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將深化醫改和慢病預防作為“健康中國”核心，將人民健康視為重中之重。作為跨學科領域，醫療口述和敘事醫學旨在醫療領域充分挖掘個體的敘事能力，在患者、醫生與社會之間努力建立關聯和歸屬關系，使患者獲得良好就醫體驗，醫生獲得職業滿足感，同時為醫療歷史的保存和醫學人文的落地打下基礎。近年來，醫療口述史研究領域不斷拓寬，敘事醫學接受度穩步提升，研究隊伍和相關成果日漸形成。然而，醫療口述和敘事醫學如何記錄中國獨特的醫學歷史、適應中國獨特的醫療環境，仍是其面對的挑戰。

　　2021年11月27日，由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和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口述人文工作室共同主辦的“醫療口述與敘事醫學：跨學科的對話與交流”暨第三屆“醫療、疾病與中國社會”學術論壇在上海師范大學光啟國際學者中心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就醫療口述和敘事醫學的價值、國內外發展現狀、今后的努力方向等方面展開充分交流。

　　兼具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醫療口述和敘事醫學，已經日益被全球醫學和社科領域關注。作為兩個新興領域，國內學界對醫療口述和敘事醫學的認識尚處于各自為政階段。主旨發言環節，主辦方邀請了在國內口述史和醫學人文領域頗有建樹的專家展開主旨報告。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楊祥銀和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副研究員蔣育紅、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主任醫師高虹，從理論層面分別介紹了國內外醫療口述史和敘事醫學的研究現狀、前沿問題。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李化成則介紹了目前國內規模較大的“中國鄉間醫人、醫事、醫史口述史調研計劃”。顯然，從主旨報告來看，盡管理論和實踐層面還不能完全對標，但當下國內學界已經積極關注和回應全球醫療口述和敘事醫學領域的發展。

　　敘事醫學是“由敘事能力所實踐的醫學”，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麗塔·卡倫（Rita Charon）在2001年提出，是對“以醫生為中心”的傳統西方醫療的反思。在中國，敘事醫學已經在一些醫院的臨床工作和文化建設中得到重視。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黨委副書記岑玨和畢業后醫學教育辦公室副主任王道珍介紹了該院的敘事醫學倫理實踐；上海臨汾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醫生倪靜介紹該院安寧療護中的敘事醫學運用。顯然，無論是大醫院，還是小病房，通過敘事醫學實踐，都能更好地實現為患者服務。上海健康醫學院副教授葉熊結合教學實踐，指出實踐敘事醫學對患者，有改善治療依從性，提高生活質量和診治效果的價值；對醫者，有增加職業獲得感和幸福感、減少職業倦怠的價值；對醫學生，有增強溝通和共情能力的價值。首都醫科大學副教授孫詠莉則更強調通過醫學人文讀本閱讀、平行病歷撰寫和建立患者手冊三種敘事文本，培養和增強醫學生的核心敘事能力——共情能力與反思能力，使其順利地從醫學生向一名具有醫學人文精神的臨床醫生過渡。顯然，基于其人文特質，敘事醫學已經成為國內建設醫院文化、深化醫生培養、優化醫患關系的重要助力。當然，與會專家也提到了敘事醫學的發展困境，主要在于理論推廣和價值認識的不足、實踐所需時間的不足及激勵機制的不足。

　　相比敘事醫學，醫療口述史在中國社會有著更長的實踐經驗?？谑鍪肥且运鸭谑鍪番F場和使用口頭史料來研究歷史的一種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種歷史研究方法學科分支。近年來，口述史作為公共史學研究方向，逐步從象牙塔走向社會，醫療口述史作為其中重要分支，也逐漸進入大眾視野。會議中，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肖馥蓮介紹了正在開展的以建國初期上海第一醫學院西遷人員為對象的口述項目；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檔案館助理館員劉楠介紹了基于上海第二醫學院援藏畢業生為對象的口述項目；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宣傳文明辦主任王懿輝以醫院院史口述為對象提出醫療口述史對于醫院文化建設的意義和策略；廣東新南方中醫研究院研究員梁翹楚通過對“非典”時期廣州中醫的口述訪談總結廣州中醫抗擊“非典”的經驗。四個發言充分顯示了當下國內醫療口述史的特征，即以醫院為單位、以醫生為主體、聚焦公共衛生事件。與此同時，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研究生謝建軍和羅曉彤也通過對全球醫療口述史的梳理，指出相比海外，國內醫療口述史呈現實踐開展少、學術成果少、理論探索少的“三少”現象。這顯然與我國悠久的醫學文明和龐大的衛生醫療系統的地位不相匹配。特別是，和海外醫療口述史多關注患者群體不同，國內醫療口述史對于患者口述的關注度較低，有代表性的僅有《死亡如此多情：百位臨床醫生口述的臨終事件》《愛來癌去——他們口中的疾病與新生》等，還有巨大的實踐空間。

　　書信和文學作品作為特殊的醫療敘事的載體，也成為與會學者討論的對象。上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部副教授豐簫通過家族書信展示了1960-1980年代中國社會的疾病轉型及其患者體驗。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曹曉華則分析了阿爾茨海默癥的文學書寫，為敘事醫學教育提供了可供理解的文本。

　　會議的最后，召集人上海師范大學副教授姚霏指出，盡管醫療口述和敘事醫學理論上隸屬于史學和醫學兩個領域。不過，醫學在追求科學化的過程中，必須強調科學與人文的平衡。同時，缺乏生命關懷的歷史，必然無以安放具象的人的經驗。在這個基礎上，醫療口述和敘事醫學都是圍繞“人”、圍繞生命關懷，這就給了兩者交流合作的空間。從當下來看，新冠疫情常態化的背景下，中國需要醫療口述與敘事醫學。只有緊緊抓住“以人為本”，以患者為中心，中國的抗疫行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從未來來看，中國的醫療口述和敘事醫學發展要加強生命關懷，多去思考和關注在整個醫療實踐中生命觀和健康觀的養成與變遷，以此推動醫學的人文關懷和人文學科的生命關懷。我們需要關注西方理論與實踐在中國的本土落地問題，探索一條能夠符合中國國情的醫療口述與敘事醫學相結合的道路。只要做到這一點，醫療口述和敘事醫學將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