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橋邊女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這是中唐詩人王建寄贈薛濤的詩句。薛濤是中唐的名妓，也是我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女詩人。約生于唐代宗大歷五年（公元770），死于唐文宗太和六年（公元832）。字洪度，長安人，幼年時隨父親宦游成都，遂以蜀地為家。濤自幼巧慧，善于言詞、通曉音律，嫻于翰墨，頗有文名。父親死后，隨孀母艱難度日。唐德宗貞元元年（公元785），韋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曾召薛濤侍酒賦詩，遂入樂籍，頗得韋皋喜愛。濤一生交游頗廣，酬唱甚多，存有詩作七十多首?，F存的詩中還可以看到她獻給韋皋、高崇文、武元衡、王播、段文昌、杜元穎、李德裕等兩川節度使的詩作，當時著名的詩人元稹、劉禹錫、王建等均同她有交往和酬唱，留下眾多風流韻事，也留下傳說不一、甚至互相抵牾的歷史懸案。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去四川大學參加學術會議，而眾說紛紜的薛濤墳就在川大校園內。因此講學之余，結合相關史料，對其故居、薛濤箋、薛濤井、薛濤墳以及交游、創作活動等，作了一些實際考論。

　　一、薛濤故居與薛濤墳

　　今日四川成都的望江樓公園內，有一座亭院叫“枇杷門巷”，一些導游乃至成都市民根據王建詩句“萬里橋邊女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誤以為“枇杷門巷”就是薛濤故居。其實這是誤解，首先，薛濤門前種的是“琵琶花”，而不是“枇杷樹”。琵琶花與杜鵑花相似，屬草本，與木本的枇杷樹是兩碼事。再者，萬里橋并不在今日的望江樓公園內。薛濤一生，除了在今四川境內北部的松潘和南部榮縣的竹郎廟等地作過短暫的居留外，主要時間是在成都度過，成都市內的居所主要有兩處：一處是在西南郊浣花溪旁的萬里橋，另一處是在城西北的碧雞坊。在萬里橋居住的時間最久，整個中青年時代大多在此度過，時間始于貞元五年（七八九），原因與韋皋對薛濤的處罰有關。據有關史料記載，薛濤入樂籍后，因其機敏巧慧又嫻于詩文，深得當時西川節度使韋皋的喜愛。蜀中官僚看到了薛濤在韋皋身邊的重要作用，于是紛紛巴結薛濤，并且企圖通過薛濤賄賂韋皋?！堆齻鳌酚涊d：“使車至蜀，每先賂濤，濤亦不顧嫌疑，所遺金帛，往往上納。皋既知且怒，于貞元五年罰薛濤赴松洲（即今四川省松潘地區）”。從“所遺金帛，往往上納”來看，薛濤并未受賄。之所以“不顧嫌疑”介入地方與節度使之間政務，只不過想發揮自己的才干和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罷了。但等級森嚴的封建官場，是不可能讓一個地位卑微的歌伎介入的。即使韋皋內心器重，也不敢抗拒強大的習慣勢力和社會輿論，必然要用處罰薛濤來表現自己的“公正”和“清廉”，薛濤也就必然成為封建政治的犧牲品。薛濤在被貶松州之后，曾寫了數十首詩獻給韋皋。從現存的《十離詩》、《罰赴邊有懷韋相公》等十幾首詩來看，主要是抒發身處異鄉的孤獨之苦，希望能打動韋皋，從邊地遷回。但內中也不乏明朗之色、慷慨之音，甚至公開表白對罰邊的不滿。如《罰赴邊有懷韋相公》云：“黠虜猶違命，烽煙直北愁。卻教嚴譴妾，不敢向松州?！痹娭斜砻?，胡人如此肆虐，你們毫無辦法；一個小女子犯下過失，你們卻大加撻伐，把我譴到胡勢猖獗的松州。由此看來，薛濤秀麗文弱的外表下，仍藏著一顆倔強抗爭的心。也許是由于獻詩打動了韋皋，也許處罰薛濤的本身就是場政治游戲，不久，薛濤即由松潘赦還。此番遠貶，使年輕的薛濤嘗到了世路的坎坷，也看透了官場的險惡。

　　回到成都后，薛濤隨即脫去樂籍，退居于西南郊的萬里橋，在門前種滿了琵琶花，過起了一種遠離官場的自由平民生活。這就是友人王建在贈詩中所說的“萬里橋邊女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萬里橋橫跨于浣花溪上，它的西面是百花潭，與杜甫草堂相距不過一箭之地：“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杜甫《堂成》），杜甫草堂在萬里橋西、百花潭畔，薛濤故居一個在萬里橋畔、百花潭東，與杜甫草堂隔潭相望。薛濤在此處與蜀地的名公詩酒唱和，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章，王建的那首《寄蜀中薛校書》即寫于此時。

　　薛濤晚年遷居于城西的碧雞坊，就在漢代辭賦家揚雄住宅之側。遷居的原因，可能是出于對邊患的警覺。因為薛濤遷居后不久，唐文宗太和三年（八二九），南詔國偷襲成都，將西南郊人畜擄去數萬。如果薛濤仍是住在萬里橋，就恐難逃此劫。薛濤在碧雞坊建“吟詩樓”，每日息居其上。吟詩樓現為一棟木質兩層小樓，位于今日的望江樓公園之內。樓右立山石，置爬山廊回旋直達樓上。樓下門楣上有一塊黑底鎦金匾額，上鐫隸書“吟詩樓”。兩邊對聯是清代著名書法家何紹基撰書。聯云：“花箋茗椀香千載，云影波光活一樓”。何紹基（公元一七九九——一八七三）當時任四川學政，此聯作于任滿離蜀之時。吟詩樓前遍植蜀地的特產粉簟竹，此竹通身粉白，似冰肌玉骨的婷婷秀女，使人聯想起秀美的薛校書。風動竹影，婆娑有聲，又像是薛濤在樓上低珍淺唱，細哦慢吟。樓上掛著清同治丁卯年（一八六七）舉人包汝諧撰書的四首《吟詩樓感懷》。其一寫道：“紅葉蕭蕭響一樓，涼云團入錦江秋。美人芳草情同恨，茗碗臨風吊薛侯?！焙苣艽碛稳酥链说母锌?。清人顧復初有首《蝶戀花·吟詩樓》：“眼底長江波沵沵，雪嶺橫眉，拂袖寒星倚。十萬樓臺斜照里，暮葭聲斷炊煙起。五色浣花箋上字，閣號吟詩不見吟詩妓。勛業韋張人老矣，釣竿搖動江天思”。詞中抒發物在人亡的追思，也讓人產生與《吟詩樓感懷》類似的感慨。

　　昔日的碧雞坊，宋以后稱薛濤井，晚清時在其舊址附近建望江樓，抗日戰爭時改稱第一郊外公園，1953年又恢復舊名稱望江樓公園。該園位于今日成都市西南的古護城河邊，她的西面就是諸葛武侯祠和杜甫草堂。錦江水從園西北向東南緩緩流過，西面面對的則是千年積雪的岷山，其門聯曰：“一水繞當門，滾滾浪分岷嶺雪；雙扉開對郭，熙熙人樂錦樓春”，倒是很清楚的注明瞭望江樓的地理位置。此聯為無名氏作，另一門聯為今人陶亮生所撰，則從人文角度對薛濤一生進行謳歌：“少陵茅屋，諸葛祠堂，并此鼎足而三。飾崇麗，蕩漪瀾系舟垂楊歌小雅；元相詩篇，韋公奏牘，總是關心則一。思賢才，哀窈窕，美人香草續離騷”，聯中提到附近的諸葛武侯祠，杜甫草堂，元稹與她的唱和以及韋皋奏請朝廷封她為“校書”，皆是在肯定薛濤的為人和文學上的功績。園內主要建筑除上述的吟詩樓外，還有崇麗閣、濯錦樓、漪瀾堂、薛濤井以及訛傳為薛濤故居的枇杷門巷。其中的崇麗閣是園內的最高建筑，位于“薛濤井古故處”（《華陽縣志》）。高五層，俯視于錦江之畔，每層皆有飛檐聳起，檐牙高啄，飛閣流丹，極為堂皇富麗，故得此名。此閣建于清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由馬長卿、伍肇齡等倡導修建，歷時兩年竣工。開閣之日，四川學使文狀元趙以炯、重慶鎮總兵武狀元田在田率先登樓，一時傳為盛事。馬長卿，華陽（今成都市）人，光緒巳卯（1879）舉人，曾任松潘廳教諭。崇麗閣上有他撰寫的一付楹聯：“斯樓為蜀國關鍵，慨兵燹傾頹，人物雕謝，數十年滿目荒涼，遺風頓歇。溯淵云妙墨，李杜奇才，軾轍名高，久經宇宙山川，滄桑千古；此地是錦江要會，愛舟檣上下，煙浪縈回，幾多士同心結構，勝地重開。想石室英儲，岷峨秀毓，江漢靈炳，且看棟梁楨干，砥柱中流”。聯中盛贊蜀中人物，慨嘆今日雕敝，敘述了修建崇麗閣的動因、經過和落成的勝景、可以說是篇袖珍版“修建崇麗閣記”。十年后，馬長卿等人又募款在崇麗閣附近添修浣箋亭、五云仙館、流杯池，又修復“吟詩樓”，今日望江樓公園的規模已始備。崇麗閣左面為“吟詩樓”，右側則是濯錦樓。比起崇麗閣，濯錦樓顯得小巧而清雅，隱藏于四川特產的粉簟竹叢深處，楹聯亦如其樓，其門聯云：“花影常迷徑，波光欲上樓”。楹聯云：“引袖拂寒星，古意蒼茫，看四壁云山，青來劍外；停琴佇涼月，予懷浩渺，送一篙春水，綠到江南”。為清人顧復初所題。

　　薛濤歿后葬于何處？據四川《華陽縣志》說是葬在城東南四里的黃家壩。宋代鄭樵的《通志》甚至具指此墳即距薛濤井約一里左右，在一所民舍的旁邊。據《華陽縣志》載：薛濤歿時，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為撰墓志，并題碑“西川女校書薛洪度之墓”。今題碑已不存，唯存晚唐詩人鄭谷的薛濤墓詩。詩云：“渚遠江清碧簟紋，小桃花繞薛濤墳。朱橋直指金門路，粉堞高連玉壇云。窗下斷琴翹鳳足，波中濯錦散鷗群。子規夜夜啼巴蜀，不并吳鄉楚國聞”（《蜀中》之三）。詩的首聯即點出薛濤墓在錦江之濱。按成都的護城河唯安順橋(今稱九眼橋)東面一段稱錦江,頷聯又說到朱橋,可見濤墓就在九眼橋附近。據清人熊斌《鴻雪偶存》記載，至少在清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薛濤墳仍在，位于“浣箋亭外里許”，“有大阜高丈余介其中，即薛濤墳”。墳的四周皆是竹林，“廣可數畝，蔚然深秀”。四十年后，光緒九年（一八八三），浙西沉壽榕再訪薛濤墳時，竹林已毀于兵燹，高阜亦夷為平地?！皠倬橙粘蓵缰?，墓址幾不可辨”，只有舊碣尚存。于是，沉壽榕伙同易家霖、辜培源諸人，重加修葺，再鐫墓碑，此址一直存留至今，在今日的四川大學校園南大門附近，鄭谷的《薛濤墓》詩刻石以存留其間。

　　二、薛濤箋與薛濤井

　　薛濤不僅以才女聞名，她制作的“薛濤箋”，在某種意義上更為出名。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文房四寶”中，“薛濤箋”深受文人和才女們的喜愛，往往是書寫某種情思或記錄某種“香艷”之事必不可少的載體，“薛濤箋”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名聲要比“薛濤詩”大得多。所謂“薛濤箋”是指一種深紅色小箋紙，是薛濤在萬里橋居住時所創制的。如上所述，薛濤從松潘赦回成都后，立即脫去樂籍，閉門而居，專務時文酬唱。寫作詩文，當然離不開紙。當時浣花溪一帶多以造紙為業。薛濤在此基礎上研制成一種深紅色小箋，受時人所喜愛，稱之為“薛濤箋”。該箋有兩大優點：一是染色精工，二是短小實用。箋紙染色，并不始自薛濤，遠在晉代就有了色箋。南朝梁簡文帝蕭綱雅好好宮體，為與詠歌艷情相適應，他專用一種粉紅色灑花箋紙。這種箋，薛濤也曾用過，她在貶往松潘時給韋皋的獻詩《筆離手》中就提到這種晉箋：“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紙上撒花瓊。”與薛濤同時代的詩人范之凱，亦有“蜀地紅箋為弟貧”之句?？梢娭刑茣r代，蜀地仍產這種粉紅箋紙，而且很名貴。但薛濤箋又優于這種晉箋，她在晉箋基礎上又將顏色加深，染色更精，創制成一種深紅色小箋。至于薛濤為什么要將顏色加深，這與她的愛好有關。薛濤性愛深紅，平時著大紅衣衫，《寄張元夫》詩云：“前溪獨立后溪行，鷺識朱衣人不驚”；愛的花也是深紅色，如從葉到花都是赤紅的朱槿和金橙花：“欄邊不見蘘蘘葉，砌下唯翻艷艷花。細視欲將何物比，曉霞初疊赤城家”（《金橙花》）；“紅開露臉誤文君，司蒡芙蓉草綠云?！保ā吨扉然ā罚?。就連粉白的棠梨花，她喜愛的也是不常見的深紅色：“日晚鶯啼何所為，淺深紅膩壓繁枝?！彼匝竟{，當然會選深紅色。

　　但在宋代以后，又出現一種說法：薛濤不但創制了深紅色箋，且創制了月黃、深青、深綠、淺云等十色箋。如宋人李石在《續博物志》中云：“元和中，元稹使蜀，營妓薛濤造十色彩箋以寄，元稹于松華紙上寄詩贈濤。”此后更是以訛傳訛，謂十色箋皆為薛濤所造。其實，十色箋乃宋人謝景初所造。紙染色雖始自唐代，但唐代并無十色，到五代時也僅有紅、青、金粉、銀粉數色。后蜀時四川由于戰亂，造紙業衰微。到宋時，社會安定，文化發達，造紙業又開始復興。宋代謝景初在昔日造紙業繁榮的浣花溪專造十色箋，號為“謝公箋”。這十色據元代蜀人費著的《箋紙譜》記載，是“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綠、淺云十色”。大概由于產地也在浣花溪，人們很容易也樂于把十色箋訛為薛濤所造，這也是為什么訛傳十色箋始自薛濤的原因。其實，費著在提到“十色箋”時也說到“薛濤箋”：“濤所制箋，特深紅一致爾。”說得很肯定。比薛濤稍后的唐人和五代人在詠歌薛濤箋時，也都只是提到深紅一色。如五代韋莊《乞彩箋歌》詩：“留得溪頭瑟瑟波，潑成紙上猩猩色?！奔按薜廊凇吨x朱常侍寄蜀茶剡紙》詩：“薛家凡紙漫深紅。”可見，薛濤箋只有深紅一色。

　　薛濤箋的第二個優點是短小實用。古代箋多用于長篇書札，所以箋紙需長大。況古人又有“批反”之習。所謂“批反”，本是下級呈文時在紙尾預留空白以供批復，常用于官司批狀、詔書批答之類公文。中國向來是禮儀之邦，平日親友同事間信件往還也仿此法，在信尾留空以示不敢于對方平起平坐，并不是真的要對方在信尾批答，這叫“敬空”。這樣，箋紙當然要大一些。而薛濤制箋，唯專用于寫詩，既然不是長篇書札，也就不需“敬空”。況薛濤又喜作七絕、五絕之類小詩，大箋既浪費又不好看，所以特制小箋，一張才八行，染以深紅，確實優雅而精致。此箋風行后，人皆以為便，即使作書札亦用此箋。因為如一紙不夠，鋪寫數張，更顯其情重，于是風靡開來。薛濤箋的優點，主要在上述兩點，至于紙質，據我在成都和北京等地博物館所見，此箋紙質似不及色宣，甚至也不及同為蜀產的夾江紙。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云：“四川薛濤箋，其美在色，不在質料也”。宋應星是位科學家，也是為精通造紙的工藝學家，這話說得很專業。

　　說到薛濤箋，當然會涉及薛濤井。人們常認為薛濤箋是用薛濤井的水所制成，這又是誤解和訛傳。因為薛濤創制薛濤箋是在城西南郊萬里橋邊的浣花溪畔，而薛濤井卻在城東郊的薛濤墓旁。薛濤生前與此并無關涉，只是由于薛濤墓在井邊，此井才得名“薛濤井”。后來從中附會出薛濤用此井水造箋之說。對此，明末人曹學全《蜀中廣記》和清初人王士楨的《香祖筆記》都有辨誤。《香祖筆記》明確指出此井在錦江東面，又叫玉女津，明代的蜀王用此井水造箋紙——“薛濤箋”：“明時蜀王府，例以三月三日取薛濤井水，制箋二十四幅，以十六幅貢京師。近督撫、監司募工仿制，殊不能佳。予使蜀時訪之，井旁石臼尚存，雕鐫精麗。井在錦江東，亦名玉女津也”。明人包汝楫《南中紀聞》則說民間亦用此水制箋，說得神秘而又浪漫：“薛濤井在成都府，每年三月初三日，井水泛濫?？と藬y佳紙向水面拂過，輒作嬌紅色，鮮灼可愛。但止得十二紙。歲閏，則十三紙。以后遂絕無顏色矣”。

　　蜀藩王在此制箋時，井旁曾建有堂屋數楹，并有吏卒看守。至于“薛濤井”的題名碑刻，則到清代才有。清康熙三年（公元一六六四），成都知府翼應熊手書“薛濤井”三字，鐫碑立于井側。干隆六十年（公元一七九五），編修周厚轅與成都府通判汪俊等游薛濤井，又題詩并鐫碑于井碑之側，今皆俱存。題詩曰：“萬玉珊珊鳳尾書，松花籬近野人居。井欄月墜飄梧影，素發飄飄雪色如”。薛濤井的許多題詠中，最見個性的是《官場現行記》作者清初四川人李調元的一首七絕：“不見薛箋唯見井，瑯軒千萬綠陰陰。何人刻竹留題滿，我欲編詩入笑林。”此詩一出，“后人不復敢題矣?！?/p>

　　三、《籌邊樓》詩與薛濤的相關酬唱

　　薛濤雖是歌伎，卻志向高潔、胸有韜略，關心國事邊陲。她有首寫給西川節度使王播詠菊詩，詩中以菊自喻：“自有兼材用，那同眾草芳。獻酬樽俎外，寧有懼豺狼”，可以看出她人格上的自恃。在《罰赴邊有懷韋相公》、《賊平后上高相公》、《送盧員外》等詩作中，亦可看出她對軍閥割據、外族入侵等內憂外患的態度。薛濤的政治襟懷，在她與李德裕酬唱的《籌邊樓》一詩中得到了更充分的體現：“平臨云鳥八窗秋，壯壓西川十四州。諸將默貪羌族馬，最高層處見邊頭”。時任西川節度使的李德裕在成都建籌邊樓，其意并不在登覽，而是與當時西川一帶軍事形勢有關。西川的南面與南詔接壤，西面與吐蕃相連。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南詔大舉犯邊，敗西川兵于邛州（今四川邛崍），遂陷之。十二月更攻陷成都西郊，停留十日，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太和四年，西川節度使郭釗應付不了這種嚴峻形勢，上書告病求代，朝廷命義成節度使李德裕改任西川節度使。李德裕（787——849）中唐時代著名的文學家和政治家，字文饒，趙郡人。武宗時拜太尉，封衛國公，執政六年，建樹頗多：內馭宦官，外平藩鎮，支持武宗滅佛，朝廷一時呈中興之勢。李德裕到任后，立即治軍備戰。一方面“日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了解情況，并親自“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逾月，皆若身嘗涉歷”，籌邊樓就是在此背景下建造的。李德裕在樓內四壁繪蠻夷險要，日與習邊事者籌劃其上，故名之為“籌邊樓”，戰備的目的十分明顯。

　　作為與李德裕過從甚密的詩友，薛濤對李的建樓用心和治邊之策是深為體察、也深為嘉許的。所以她在詩中不但夸張籌邊樓的高峻，可以平臨云鳥，而且強調它“壯壓西川十四州”的氣勢和聲威。在薛濤的眼中，籌邊樓就是治邊有方、又具有駕馭和統率能力的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的化身，完全可以仗其氣勢、仰其聲威，確保劍南、西川免遭外族入侵，和平而安定。后兩句“諸將莫貪羌族馬，最高層處見邊頭”，則是支持李德裕的安邊之策，告誡守邊諸將切勿因貪圖眼前私利而輕開邊釁，使西邊的羌人安定下來，成為邊陲的一道屏障。這雖是李德裕的安邊之策，也表現了薛濤的政治襟抱明達見解。清人紀昀認為此詩“托意深遠，有魯嫠不恤緯，漆室女做嘯之思，非尋常裙履所及，宜其名重一時”。

　　薛濤的詩作遺失很多，從現存的詩作來看，多算不上一流之作，所以歷來的唐詩選本也很少選薛濤之作。但這首《籌邊樓》則是薛濤詩集中為數不多的上乘之作，就是在全唐詩中也可算是佳篇。此詩之妙，不僅在于其識見高遠，表現了女詩人中少有的巾幗之氣，而且在結構和表達方式上也有過人之處。詩人在短短的四句之中，把敘事、描景、抒情、議論四種手法結合起來并以議論為主，很好地表達了憂國之思與安邊之策并舉，感慨與勸戒交織這一創作主旨。詩的首句是描繪籌邊樓的雄渾、高峻，用的是夸張和烘托之法。薛濤用站在樓窗前可以平臨白云和飛鳥，來烘托籌邊樓的高峻，這比實寫直敘更為生動和形象，當然，烘托之中也略帶夸張。第二句“壯壓西川十四州”則意在渲染樓的氣勢，以抒情感慨為其基調。其中當然也有夸張，因為西川只有二十六州，加上東川十二州也只有三十八州。這種氣勢，不僅用“壯”字明白道出，更通過“壓”字形象地加以表現。這個“壓”，不僅有對外鎮守，拒敵于西川之外之意；亦有對內彈壓，防止川內生亂之意。薛濤此愿，并非無因。就在太和四年李德裕入蜀前，因南詔犯邊進襲成都，山南西道募新兵千人前往救援。未等到成都，南詔兵已擄掠而還。節度使李絳遣散新軍，而監軍楊叔元與李絳有隙，激怒亂兵，殺李絳，屠其家，后被新任節度使溫造彈壓下去。所以薛濤在此突出一個“壓”字是大有深意，對李德裕治蜀是充滿期待的。

　　詩的前兩句是針對籌邊樓進行描繪和抒發感慨。接下去的第三句如果仍在樓上做文章，這樣畫面就會狹逼，內涵不可能豐厚，意境也自然不可能深遠。因為絕句僅四句，沒有給作者留出廣闊的書寫空間。所以歷代的詩家都很注意絕句的第三句，劉熙載說“絕句的第三句要響”。唐人處理絕句的第三句大致有兩種手法：一是大幅度的跳躍，二是畫面突然轉換，以求在較小的空間納入豐富的情感和深遠的意境。《籌邊樓》采取得正是后一種寫法：詩人由對樓的描繪和謳歌突然轉為對邊將對勸戒，表達一種對國事、邊患的憂患意識。但從情感和創作主旨來看，詩人描繪、謳歌籌邊樓，所寄托的亦是對內憂外患的擔心和對李德裕鎮蜀道期待，因此前后兩句在情感上仍一脈相連，都是為了表達詩人的政治襟懷和對邊患的關切之情。更何況，詩人以“最高層處見邊頭”作結，這“高層”在結構上暗中關合首句的“平臨云鳥”，“見邊頭”則又和次句“壯壓西川”形成鮮明對照，亦深得結構開合收縱之妙。

　　她作此詩后不久，與她長期相伴的孔雀死去，不久詩人亦病逝，時間應在唐文宗太和六年（公元八三二）夏。因為卒時，李德裕有《傷孔雀及薛濤》一詩追悼。當時劉禹錫任蘇州刺史，得此消息后寫了一首《和西川李尚書〈傷孔雀及薛濤〉之什》。詩云：“玉兒已逐金環葬，翠羽先隨秋草萎。唯見芙蓉含曉露，數行紅淚滴清池?！痹娭械挠駜杭囱瓠h、翠羽指孔雀。詩的前兩句指明孔雀死后薛濤遂逝，后兩句寫聞此噩耗的感慨，時值芙蓉滴淚的清秋。四川的消息傳到蘇州，在信息遲緩的唐代，應有月余。以此推斷，薛濤應歿于唐文宗太和六年的春天。

　　薛濤一生交游頗廣，酬唱甚多，存有詩作七十多首。她與鎮守四川的節度使韋皋、高崇文、武元衡、王播、段文昌、杜元穎、李德裕等均有交往并有獻詩，與元稹、劉禹錫、王建等著名詩人均有酬唱。薛濤晚年所交游的名人，主要有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和貶在四川的著名詩人劉禹錫。與薛濤交往的著名詩人還有王建、白居易和元稹。王建有首《寄蜀中薛校書》，詩中提到：“萬里橋邊女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為后人研究薛濤提供了生平背景。白居易也寫過一首詩給薛濤，詩云：“峨眉山勢接云霓，欲逐劉郎此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風猶隔武陵溪”，詩中反用劉晨天臺山遇仙的故事來打趣薛濤，看來兩人的關系是很密切的。與薛濤唱和的還有著名詩人元稹和白居易。白居易寫過一首詩給薛濤，詩云：“峨眉山勢接云霓，欲逐劉郎此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風猶隔武陵溪?！痹娭蟹从脛⒊刻炫_山遇仙的故事來打趣薛濤，看來兩人的關系是很密切的。

　　元稹與薛濤更是風流名士對名妓，才藝相傾。之間留下許多佳話，也留下一段歷史公案，直至今日仍讓學者們爭論不休。薛濤曾以自制的“薛濤箋”寄元稹，并賦詩云：“詩篇調態人皆有，細膩風光我獨知。月下詠花憐暗淡，雨朝題柳為欹垂”。詩中回憶了兩人月下詠花、雨朝題柳的詩酒唱和生活。詩題曰：《寄舊詩與元微之》，看來，直到老年，元稹在薛濤心中仍留著難以磨滅的刻痕。元稹也有《寄贈薛濤》詩給她，詩的結句是：“別后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云高”。對薛元之間的酬唱，從晚唐起，許多筆記小說如范櫖的《云溪友議》、計有功的《唐詩紀事》、辛文房的《唐才子傳》等即以此為根據，敷衍出許多浪漫乃至香艷的故事來。元稹與薛濤的關系也是新時期元稹研究的一個熱門話題，爭論的焦點是兩人之間除了酬唱還有無交往，乃至產生曖昧關系。一部分學者如蘇者聰、朱德慈、馬曉光等仍持《云溪友議》、《清異錄》以來的觀點，認為元稹使蜀時曾與薛濤相會并有詩往來，甚至認為元稹在江陵時仍與薛濤“保持不清不白的關系”，薛濤《寄舊詩與微之》和元稹的《寄贈薛濤》皆是“道道地地的情詩”，“元稹、薛濤見過面是事實，兩人有過一定程度的愛情關系也是確實的”。這部分學者為了給薛元姻緣增添左證，認為兩人的年齡也相當接近，如朱德慈就認為“薛濤生年與元稹生年是非常接近的，甚至不無同庚的可能性。因此，在他們之間發生因緣關系，就年歲這一問題講，是合情合理，無可咎責的”。蘇者聰則據此判斷元稹人品的卑劣，而不是有人所說的元在男女問題上“一往情深”。她認為元稹“不但見女色即動心，且甚至聽女色而懷鬼胎”，甚至認為從“憲宗元和四年至長慶元年，十幾年來，元稹與薛濤一直保持著這種不正常關系”。但新時期也有相當一批學者如卞孝萱、吳偉斌、劉知漸、冀勤、陳坦等均認為薛元之間只有唱和、并無交往，更無戀情。卞孝萱認為“元稹薛濤未曾會晤，僅有唱和關系”。其證據是嚴綬時任右仆射，不在成都，所以不存在《云溪友議》等筆記中所云遣薛濤往侍一事。吳偉斌亦認為歷來傳聞元稹輕薄好色并無歷史根據，因而并不足信他指出：元稹出使東川時，薛濤在西川，兩地分屬不同節度使管轄，“元稹當時只是一個八品的監察御史，有何神通，能召已入樂籍，且正受鄰郡節度使寵愛的名妓前來入侍？”況且兩人此前“從未謀面，又怎能無緣無故從西川趕到東川，與元稹‘相聚數月，形同夫婦’”？作者還指出，元薛二人年齡差距也大：“元稹奉使東川時，濤已五十歲，而稹年僅三十一”。文章還認為現存的元薛唱和詩“實為他人偽作”。

?望江樓公園內“枇杷門巷”，相傳為薛濤在成都西南郊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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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濤井：相傳為薛濤制“薛濤箋”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