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石鐘山記》語言優美形象，敘事簡潔條貫，議論要而不煩，是傳誦不衰的文學名篇。從思想價值來看，作者不信成說而堅持實際勘察，這種求實求真的獨立思考精神也為后輩學人樹立了榜樣。但如就石鐘山的得名之因這個具體的考察結論而言，并沒有超出他批評的酈道元和李渤的“聲說”。其說之弊及其產生原因，下面就實際考察并結合有關史料加以考論：

一、蘇軾與石鐘山

　　石鐘山，位于鄱陽湖口東面湖口鎮的兩側，北面峙于大江之邊的名叫下鐘山，南面濱臨鄱陽湖的名叫上鐘山。兩山距湖口鎮均一華里左右。《石鐘山志》上合稱為“雙鐘山”，又叫“雙石”。

　　在地質構造上，雙鐘山均為低矮的石質小山，海拔約70米上下，相對高度約50米至55米，下鐘山面積約0.3平方公里，上鐘山面積約0.34平方公里。兩山外貌都上尖下圓，狀如覆鐘。兩山均由中石炭紀的石灰石構成，巖層走向為北東——南西，傾角約十度左右。由于濱湖臨江，兩山之間構成一個新月形江灣，灣頭形成一塊小小的沖擊平原，湖口鎮就座落在這塊平原上。

　　上下鐘山相較，下鐘山山勢較為險峭，又濱臨大江，故有“江湖鎖鑰”之稱【1】，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太平天國革命軍在此駐守了近五年（公元1853——1857年），與曾國藩的湘軍激戰多次。著名的1855年1月之戰，曾大敗湘軍水師，逼得曾國藩投水自殺，幾乎喪命。今日山上猶有“太平樓”、“太平遺壘”等遺址。

　　下鐘山石奇巖秀，林木蔥籠，自古即為游覽勝地。魏征、王安石、黃庭堅、鄭板橋等都曾登臨其境，并留下題詠。蘇軾更是三次來湖口：第一次是元豐年七年六月九日（1084年7月14），其夜乘小舟泊下鐘山絕壁之下，寫了有名的《石鐘山記》和一首五絕。詩云：“愛此江湖出，維舟坐終日。本從玩化理，不是荒逸游”【2】。第二次是紹圣元年（1094），蘇軾被貶嶺南惠州途經湖口，訪湖口人李正臣，欲購其石鐘山奇石“壺中九華”，寫了一首《壺中九華》詩并序記載其事；第三次是建中靖國元年，蘇軾遇赦北歸，又訪李正臣，但其石已為別人所得，蘇軾惆悵不已，又用前韻續了一首《壺中九華》詩并序以自解【3】。不久蘇即病歿于常州。由此可見，蘇軾一生幾乎和石鐘山結下了不解之緣。石鐘山上原有“坡仙樓”、“懷蘇亭”，崖上刻有蘇軾的《石鐘山記》及名人題詩。一九四九年，“坡仙樓”處石裂，此樓連同崖上石刻一同崩落江底，今已修復。

二、關于石鐘山得名的幾種解釋

　　關于石鐘山的得名有三種說法：

　　一是主聲派。認為水石相擊的聲音似鐘，山是以聲命名的。這派主張首推《水經》和《水經注》。酈道元認為山名的由來是因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4】。另一位就是李渤，唐憲宗元和年間，李渤由虔州刺史遷為江州刺史時，曾尋訪過石鐘山，寫有《辨石鐘山》一文，其中說道：“次于南隅，忽遇雙石……誨諸水濱，乃曰：‘石鐘也，有銅鐵之異也……若非潭滋其山，山涵其英，聯氣凝質，發為至靈，不然則安能產茲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舊矣!”【5】也是指出石鐘山的石頭能發出類似銅鐵的響聲，因此山乃以聲而得名。主聲派的第三位代表就是蘇軾，盡管他“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但他仍屬聲派，只不過認為似鐘聲的不是簡單的水石相搏，更不是小童持斧在潭上的扣石之聲，而是山下石穴罅中風波出入的“涵澹澎湃”之聲，以及水上“空中而多竅”的大石與風水相吞吐而發出的“窾坎鏜鞳”之聲。

　　另一派是主形派。認為山形似鐘，故以形命山名。這派的代表有曾國藩。他認為：“上鐘巖與下鐘巖，其下皆有漏，可容數百人，深不可窮，形如覆鐘，乃知鐘山以形言非以聲言之，酈氏、蘇氏之言，皆非事實也。”【6】清代著名學者俞樾也主張形說。他從其親家常駐湖口的湘軍水軍都督、兵部侍郎彭雪琴口中得知：下鐘山“蓋全山皆空，如鐘覆地，故得鐘名。上鐘山亦空，此兩山皆當以形論，不當以聲論，東坡當日‘猶過其門，而未入其室也’。”【7】

　　除形派、聲派外，還有一派是主張形聲結合的，即山既有鐘之形，石又有鐘之聲。清人郭慶蕾即持此說。他在《舟中望石鐘山》一詩中說：“洪鐘舊待洪鐘鑄，不及茲山造化功。風入水中波激蕩，聲穿江上石玲瓏。”【8】指出山的形體既象鑄成的洪鐘，多竅的玲瓏之石與波濤激蕩，又發出類似鐘磬般的聲音。從現代科學的眼光來看，這派主張是較符合石鐘山得名的客觀實際的：從形體上看，石鐘山酷似鐘之形。究其原因，乃與石鐘山的石質結構有關。構成雙鐘山的石質主要是石灰巖，其化學成份是碳酸鈣，長期以來受到含有二氧化碳的地表水及地下水的溶蝕，形成奇特的溶巖地貌，這在山體山下內外皆有表現：在山體表面形成溶溝、石芽、溶洞，但一般較小；山體下部，由于受到地下水及江水、湖水的溶蝕沖刷，溶洞特別發育，乃至整個山體下部都呈中空之狀。由于有了這樣的內部形狀，再加上山體外形上尖下圓，孤峰塊處于灣頭平原之上，因此就宛如一座洪鐘扣在地表之上，正如《石鐘山志》所云：“上鐘崖與下鐘崖，其上皆有洞，可容數百人。深不可窮，形如覆鐘。”

　　從聲音上看，石鐘山下的石鐘洞，系一發育于石灰巖山體內的穹形溶洞，如今仍處于溶洞的發育擴充階段。當江、湖之水灌入洞，要浸沒尚未浸沒之時，風興浪作，沖擊洞頂與四壁，砰匐四起，余韻徐徐，酷似以物擊鐘，觥聲四布，石鐘山之名，正是由形、聲這兩方面酷似而得來的。

三、蘇軾對山名的誤斷及其原因

　　蘇軾雖屬聲派，但對聲說未嘗不疑。《石鐘山記》就三處寫疑：一疑酈元之說，因為“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二疑李渤之說，因為“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三是對“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亂石問擇其一，二扣之”的附會之舉，亦“固笑而不信也”。這三點懷疑歸結到一點，就是他認為石在水中是不能鳴的，而石在岸上的敲擊聲又不似鐘聲，所以石鐘山以聲命名之說不能使他相信。遺憾的是，但他并不因為懷疑聲說就另辟蹊徑，換一個角度從地貌這個角度來思考，而是仍循著聲說的方向去探尋，所以一旦發現石在水中確能發聲：山下石穴罅以及當中流的大石都能發出“噌吰”或“窾坎鏜鞳”之聲，而且這聲音又絕類鐘聲——如周景王之無射，魏莊子之歌鐘一樣不絕于耳，于是他就疑慮頓消，對聲說大加嘆服，感到“古之人不余欺也”。由此看來，蘇軾在《石鐘山記》是從懷疑聲說起，至溺于聲說終，從而導致對石鐘山得名的誤斷。

　　蘇軾是位知識很淵博的學者，治學態度又很謹嚴，平時連讀一本書也要層層過濾“八面受敵”【9】，為什么在石鐘山得名上會產生誤斷呢?我想大概有下面兩個原因：

　　一是由于他考察石鐘山的季節所導致。石鐘山附近的水位，季節變化是很大的。漲水季節與枯水季節的水位落差，一般都在12米左右。如1954年年平均水位為12.43米，枯水季節（11月至2月）平均為5.34米，而漲水期（5月至7月）月平均為21米，水位落差在15米以上【10】。因此漲水季節與枯水季節對山體觀察得出的結論是不會一樣的。蘇軾游石鐘山是元豐七年農歷六月初九，正是“夏日消融，江湖橫溢”之時，山體下的石洞均己浸水中，所以山體中空狀如覆鐘的形體感他就無法感受到，相反此時水勢浩淼，與山石撞擊發出的響聲更大，因此很難設想蘇軾會從中空的山體方面去進行聯想而得出合理的結論。俞樾所引證的彭雪琴之所以持“形說”，則與蘇軾相反，他是在冬日枯水季節去石鐘山考察的：“余居湖口久，每冬日水落，則山下有洞門出焉，入之……洞中寬敞，左右旁通，可容千人，最上層，則昏黑不可辨，燭而登，其地平坦，氣亦溫和，蝙蝠大如扇，夜明砂積尺許，旁又有小洞，蛇行而入，復廣，可容三人坐，壁上鐫‘丹房’二字，且多小詩……蓋全山皆空，如鐘覆地，故得鐘名。明代的羅洪先是嘉靖二十五年春到石鐘山的，也正值枯水季節。他先是在船上親耳聆聽了“風入水中波激蕩，聲穿江上石玲瓏”石鐘山發出的類鐘的聲音；又“臨淵上下兩山”，觀其外貌“皆若鐘形”，又從山麓的洞門入內，看“中虛外窾”內部構造，觀察出類鐘的形體感，從而得出石鐘山“既備鐘之形，又有鐘之聲”的結論，而這是洞門為水所淹沒的盛夏六月所無法感受到的，“東坡艤涯，未見其麓，故猶有遺論。”【11】

　　第二個原因是由蘇軾考察石鐘山時的態度所決定的。對一個事物要得出正確的結論，一方面要對事物的本身進行反復的細心的觀察，另一方面又要對它的周圍進行周密而詳盡的調查。羅洪先的形聲說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而蘇軾只是在一個深夜乘船一往鐘山崖下，聽到水聲類鐘就淺嘗輒止，過其門而惜未入其室；另一方面他又小視漁工水師，不肯屈駕向了解情況的當地群眾請教，反認為他們“雖知而不能言”。這樣對環境既陌生，考察又沒有深入，又不愿向熟悉情況的人調查，在這種考察方式和態度下，要想得出全面的、正確的結論，那就很難了，所以我認為，在《石鐘山記》一文中，蘇軾對前人的定論不輕信，不盲從，主張通過實際考察來決定然否，這種態度是可取的。但他的調查未免過于草率，而且又不肯放下士大夫的架子去詢問漁夫舟子，所以寫出的《石鐘山記》盡管行文很美，但結論并不準確。

鄱陽湖口“石鐘山”中的“下鐘山”

（陳友冰手繪）

注釋：

【1】見《石鐘山志》。

【2】見石鐘山“懷蘇亭”碑刻。

【3】見《蘇東坡全集》卷上，499頁，中國書店1986年版。

【4】今本《水經》和《水經注》均無此段議論，這里只是據蘇軾所引轉述。

【5】見《新唐書》卷118，“列傳第四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東坡文集·鐘山”條，光緒二年傳忠書局刻本。

【7】俞樾《春在堂隨筆·石鐘山》，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8】見石鐘山碑刻。

【9】蘇軾《又答王庠書》《蘇東坡全集》卷下，357頁，中國書店1986年版。

【10】鞠繼武、潘鳳蘭《湖口石鐘山》，見《地理知識》1979年第二期。

【11】羅洪先《念庵羅先生文集》卷五“石鐘山記”嘉靖四十二年本，天一閣方志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