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對呂氏《春秋集解》十二卷本與三十卷本的作者等問題，學(xué)界有不同的認識。通過對書目著錄的分析、十二卷本與三十卷本著錄內(nèi)容的比較，可知十二卷本的作者當(dāng)為呂本中，而三十卷本是在十二卷本的基礎(chǔ)上增益而成的。十二卷本可能亡于宋元之際。對《春秋集解》作者問題的考辨，實可上溯到朱彝尊對其作者的質(zhì)疑。

　　關(guān)鍵詞：《春秋集解》；呂本中；呂祖謙；朱彝尊；納蘭性德

　　中國《春秋》學(xué)，自漢以來即為顯學(xué)，公羊?qū)W、左氏學(xué)相繼盛行；至唐初《春秋左傳正義》統(tǒng)一經(jīng)義后，漢學(xué)一路的發(fā)展，遂陷入停滯。宋儒舍傳求經(jīng)，徑從經(jīng)文中發(fā)掘微言大義，以解決現(xiàn)實問題，開辟了新的治學(xué)路徑與學(xué)術(shù)風(fēng)尚。在此學(xué)術(shù)背景中，也不乏薈萃群言、采擇精審的集解之作，使宋儒之議論，亦能具堅實的根基。金華呂氏《春秋集解》，即為此類著述代表作之一。

　　但是，呂氏《春秋集解》的作者，究為呂本中抑或呂祖謙？這一問題，困擾了清儒（如朱彝尊、納蘭性德、四庫館臣等），也引起現(xiàn)當(dāng)代學(xué)者的重視與遞相辨析[1]。近來，李解民先生在前賢研究的基礎(chǔ)上，進行了系統(tǒng)的研究，得出了許多堅實的結(jié)論。他考證出《春秋解》、《春秋集解》與《東萊先生呂成公點句春秋經(jīng)傳集解》等，是各自單行的著作；呂氏《春秋集解》，有十二卷本與三十卷本兩種不同的本子[2]。這些結(jié)論，均堅實可信。但先生認為，呂氏《春秋集解》十二卷本與三十卷本的作者均為呂祖謙，這一論斷，不能成立。有確鑿的證據(jù)表明，十二卷本的作者，當(dāng)為呂本中，而非呂祖謙。另外，在十二卷本與三十卷本的關(guān)系、十二卷本的流傳、呂氏《春秋集解》作者問題之溯源等方面，也都有值得再予探討、辨明的余地。以下即對上述問題，展開探索。

一、呂氏《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作者考

　　筆者認為，呂氏《春秋集解》十二卷本的作者當(dāng)為呂本中（1084－1145），而非呂祖謙（1137－1181）。此由陳振孫、王應(yīng)麟等人之著錄，即可考知。

　　最先著錄呂氏《春秋集解》十二卷的，當(dāng)推陳振孫（1179－1262）《直齋書錄解題》（以下簡稱《解題》）。據(jù)武秀成先生考證，陳氏所撰解題，“可考的撰寫年代，最晚在淳祐五六年間”[3]（1245－1246），與成書于淳祐九年（1249）的趙希弁《讀書附志》基本同時（《讀書附志》著錄了呂氏《春秋集解》的三十卷本）。陳氏《解題》后來散佚，直到清修《四庫全書》時，才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已與原貌有異。所幸其中《春秋集解》十二卷本的解題，猶保存于元初文獻大家馬端臨（1254－1323）的《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中。馬氏書春秋類“《春秋集解》十二卷”條下引：

　　陳氏曰：呂本中撰。自《三傳》而下，集諸家之說，各記其名氏。然不過陸氏及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計崧老、胡文定數(shù)家而已。大略如杜諤《會義》，而所擇頗精，卻無自己議論。[4]

　　四庫館臣所輯《解題》，“呂本中”誤作“呂祖謙”。《永樂大典》在《文獻通考》之后成書，可能傳抄有誤。盧文弨對此曾予辨正[5]。兩宋時期，陳振孫藏書最富，被推為“宋世藏書第一家”；他根據(jù)自己藏書而撰寫的《直齋書錄解題》，也是“兩宋私家書目中著錄圖書最為豐富的書目”[6]。陳氏去呂本中不遠，當(dāng)能獲見呂氏書，他對《春秋集解》十二卷本的著錄，無疑是可靠的記載。

　　《春秋集解》十二卷本為呂本中所撰，還有一條確鑿的證據(jù)是南宋文獻大家王應(yīng)麟（1223－1296）對該本的著錄。王氏《玉海》卷四十《藝文》春秋類“宋朝春秋傳”下，有“呂本中《集解》十二卷”。由其書體例可知，此《集解》當(dāng)然是指《春秋集解》，“春秋”二字蓋承前省略。

　　此外，陳氏《解題》所列諸家，均在呂本中之前或與其同時，無出其后者。“卻無自己議論”，表明十二卷本內(nèi)并無呂本中的見解（本中撰有專著《春秋解》二卷，與《春秋集解》側(cè)重不同），這是十二卷本《春秋集解》與杜諤《春秋會義》[7]不同的地方，也是該本為呂本中而非呂祖謙所撰的有力證據(jù)。設(shè)若《春秋集解》十二卷本為呂祖謙所撰，那么，作為呂本中之從孫與學(xué)術(shù)傳人[8]，呂祖謙當(dāng)不會對其伯祖之《春秋》見解視而不見，不予引據(jù)。通過對十二卷本與三十卷本在著錄內(nèi)容上的比較，更能清楚地說明這一點。

二、《春秋集解》十二卷本與三十卷本之關(guān)系

　　那么，同以《春秋集解》為名并通行于世，十二卷本與三十卷本之間，有何聯(lián)系與區(qū)別呢？筆者發(fā)現(xiàn)，這兩個本子之間，實有非常密切的淵源關(guān)系。從陳氏《解題》之記載及三十卷本之內(nèi)容來看，三十卷本當(dāng)是在對十二卷本進行增補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體例則保持不變（俱為匯集前人見解的集解體）。陳振孫在解題中列出了十二卷本所采各家姓氏（《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唐時已被視作經(jīng)書，十二卷本亦加采用）。對三十卷本所采各家，時賢已有所論列，但并不完備。為便于比較，茲將《春秋集解》三十卷本所引各家考出，制成下表[9]：

引文題稱	引用則數(shù)	經(jīng)學(xué)家及其《春秋》學(xué)著作
“何休注”	2	何休（129－182），字邵公，樊縣人。有《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春秋左氏膏肓》十卷、《春秋穀梁廢疾》三卷、《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等。
“何氏注”	9	即何休《春秋公羊解詁》。
“杜氏《注》”	449	杜預(yù)（222—285），字符凱，京兆杜陵人。有《春秋經(jīng)傳集解》三十卷、《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春秋釋例》十五卷、《春秋左氏傳評》二卷等。
“范氏注”	8	范寧（生卒年不詳），字武子，東晉順陽人。有《春秋穀梁傳集解》十二卷、《春秋穀梁傳例》一卷等。
“孔氏《正義》曰”	2	孔穎達（574－648），字沖遠，衡水人。領(lǐng)撰《五經(jīng)正義》，其中《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
“陸氏《纂例》曰”	9	陸質(zhì)（？－806），本名淳，字伯沖，吳郡人。有《春秋集傳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辨疑》七卷等。
“陸氏《微旨》曰”	2	陸質(zhì)，見上。
“泰山孫氏曰”	168	孫復(fù)（992－1057），字明復(fù)，平陽人。稱泰山先生。有《春秋尊王發(fā)微》十二卷等。
“劉氏《傳》”	157	劉敞（1019－1068），字原父，新喻人。稱公是先生。有《春秋傳》十五卷、《春秋權(quán)衡》十七卷、《春秋意林》二卷、《春秋說例》十一卷、《春秋文權(quán)》五卷等。
“劉氏《權(quán)衡》曰”	7	即劉敞《春秋權(quán)衡》。
“劉氏《意林》”	85	即劉敞《春秋意林》。
“高郵孫氏曰”	93	孫覺（1028－1090），字莘老，高郵人。有《春秋經(jīng)解》十五卷、《春秋學(xué)纂》十二卷、《春秋經(jīng)社要義》六卷等。
“伊川先生《解》”	212	程頤（1033－1107），字正叔，洛陽人。稱頤川先生。有《春秋傳》二卷。
“蘇氏曰”	73	蘇轍（1039－1112），字子由，眉山人。有《春秋集解》十二卷等。
“常山劉氏曰”	54	劉絢（1045－1087），字質(zhì)夫，常山人。有《春秋傳》十二卷等。
“襄陵許氏曰”	211	許翰（？－1133），字崧老，拱州襄邑人。有《襄陵春秋集傳》。
“武夷胡氏《傳》”	586	胡安國（1074－1138），字康侯，崇安人。稱武夷先生。有《春秋傳》三十卷、《春秋通例》一卷等。
“呂氏曰”	102	即呂本中（1084－1145）。字居仁，金華人。有《春秋解》二卷等。
“東萊呂氏曰”	3	即呂祖謙（1137－1181）。字伯恭，金華人。有《左傳類編》六卷、《左氏國語類編》二卷、《左氏博議》二十卷、《左氏說》三十卷等。

　　由上表可知，除《三傳》外，《春秋集解》三十卷本尚有十九種引文題稱（即標(biāo)明引文所自的起首語），去除復(fù)重，共引用了十五位經(jīng)學(xué)家的著述（凡2232則）。如將呂祖謙除外，則有十四家（凡2229則）。該本與十二卷本在內(nèi)容上的不同，有以下兩點值得注意：

　　一是經(jīng)學(xué)著述被采錄的學(xué)者數(shù)不同。十二卷本所采各家姓氏，陳振孫列出了《三傳》以外的九家，與之相比，三十卷本則多出六家，即何休、杜預(yù)、范寧、孔穎達、呂本中和呂祖謙。這六家的著述在三十卷本中被引共達575則，其中引用呂本中之說即超過一百則。呂本中撰有專著《春秋解》二卷，這一百則內(nèi)容，當(dāng)采自該書。李解民先生據(jù)此認為，《春秋解》一書“將可由此得以部分恢復(fù)”，可謂知言。

　　二是對前代學(xué)者經(jīng)學(xué)著述的采錄量不同。三十卷本多引了六家著述，但對這六家的引用僅占全部引用數(shù)的四分之一強。顯然，如果僅僅增入這六家著述，尚不足以解釋何以能由十二卷增成三十卷。三十卷本編者的處理方法，可能有以下兩種：一是在增入?yún)伪局械热酥龅那疤嵯拢瑢⑹肀居枰圆鸱郑龀扇恚欢羌哟罅藢κ肀驹懈骷抑龅牟捎茫瑫r增入?yún)伪局械热说闹觯詳U至三十卷。無論是哪種情況，十二卷本的內(nèi)容基本為三十卷本所涵包，大致是可以推定的。就此而論，呂本中應(yīng)被視作三十卷本的著者之一[10]。

　　要之，三十卷本與十二卷本在采輯諸儒論說方面存在著不同，既可見出該本增益的廣度，也為十二卷本撰成于呂本中之手提供了有力的佐證。設(shè)若二本同為呂祖謙所撰，則體例完全一致的兩本同名著作，僅在卷數(shù)及容量上存在差異，鮮能同時通行不悖。

三、呂本中《春秋集解》十二卷本之流傳

　　根據(jù)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的著錄，呂本中《春秋集解》十二卷其時已通行于世。與之同時或稍后的趙希弁《讀書附志》，則著錄了《春秋集解》的三十卷本（該本但題“東萊先生所著”。崔富章先生推測說，“趙氏當(dāng)時不能確認為呂祖謙著述，故泛稱之，或即原本所題耳”），可見二本曾同時共傳。十二卷本至南宋末尚在通行，由陳振孫、王應(yīng)麟之著錄可知。元初馬端臨《文獻通考》對十二卷本的著錄，惟引陳氏《解題》文字，尚不足以證明其時尚存。

　　其后對呂本中十二卷本之著錄，蹤跡難覓。崔富章先生曾備舉對呂氏《春秋集解》的著錄，由元迄明末，均無對《春秋集解》十二卷本的記載。惟明代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卷二有“春秋呂東萊集解一部十五冊”等著錄。這十五冊書當(dāng)為三十卷本，蓋以二卷合為一冊，允合情理，而很難將十二卷拆成十五冊。對“呂祖謙《春秋集解》三十卷”的著錄，自《宋志》以降，則未嘗中輟（趙希弁《讀書附志》最先對《春秋集解》三十卷本予以著錄，而但稱“東萊先生所著”）。

　　由以上考察推斷，呂本中《春秋集解》十二卷本可能亡于宋元之際。其時蒙元南侵，兵燹之災(zāi)，禍及梨棗。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三十卷本系在呂本中十二卷本基礎(chǔ)上增益而成的，可能不僅涵包了呂本中《春秋解》及其《春秋集解》十二卷本的全部內(nèi)容，而且擴大了采錄范圍，內(nèi)容更為豐富，因而在士人的研習(xí)與傳承中，具有更強的生命力。

　　清初朱彝尊（1629－1709）通考歷代經(jīng)義，撰成《經(jīng)義考》三百卷，集經(jīng)學(xué)目錄之大成。其書卷一百八十四立有“呂氏（本中）《春秋集解》”條，從《宋志》著錄作十二卷；卷一百八十七又有“呂氏（祖謙）《春秋集解》”條，從《宋志》著錄為三十卷[11]。朱氏能明辨《春秋集解》十二卷本與三十卷本之不同，頗具卓識；而又于呂本中條下附注“呂祖謙《集解》三十卷”，并于呂祖謙條下按語中，陳述其對該本作者之疑問。朱氏之疑，直接影響到四庫館臣對三十卷本作者的判定。

四、《春秋集解》作者問題之溯源

　　清修《四庫全書》，館臣將《春秋集解》三十卷本的作者定為呂本中，并在提要（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七）中予以論定。由于《四庫全書總目》的巨大學(xué)術(shù)影響，該條提要遂引起學(xué)人對《春秋集解》作者問題的注意與辨正。李解民先生至謂該條提要乃“產(chǎn)生錯誤認識”之“源頭”。在對該條提要予以考辨時，李先生還注意到了它和納蘭性德《呂氏春秋集解序》之間的淵源關(guān)系，認為提要是本于納蘭氏序文的；對提要中采錄的朱彝尊按語，李先生考察后指出：

　　（朱氏）按語大致本于納蘭氏《序》，所以最后還是說：“疑世所傳三十卷即呂居仁所撰，惟卷帙多寡不合；而陳和父《序》者無存，此學(xué)者猶未能釋也。”完全沿襲了納蘭氏《序》，采取了存疑的態(tài)度。朱氏盡管在按語里沒有作出肯定的結(jié)論，但在書目中，卻又作了肯定的選擇，記作“呂本中《春秋集解》”，自相矛盾，顯得非常隨意。

　　朱彝尊按語與納蘭氏《序》之間的關(guān)系，與《春秋集解》作者問題的產(chǎn)生，密切相關(guān)，的確有詳加考辨的必要。但李先生得出的結(jié)論卻是錯誤的。與李先生持論相反，納蘭氏《序》實本于朱彝尊的按語。朱氏按語附在《經(jīng)義考》卷一百八十七“呂氏（祖謙）《春秋集解》”條下，納蘭氏《序》則見于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春秋集解》（三十卷本）卷首，題作“《春秋集解原序》”。二者在文本上基本相同。請見下表對比：

朱氏按語

納蘭氏《序》

趙氏《讀書附志》以《春秋集解》為東萊先生所著而不書其名，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徙金華，成公述《家傳》，稱為東萊公，而居仁為右丞子，學(xué)山谷為詩，作《西江宗派圖》，學(xué)者亦稱為東萊先生，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為目，成公特最著者耳。陳氏《書錄解題》撮居仁《集解》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shù)家，合之今書，良然；而《宋史·藝文志》于《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譜》，凡有著述必書，獨《春秋集解》不書，疑世所傳三十卷即居仁所撰，惟卷帙多寡未合，而陳和父之《序》無存，此學(xué)者之疑猶未能釋也。

春秋集解三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東萊先生所著也，長沙陳邕和父為之序。”按：成公《年譜》，凡有著述必書，獨是編不書；《宋史》本傳，公所著有《易》、《書》、《詩》而無《春秋》，惟《藝文志》于《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考吳興陳氏《書錄解題》有《春秋集解》十二卷，云是呂本中撰，且撮其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shù)家而已。其所擇頗精，卻無自己議論。”合之是編，誠然！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徙金華，成公述《家傳》，稱為東萊公；而本中為右丞子，學(xué)山谷為詩，作《江西宗派圖》，學(xué)者稱為東萊先生，以之名集。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先生為目，成公特最著者爾。朱子嘗曰：“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竊疑是編為居仁所著，第卷帙多寡不合，或居仁草創(chuàng)，而成公増益之者與？序其端，用質(zhì)淹通博洽之君子，倘獲善本有陳和父《序》者，予之疑庶可以釋矣。康熙丙辰二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兩相比較，可知納蘭氏《序》文僅多朱子之語，且引趙希弁之語較全，其他文字則相同，惟行文次序略有不同。李先生判斷出二者具有淵源關(guān)系，是可信的，惟納蘭氏《序》當(dāng)本于朱氏按語，而非相反。理由如次：

　　首先，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十二有《呂氏春秋集解序》，其文字與上引按語基本相同，而末有“同里徐亭從予學(xué)《春秋》，書以示之”之語。由此可知，朱氏對《春秋集解》作者問題之考辨，實出于回答后學(xué)疑問之需要。

　　其次，納蘭性德《通志堂經(jīng)解·經(jīng)解總序》自陳刊刻緣起云：“逮宋末元初，學(xué)者尤知尊朱子，理義愈明，講貫愈熟，其終身研究求于是者，各隨所得以立言……惜乎其書流傳日久，十不存一二。余向?qū)儆讶饲貙r、朱竹垞購諸藏書之家，間有所得，雕版既漫漶斷闕，不可卒讀，鈔本訛謬尤多，其間完善無訛者，又十不得一二。”[12]可知《通志堂經(jīng)解》之成書，朱彝尊亦與有力焉。朱氏因此能獲睹《春秋集解》，亦在情理之中。

　　再次，《通志堂經(jīng)解》所收書前，多有署為納蘭性德所撰之序，這些序文均收入納蘭氏《通志堂集》，而《春秋集解序》則不在其中。若此序果出于納蘭氏之手，當(dāng)無失收之理。

　　此外，朱氏既有志于通考歷代經(jīng)義而撰《經(jīng)義考》，則對所寓目之經(jīng)學(xué)著作，必加措意。可以推斷的是，為答同里后學(xué)之問，朱氏特撮舉其要而成文，并收入集中；后來編撰《經(jīng)義考》，又將此文移作按語之用。納蘭性德刻印《通志堂經(jīng)解》，則將朱文改成了序文。因此，二者確有淵源關(guān)系，而朱氏成文在前，納蘭氏取用在后。

　　細繹朱氏文字，其實僅據(jù)陳氏《解題》（轉(zhuǎn)引自《文獻通考》）、趙氏《附志》、《宋志》等著錄而致疑，未嘗斷三十卷本作者即為呂本中。納蘭氏亦僅予取用，未有深論。至四庫館臣編輯《全書》時，始從之而撰提要，并坐實其作者為呂本中。當(dāng)代學(xué)者對《春秋集解》作者問題之遞相考辨，實淵源于此。

注釋：

[1]朱彝尊：《呂氏春秋集解序》，《曝書亭集》（上海涵芬樓影印清原刊本）卷四十二；納蘭性德：《春秋集解原序》，載《春秋集解》（三十卷本）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86年版；關(guān)文瑛：《春秋集解提要》（《通志堂經(jīng)解提要》之一），載《〈通志堂經(jīng)解〉研究論集》，林慶彰等編，臺北：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版，頁609～610；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杭州大學(xué)出版社1990年版，頁158～159。

[2]李解民：《〈春秋集解〉為呂祖謙撰考——〈四庫全書總目〉辨正札記》，載《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八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頁28～39。

[3]武秀成：《陳振孫評傳》，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頁306。

[4]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頁1574。其中“計”字當(dāng)為“許”字之誤。解題中所列諸家及其《春秋》學(xué)著作，參見下表。根據(jù)朱彝尊《經(jīng)義考》的記載，許翰另有《易傳》、《論語解》、《玄解》等著作，均佚。

[5]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三，徐小蠻、顧美華點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頁65～66。

[6]武秀成：《陳振孫評傳》，頁382。

[7]杜諤，眉州人，皇佑時撰《春秋會義》二十六卷，集《三傳》以下諸儒論說凡三十余家，并附以己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朱彝尊《經(jīng)義考》等均予著錄。

[8]由《宋史》諸呂氏傳及《宋元學(xué)案》卷三十六《紫微學(xué)案》、卷五十一《東萊學(xué)案》等可知，呂祖謙父呂大器、祖呂弸中，而弸中為呂好問第三子，本中為呂好問長子，則呂祖謙為呂本中之從孫。全祖望謂：“先生（按：指呂本中）再傳而為伯恭（按：呂祖謙字），其所守者亦世傳也。故中原文獻之傳獨歸呂氏，其余大儒弗及也。”（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xué)案》，中華書局1986年版，頁1234。）潘富恩、徐余慶《呂祖謙評傳》認為，呂祖謙之學(xué)，本于家學(xué)，而受呂本中影響最大。（《呂祖謙評傳》，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2年版，頁21。）

[9]案：據(jù)《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所考各家，以年代先后為序排列。《三傳》未予統(tǒng)計。

[10]按：三十卷本所增入六家中，何休、杜預(yù)、范寧分別為《公羊傳》、《左氏傳》、《穀梁傳》做集解，孔穎達則為《左氏傳》做正義，四家之作，自唐以來盛行于世。因此，筆者頗疑十二卷本對此四家亦有引據(jù)，一如《三傳》然。如果這種推測屬實，則三十卷本僅比十二卷本多出呂本中、呂祖謙二氏之說（主要是采錄呂本中之說），其主要著作人當(dāng)屬呂本中。因陳氏《解題》未言十二卷本對何、杜、范、孔四家之采用，姑存疑于此。

[11]《宋志》僅載有呂本中《春秋解》二卷，而未載其《春秋集解》。朱氏蓋誤系所出。又，朱氏判十二卷本為“存”，三十卷本為“未見”，而事實正好相反。可能著錄時誤倒，未能核出。

[12]納蘭性德：《通志堂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秦松齡（1637－1714）號對巖，朱彝尊號竹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