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普通的觀點來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歷史進入了近代，異己的西方，憑借其堅船利炮以及其背后的文化、制度，打亂了中國發展的道路，中國被迫進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為求獨立、發展而不得不向西方學習，由“師夷長技”到“變法”，再到“德先生”和“賽先生”，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全盤西化”，可惜學生沒有超過老師，反而總是被愚弄、蹂躪。而一衣帶水的日本，反倒變法成功，脫亞入歐，反過來入侵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色政權，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贏得了民族獨立，所學習的，也還是西方的“真理”。在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指引下，民族發展的道路漸趨明朗，中國走上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究其實，也在于把西方成功的發展經驗和中國的特色相結合。

　　一言以蔽之，向西方學習，是當今乃至今后的一個長時段內，我們不可回避的道路。

　　就學術尤其是純人文學科的視角來看，中國與西方，常常被歸結為“中學”與“西學”的關系，它一直是近現代乃至當代學人無法逃避的內部緊張。當“西學”和“中學”遭遇的時候，五千年文明古國的豪情與近現代的弱勢，會通過各種方式，在知識分子的心思和言行中涌現出來，于是有各種表現，乃至以極端的方式爆發。另一方面，“中學”和“西學”的對立，在國人心中，又強化了中國與西方的差異，維護中國的民族特色，也成為了一個神圣的任務，雖然民族特色表現何在等等，俱是問題。

　　向西方學習與弘揚古國雄風，既有聯系也有矛盾。由之觀察近年的儒教之爭，讀經問題，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國學問題等等，無不與之有著種種內在聯系。

　　一言以蔽之，古、今、中、西四個字，是中國近現代學人心中橫亙的四維，剪不斷，理還亂。

　　然而，中國，是西方的“他者”嗎；西方，是中國的“他者”嗎？

　　這似乎是一個并不成為問題的問題，中國人和西方人，言語不通，形狀不同，衣冠不類，嗜欲不似，制度不一，志意不合……而且，羅素曾經有過一句戲言：“中國似乎是一切原則的例外。”[1]這里所謂“原則”，當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中心觀”所得出的原則。

　　然而，現在早已不是中西初識的階段，而是不可避免地需要向西方學習的時候。即便我們承認如果不是西方的侵略打亂了中國正常發展的道路，中國自己也能走上一條現代化的道路；我們也不能否認西方已經走在了前面，我們必須要向西方學習，現在再閉關自守，沒有出路。可以說，任何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和西方初識時，都會有或多或少的遭遇陌生的“他者”的景況。而如果從將來的眼光著眼，只要我們確定并不斷完善現代化的共同特點并確信本國能夠實現現代化，那么這個現代化的公約部分，就不應該視為西方獨有的特色，不應該視為是本國的“他者”，雖然它是從西方開始。這個公約部分，決不可僅僅視為科技方面。

　　所以，在這里提出這個問題，不是想說明中國和“西方”并沒有什么不同，而是想說明把中國作為西方的“他者”這個預設的諸多不合理性。因此，本文無意于糾纏二十世紀初、八十年代中，中西方文化論戰中的許多觀點，也不具體討論“中國”、“西方”這個名稱本身的模糊性。只是想著重強調，我們不要把西方視為“他者”，要多向西方學習。往日、今朝之中與西，也許并非將來之中與西。

　　何兆武先生關于“中學”與“西學”關系的認識，非常深入：學或科學，作為純粹理性產物的知識（拉丁文Scientia或德文的Wissenschaft）而言，本無所謂中西之分，而只有所謂真偽或正確與錯誤之分，也有精粗與高下之異，但無本質之別。嚴格說來并不存在什么中學、西學之別，而只有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下所形成的思想習慣的不同。我們不應該把對客觀事物的知識的判斷與對主觀的價值取舍的判斷混為一談。中西思維方式不同似也應從其兩重性著眼：一方面是某種特定的思維方式其本身是否能被人類普遍的純粹理性所裁可，一方面則是這一特定的思維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的歷史文化的積淀所使然[2]。

　　所謂“中學”與“西學”之間，其實有可以公約的“人類普遍的純粹理性”，也有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下所形成的思想習慣的不同”。

　　因此，我們需要學習西方文化、制度尤其是思維等等方面的長處。當然，首先需要學習西方的語言。有志的學人，那怕是研究中國古典方向的學人，也似乎應該在專業之余，盡量多學習西方的知識——不是為了立即有所得，實用，乃至挾洋自重，賣弄博學；而是為了中國整體學術水平的提升。在今天的情勢下，需要學人群自己給自己已經沉重的重擔，再追加一份道義上的學習“西學”的要求，熔煉新的民族思想。

　　西方的知識之中，尤其重要的是其思維，需要我們努力學習、借鑒。柏拉圖，是古希臘的，也會是中國的；康德，是德國的，也將是中國的；羅素，是英國的，也該是中國的。中國的孔子、老子，已經被許多西方學者在研究，甚至老子很可能對海德格爾的思想發展起了較大的促進作用。雖然這種研究、借用，在西方仍然處于非主流的地位，但是這種研究所具有的開放性、世界性的眼界，是非常明顯的——暫不考慮這種研究背后的“西方中心觀”。而在中國，中西分科的特點還非常明顯，甚至同在哲學系之中，中哲和西哲可以互相鄙薄，老死不相往來。希望這種局面能夠逐漸改觀。

　　簡單地說，中國的學人，如果有中西互補的自我要求和努力，或許是民族之幸吧。至于中西貫通之類，那是“大家”之作，非小子所敢論。

　　那么，難道中國真的不是西方的“他者”嗎；西方，真的不是中國的“他者”嗎？

　　中西方的差別，未來的差異，決不可能輕易消除。

　　西方后現代主義文化理論中，不少學人都以東方、中國作為“他者”，以批判西方的文化霸權。但是，這種把中國當作“他者”，就值得我們自豪，要高唱未來世界是中國文化的世界這種醉歌嗎？其實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在想象中構建的異邦風情；而西方學者挑選出想象的中國，正是為了自己的理論訴求，要解決自己的問題。他們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心中之塊壘，即使跳出了西方中心論，也不可能跳出自身考察問題的視角。

　　譬如安樂哲先生在《理性、關聯性與過程語言》一文中，頗有同情懷特海哲學的意味，為此他強調了中國古代的“關聯性”思維（Correlative thinking），贊同葛蘭言對于中國人思維方式的認定[3]。但是遵循安樂哲先生文中所提供的線索，我們可以找到葛瑞漢提及了中西方均有關聯思維，西方直到“科學革命”之后才完全讓位于因果思維[4]，似乎大可不必借中國來說事。而且，西方學者對于葛蘭言之語似有不同認識，對“關聯性”思維與有機哲學（Philosophy
of organism）似乎也有區分，并有不同看法。

　　那么，中國的學者還要不要把西方作為“他者”呢？

　　這種意識還是必須要有的。我們需要有自己的問題意識，有自己的理論訴求，而不能簡單地追趕西方潮流。我們學習西方是為了解決自身的問題，決不是把西方的時髦理論，簡單套用到中國的實際上來，食洋不化。

　　同時還需要認識到，由于種種原因，我們對于自身傳統文化的隔膜，已經越來越深，我們也需要在這方面補課，不然也可能形成一種特殊的食古不化。在今天的情勢下，需要學人群自己給自己已經沉重的重擔，再補加一份道義上的學習“中學”的要求。我們不能成為無根的“自我”，那時就既談不上“中學”，也談不上“西學”，也無所謂“自我”與“他者”了。

　　因此，中國，一方面是西方的“他者”，另一方面也不是西方的“他者”。中國和西方在知識、思維等方面有可以公約的部分，也有因為歷史文化的不同而形成的偏重，有自身所需要解決的問題。

　　本文的目的只是在于提出問題，嘗試清理古、今、中、西的糾葛，為志士仁人探索努力的方向，希望學人們勉力加深“中學”與“西學”兩方面的知識，以求中西互補。

注釋：

[1]轉引自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371頁，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8月。

[2]何兆武：《“中學”、“西學”與歷史文化傳統》，載方朝暉：《“中學”與“西學”——重新解讀現代中國學術史·序》，1—3頁，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9月。

[3]安樂哲：《和而不同：比較哲學與中西會通》，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

[4]葛瑞漢：《論道者》：359—364頁（原書316—320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