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手同行三十一春秋——王濤別記
我們是大學同學,準確地說,是系友(我高一年級),之后工作在北京,并在同一個領域工作。從1987年來北京工作到2018年,三十一年的相從過往中,一起呆上數(shù)天不為多,一個微信點贊不為小。如今,再也見不到終生最重要的朋友王濤了!
我們之所以一路走來、走近,以至成為“置頂”的朋友,許多方面勝過親兄弟,首先是王濤深刻的思想與出眾的才情,始終吸引著我。漫長而密切的往來中,君子之風,我在王濤身上見到了,古道熱腸之心,我被王濤感染了。他對我的幫助、支持,時間長達數(shù)十載,受惠之巨,一篇“別記”難以詳盡。
斯人已逝,情思綿綿,勉為之筆,以慰苦情。
一、文化豐碑:商務的繼往開來
王濤是一個真正有文化情懷的人。八十年代后期,我們都參加工作不久,同樣懷著激情與夢想,也關注社會進程。那時,他曾有幾位志同道合的人,定期討論“鄧小平以后的中國”,我也有幸參加過一兩次活動。我感受到王濤一腔的報國情懷,聽到過滿腹的不刊之論。
但直到2008年,王濤獲任命執(zhí)掌百年老店商務印書館,才為王濤踐行部分理想提供了契機。
其實,王濤早就想到出版業(yè)務部門任職,他去桂林掛職市委副書記前后同我聊過,忖思自己的水平能力,到三聯(lián)書店是當時的目標。我問他,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人民文學出版社都是規(guī)模更大的機構(gòu),為什么不選?王濤笑著說:“管這些出版社水平不夠,那里面的人個個都是專家。”從桂林掛職回來,在業(yè)務部門擔任兩年司長后,不料卻被安排去商務印書館任總經(jīng)理,這說明高層領導充分認可王濤的學識及領導管理才干。
王濤本人能接受這一任命,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楊德炎先生的力勸。已經(jīng)在總經(jīng)理任上超齡服務兩年的楊德炎先生,與王濤在新聞出版署作為司級領導共事多年,楊先生是外事司司長,差不多同一時間內(nèi),王濤則任辦公室副主任、音像司司長、法規(guī)司司長等職。楊德炎先生知道了王濤早就想離開政界,到出版業(yè)務部門,就力勸王濤接他的班,認為王濤一定能勝任并能做出超過他的成績。可能正是楊德炎先生的勸說,王濤才下定決心,接受任命到商務印書館。
王濤執(zhí)掌商務,剛剛五十歲。百年老店的傳統(tǒng)與平臺,對他而言,足以寄托文化情懷,施展才華。當然,他在新聞出版決策層面二十多年的歷練與無與倫比的資源,對商務印書館的發(fā)展更是巨大的幫助,商務人也上下齊盼,感覺到將在他的引領下,迎來重要的發(fā)展機遇。他在到任的會上就堅定地說,自己是以作為一個商務人為目的而來的,要在此退休,期待與大家一起共同奮斗十年!多么擲地有聲的語言,傳遞出的是一種濃得化不開的文化情懷。
王濤提前深入思考了商務印書館發(fā)展戰(zhàn)略及突破點,甫一上任,首先就提出了兩大出版項目:一是強化《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推全套精裝本,以年度完成50種以上新書,任上實現(xiàn)出版到達二千種;二是創(chuàng)建《中華現(xiàn)代學術名著叢書》。對這兩個項目,我開始有些不解。我感到國有企業(yè)推廣《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精裝本大套書不易,《中華現(xiàn)代學術名著叢書》對“中華”二字可否省去,王濤對此表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堅決。他說,大套叢書總是民營書商成功,我們也要突破一下。《中華現(xiàn)代學術名著叢書》是一個獨立、完整的現(xiàn)代學術梳理,正與《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一起構(gòu)成中西學術體系。果然,在王濤的調(diào)度下,不到半年,兩大項目全面展開,尤其是《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精裝本銷售,在王濤親力親為之下,所印兩千套很快銷完,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至于《中華現(xiàn)代學術名著叢書》已經(jīng)做了十年,其影響力與發(fā)展速度,有目共睹,成為了新的定本。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上)
與《中華現(xiàn)代學術名著叢書》(下)
基于他本人對整個現(xiàn)代出版政策、發(fā)展歷程的熟悉與對商務印書館文化的深入研究,王濤到任后,就著力實施發(fā)展外地分館戰(zhàn)略。他深知,當年商務印書館之所以成為中國現(xiàn)代出版業(yè)的龍頭,與在國內(nèi)外擁有數(shù)十家分館是密不可分的,今天,走外延式發(fā)展,重張分館,最終在規(guī)模上與歷史上的商務印書館分館總量看齊,才能真正再續(xù)輝煌。厚重的內(nèi)涵加外延的發(fā)展戰(zhàn)略,是他對商務印書館未來發(fā)展的深切期待。
與歷史上商務印書館分館和前期楊德炎先生建立的上海分支機構(gòu)不同,王濤采取的戰(zhàn)略是與屬地的文化機構(gòu)或其他有情懷、有實力、有資源與團隊的第三方合辦。為了實施這一宏大戰(zhàn)略,他快速行動,首先啟動他最為近便的資源,創(chuàng)辦了南寧分館、成都分館。南寧是他掛職所在區(qū)域,四川是他出生與大學求學所在地。這兩個地方也對商務印書館分館能落地而深感榮幸,自然的迅速建立。
他到任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一年半后升任了中國出版集團黨組書記,但一個有價值與理想的發(fā)展戰(zhàn)略自然會繼續(xù)實施。分館戰(zhàn)略在商務印書館繼任者于殿利總經(jīng)理任內(nèi),又發(fā)展出數(shù)家,商務印書館目前已成為全國出版行業(yè)分支機構(gòu)最多的文化機構(gòu)。
王濤雖然到集團工作,但對商務印書館的事業(yè)的參與、關心、支持不減反增,繼續(xù)推動、加強商務印書館的發(fā)展。王濤對商務印書館工作的用心、用情、用力,已經(jīng)超越了一個中國出版集團領導的角色,任何會議、活動,只要館里要求,他只要有時間,無不前往。如此用心呵護,是一種情懷。尤其是他曾經(jīng)想將余生拋置于此,充分體現(xiàn)出他對出版?zhèn)鹘y(tǒng)品牌的摯愛。對此,繼任的總經(jīng)理于殿利是最有感觸,我相信,每個商務印書館人都知道,商務印書館的發(fā)展,就是王濤的情懷所在。
王濤離世前,自稱正在做退休前的準備。我七月中曾到他辦公室閑聊,問他下一步如何打算。他說,到年底退休,回商務印書館,恢復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我說,可以比照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成立“商務印書館研究院”,王濤說:“就辦一個編譯所,干實事、做項目。我都想好了,先搞商務印書館館史。”我說:“你考慮過館史怎么寫你嗎?”王濤哈哈一笑:“我還是先考慮寫?zhàn)^史吧。”
擔任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其實是他一生最愜意的時光,可惜時間太短。
二、仁山智水:文化品格與處世之風
王濤本質(zhì)上是一個有思想的讀書人。中文系畢業(yè)后到中央黨校讀黨建專業(yè)研究生,他的讀書、思考可以說是古今中外之變,歷史與文化并重。至今,我的書柜內(nèi)還放著本王濤反復批讀過的陳旭麓的《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一書,那是王濤大約三十年前所讀。若干年前,我到王濤家去,在書房里看到一本書很破舊,就好奇地拿起來看,才知道王濤已經(jīng)翻閱、批點多次。說實在的,我當時沒有讀過此書,就說拿回去讀,后來一直沒還他。
由王濤的藏書及讀書筆記可知,他是一個怎樣愛讀書的人。我總是以師兄身份說,“你該寫書了。”其實王濤在八十年代就出過一本《歷代名臣奏折選編》。九十年代,在《中華英才》半月刊上寫過一段時間的專欄。可惜,政務繁忙,又在幾任首長身邊服務,急公好義的性格,占據(jù)了他的大部分精力。他的書房有十分豐富的藏書,但他的絕大部分生命都消耗在辦公桌與會議室了。2018年王濤終于回應我,準備動手寫本《閱讀的價值》。遺憾的是,我們總是閑談式交談,沒有進一步討論這個選題。但從題目來看,應該是一本思想文化類的論著無疑。
當然,受身份的限制,王濤還有很多的思想、觀念不太能在公開場合表達,更不能行諸筆墨,但這并不妨礙王濤在摯友和同道深交中顯現(xiàn)出來,這其實才是王濤真正像磁鐵一樣吸引大家,讓眾多同學朋友長期與之相交相知的內(nèi)核。王濤的思考,既有對歷史深處的總結(jié),也有對現(xiàn)實世界的把握。他的思考觀察是有獨特價值和精神的。我曾經(jīng)在一次場合說,王濤的“筆名”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黨報頭版頭條,他馬上道:“你莫打糊亂說(四川方言)!”
他是我認識的一個真正有品格的文化人。
對于學術前輩的尊重,是一個真正文化人的品格,王濤身上突出地表現(xiàn)了這點,我僅敘親身知見之事,可見我所言不虛。
每年春節(jié)前,都有中央主管領導探望各行各業(yè)老專家的舉措。王濤到中國出版集團任職后,成功地安排了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同志到著名出版家傅璇琮家探望之事,這不僅是對傅先生最大的慰藉,也是對出版界的鼓舞。出版界總算有人與兩彈元勛一樣,受到中央領導的親自關注、關心。另一件事也與傅璇琮先生有關。傅璇琮先生曾在水利醫(yī)院住院,我去探望,看到傅璇琮住院病房只有大約幾平米,心酸不已,電話告訴王濤有關傅璇琮先生病況,也講了醫(yī)療條件十分有限,他在電話中說,“怎么這樣?我也馬上去探望,看能不能想辦法。”王濤與傅先生本無過多的交誼,完全是出于尊老之情,他隨后立即關注了解此事。后來雖然因為方便家屬照顧等原因,傅璇琮先生沒有改變住院醫(yī)院,最終在水利醫(yī)院去世。但此事也反映了王濤對學術前輩的尊重。
觀察一個領導干部,用人才是真正的水平與品質(zhì)。他任職期間,我觀察的結(jié)果是,他沒有因為自己的私人關系安排什么人進館工作。
不會有人否定,他是一個親身參與新聞出版發(fā)展、改革,并發(fā)揮過重要作用的人。
他工作不久,就做了署長秘書,并且連續(xù)做了兩任署長秘書。第三任署長時,他已升任署辦公室副主任,雖然職務上不再是秘書,但和前兩任署長一樣,第三任署長仍用王濤做“御用”筆桿子。這樣一人連續(xù)服務三任第一領導的現(xiàn)象,在中央國家機關部委里即使不是絕無僅有,也是極為罕見的。這也反映出王濤異于常人的理論水平、文字水平、政策水平、專業(yè)水平,還有更重要的人品,都得到了幾任領導一致的認可。
王濤作為中國政府新聞出版行業(yè)的代表,全程參與了瑞士日內(nèi)瓦入世談判。就我所知所見,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里,有一大批有才情、懂專業(yè)的少壯派參與其間,才換來了國家今天的嶄新面貌。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我們朋友圈里,王濤是一個有著古道熱腸的人。作為官員,不少人總有幾分矜持,拒人于千里之外也是常態(tài),王濤卻不然。王濤之所以成為朋友圈靈魂式的人物,主要體現(xiàn)在王濤凡大小事,有求必應,如錘擊鐘,必聲應之。這當然基于王濤的能力與資源,更源自于王濤為人的厚道與熾熱的性格。而對于一個身在仕途官位越來越高的人而言,始終保持著這樣一份赤子之心,也是罕見其匹的。
我剛工作不久,因為未婚妻調(diào)動的事,王濤總是想方設法幫我出力,我還多次利用他辦公室的電話打長途與成都聯(lián)絡。當時除電報、寫信以外,沒有方便的聯(lián)系方式,辦公室的電話也少有能打長途的。
2018年9月12號送別他的時候,前來八寶山的就有千人以上,大學同學數(shù)十人也從全國各地趕來送別。
王濤還是一個甘于清貧,樂觀豁達的人。生活比一般人想象的清苦。記得早年他一家到我家做客,幼年的兒子一個人吃一大盤蝦,說,在家里沒吃過這么多、這么好。
王濤到商務印書館工作后,個人收入才有所改觀,曾對我說,兒子學費有著落了,似乎是松了一口氣。要知道,王濤在政府部門擔任的都是些炙手可熱的職務,可知王濤多么的廉潔守法,出淤泥而不染。
我和他秘書、司機、兒子王正蒙最后去清理他辦公室,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貴重的物品。除了文件、書籍,就是幾套他用于出席正式場合的正裝,還有一些藥瓶和為數(shù)不多的各文化單位送的紀念品,我讓王正蒙將這些紀念品分送給他身邊的工作人員。
王濤有著良好的生活習慣,每天五點起床,十點睡覺。晨起后不是運動,就是讀書、練字。他在同學圈、朋友圈中經(jīng)常曬的就是他寫的字。一個多么有文化趣味的人,在當今社會又能尋覓出幾許呢?
三、君子之交:從學緣到莫逆
我和王濤因校友之緣而成超越兄弟之情,最終在至為融洽中風雨同舟,走向靈魂的最深處。
1981年王濤從部隊復員,經(jīng)過補習,考入川大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從此,我們結(jié)下同系同專業(yè)的校友之緣。大學畢業(yè)后,王濤考入中央黨校研究生班。1987年夏從中央黨校研究生班畢業(yè),隨即進入當年新組建的國家新聞出版署工作。幾乎同時,我研究生畢業(yè)分配到中華書局,進入同一系統(tǒng)工作。王濤辦公室在安定門外,我在王府井,相距不遠。就這樣,我們開始了密切的生活與工作往來,同行三十余年,歷久而彌新。“同學”“兄弟”“親切”,這些詞已經(jīng)無法概盡我們的相處長度與深度,只好借用一句我們相互介紹的話,“我們是哥們”,其實又豈止是哥們!
王濤生命倒數(shù)的第三天,我們天天互相秒贊的微信運動,最后王濤定格在491步上,從此再無互動,也無法互動,就這樣,王濤永遠、無情的故去了。而且如此的突然,讓我永生無法釋懷。悲乎,敢問蒼天,能喚回我兄弟否,這個時代需要他,諸多事業(yè)離不開他,家人不能沒有他,老朋友的發(fā)展、生活更缺不了他。
我們之間動靜相告,尤其是我,凡大小事都找王濤通氣、商量。他是第一個我想告訴、知會的人。當然,如果只是一起閑聊,是不可能如此密切來往。我也是改革開放的探索者,做過一些文化上的事。近水樓臺,凡是大事,他自然是我請益的最好對象,幾乎都找他咨詢而后定奪。
我在九十年代末離開體制,從事文化投資,所在企業(yè)集團也算是當時政策改革的探索和先行者,至少是國內(nèi)出現(xiàn)的最早、最大的投資文化領域的企業(yè)。當時需要探索、突破,又不能違規(guī)違法,如國際合作印刷、全國連鎖出版許可、報刊投資等。當時王濤已在政策法規(guī)司主持工作。有次我們在四川峨嵋山開集團工作會議,我就邀請王濤和余秋雨等一起,給我們集團作報告。在這次會上,王濤對國內(nèi)新聞出版業(yè)作了詳盡的介紹與分析,并預測了走勢提出了對策。我是第一次聽王濤的報告,他的講話,不僅讓我們的投資有了定心丸,而且知道了如何把握尺度。王濤的政策素養(yǎng),行業(yè)觀察以及對全社會辦文化的期待,其觀點在才情中綻放。作為同學,作為同行,我為之展顏。
最值得感念的是他對我投身文津閣《四庫全書》傳承事業(yè)全方位、最大程度的支持與幫助。工作開始,王濤不僅支持我的決定,而且為此擊節(jié)而嘆。我清楚記得他興奮地說,仁龍,大事呀,你能干。干成了,就是我們同學的驕傲。當時我是為找誰人掛帥而去找他商量的。交談中,我們共同想到一個人,宋木文老署長。我說,只能你先出面,預先說動署長擔綱,我自己再當面去請署長。結(jié)果,完全如我們所愿。當然,主要是項目的價值與宋木文署長對文化事業(yè)的摯愛才達成大事的心愿,但如果沒有王濤之幫助,是難以順利辦成的。之前,宋木文署長對我一無所知,而首次登門即獲得認同,沒有王濤的用心鋪墊與安排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正是因為有了署長主持及全過程參與,文津閣《四庫全書》成功出版才得到了最有力的保障。
2003年,文津閣《四庫全書》原大工作在揚州準備召開專家論證會,王濤已到中國出版集團任職,我第一時間和他商量,聽我的介紹后,他說,這是大事。他當即決定,專家論證會由中國出版集團和揚州市人民政府合辦。這是我沒想到的。會議所取得的成功是不言而喻的。他安排會議議程中找我商量,“我的這個講話稿,你來寫,我照著念。”我說,“你水平哪里用得著我代筆呢?”他說:“這是研討,與會都是專家,你比我懂《四庫全書》,你來。”我當然銜命而為。會后,王濤給我開玩笑說,我可是“照本宣科,沒有念錯吧。”我不禁啞然失笑,我們之間就是一直這樣,無拘無束地一起走過三十多年。
清理王濤辦公室圖書時,王正蒙說,“叔叔,你喜歡、需要的書就拿走吧。其他的再做處理。”是啊!平日里,我每次去王濤辦公室,總會拿走一些書。王濤呢,凡是我看中的,都讓我拿走,包括自己已經(jīng)批讀過的。這次對我而言,不僅是最后一次從王濤處拿書,也是想留一分存念。當然,我也只是比平常多取一些,因為,王正蒙已經(jīng)確定要將父親留下的書捐獻出去,我覺得,也是一種功德與紀念吧。后來王濤家人通過王濤的大學同學、中央團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黨委書記倪邦文安排,向該校圖書館捐贈了王濤留下的7000多冊圖書。
四、未亡人:贏得生前身后名
有一件事,我必須敘于此,因為這是我和王濤一生中聯(lián)手辦的一件讓人快慰的好事。
2008年,宋木文老署長年將八十,由于老署長對文津閣《四庫全書》出版工程的領導、支持、幫助,我一直無以為報,想為宋木文祝壽,以表寸心。我動此念之后,首先遇到兩個難題,一是宋老愿不愿意接受,二是用什么樣的規(guī)格去辦。我首先與王濤商議,他十分認可我的用心。以我們的交往以及他知道宋老對文津閣《四庫全書》工作的貢獻,也認為不僅完全應該,而且也是一種好的方式。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可辦、能辦。我們一起張羅,而且保證不給老宋帶來負擔和壓力。這就是我們的交情與心心相通的地方。
當然,有了王濤這樣的認可、支持和參與,為宋老做八十壽的事情就成了。而且,這次壽宴舉辦得十分圓滿。地址選在王府井松鶴大飯店,以宋老的人格魅力及德望業(yè)績,王濤親自聯(lián)絡,中宣部、文化部、新聞出版界的許多老領導、宋署長的重要故交悉數(shù)到場。場面主賓之歡暢、氣氛之熱烈,就我感受而言,完全是一次文化盛宴,一曲友誼高歌。這不僅讓我的拳拳之心得以淋漓盡致的釋放,也對王濤周到、精心的部署,細致認真的安排而感恩不已。
宋木文老署長2015年7月住院,中秋節(jié)前我去看望。老署長還滿懷信心,希望回家過國慶,但沒幾天突然惡化,老署長自己已有感覺,在臨終前三日,吩咐家人,務必急召正出差的王濤回京。王濤趕回,宋木文將后事一一安排交代給他。宋老早就把這個曾經(jīng)的秘書、如今已和自己是同級別、也是年近六十的人當做生命最后可以托付的人,比家人更如愿之人。當然,王濤是完全能夠受托,并以最好方式不負所托的人。宋老的遺體旁,放著我為他提議的《一個“出版官”的自述》這本最后的著作,向這個時代與世人告別。
2010年6月,王濤的前任,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楊德炎因病去世。那時王濤已任中國出版集團黨組書記,但在告別儀式上,王濤不計身份,只顧情誼,和繼任總經(jīng)理于殿利一起,一直在現(xiàn)場忙碌。我看到他自始至終眼睛里飽含著淚花。最后在來賓盡散后,我們?nèi)擞忠黄饘iT向楊德炎先生告別,之后,王濤親自和楊德炎家人一道,把他送到火化處,這反映了王濤與楊德炎作為前后兩代商務印書館領導人,數(shù)十年朋友的深切之情。
人生最后的送別,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最能體現(xiàn)故人與送行者的溫情,交情的厚度與深度。
2018年9月10日,是王濤六十歲生日。本來我們約定同歡,不期是在八寶山同悲。當夜,我和王濤的一些朋友在靈堂輪流守夜,接待各路前來吊唁的人。感人的場面很多,其中最讓人感動的是,著名的投資人、王濤的老朋友熊曉鴿先生趕到時差不多深夜十二點了。熊曉鴿兄告訴我,他本來從大陸去香港公干后,要從香港飛美國的,現(xiàn)在是專門從香港飛回來吊唁王濤兄的。熊曉鴿兄和我也是朋友,這樣悲傷的場景,彼此無語凝噎。我也只能說,活著的兄弟,保重吧。
最后,應當記下的場景是,他的老領導,九十多歲的杜導正老署長在女兒的攙扶下,也來到八寶山,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向王濤告別。
讓我們共同祈禱王濤在天堂安樂吧。至少,先他而去的領導宋木文、老友楊德炎,還有他的父親,又可以在一起相聚了。
(作于2020年王濤棄世兩周年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