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今本《史記·黥布列傳》“茲鄉(xiāng)”《索隱》注“番陽 縣之鄉(xiāng)”，當作“鄡陽縣之鄉(xiāng)”。“ ”為“鄡”之俗訛字。“鄡”字又作“郻”，《漢書·地理志》郻縣在巨鹿郡，鄡陽縣在豫章郡，與番陽近者為鄡陽縣，《索隱》作“鄡縣”誤。西漢無番陽郡，依《索隱》體例亦不得言“番陽鄡陽縣”。《史記索隱》當是據(jù)《漢書》顏師古注為說，今本《索隱》此注有誤。

　　【關(guān)鍵詞】史記索隱；地名；鄡陽；校勘

　　【作者簡介】王永吉（1980— ），男，江蘇東海人，2007年于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中國古典文獻學(xué)獲得博士學(xué)位，現(xiàn)為江蘇教育學(xué)院中文系講師，主要從事史部文獻整理與研究。

　　《史記》卷九十一《黥布列傳》：“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xiāng)民田舍，遂滅黥布。”“茲鄉(xiāng)”《索隱》：“番陽 縣之鄉(xiāng)。”[1]

　　元彭寅翁本、明凌稚隆本、清武英殿本、百衲本此《索隱》注在“隨之番陽”下，作“番陽鄱縣之鄉(xiāng)”，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此注在“遂滅黥布”下，文同元明諸本，斷作：“番陽，鄱縣之鄉(xiāng)。”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索：番字作鄱而鄱字作 。”[2]《校補》所謂“索”指明毛晉刻單行本《索隱》。《漢書·韓彭英盧吳傳》“番陽人殺布茲鄉(xiāng)”顏師古注：“鄡陽縣之鄉(xiāng)也。鄡音口堯反。”[3]

　　今案：《史記索隱》“番陽 縣之鄉(xiāng)”一句有誤，當如《漢書》顏注作“鄡陽縣之鄉(xiāng)”。明此須先知番陽、鄡縣與鄡陽縣三地。先說鄡與鄡陽二縣。注文“”字字書不見，當是“鄡”之俗訛字。“臬”、“梟”形近易混，可以視為旁證的有“”、“嘄”二字。《玉篇·口部》：“，叫也。”[4]《廣韻·嘯韻》、《集韻·嘯韻》同。“嘄”為“叫”字之異體。《集韻·嘯韻》：“叫，吉弔切，《說文》呼也。或作嘄、，通作嘂。”[5]《漢書·蒯伍江息夫傳》：“如使狂夫嘄謼于東崖。”顏師古注：“嘄，古叫字。”[6]“”字《玉篇》、《廣韻》五弔切，《集韻》一叫、倪弔兩切，其字從“臬”無據(jù)，偏旁“臬”字當是“梟”字之形訛。《正字通·口部》：“，舊注五弔切，嶢去聲，叫也。……一說嘄訛省作??。”[7]一說是也。楊寶忠先生亦謂“‘’即‘嘄’字俗書”。[8]

　　《索隱》“（以下改從正字“鄡”）縣”即《漢書·地理志》巨鹿郡郻縣也。“梟”、“”古通用。《集韻·蕭韻》：“，通作梟。”[9]故“”聲之字或從“梟”。再以“嘄”字為例。《玉篇·口部》：“，聲也。亦作叫。”[10]《說文·口部》“嘄”字段玉裁注：“按《玉篇》有無，古弔反，聲也。此以倒首之為聲，即字也。”[11]《集韻·嘯韻》：“叫，或作嘄、。”[12]明“嘄”、“”二字為異體。而“鄡”字亦或從“”作“郻”。《說文·邑部》：“鄡，巨鹿縣。從邑，梟聲。”[13]《集韻·蕭韻》：“鄡，《說文》巨鹿縣，一曰鄱陽縣名，或從。”[14]段注“鄡”字云：“前《志》作郻，県與梟一字。但前《志》巨鹿郻縣，豫章鄡陽縣，《玉篇》、《廣韻》皆郻與鄡陽二縣字別。然則許書此字作鄡及后《志》二縣字皆作鄡非是。許書當是淺人改之，如首之改為梟首。”[15]王筠《說文句讀》亦云：“《地理志》巨鹿郡郻縣，豫章郡鄡陽縣，二字有異，《玉篇》、《廣韻》同，《郡國志》并作鄡。意許君當分收郻鄡，后乃合為一耳。”[16]如段、王所說，則巨鹿郡之縣字當作郻。然后世相承，郻縣字皆作鄡。《后漢書·書漢嘄”二字形音義俱近，”無據(jù)，偏旁“臬”字當是“梟”字之形訛，郡國志》、《魏書·地形志》巨鹿郡有鄡縣，《晉書·地理志》鄡縣在趙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鄡單字子家”《集解》引徐廣曰“巨鹿有鄡縣”。[17]《集韻》、《類篇》亦皆以鄡郻為一字。然《漢書·地理志》豫章郡鄡陽縣之“鄡”字不作“郻”，《隸辨》引東漢光和六年唐扶頌碑“除豫章鄡陽長”，[18]字作“鄡陽”，不作“郻陽”，后世地理書亦無作“郻陽”者，此或可證段、王之說。

　　返觀《索隱》注文，《漢志》郻（鄡）縣屬巨鹿郡，鄡陽縣屬豫章郡，二縣一北一南，相去甚遠。黥布“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xiāng)民田舍”。番陽、鄡陽二縣相鄰，俱屬豫章郡，則《索隱》作“鄡縣”誤矣，當是“鄡陽縣”無疑。

　　然而改《索隱》作“番陽鄡陽縣之鄉(xiāng)”亦不確。“番陽”后作“鄱陽”，初為縣，《漢志》屬豫章郡。《漢書·陳勝項籍傳》“與番盜英布相遇”顏師古注：“番，即番陽縣也。……其后番字改作鄱。”[19]今本《漢書·地理志》作“鄱陽”，蓋即后人所改。《史記·高祖本紀》“追得斬布鄱陽”，《漢書·高帝紀》作“追斬布番陽”，《史記會注考證校補》所見秘閣本“鄱”字亦作“番”。《史》《漢》《黥布傳》皆作“番陽”。《史記·西南夷列傳》“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fēng)指曉南越”，《漢書》亦作“番陽”。此蓋存其舊者。《后漢書·郡國志四》豫章郡“鄱陽”下注云：“建安十五年，孫權(quán)分立鄱陽郡，治縣。”[20]此鄱陽為郡之始。《元和郡縣圖志》：“隋開皇九年平陳，改鄱陽為饒州。”[21]《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七：“（饒州）天寶元年改為鄱陽郡，乾元元年復(fù)為饒州。”[22]再看《索隱》注，司馬貞若言“番（鄱）陽鄡陽縣”，其意則以“番（鄱）陽”為郡。如前所述，建安十五年孫權(quán)分立鄱陽郡。《晉書·地理志下》鄱陽郡有“鄱陽縣”、“鄡陽縣”。又《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七：“廢鄡陽縣在（鄱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按《鄱陽記》云漢高祖六年置，宋永初二年廢。”[23]因此《索隱》注“番（鄱）陽鄡陽縣”若要成立的話，只能置諸東漢建安十五年孫權(quán)分立鄱陽郡至南朝宋永初二年鄡陽縣廢之間。

　　此又涉及《索隱》此注的來源問題。考察《索隱》釋地的體例，其釋地多據(jù)《漢志》，或引諸家之說，如鄭玄注、韋昭注、杜預(yù)注之類，或引他書如《十三州志》、《郡國志》、《晉太康地理志》等，亦間有以唐時地理為注者，輒加“今”字。其不注者，則據(jù)《漢志》也。《夏本紀》“至于岳陽”《索隱》：“凡如此例，不引書者，皆《地理志》文也。”[24]又《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汝陰”《索隱》：“凡縣名皆據(jù)《地理志》，不言者，從省文也。”[25]此其自述體例，所謂“地理志”乃《漢志》。《漢書·地理志》鄡陽縣屬豫章郡，所謂“番（鄱）陽鄡陽縣”顯然既非依《漢志》，亦非用唐代地理。

　　當然還有一種假設(shè)，即《索隱》可能依晉時地志，其志據(jù)時言“鄱陽鄡陽縣”，毛本《索隱》即作“鄱陽”二字，似可證。然而細加分析，這種假設(shè)亦不成立。注文若據(jù)他代地志當有所說明。如《項羽本紀》“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索隱》：“又闞骃《十三州志》云‘鄴北五十里梁期故縣也’。”[26]“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索隱》：“《郡國志》鄴縣有汙城。”[27]否則注漢時歷史不據(jù)漢時地理，亦不言今地之所在，乃據(jù)晉時地理而又無所交待，于讀者則仍為不明，情理上難以講通，與《索隱》體例亦不相合。以上分析可見“番（鄱）陽鄡陽縣”出現(xiàn)在《索隱》注中必有文字上的訛誤，致誤原因待下文分析。

　　《索隱》此注在說明“茲鄉(xiāng)”之所在，諸史地理志不見此地。[28]《漢書·韓彭英盧吳傳》“番陽人殺布茲鄉(xiāng)”下顏師古注：“鄡陽縣之鄉(xiāng)也。鄡音口堯反。”[29]《史記索隱》多引顏師古注，此條亦當是小司馬暗引顏注。而顏注無“番陽”二字，亦可證《索隱》文字上有訛誤。

　　顏注謂“鄡陽縣之鄉(xiāng)”，所言亦當是漢時地理，此亦與其釋地體例相合。惟其謂茲鄉(xiāng)在鄡陽縣，不審何據(jù)。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云：“英布冡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30]《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七云：“黥布墳在（鄱陽）縣北一百六十里。按《漢書》，漢髙祖殺布于此。其墳髙三丈八尺。”[31]明正德《饒州府志》：“漢淮南王英布墓在（鄱陽）城北一百五十里。”[32]清康熙《鄱陽縣志》：“漢淮南王英布墓在（鄱陽）城北一百五十里。”[33]同治十一年《饒州府志》卷三十一：“漢淮南王英布墓在（鄱陽）城北一百五十里。”[34]可見黥布冢之方位道里歷代所記并無大異。鄱陽縣歷代相沿，而沿而鄡陽縣早廢，故后世記黥布冢皆以鄱陽為中心。鄱陽西北又有英布城。明正德《饒州府志》云：“英布城在（鄱陽）城西北一百五十里，漢吳芮筑以居布。”[35]又《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七：“廢鄡陽縣在（鄱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36]據(jù)此英布城在鄡陽縣境。英布冢在鄱陽北一百五十里，古人所謂北與西北或即大要而言，因此英布冢亦有在鄡陽縣境的可能。依此推測，顏師古謂茲鄉(xiāng)在鄡陽縣或有其據(jù)。《資治通鑒》卷十二“番陽人殺布茲鄉(xiāng)”胡三省注云：“余據(jù)《史記》及《漢書》《高紀》皆言追斬布番陽，竊意茲鄉(xiāng)當在番陽界，非鄡陽。”[37]據(jù)《太平寰宇記》，鄡陽縣立于漢高祖六年，黥布被誅在十二年，時鄡陽初立不久，而黥布先是“信而隨之番陽”，故史書或即因番陽言之，胡注亦未為確論。

　　綜上所述，《索隱》此注在釋“茲鄉(xiāng)”之所在，明毛刻單行本《索隱》此注前所標史文作“茲鄉(xiāng)”，注文言某某“之鄉(xiāng)”，《漢書·黥布傳》顏師古注亦置于“茲鄉(xiāng)”二字之下，皆可證。他本置此注于“隨之番陽”下，非是。此注文字諸本皆誤，當從《漢書》顏注作“鄡陽縣之鄉(xiāng)”。蓋傳寫誤倒“鄡陽”二字，后人又據(jù)史文補“番”字，遂成“番陽鄡縣之鄉(xiāng)”。他本“鄡”又訛“鄱”，誤甚。《史記會注考證》斷作“番陽，鄱縣之鄉(xiāng)”，則以“鄱縣之鄉(xiāng)”釋“番陽”，漢無“鄱縣”，“番陽”亦非鄉(xiāng)名，尤誤。中華書局點校本承清金陵書局本，金陵本《索隱》又多據(jù)明毛刻單行本，毛本作“鄱陽 縣之鄉(xiāng)”，“ ”為“鄡”之訛變，然略為近古。金陵本依史文改“鄱”為“番”，仍未得其實。此皆前人不察地理沿革，以故傳訛至今。依中華本校理體例，此句可處理作：

　　（番陽 ）〔鄡陽〕縣之鄉(xiāng)。

注釋：

[1]《史記》卷91《黥布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第2607頁。

[2]〔日〕瀧川資言、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12頁。

[3]《漢書》卷34《韓彭英盧吳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890頁。

[4]《大廣益會玉篇·口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7頁。

[5]《宋刻集韻·嘯韻》，（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2版，第165頁。

[6]《漢書》卷45《蒯伍江息夫傳》，第2182頁。

[7]《正字通·口部》，（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年，第162頁。

[8] 楊寶忠：《〈廣韻〉疑難字考》，《古漢語研究》，2005年第4期。

[9]《宋刻集韻·蕭韻》，第52頁。

[10]《大廣益會玉篇·口部》，第25頁。

[11]〔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57頁。

[12]《宋刻集韻·嘯韻》，第165頁。

[13]《說文解字·邑部》，（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133頁。

[14]《宋刻集韻·蕭韻》，第52頁。

[15]〔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第290頁。

[16]〔清〕王筠：《說文句讀》，（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35頁。

[17]《史記》卷67《仲尼弟子列傳》，第2223頁。

[18]〔清〕顧南原編《隸辨》，（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2年，第193頁。

[19]《漢書》卷31《陳勝項籍傳》，第1794頁。

[20]《后漢書》志第22《郡國四》，（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491頁。

[21]〔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28《江南道四·饒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671頁。

[22]〔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07《江南西道五·饒州》，《四庫全書》（第47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本，1987年，第142頁。

[23]《太平寰宇記》卷107《江南西道五·饒州》。

[24]《史記》卷2《夏本紀》，第53頁。

[25]《史記》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884頁。

[26]《史記》卷7《項羽本紀》，第309頁。

[27] 同上。

[28] 案：《漢書·地理志上》瑯邪郡有茲鄉(xiāng)，為侯國，與此無涉。

[29]《漢書》卷34《韓彭英盧吳傳》，第1890頁。

[30]《史記》卷91《黥布列傳》，第2607頁。

[31]《太平寰宇記》卷107《江南西道五·饒州》。

[32] 明正德《饒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xù)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476頁。

[33] 清康熙《鄱陽縣志》，《清代孤本方志選》，（北京）線裝書局，2001年，第1217頁。

[34] 清同治十一年《饒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3229頁。

[35] 明正德《饒州府志》。

[36]《太平寰宇記》卷107《江南西道五·饒州》。

[37]《資治通鑒》卷12《漢紀四》高帝十二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2頁。

Emending on the Placename of Qiao County(縣) in Shiji Suoyin(史記索隱)

Wang Yongj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In Biography of Qingbu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he countryside of Zi should be in Qiaoyang instead of Qiao County of Poyang which was annotated by Sima Zhen’s Suo Yin. Qiao( ) is a mistaken characters of Qiao(鄡). Qiao(鄡) is also written as Qiao(郻). According to The Geographical Book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Han, Qiao County belonged to Julu Shire, while Qiaoyang County belonged to Yuzhang Shire. It was Qiaoyang County which closed to Poyang, so it was a mistake to mention Qiao county in Sima Zhen’s Suo Yin. Poyang shire was inexistent in Xi Han Dynasty, it’s wrong to say “Qiaoyang County of Poyang”. Suo Yin’s annotation was according to Yan Shigu’s annotation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Han. The common editions of Shiji Suoyin all made a mistake when made copies by writing or engraving.

　　Keywords: Shiji Suoyin; Placename; Qiaoyang; Emend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江蘇南京，210097）

本文原刊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