井辦“法壇”，文枸任“護法”，教徒眾習武，“文武全才”，“膽識過人”，起義后被封為“兵馬大元帥”，指揮義軍作戰，后在重慶“壺關”陣亡，韓法師領兵退出重慶。

　　從“鐵丘墳”可以得證：韓法師真名韓蕤，出生于今復隆鎮龐家井，為元末白蓮教“法師”，民間宗教首領，反元農民起義領袖，稱“南朝趙王”，清代猶“鐵鑄其墳”。其墓與“護壇”文枸兩棺合葬，各有墓碑，刻白蓮教標志符號“八卦太極圖”。墓內僅存尸骨及銹鐵片，亦可證其明教徒崇尚節儉，主張裸葬的風俗習慣。

　　（二）《鐵墓尋蹤記》與《萬國才功德碑》

　　《鐵墓尋蹤記》為清嘉慶年間王昌彥（傳說參加過舉人考試，或為秀才）所寫，是雍正十年“鐵鑄其墳”后對韓法師墓及其生平事跡較為可信的記述文字，他可能見過有關韓法師的碑文，惜今不存。民國時其子孫中有名王化南者曾于復隆鎮教私塾，將他認為王昌彥《鐵墓尋蹤記》中寫得精妙的句子常常在課后念給學生們聽。其健在的學生鄭圣謙，肖俊仁、曾朝俊、楊子均及其子王公篤等都還記得其中一些句子：

　　“法師性穎悟，善醫卜，壯歲流落中州，與福通共創法壇”。

　　“下五縣兩州，民眾壺漿相迎，據巴渝天險，蕤公受命稱王”。

　　“舉帥環攻渝都日緊，文枸扼守壺關敗亡”。

　　“再戰失利，勢迫而托五歲孤童，惡徒喪志，成仁惟破釜沉舟”。

　　“丙子舉旗，丁丑蒙難，五十有一，飲恨終天”。

　　韓法師天性聰穎，悟性高，長于醫技、占卜，正適合接近群眾。“壯歲”應為40歲左右，流落到河南鄭州一帶，與劉福通（1320～1366）共創白蓮教法壇，為師兄弟，堪稱元末白蓮教的祖師爺。

　　“五縣兩州”之“兩州”當指渝州、合州二州，“五縣”應有合州下轄銅梁、石照、定遠三縣及渝州所轄巴縣（佛圖關屬巴縣），另一縣不知為渝州（即重慶路）所轄江津縣還是南川縣，待考。韓法師弟子中又有傳檄忠夔者，則其已向忠州、夔門方向發展，有沿江而下，走出三峽，向全國發展之意，“其志不在小也”。“民眾壺漿相迎”，說明其為正義之師，仁義之師，受到老百姓的歡迎擁護。有五縣兩州，又據巴渝天險，于是稱“南朝趙王”。“舉帥”指四川行省參知政事舉理，他奉命鎮壓韓法師起義，“環攻渝都日緊”，說明舉理幾面包圍攻打韓法師都城所在地——渝州。“文枸扼守壺關敗亡”，指義軍兵馬大元帥文枸與舉理作戰失利，戰死疆場。“壺關”應為佛圖關，屬巴縣，乃重慶軍事要地，佛圖關一失，重慶（渝都）必破，與韓法師定都重慶的情況吻合。故不是什么“壺關縣”，因四川及重慶境內并無壺關縣，山西省有之，卻與韓法師無關。

　　“勢迫而托五歲孤童”，是說韓法師再戰失利，無法挽回局勢，只好托人送走自己5歲的兒子韓林，去找師弟劉福通，以圖日后東山再起，自己則破釜沉舟，與元兵決一死戰。

　　“丙子舉旗”是說韓法師于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丙子年）八月十五日起義。此可證《元史》之誤：《元史》記為至元三年四月起義并稱王，實為至元二年八月中秋起義，次年四月稱王，定都重慶。復隆鎮至今有民諺“丙子餅子，同殺韃子”流傳。“丁丑蒙難”指至元三年（1337）五月韓法師戰敗被俘犧牲。“五十有一”，說明韓法師犧牲時51歲，也就是說韓法師生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三年（1286），犧牲于元順帝至元三年（1337）五月，一生經歷了元朝所有皇帝的統治。

　　《萬國才功德碑》，是復隆鎮東南約3公里處萬家廟內所立碑，為萬國才的子孫于明正德二年（1507）立，今已不存。民國時，有教師茍文欽（川北人）在萬家廟內寄宿兩三年，曾錄有此碑文字并作過一些研究，碑文主要是歌頌萬國才一生功德，也旁及韓法師事跡。碑文記萬國才生于元延祐二年（1315），“一十有五，從師韓蕤”“忠勇無雙，百戰沙場”“至誠至孝，全節全忠，寬仁厚義，崇善潔行，廣濟民眾”“徒弟中惟公得師之道而傳其道，承師之業而授其業”。韓法師稱王后，他“奉命傳檄忠夔，途中聞變，慟哭三日，泣淚成血”。為報師恩，他“十載尋骸，終償夙愿，修墓立碑，略表寸心”。韓法師、文枸墓原來是萬國才天統三年（1365）所立，其碑文當然真實可信，惜碑已毀，無法得見。萬國才“八十有三，無疾而終”，則逝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其15歲入白蓮教，“奉命傳檄”時22歲，約于韓林兒建國（1355）后，40歲時開始尋韓法師尸骸，疑受命于小明王韓林兒與劉福通所為。天統三年終償宿愿，將韓法師及文枸尸骸歸葬故里復隆鎮龐家井，故有“十載尋骸”之說，“十載”并非虛指，當與韓林兒與劉福通大有淵源。次年韓林兒與劉福通被朱元璋沉溺江中而死，東系紅巾軍徹底失敗。墓碑上稱“法師”而不稱“趙王”，大約因當時大足屬明玉珍大夏國，明玉珍已于重慶稱王，韓蕤就只能稱“法師”了。萬國才亦當與韓林兒、劉福通、明玉珍等有聯系，或者韓法師被害于重慶，萬國才求助于明玉珍方能尋得尸骸，為其修墓立碑，并得到明玉珍支持。此外，大夏國丞相萬勝，與萬國才同姓，不知是否有更進一步的關系。從萬國才公開立碑來看，西系紅巾軍明玉珍仍然是尊韓蕤為白蓮教（明教）法師的。東系劉福通（韓蕤師弟）紅巾軍則尊韓蕤為“趙王”，東西兩支紅巾軍內部是有分歧的。韓法師的弟子中，惟萬國才“得師之道而傳其道，承師之業而授其業”，萬于明洪武三十一年才去世，可見萬國才于明初洪武年間仍然傳布白蓮教（含明教），這對后來明嘉靖年間縣人蔡伯貫興白蓮教起義不能說沒有影響。

二、韓法師起義與白蓮教

　　白蓮教屬民間宗教，也是中國流傳最廣、社會影響最大的民間宗教。它淵源于佛教凈土宗彌陀凈土法門，得名于慧遠白蓮社，產生于南宋初年。南宋高宗時吳郡昆山人茅子元創立了白蓮教，遭禁。孝宗時取消禁令，合法化發展。至元朝益見聲勢浩大，受元朝廷獎掖，長期是合法化、公開化的宗教，甚至還形成白蓮世家傳教，并不是人們想象的以下層勞動人民為基礎的民間秘密宗教，下層群眾在元代白蓮教不占主導地位。1308年元朝禁白蓮教，1311年開禁為合法，1322年又“禁白蓮佛事”，但未取締白蓮教，“夜聚曉散”，不過活動受到限制而已。韓法師與劉福通共創法壇，亦為合法組織，不過利用其合法性組織民眾起義而已，并非白蓮教就是非法的民間秘密宗教。以后至明代，均有白蓮世家，從明初起，因朱元璋禁令，白蓮教才真正成為民間秘密宗教。朱元璋本為白蓮教、明教教徒，出身農民起義軍，對白蓮教有深刻的了解，為鞏固其統治，堅決禁止白蓮教傳播。

　　韓法師利用白蓮教的合法性，實則傳布明教，這也是劉福通、韓山童東系紅巾軍，彭和尚、徐壽輝（明玉珍為其部下）西系紅巾軍與韓法師的內在淵源。紅巾軍稱白蓮教徒，實則為明教徒。如明玉珍，原姓閔，與元將哈林都戰，為流矢傷右目，人稱閔瞎子，因信奉明教，改姓明。后于重慶稱王，建大夏國，“禁釋道，特奉彌勒”。吳晗曾說：韓氏父子自號大小明王出世。另一系統據巴蜀之明玉珍初不姓明，亦改姓為明以實之。朱元璋承大小明王之后，亦建國曰大明。韓山童父子為明教首領，號明王，朱元璋為明教徒，建國號亦定為“明”。他后來懲治貪官污吏，幾乎到了殘酷的地步，大約也與明教崇尚節儉有關。明教歷代均受到統治者禁令，是“由摩尼教發展而成的民間秘密宗教組織。混合有道教、佛教等成分。五代、宋元農民起義常利用為組織的工具。尊張角為教祖，敬摩尼為光明之神，并崇拜日月。教徒服色尚白，提倡素食、戒酒、裸葬；講究團結互助，稱為一家；認為世上光明力量終必戰勝黑暗力量”。明教信奉彌勒，明玉珍部將鄒興于重慶南岸彈子石所造明教彌勒像，至今猶存。北宋方臘起義等均以明教力量為骨干。經五代至宋、元、明，明教名稱猶在，以后融入白蓮教，其名不存。明教崇尚節儉，從韓法師墓可證。即使是大夏國主明玉珍，其墓亦形制卑小，石穴墓坑，不具帝王陵墓規模，這是明教戒律約束所致。明教徒主張裸葬，“死則不用棺槨衣衾”，僅以布囊盛尸入葬。

　　韓法師是元末利用白蓮教的合法性及其與明教教義相通（都崇奉彌勒）來傳布明教，并利用“反元復宋”力量組織農民起義的早期杰出民間宗教領袖，農民起義首領。在明教中地位較高，僅次于明教教主，與劉福通為師兄弟。明教被統治階級誣為“魔教”、“吃菜事魔”，故其借助于白蓮教掩護。同時，這也使白蓮教逐漸脫離與封建皇朝的關系，性質逐漸發生變化，明清時完全成為農民起義的工具，韓法師可以說是這一轉折的早期關鍵人物。從韓法師起義直至后來紅巾軍首領朱元璋稱帝，建立明朝，均由明教引起。朱元璋不但以“明”為國號，甚至還以明教“崇尚節儉”的思想來治國。韓山童、劉福通紅巾軍起義利用“反元復宋”思想，打“趙宋”旗號，以號召民眾，實源于韓法師。“韓法師，詭稱神人授以妖術，擁眾作亂，稱南朝趙王，以海內咸不忘趙宋也”。從此以后，明教領導的紅巾軍起義，多以“宋”為旗號，甚至建為國號。韓法師為元末農民起義軍最早打“趙宋”旗號者，假皇權以自重，符合當時形勢需要，如陳勝、吳廣借“楚”興兵一樣，便于最大限度發動、團結廣大群眾，結成統一戰線，打擊共同的敵人。以后劉福通擁戴“小明王”韓林兒所建政權，國號“宋”，成為紅巾軍共同擁戴的討元總盟所在。“起兵叛元者遙附之”。徐壽輝、明玉珍、朱元璋等都以復興宋室相號召，大率“以復興亡宋為辭”。這在《元史·順帝紀》、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葉子奇《靜齋文集》、高岱《鴻猷錄·宋事始末》、何喬遠《名山藏·天因記》等文獻中均有相關記載。《罪惟錄·明玉真傳》有明玉真（珍）攻重慶時“分兵半以糧還汴，留其半攻重慶”。汴即汴梁，劉福通正攻下迎韓林兒遷都于此，擬大舉北伐。西系紅巾軍運糧草支援總部，說明紅巾軍是有統一組織領導，有統一旗號的，明教徒是服從小明王號令的。據復隆鎮民間傳說，韓法師內弟名“趙莽子”，則韓法師妻子姓趙，與宋朝宗室或有淵源。白蓮教、明教、“反元復宋”力量的匯合，為了反抗元朝的殘暴統治，揭竿而起，勢在必然。加之韓法師40歲左右“流落中州”，創法壇，正是元泰定三年（1326）左右，也是1325年河南趙丑斯、郭菩薩起義，倡言“彌勒佛當有天下”（以此推之，趙、郭2人當為彌勒教徒），被元兵鎮壓后不久，韓法師或與之有關，而又回到大足龐家井，經過周密組織準備，于1336年八月十五日起義，1337年四月稱“南朝趙王”，以驅除元朝統治者，解救天下民眾為己任。以后韓法師師弟劉福通，為組織起義，充分利用“反元復宋”思潮，說韓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孫（因帝昺入日本），生海外得還，當主中國。向群眾宣傳起義的理由，均不失為一種策略。

　　按《元史》所載，韓法師于1337年四月起義，稱“南朝趙王”于重慶，五月被鎮壓。實與情理不合：其一，義軍一起義便稱王，沒有軍事、人力、財力，如何可能？最初起義之地應為龐家井，而稱王卻是在重慶，不合。其二，歷代農民起義或王朝更迭，都是有一定實力者才公開稱王，以后建國號，立都，建元紀年，這是有一整套嚴格的程序的，并非率意所為。韓法師亦不能例外。其三，如果四月稱王，一月之間要“下五縣兩州”，還要準備“稱王”事宜，時間上也來不及。按《鐵墓尋蹤記》所言為1336年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可能更符合情理。經過七八個月征戰，“下五縣兩州”，“據巴渝天險”，第二年四月，已具備一定實力，始稱“南朝趙王”，這才引起元朝統治者恐慌，派四川參知政事舉理帶兵殘酷鎮壓，五月撲滅起義烈火。韓法師起義堅持9個月而失敗。龐家井民間傳說，韓法師組織起義，利用中秋節吃月餅，親友間送月餅的習俗，在月餅中夾遞紙條，巧妙避開元兵檢查，傳遞信息，相約起義，號召人民“八月十五殺韃子”。至今當地還有“丙子餅子，同殺韃子”的民間諺語。其起義準確時間應為元順帝至元二年八月十五日中秋節。有謂元末紅巾軍起義，始以月餅夾遞紙條號召群眾“八月十五殺韃子”，誤，此當源于韓法師起義，比紅巾軍起義早15年。紅巾軍或許也用了此種方法，因韓法師、劉福通本系師兄弟。

三、“皂王”“灶王”辨

　　魏嵩山《元末劉福通等起義經過與最初起義之地考實》認為劉福通故里白鹿莊為紅巾軍最初起義誓師之地，在今安徽界首縣皂廟鎮。而“皂廟”的得名，當地傳說是鎮上有廟，“因為廟內供奉皂王爺，是一黑臉大漢，劉福通于此誓師起義，他負責主持炊務，因能保證伙食的及時供應，受到起義軍將士的尊敬，不幸在隨軍進攻沈丘城戰斗中犧牲，未能留下姓名。為表達起義將士對他的懷念，表彰其功績，劉福通遂決于花園內建廟祭祀，并決定以誓師起義之日農歷四月十二日為祭奠日。因皂乃黑意，皂王爺為黑臉，故名皂廟，又名皂爺廟”。“至今雖皂廟久圮，祭奠日期卻歷數百年而不衰。每逢會期，界首四周數百里內民眾群集界首，城內人山人海，熱鬧非常，除進行農副產品交易外，亦與懷念‘皂王爺’有關。”以上“皂廟”得名之傳說雖然不稽，卻是一重要線索，沿此蛛絲馬跡，撥開歷史的迷霧，不難見其真相。按理“皂王”生前不過軍中一伙夫，就算有功勞，也還上升不到立廟祭祀的程度，所以，劉福通為“皂王”立廟之說太過牽強，明顯不合情理。實際上，“皂王”乃是同音致訛，當為“趙王”，為反元先驅韓法師（韓蕤）立廟祭祀，這才是事實的真相，不過群眾不知，以訛傳訛罷了。即使劉福通為伙夫立廟也達不到稱王的程度，不會稱“皂王”；如果僅僅是表彰紀念一伙夫，劉福通也用不著在自己花園內立廟，應大張旗鼓在外面立廟才對；廟立在劉氏花園，說明其人與劉福通有深厚私人感情，連劉福通這樣的明教首領，農民起義領袖也傾心敬重他，稱“趙王”，每年四月十二日祭奠他。如此之人，舍韓法師其誰！如為韓山童，山童并未稱“趙王”。從其祭奠日期推測，四月十二日當為韓法師生日。劉福通將祭奠日子定在四月十二日，是為紀念韓法師及其領導的農民起義，有特殊的含義。四月二十一日為韓法師稱王之日，卻未定為祭日，四月十二日為韓法師生日是大致無誤的。考之古今廟祭通例，如孔廟、關公、城隍、忠孝、鄉賢等均于其生日祭祀。所以，“皂王廟”的傳說雖然無據，而一旦弄清了“皂王”乃是“趙王”，則其祭奠日期又可證為韓法師生日。

　　以上同音致訛的情況并非孤例，復隆鎮龐家井人稱“鐵丘墳”為“灶王墳”，稱韓法師為“灶王”，亦為同音致訛，將“趙”訛為“灶”，此已由其碑證實無誤。界首則將“趙”訛為“皂”，屬同一情況。不過，安徽界首皂廟鎮卻因之與重慶市大足縣復隆鎮有了歷史的聯系。

四、韓林兒謎案

　　清人王昌彥《鐵墓尋蹤記》記韓法師與元軍決戰失利后，“勢迫而托五歲孤童”。當地民間傳說韓法師當年（1337年五月）托其內弟“趙莽子”（也是其徒弟）帶上5歲的兒子韓林（其母姓趙，趙莽子為其舅父）到中原去找師弟劉福通，以圖日后有所作為。巧合的是，韓山童之子名韓林兒，與韓林僅一字之差，而這個“兒”字又可能是一兒化音（長輩對晚輩的愛稱往往于名字末尾加一兒化音）。加上韓山童又被說成是宋徽宗八世孫，也有趙姓淵源，韓林與韓林兒是否同一人，值得研究。不過，六百多年來，此已成歷史謎案，兩種可能性都存在。有關韓林兒的文獻資料均言其紅巾軍起義后事跡，直稱其父為山童。而韓林被送到劉福通處較早（比紅巾軍起義早14年），韓法師已犧牲，其5歲時已過繼給山童為子不能說沒有可能。如果韓林兒就是當年的韓林，則1337年5歲，1351年劉福通紅巾軍起義時19歲，1355年建宋國（國號為 “宋”，當與趙宋及韓法師稱“南朝趙王”有關），定都亳州時23歲，這與文獻記載也并無矛盾之處。邵遠平《元史類編·韓林兒傳》載：“韓林兒，真定欒城人，父山童，自其先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走海外得還，當為中國主……以紅巾為號，官兵捕之急，山童被擒……福通自碭山夾河，求得林兒，立為帝，又號小明王，都亳州，號宋，改元龍鳳”。查繼佐《罪惟錄·韓林兒傳》言“縣官捕山童殺之，其妻楊氏與林兒遁走武安山中……福通乃至碭山夾河求得林兒歸，立為帝，軍中群呼明王，都亳州，國號宋，建元龍鳳……凡起兵叛元者遙附之”。文獻資料均未言及1351年紅巾軍起義前韓林兒事，而韓林5歲即到劉福通處，福通住地花園又為韓法師立廟祭祀，每年四月十二日祭奠，是否為掩人耳目而將韓林直接說成是韓山童之子呢？韓山童與韓蕤同姓，是否又有更深一層的關系呢？待考。

五、關于龐家井鎮——韓法師出生地及最初起義之地

　　復隆鎮龐家井，本井鹽產地，附近另有潘家灘井，鄢家井等鹽井，還有鹽井河。韓法師“鐵丘墳”所在地，當地俗稱“鎮子屋基”，是今復隆鎮新街與老街之間一大片肥沃的黑土地，約2萬多平方米，為瀨溪河與一小支流交匯處沖積灘。黑褐色肥土下全是瓦礫、碎石，是有名的“復隆大蘿卜”產地。唐、宋、明、清，大足都有產鹽的歷史記載，龐家井在元代也應是一著名鹽井，因產鹽而逐步興為場鎮，為元代大足一處興旺的手工業場鎮。清代尚有碑記稱“岸頭，原有古鎮，毀于元末兵燹”。龐家井鎮為韓法師出生地，也是其最初起義誓師之地，韓法師“兵馬大元帥”文枸是杰出的采鹽匠，其隊伍中亦當有大量鹽民。渝州戰敗后，沿銅梁退回大足，很可能最后回到龐家井鎮，被元兵殘酷鎮壓，繁榮古鎮毀于元兵燒殺，這才形成今天肥沃的土地下卻全是瓦礫，碎石的狀況。因為焚燒后有機肥的增加，土質的變化，造成此處所種蘿卜個大、化渣、味道好，為全縣之冠。四川南充等地曾來購種，種出無此效果。

六、關于韓法師生平的結論

　　韓法師（1286年四月十二日～1337年五月），名蕤，生于元朝四川合州大足縣龐家井（今復隆鎮），元末白蓮教著名首領，明教“法師”，農民起義軍領袖。人稱“韓法師”而不名，為紅巾軍首領劉福通師兄，早年“流落中州”與劉福通共創法壇，借醫卜傳教，以復興“趙宋”相號召。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八月十五日中秋節于龐家井揭竿起義（以月餅夾遞紙條傳遞信息，避過元兵檢查），隨后“下五縣兩州”，“民眾壺漿相迎”，聲勢浩大。至元三年（1337）四月二十一日于重慶稱“南朝趙王”，“據巴渝天險”，欲走出三峽，推翻元朝統治。五月，被四川省參知政事舉理帶兵殘酷鎮壓，韓法師被俘犧牲。其妻趙氏。法師就義前將其子韓林托內弟趙莽子送往師弟劉福通處。劉福通又于自己住地白鹿莊花園（今安徽界首皂廟鎮）設“趙王廟”祭祀，每年四月十二日祭奠。法師有女1人，女婿文枸為義軍“兵馬大元帥”，明教法壇“護壇”，后于壺關與元兵作戰失敗陣亡。韓法師在元末紅巾軍農民大起義之前領導了一場大規模的、有組織、有準備、有直接政治目的，影響深遠、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充分利用了白蓮教、明教及“反元復宋”力量發動人民群眾參與，大大震驚了元朝統治者。清朝統治者猶“鐵鑄其墳”，控制人們思想，壓制反清意識。在中國農民起義史、民間宗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以上于《元史》，可補其闕，詳其略，正其誤，更可補地方史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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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2008年大眾文藝出版社《七寶山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