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六年（1527），明世宗和大臣們關于他親生父母名分的爭執基本平息，這個被稱為“大禮議”的事件最終以皇帝的勝利而告終，世宗借此樹立起他在朝廷上的威信，完成了從一個入繼藩王到九五之尊的蛻變，這一年他正好二十歲。嘉靖朝初期，世宗任命了以張璁、桂萼為首的一批“大禮新貴”，大力革除前朝的舊臣勢力與弊政，積極推行政治變革，內容涉及科舉、吏治、稅法等諸多方面，史家稱之為“嘉靖革新”。正是在這一年，鑄錢被提上了議事日程（1）。

　　一、鑄錢概況

　　《明會典》載，“六年奏準鑄造嘉靖通寶一千八百八十三萬四百文”（2），這是下達給工部寶源局在北京鑄廠的指標，議鑄錢時已經是該年十二月，正式開鑄則是嘉靖七年（1528）（3）。南京寶源局稍晚于八年（1529）開鑄（4），定額略高一些為二千二百六十六萬八百文。

　　鑄錢的目的不僅是經濟上的需要，也有政治上的考量。最初議定的錢文是并非“嘉靖通寶”，《會典》載：“嘉靖六年，令曉諭京城內外，但有收積新錢限一月內盡數赴府縣并各兵馬司出首，具呈戶部，照銅價給兩銀，收過新錢，即與銷化貯庫，聽候鑄大明通寶取用”（5），這里“新錢”指的是新鑄的濫惡私錢。這個建議應來自那些想要革新錢法的言官們，而且類似的言論在之后的隆慶和萬歷朝都有出現，動機無非是想統一錢文，以期可保行之萬世，一勞永逸的解決錢文品種太多所帶來的通行上的困擾。然而終明一世這個建議都沒被采納過，鑄有帝號的銅錢不僅僅是一種貨幣，還是一個深入民心宣揚帝制的工具，世宗和他的繼任者最后都選擇把自己的稱號鑄到錢上流布四方，現存的大明通寶錢最早出現則是在南明時期了。

　　又“令工部查照永樂宣德年間事例，差官于直隸并河南、閩廣鑄造嘉靖通寶，解京貯內府司鑰庫，給軍官折俸，并給光祿寺買辦物料，每錢七百文折銀一兩”（6）。這一條與《明實錄》的敘述有出入，根據《世宗實錄》嘉靖六年十二月申辰朔條所錄，上諭戶部論及鹽政和錢法的弊病，要求拿出解決的辦法，時任戶部尚書的鄒文盛在奏疏中建議：“宜仿永樂、宣德故事差官鑄造，及先臣丘浚所議，于直隸、河南、閩廣舊常私鑄之地，令有司編立能鑄人役，給工制造厚重好錢”，這個建議并沒有得到批準，因為世宗認為“若令私鑄地方開爐鑄造，則奸弊愈滋”，同時又下令戶部會同工部“查累朝未鑄銅錢俱為補鑄，與嘉靖通寶兼用”，卻也沒有下文。

　　嘉靖錢的質量無疑是明錢中的上乘，顧炎武稱之為洪武以來“最為精工”，然而鑄造成本過高卻使得鑄錢的定額時常無法完成。嘉靖十九年（1540），戶部建議將還未鑄完的數額分派給南北工部鑄造，北京工部辯稱“銅錫料具出南京，工巧而物賤，宜歸南京，從之”（7）。雖然有其客觀原因，這個推諉行為得到允許，與皇帝此時對政務的荒怠不無關系，嘉靖帝素好神仙之術，同年八月因聽信方士段朝用之言，以為“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開始深居西苑煉丹齋醮以求長生，不再上朝了。后一年北京寶源局便告停鑄，原因是所鑄“得不償費”（8），南京局似未受影響，二十一年（1542）時仍在鑄造，事見于顧太初《客座贅語》（9）。

　　嘉靖二十年（1541）蒙古吉囊攻陷河套，同年九月與其弟俺答分兵入寇山西，其后數年又多次入侵明領地，二十九年（1550）的庚戌之變，蒙古鐵騎一度兵臨北京城下，脅求通貢，戰事頻發軍費劇增，明朝由此陷入一系列長期的財政危機。嘉靖二十三年（1544），朝廷試圖恢復明初曾經實行過的五等錢式，命工部仿照洪武錢式樣，鑄造折二、折三、當五和當十錢各三萬文，錢背注明記重文字（10）。這個試圖發行虛值大錢來貼補財用的試驗似乎并不成功，最初下達的鑄額被懷疑并沒有完成，之后也再沒有鑄造大錢的記錄。

　　仿自元制的五等錢式洪武時期曾在全國多個地區大力推行，短暫的輝煌過后卻幾近消失，最根本的原因是發行大錢極易招致私鑄的盛行，永樂以后國家鑄幣以小平錢為主，整個明中后期五等錢式齊出的情況只有嘉靖朝這一次，加之劃時代的采用黃銅作為鑄材，使得嘉靖記重錢在明代鑄幣體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地位。

　　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一月甲辰，“諭工部鑄洪武至正德紀元九號錢每號一百萬錠，嘉靖紀元號一千萬錠”（11），這條圣諭同時記錄于《世宗實錄》和《明會典》之中，引起后人無數的爭論。之前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被稱為“倭患”的分水嶺，徽州人王直勾結倭寇大肆入侵，東南沿海的浙江、山東、福建、廣東等省均飽受其害，朝廷不得不派出大量軍隊抵御，同時在北方，明與蒙古諸部的戰事仍在繼續，皇帝想要鑄錢的心情此時變得尤為迫切。而一千九百萬錠（每錠五千文）的鑄額，即使以北宋鑄錢高峰期每年約四百五十萬貫（每貫一千文）（12）的水平計算，也需要二十幾年才能完成，且不論明時錢局的生產能力與北宋年間的差距，鑄這么多錢所需要的成本更是大大超出了國家所能承受的范圍。按照戶工二部的估計，這個鑄額全部完成需要本銀約三千二百八十二萬七百七十兩，而當時太倉庫貯銀只有一百五十三萬六千兩，尚不足以應付京師和各邊鎮基本日常開支，僅是嘉靖錢的一千萬錠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十幾年深居修道，皇帝的思維此時可用混亂來形容了。

　　補鑄前代年號錢的命令在嘉靖朝一共下達過兩次，最后都沒有實施，詳細情況可參閱葉世昌、潘連貴先生的《嘉靖年間沒有補鑄錢》一文（13）。世宗晚年性情乖戾，惟有大學士嚴嵩能與之親近，巧言應對才使得補鑄的事情化于無形，不過嘉靖通寶的鑄造規模還是增加了，鑄局也不止限于兩京的工部寶源局，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就題準銅礦資源豐富的云南開局鑄錢，擬定的年鑄額為三千三百一萬兩千文，當時戶部對云南開鑄事宜的覆言中尚有 “并行兩廣、福建、山東、凡出銅地方，如例遵行”的字句（14）。

　　嘉靖四十三年（1564），北京寶源局“匠役人等侵料減工，致輕小濫惡不堪行用者”，內閣首輔徐階上疏條陳鑄錢五害（15），于是鑄匠治罪錢局停鑄，宮內賞賜只用南京和云南所出的好錢。四十四年（1565）再次開鑄，又因為“旋邊勞費以鑢鐋代之，而鑄工競用鉛錫以便剉，奸徒盜鑄并金背亦不售，閭閻大困，后用部議止勿鑄”（16）。云南局的情況也不太好，實際所鑄并沒有達到當初預定的數額，當地民間習用海貝作為貨幣，銅錢難以通行，只能不遠萬里運至京城國庫，耗費的成本太高沒有什么鑄息可言，雖然皇帝不顧大臣們的議論一再堅持，云南錢局終于還是在這一年停鑄，國家收稅和發放官俸都改為用銀（17）。四十五年（1566）世宗病重，服食道士王金等進獻的丹藥，藥性燥致火發不能愈，十二月庚子崩于乾清宮。

　　嘉靖時補鑄的命令沒有實施，后世卻有鑄造嘉靖錢的記錄。《會典》載：“凡南京鑄錢……隆慶二年以船料取用反過三分，題準停鑄”（18），《滇志》里也有隆慶年間云南鑄錢的記錄（19），隆慶通寶錢存世實物版式鑄工均屬同類，為隆慶四年（1570）北京寶源局所出，以上兩個地方當時如果真有開爐，鑄的可能仍是嘉靖通寶錢。此外《學庵類稿》食貨志中還有萬歷五年“增設湖廣荊州、衡州二府錢局，遣內官開礦采銅鑄嘉靖萬歷錢”之說。宦官參與鑄錢事務嘉靖時已有之，譚希思《明大政纂要》載嘉靖十九年（1535）“鑄嘉靖通寶錢，命內監鑄造”，朱睦紹也在《里朝中州人物志》稱：“（嘉靖時）中官張志聰、吳勛造幣于杭，自擅權利，又縱行頭，色料既不中程，而盈金以逋，十年不訖工”。

　　二、錢制的變革

　　嘉靖朝處于明代鑄幣的轉型期，鑄錢業相比永宣時期的落寞，呈現出煥然一新的氣象。除了恢復五等錢式之外，嘉靖錢最大的變化是采用鋅黃銅作為鑄材，取代了之前長期使用的錫青銅，這是中國鑄幣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而這得益于鋅冶煉技術的進步。黃銅的顏色接近于黃金，在當時可能更受歡迎，雖然可塑性不如青銅，但是更耐磨和耐腐蝕有利于保存，鑄材的改變也使得銅錢的面貌與前代諸錢有所不同。

　　《會典》載嘉靖中鑄錢則例，每鑄“錢六百萬文合用：二火黃銅四萬七千二百七十二斤，水錫四千七百二十八兩，炸塊一十四萬五千斤，木柴二千三百五十斤，白麻七百七十斤，明礬七十七斤，松香一千五百六十六斤，牛蹄甲十萬個，砂罐三千五百二十個，鑄匠工食每百文銀三分八厘”。四十二年修訂錢制，“每錢一千文，舊重七斤八兩，今重八斤，每銅五萬斤、錫五千斤鑄錢六百萬文，共重四萬八千斤，除火耗四千斤，仍扣剩銅錫三千斤。”對比前后二則例，錫的配比相差非常懸殊，而后者又與萬歷時的則例大致相仿，可知前者所錄應有缺漏。（20）

　　“二火黃銅”是當時鑄器所采用銅材的一種，另外還有三火、四火等類。黃銅的生產方式有兩種，一是采用生銅和爐甘石（菱鋅礦）入爐冶煉而成，這種方法“煙洪飛損”耗費較大，這種早期工藝生產出的可能就是二火黃銅；另一種方法采用單質鋅替代爐甘石，崇禎時戶部尚書候恂《鼓鑄事宜》疏云：“銅礦產于石中，一火成銅鉛，二火成黑銅，三火成紅銅……復用窩鉛點化之，則成四火黃銅”（21），“窩鉛”又作“倭鉛”，指的是用爐甘石提煉所得的鋅。宋應星《天工開物》中說：“凡黃銅，原從爐甘石升者不退火性受錘，從倭鉛升者出爐退火性，以受冷錘，”可見后者的延展性強于前者，更適合冷加工。又載：“凡鑄器，低者紅銅、倭鉛均平分兩，甚至鉛六銅四；高者名三火黃銅、四火熟銅，則銅七而鉛三也，”兩種黃銅中鋅的來源不同，四火銅中鋅的含量更低一些（22）。二火黃銅比之青銅加工起來困難許多，所以最初時仍要加入一定量的錫來調和，四火黃銅的性能比較優越，萬歷時則例中用四火銅鑄金背錢仍有加錫，工部便有議論認為“倘有四火黃銅，則水錫乃不需之物。”

　　嘉靖錢中有所謂金背、火漆、旋邊、一條棍，這些稱號其實都有特指，來源于京師百姓對當時市面流通制錢的通俗稱謂，徐階在他的《請停止寶源局鑄錢疏》（23）中有詳細的介紹：

　　“蓋制錢之解自南京者，其背或以金涂之，民間因謂之金背；或以火熏其背而使之黑，民間因謂之火漆；其云南所解及寶源局先年所鑄，純以銅錫不攙以鉛，每錢一文，秤重一錢二分，錢邊又皆經由車旋，民間因其色黃美，其質堅重，其邊圓美，謂之旋邊；近年局中所鑄，為科官建議，革去車旋，止用鑄剉二匠，而工匠人等，又復侵盜銅料，民間因其色雜，其質輕，其邊剉磨貧糙，遂謂之一條棍。所謂旋邊者，工費重大，故奸民不利于私鑄，所謂一條棍者，工費輕省，故私鑄由之盛興，且一條棍與私鑄之錢相似而難辯，誤受于甲，轉眼便不能行之于乙，故民間于一條棍不肯行使，并將金背等項，亦皆不行。”

　　后人論及金背、火漆等錢，往往只說其工藝的不同，卻很少留意產地。金背與火漆產自南京，由萬歷時的鑄錢則例可知，分別采用四火和二火黃銅作為鑄材。明時錢局中確有“熏色匠”（24）的工種，用煙熏來掩蓋銅色雜應有其事，以金涂背對于鑄錢來說則工藝復雜成本太高，有可能是老百姓的誤傳。南京產嘉靖錢為何目前還不能確定，銅錢背肉上往往因翻砂產生的細小顆粒狀突起，若配以四火銅金黃的色澤，或許會造成涂金的錯覺。用旋車加工錢邊的工藝并非嘉靖時候特有，洪武錢中就時常能夠見到。根據徐階的描述，“旋邊錢”指的是北京寶源局早期所鑄以及云南局解京的好錢。北京所出可能是俗稱“記重手”的光幕平錢，此類中既有合乎標準的大樣，也有一些鑄工低劣的小樣減重錢存世；云南產嘉靖錢已經確認，就是被稱為“遒勁”版的一類，當地出土頗多，且多見大而且厚重者，未流通的邊道上還能看到清晰的旋紋。將鑄好的錢坯用木條穿成一串，再用長方形的牽鎈修整其邊，就是所謂“一條棍”，《天工開物》中的鎈錢圖是其真實的寫照，鑢鐋代替旋車使得加工更簡易，但也降低了鑄錢的門檻。金背、火漆、旋邊到萬歷時發展成為官方鑄錢的術語，所指為何又有所不同，剉邊錢啟禎時更加泛濫，私鑄也愈發不可收拾。

　　三、流通與私鑄

　　明前期實行的銀錢之禁，本意是為了保障寶鈔的順利通行，然而紙幣的濫發無度和缺乏統一有效的財政管理，使得鈔法至弘治年間已經潰不可行，白銀從最初僅在民間私下通行，一躍成為國家主要的法定貨幣。銀多用于大額交易，銅錢作為輔幣使用，在百姓生活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長期錢禁帶來的銅錢投放量不足，是由存留下來的歷代“舊錢”和民間的私鑄來填補的。

　　明朝自嘉靖時，始將本朝自洪武以來所鑄各種年號官錢稱為“制錢”，而把唐宋等前朝所出通稱為“舊錢”，兩種銅錢在市面上“相兼行使”，制錢的價值比舊錢高一些。《會典》載嘉靖三年戶部頒布榜文，命令京城內外只許使用兩等銅錢，一等的“好錢”七十文折銀一錢，次等的“低錢”一百四十文折銀一錢，其余私造劣錢一律禁止通行，違者發去鬧市枷號示眾；四年低錢停用，各宣課司收稅只收好錢和寶鈔（25）；六年議鑄錢時，戶部建議順應民情恢復以往標準，允許“中樣舊錢每一百四十文準銀一錢，輪郭周正而大者半其數，與國朝通寶隨宜行用”，世宗認為這樣作“奸弊終難禁革，錢法終難疏通”，堅持只許用好錢一等七十文準銀一錢（26）。

　　嘉靖二十年前后，戶部下屬各鈔關收稅都以白銀為主，不收納錢鈔；三十二年只許使用本朝制錢，稅課抽分更是專收嘉靖通寶，一時間市面上鬧起了錢荒，工部所鑄難以濟用，在嚴嵩的建議下又恢復了歷代“舊錢”的使用（27）；之后采納給事中李用敬的建議，令制錢和前代舊錢上品者“俱以七文準銀一分，其余視錢高下，或十文或十四文或二十文準銀一分”，出內庫錢給文武官員發俸時，卻又不論新舊美丑都按七文計算，官員拿到市上強加于民，“民益騷然”；當時各地災患不斷，四方流民聚集京師“死者相枕藉”，議者以為是錢法不通的緣故，于是御史何庭鈺上疏請求允許百姓使用小錢，以六十文當銀一分，戶部認為這樣容易引發私鑄，堅持不同意，庭鈺上疏怒斥戶部尚書方純、郎中劉爾牧，世宗采用了何的意見，將爾牧削職為民，并詔令歷代錢以嘉靖通寶七文、洪武諸錢十文、前代錢三十文折銀一分；四十四年終于放棄了七文準銀一分的強制兌換標準，聽從民便不再限定文數，而收稅和發放官俸全部改用白銀（28）。

　　私鑄的問題自成化年間已經開始困擾朝廷，因為這時銅錢已恢復了合法身份，被宣布可以和寶鈔一起用來繳稅。成化、弘治、正德三朝，都曾經頒布過關于私鑄的禁令，嘉靖時期次數更多，嚴刑峻法對應的正是私鑄的惡潮。以北京為例，嘉靖初民間喜用小錢，屢禁不止，私錢有道二、道三、折七等諸多名色，御史閻鄰等上疏稱：“京師之錢輕裂薄小，觸手可碎，字文雖存而點劃莫辯，甚則不用銅而用鉛鐵，不以鑄而以剪裁，粗具肉好即名曰錢，每三百文才直銀一錢耳”，皇帝看到上呈的私錢也厭惡其濫惡詭異，令督察院揭榜禁約；三十三年后禁令放寬，民間卻又置小錢不用，競相仿鑄嘉靖通寶和各種年號制錢（29）。民間私鑄之外還有官局的營私舞弊，前文所述四十三年那次對北京寶源局的整頓，共有作官姚欽、爐頭陳霓等十八人被押送法司治罪，提督侍郎李登云、管理韓邦憲，寶源局副使段相、吏部廷朝等官員也一并受到制裁，然而第二年侵料減工的事情再次發生，終于導致這個中央直屬的大局徹底停鑄。

　　嘉靖初強硬的貨幣政策，由于和民間長期以來的使用習慣相抵觸，最終不得不以失敗收場。政府希望通過發行銅錢來貼補財政，卻又在收納的政策上搖擺不定，制錢定價過高不被接受，法定的兌換標準只能夠在發放俸餉和收稅時體現，并不能真正決定銅錢在民間交易中的使用價值。雖然不斷的重申法令限制，私錢流通的局面仍難以得到根本的控制，銅錢在收支和流通方面的雙重價值標準，反而促使一些人通過囤積倒賣獲利，例如嘉靖初時浙江錢法不暢，官兵所得的俸餉只能在市面上半價交易，就有奸商平時按半價收購，臨到稅期又以全價販賣，上下均受其害（30）。

　　四、小結

　　明朝國勢由盛而衰的更替，嘉靖是一個分界點，正是在這一時期，明錢開始脫離以往殘留的元錢意味，呈現出自己獨立的風格。錢制的變化既是工藝演進使然，更有政治經濟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朝廷對錢法的重視程度，總是和國家的財政狀況息息相關，越是財政吃緊的時候，越是期望通過鑄錢取息來獲得貼補，銅錢在這個時候開始復興，正反映出明朝國用開始面臨入不敷出的窘境。

　　終明一世，雖然缺銅一直是鑄錢成本高舉不下的重要原因，錢法長期困頓的局面也反映出明政府控制能力的不足。弘治時小平錢的重量已加至一錢二分，到了嘉靖更增至一錢三分，世宗早年勤心國事，政治變革的同時也帶來錢制的新氣象，嘉靖平錢的制作可稱明朝一代的顛峰。提高質量的本意是想讓民樂用，定價過高、品種繁雜、錢法朝令夕改缺乏全面有效的統籌安排，加之私鑄日益猖獗，種種弊端使得銅錢的通行并不順暢。制錢的高標準一直延續到萬歷早期，終因為財政的壓力而難以為繼，啟禎時朝廷頒布的錢制已只能在京齏和少數地區的鑄局得到體現，各地鑄錢取利之風愈演愈烈，所出大小不一、良莠不齊，終于給后世留下了明錢濫惡的印象。

注釋：

（1）《世宗實錄》卷八三，1851頁至1856頁
（2）《大明會典》卷三一 錢法
（3）《大明會典》卷一九四 鑄錢
（4）《客座贅語》卷四 金陵古今鑄錢 明·顧起元
（5）、（6）同（2）
（7）《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第三百五十七卷 錢鈔部總論三 學庵類稿·明食貨志錢鈔
（8）同（3）
（9）同（4）
（10）同（7）
（11）《世宗實錄》卷四○四 7063頁、同（3）
（12）《宋代貨幣與貨幣流通研究》103頁 高聰明河北大學出版社
（13）原文刊載于《中國錢幣》1986 年第2期
（14）同（7）
（15）《皇明經世文編》2551頁 請停止寶源局鑄錢疏 明·徐階
（16）、（17）同（7）
（18）同（3）
（19）《滇志》卷二三 條答錢法疏
（20）同（3）
（21）《天府廣記》卷二十二 寶源局 明·孫承澤
（22）《天工開物》卷中 冶銅、卷下 銅
（23）同（15）
（24）《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第三百五十七卷 錢鈔部總論三 古今治平略二·明朝錢幣
（25）同（2）
（26）同（1）
（27）同（11） 7067至7068頁
（28）、（29）同（7）
（30）同（24）引浙江御史潘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