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進現代政治不和諧主要是清代末年的政治頹勢造成的，西方文明的沖擊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是造成政治不和諧的次要原因，而政治勢力缺乏整合力及其專制化傾向是政治不和諧的核心原因。

　　關鍵詞：中國近現代；政治不和諧；政治整合力

　　作者簡介：華東理工大學人文科學院副教授、博士

　　社會和政治和諧是古往今來中國人孜孜以求的崇高目標。《禮記·禮運》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這是儒家大同思想的基調，具有普世的政治價值觀，“公”、“信”是政權的合法性基礎。我們今天提倡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有更高更廣泛的內涵，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保障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沒有政治和諧就不可能有社會和諧。

　　在高度個人專制、高度中央集權、層層仰仗上級的傳統中國，政權的觸角無限蔓延，社會依托政權而生存，其發展空間十分有限，因而和諧政治成為和諧社會的關鍵因素。文帝、景帝“休養生息”，唐太宗李世民虛心納諫，宋太祖趙匡胤寬和對待文人和臣僚，政治比較和諧發展，才有漢、唐 “盛世”與宋代高度繁榮、社會比較和諧發展的局面。在1840－1949年的中國，政權更迭頻繁，政治沖突異常激烈，罕見政通人和景象，導致這種政治不和諧局面有復雜的、多方面的原因，本文僅從朝代興替、外力沖擊、低政治整合能力三個視點解析近現代政治不和諧的成因，以為和諧政治建設的前車之鑒。

一、清王朝中后期亂象的慣性作用

　　中國近代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后開始的，其時正是清代末期。清王朝在1912年溥儀退位后消亡，中國近代有72年是在清朝度過的，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國只有38年的歷史。1840－1949年長達百余年的政治亂局，其實是清代政治衰敗的慣性延續。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漢、唐、宋、元、明、清等主要王朝，大致都有先盛后衰的經歷。秦、隋這兩個大一統帝國由于沒有能整合好當時的社會，壽命短暫，魏晉和五代時期政權頻繁更迭，皆無長治久安的和諧之象。清代有近三百年的歷史，清初諸王朝尚能勵精圖治，開疆拓土，曾出現了“康乾盛世”的繁榮局面。但長期用兵也消耗了國力，如同漢武帝的戰爭使西漢一蹶不振，乾隆帝耗資1.2億萬兩白銀建立“十全武功”后，清朝也明顯衰落了。人口膨脹也加劇了社會矛盾，清初人口約為1億，到1800年達到3億，而耕地面積的增長十分有限，游離土地的窮人常淪為盜匪，嘉慶朝湖北、河南貧困山區的白蓮教起義主要是人口壓力增大、生存環境惡劣引起的，嘉慶王朝為鎮壓白蓮教和其它流民的起義，又耗費2億兩白銀，加重了國家的財政危機。巨大的軍事開支和官場的奢華腐敗，使清朝的國庫空虛，銀價持續上漲，乾隆初年1兩銀值銅錢700文，嘉慶朝則漲到了1，300－1，400文。[1]百姓一般使用銅錢，而納稅則必須交銀兩，銀貴錢賤更加重了百姓的負擔。民生凋敝，鋌而走險，鎮壓民叛的資金又最終攤派到百姓頭上，經濟和社會惡性循環，后來的太平天國戰爭便是這種循環的惡果。

　　社會和經濟的頹勢影響了政治的健康發展，而統治者高度集權和專制傾向又惡化了政治資源。明清是皇權和中央集權高度強化的時代，朱元璋在殺胡惟庸后廢除宰相，將相權分與皇帝秘書性質的內閣。清承明制，強化專制統治較明代有過之而無不及，雍正帝開設的軍機處凌駕于內閣之上，而且利用密折制度監視百官，直接干預官員的選任。[2]到乾隆時代規定所有臣僚進見皇帝都必須下跪，都要自稱奴才。乾隆以后的帝王雖體魄和才能每況愈下，但威權不減，這導致慈禧太后竊取同治、光緒皇帝的權力后，政敵無與匹敵。后來袁世凱、蔣介石等等中國最高統治者行獨裁易如反掌，都是這種專制政治的延續。近現代中國政治的民主化進程十分緩慢，不少獨夫在回歸專制政治時卻快步如飛，這是明清以來惡化的政治環境使然。

　　集權和專制統治的基礎是不斷完備的官僚體制，官僚體制自我完備的同時也逐漸僵化、因循，缺乏政治和行政活力。清代有關官僚制度的典章最為完備，清末的《光緒會典》比歷朝歷代都要詳盡，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于法之中”。[3]這些制度的本質是對官僚嚴密看管使其效忠上級和皇帝，維持大一統的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局面，這樣官吏的自主能動性就受到壓制，一味因循守舊。高度集權又使得監督體制失效，絕對的專制導致絕對的腐敗，在“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后，貪污腐敗之風愈演愈烈，最終必然是官逼民反。

　　集權和專制統治的重要特點是打擊士人，清代的文字獄有甚于明代，明末思想界的活力被抹殺殆盡，文人一味讀書應考，或轉向考證學，社會批評精神甚少，這是“乾嘉學派”產生的重要原因。清代中國有龐大的政治而無政治學，對欽定的政治制度只能美化和逢迎，政治良心泯沒，這是政治不和諧的莫大悲哀！

二、外力對傳統政治的沖擊

　　中國近現代承接清帝國的末世，與宋末、明末一樣，充滿著內憂外患。宋、明時代的“外患”是契丹、蒙古、滿人，其文明程度遠在華夏文明之下。但晚清面臨的外患確是英、美、德、法等西方文明強國，以及受西方影響至深并成功現代化的強鄰日本和俄國。

　　魏晉時期被稱為“五胡”的北方少數民族以及后來的蒙古族和滿族，在取得政權后都有一個儒化和漢化的過程，今天的滿族經二百余年的和平演化之后，竟連滿語也不會說了。但近代西方文明則不同，其器物、制度遠比中國發達，而滿清王朝還是以天朝大國自居，將西方人視同蠻夷。明后期和清前期高層統治者對西方還比較包容，但清后期卻固步自封了1793年英國公使馬嘎爾尼來承德避暑山莊訪問時，乾隆帝只是將其當成越南、朝鮮一樣的朝貢國看待。嘉慶帝比乾隆帝更不容西方，馬嘎爾尼以拜見英王的禮節拜見乾隆，而1816年英使阿美士德欲以同樣規格的禮節見嘉慶帝時，竟遭到拒絕，嘉慶堅持他要象中國臣僚一樣雙膝跪地朝拜。由于中國與西方國家形式上的外交都斷絕了，清朝對西方更是一無所知，鴉片戰爭時，道光帝居然問英國是否與新疆相鄰。直到1873年，光緒帝才以國際通行的禮節接見外賓，這與馬嘎爾尼來華已過八十年。

　　現代化強國對內文明和諧，對外野蠻侵略，貧弱而頑固的清朝屢敗于列強，中國人被迫走上了接受西方、學習西方的不歸路，內心充滿彷徨和憂慮。鴉片戰爭后，中國的有識之士開始感覺到自己的落后，產生了“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洋務運動的主流思想。這種僅僅學習西方現代技術的思想和行為在當時也遭遇極大的挑戰，反對洋務的“頑固派”勢力強大，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容閎組織的第一批赴美留學生在偌大的中國居然都難以湊足人數，第一個赴英大使郭嵩燾遭到湖南家鄉士人的群體排斥，上海的第一條鐵道被官方贖回后撤毀……，可見李鴻章、奕祈、曾國藩、張之洞等人主持的洋務運動充滿著政治不和諧音，這是中國早期現代化失敗的重要因素。甲午戰爭的失敗標志著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失敗，時人認識到學習西方政治制度的迫切性，于是出現了百日維新。維新運動關涉到敏感的高層政權，政治沖突比洋務運動更為激烈，失敗也更迅速、更慘烈。戊戌維新之后，本土化與西化的政治沖突更為激烈，其典型表現是華北的義和團運動。義和團運動失敗、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之后，國人的崇洋心理滋生極快。在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時，京城人對外敵充滿仇恨，40年后八國聯軍到北京時，京城的高官焚香跪拜，有些義和團團民則改信基督教，權力核心人物慈禧太后一度也成為全盤西化的人物，她甚至認為要徹底背離中國的典章制度。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從1901年開始進行了長達十一年的清末新政，教育、軍事、官制、經濟進行了西化式改革。其中教育和軍事改革最有成效，后果也最嚴重。教育改革培養的新型知識人不滿現有制度，發動了旨在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辛亥革命，軍事改革造就的新軍在戰勝舊秩序后繼續內戰，形成軍閥混戰的局面。

　　外力沖擊一方面是如上所述的中西方思想、制度的沖擊以及學習西方制度的迫切性與中國政治惰性的沖擊，另一方面是西方的軍事、經濟、政治、文化侵略對傳統中國社會的直接沖擊。西方的侵略在傳統教科書上所言甚詳，其中以日、俄兩個強鄰的侵略影響最為深遠。日、俄對清朝的蔑視早于西方國家，在雍正朝時俄國使節朝覲中國皇帝時不需要象越南、朝鮮使節那樣雙膝跪地，日本竟將滿人建立清朝視為“用夷變夏”，自居為華夏文明的承人，不與清朝通貢。俄國在近代大肆掠奪、蠶食、分裂中國領土，使清朝的版圖減少小半，而日本打敗清朝的海軍，侵占中國核心地帶的東部區域，打斷了李鴻章和蔣介石所主持的現代化建設，阻滯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對中國的惡劣影響最為深遠。列強的全方位侵略使中國的國家主權嚴重喪失，政治獨立性難以保障，這是最大的政治不和諧因素。但物極必反，強敵入侵也促成了近代中國國家意識、民族意識的形成，特別是日本的兩次侵華尤為如此，抗日戰爭時國共兩黨合作，“人無分老幼，地無分南北”，皆在國民政府統領下一致抗敵，出現中國近現代歷史上難得的政治包容環境。

　　在西方列強稱雄世界的近代社會，亞洲和落后國家都有以西方為模式進行變革的歷程，西方史學界稱為沖擊－回應模式，日本是典型的成功回應西方沖擊的亞洲國家，近代中國則沒有成功對應沖擊。沖擊－回應模式以西方為中心來看待東方，近年來受到質疑，以中國為中心，“在中國發現歷史”，即從中國本身的歷史情境來解釋中國成為歐美主流漢學。[4]其實中國本身的內因是決定能否成功應對沖擊的主要原因，處在沒落時期的清王朝沒有能力應對西方沖擊。整體看來，中國東南部特別是江南地區在回應西方沖擊、融合中西時較北方成功，因為這些地區自宋代以來就成為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重心，可見導致中國近現代政治不和諧，中國本身的原因是主要的，外力沖擊是次要的。

二、政治整合能力低下

　　中國近現代政治勢力的獨裁化傾向和低政治整合能力是政治不和諧的核心原因。政治整合的實質不是政治穩定，而是各政治實力能相互交融、相互妥協，特別是強勢政治實體善于妥協，形成聚合力強大的總體政治力量。英國屬于資產階級政治和諧國家，政治整合比較成功。英國代議制民主制自1689年（中國康熙二十八年）的《權利法案》到今天比較廣泛的民主自由，經歷了三百余年的歷史，期間并沒有暴力和重大社會沖突事件，而是在和平改革中完成的。1689年的《權利法案》為英國憲政奠定了基礎，1701年的《繼承法》使主權在議會而不在國王，到18世紀中葉國王“統而不治”，成為虛君，責任內閣制成熟完善，此后工人階級又通過憲章運動贏得了政治權利，要知道前英國首相布萊爾便是工黨的領袖！三百年來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沒有變，人們很少懷疑其合法性，但內含和實質大為不同，這樣的君主立憲制度比許多國家的共和制更民主。所以民主不能看意識形態的外表，有些獨裁專制的國家在口號上更民主，因為民主是個好東西，是合法性的基礎。德國和日本的現代化不象英國那樣有很強的原發性，政治協調性和整合力明顯遜色，二次大戰時期德、日法西斯軍國主義勢力囂張一時，即其政治失敗的體現。直到今天德國東西部尚未整合協調好，日本的自民黨一黨執政而無敵手、政治黑幕比歐美國家居多。

　　近代中國承接清朝衰世，政治整合力遠不及德、日，中央集權趨于瓦解、地方群雄武力割據，屬于“一放就亂”的時代。通觀1840－1949百年政治史，實質上是舊的一元化政治體系瓦解和新的一元化政治體系的重建過程。舊的政治體系解構是內因造成的，鴉片戰爭對王朝政權的影響遠不及太平天國。因清朝的國家軍隊八旗和綠營不敵農民軍，地方鄉勇蜂擁而起，其中最突出的是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在太平天國被鎮壓后，這些地方武裝升格為國家軍隊，李鴻章成為最大的地方實力派。一批漢人因軍功和軍事實力分割了滿人的權柄，地方大員的權威增加，庚子事變時慈禧太后令義和團攻打外國人，李鴻章、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等督撫居然封鎖中央關于攻擊外國人的政令，結成“東南互保”。李鴻章在甲午戰敗失勢后，清末新政中以編練新軍起家的袁世凱一時整合了各派政治實力，但在皇帝夢破滅后，軍閥混戰，總統、內閣、國會如同走馬燈更替，蔣介石的軍事失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內部軍閥性質的派系林立。毛澤東將支部建在連隊上，確保黨指揮槍，培育了一支凝聚力強的人民軍隊，這是中國走出亂世、重建全國統一政權的重要因素。

　　近百年來中國現代化努力的失敗，都與缺乏政治整合力相關。洋務運動是技術層面的現代化，慈禧太后壓制頑固派而支持洋務事業，主要是為了平衡各派政治勢力，洋務核心人物李鴻章和奕祈只能在有限的權力限度內主導洋務事業，技術現代化缺乏全局設計和統籌，以至在洋務運動中出現各自為政、爭權奪利、互相撤臺的現象。在甲午戰爭中，三洋海軍只有李鴻章的北洋艦隊抗敵，朝鮮陸戰也僅有安徽籍的淮軍參戰，以至有人說甲午戰爭是“以一省敵一國”、“以一人敵一國”。戊戌變法這一政治現代化本是得到李鴻章、袁世凱、榮祿等朝廷要員支持的，百日內無數變法詔書也是在得到慈禧太后認可后才頒發的，但變法的核心人物康有為并沒有整合好這些重要的政治勢力，以書生意氣剛愎自用，“圍園殺后”等冒險計劃無異于自毀，倒是光緒帝所堅持的一面要聽從太后的領導一面要進行改革的主張能整合包容更多的政治實體。清末新政的各項改革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如扶滿抑漢的官制改革激化了滿漢矛盾，搜刮民脂民膏的稅制改革加重了民眾的反政府情緒，皇族內閣這一假立憲則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高擎三民主義理想大旗，革命到底，百折不撓，但其內外政治整合力都不強，其與康、梁改革派都有共同的反清政府和制憲的目標而不能聯合，中華革命黨的建立使黃興、汪精衛這些革命骨干都分道揚鑣，與力主聯省自治的同盟會元老陳炯明不惜一戰再戰。而同時代的“西亞病夫”土耳其革命以“青年土耳其”為中心，則能聯合農村、教育、知識、宗教各界人士，在伊斯蘭世界率先建立憲政體制，其能良性整合的關鍵因素是無一人一黨能獨霸社會，重要領袖凱莫爾也是以平等的態度與社會各界合作。[5]

　　近代政治整合能力與和諧度低下，與中國政治的內卷化傾向關系極大。內卷化是與演化相對立的概念，即在事物在原有的框架結構內變化而不能進化和轉型。中國近代政治始終以一元化、高度集權的方式變化，難以過渡到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機制，對社會的整合也是以一元化的行政手段控制社會，政治缺乏彈性，社會缺乏張力。政治強人和強政治實體唯我獨尊，難以包容另類，慈禧太后、袁世凱、蔣介石等等莫不如此。在清末和民國時代，由于中央集權的削弱，地方權力得到加強，清末新政后各省的議會機構咨議局往往能策動地方政治勢力與中央協商解決有關地方發展的大計，民國時代的地方軍閥有的也能擺脫中央束縛而造福一方，如閻錫山在山西、韓復榘在山東、陳炯明在廣東都取得了可嘉的政績。在中央集權強化后若還能保持這類地方行政的積極有效性，則是中國政治跳出內卷化模式、中央和地方和諧發展的重要象征。

　　綜上所述，中國進現代政治不和諧主要是清代末年的政治頹勢造成的，這是中國王朝更替的規律決定的。西方文明的沖擊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是造成政治不和諧的次要原因。近百年中國社會轉型中，政治勢力缺乏整合力及其內卷化傾向是政治不和諧的另一重要原因。在建設和諧社會、和諧政治的當今時代，據清朝滅亡已近百年，據開國才只有六十年，國力逐漸強盛，這是建設和諧政治百年不遇的大好時機。自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正不斷融入世界，世界也日益看好中國，中西政治交流也日益頻繁，吸取西方政治的成功經驗改革政治體制，是跳出政治內卷化、進行政治文明建設、構建和諧政治的重要議題。

注釋：

[1] 以上數據參見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99頁。

[2] 王志明：《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67－105頁。

[3]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法》。

[4] 參見卜正明等主編：《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新星出版社，2005。

[5] 許倬云：《歷史大脈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249－2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