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宮·醉太平】　張可久

　　人皆嫌命窘，誰不見錢親？水晶環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滾。文章糊了盛錢囤，門庭改做迷魂陣，清廉貶入睡餛飩，葫蘆提倒穩。

　　張可久（約1270—約1350），字小山，一說名伯遠，字可久，號小山；又一說字仲遠，號小山，慶元（治所在今浙江寧波鄞縣）人，人生坎坷，生平事跡不詳。曾多次做路吏這樣的下級官吏，后以路吏轉首領官（以上見曹楝亭本《錄鬼簿》）。錢惟善《江月松風集》中有《送張小山之桐廬典史》詩，可知其又曾為桐廬典史。元惠宗至正初年（1341）年七十余，尚為昆山幕僚（見李祁《云陽集·跋賀元忠遺墨卷后》），至正八年（一三四八）猶在世。一生懷才不遇，時官時隱，曾漫游江南之名勝古跡，足跡遍及江蘇、浙江、安徽、湖南一帶，晚年隱居在杭州一帶。

　　張可久畢生致力于詞曲的創作，是元曲的集大成者之一，其在世時便享有盛譽。早年與馬致遠、盧摯、貫云石有交往，曾互相作曲唱和。與喬吉并稱”雙壁”，與張養浩合為”二張”。現存小令855首，套曲9首，為元代傳世散曲最多的作家，占現存全元散曲的五分之一，其個人作品占朝代作品總量的比例之高，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元代220多位作家中，有散曲集傳世的只有張養浩、喬吉和張可久三人，但前兩人都是在臨死前或死后才刊行于世。唯有張可久不僅在元代已有四本散曲集傳世（鐘嗣成《靈鬼簿》又“有《今樂府》盛行于世，又有《吳鹽》、《蘇堤漁唱》”，另有胡存善編《小山樂府》），在元曲選集《陽春白雪》和《樂府群英》中，張可久入選的作品也是最多的。這說明他的作品在元代已獲得了廣泛的歡迎，甚至連元武宗在皇宮賞月時也令宮女傳唱他的散曲。

　　張可久散曲的內容部分作品如【慶東原·和馬致遠先輩韻】等抒發窮通無定，世態炎涼的感慨；【賣花聲·懷古】等曲寫百姓的痛苦和世道的險惡。這類作品充滿憤世嫉俗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黑白顛倒、賢愚不分的現實。另一部分則是隱居和游蕩江湖、欣賞山光水色、抒寫個人情懷和應酬懷古之作。張可久長期為吏的身世，對他的創作很有影響。生活的坎坷使他抑郁悲傷，向往歸隱。因此，描寫歸隱生活的景和情在作品中就顯得多一些。“歸隱”雖然是一個傳統題材，而對張可久來說，有其特殊的、深切的思想內涵：他一生奔波于宦海，到70歲尚任小吏“昆山縣幕僚”；80歲還任“監稅松源”，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結交的多為官員和文人，因此生活面比較狹窄，作品內容不夠廣闊。他有不少唱和之作，不論在思想上或藝術上都顯得平庸；同時他的社會地位和經歷，又決定了他的生活態度比較順從，雖有憤懣和不平，都表現一種“怨而不怒”的色彩。

　　元代前期，散曲家時尚自然真率，后期追求清麗雅正。張可久在這劃時代轉變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力求脫離散曲原有的白描的特色而入于雅正，以豐富多彩而又清麗的風格其作品風格多樣“或詠自然風光、或述頹放生活、或為酬作、或寫閨情”，講究格律音韻；著力于煉字煉句，對仗工整，字句和美；融合運用詩、詞作法，講究蘊藉工麗，而且常常熔鑄詩詞名句，藉以入于典雅。是元代散曲中“清麗派”的代表作家。其散曲在后期被視為典范，頗受明清以來文人推重。明朱權《太和正音譜》譽之為“詞林之宗匠”；清代詩論家劉熙載推崇他為“曲家翹楚”（《藝概·詞曲概》）。許光治說他“儷辭追樂府之工，散句擷唐宋之秀”（《江山風月情·自序》）；李開仙《小山小令序》稱“樂府之有喬、張，猶詩家之有李、杜”。

　　張可久亦能詩，見于《元詩選》癸集。

　　張可久在散曲史上居有重要地位，他是后期“清麗派”的代表作家。講究格律音韻；著力于煉字煉句，對仗工整，字句和美；融合運用詩、詞作法，講究蘊藉工麗，而且常常熔鑄詩詞名句，藉以入于典雅。后代曲論家對此皆大加稱贊，如明代朱權評其詞“清而且麗，華而不艷，有不吃煙火食氣”（《太和正音譜》）；清人劉熙載《藝概》稱喬、張“兩家固同一騷雅，不落俳語，惟張尤翛然獨遠耳”。但作為一個藝術大家，并非只有一種風格，如杜甫詩歌風格是“沉郁頓挫”，但也寫出《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這類被稱為“生平第一快詩”；李白詩歌壯浪恣睢、豪放不羈，但也有《宿五松山下荀媼家》這類誠摯溫情之作。張可久作為散曲大家，他的風格也不僅僅是蘊藉工麗，也有直俗淺白之作，有的甚至于劉熙載的評價相反，不是“不落俳語”，而是俚俗尖新。這首【正宮·醉太平】就是如此。這是它最大的特點。全曲未用一典，皆以口語俗語為喻。嬉笑怒罵，切中時弊，充滿尖新潑辣的蒜酪味。曲的開篇兩句“人皆嫌命窘，誰不見錢親”便用自白口語高度概括了當時世風的腐敗，道破此曲的主旨。接下來又用一個通俗形象的比喻“水晶環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滾”，來批判金錢對社會、對人心的腐蝕作用。即使你聰明如水晶球，一旦有了金錢的貪欲，便會耳目塞聽，糊涂油蒙了心，分不清東西南北，也不問是非曲直。關漢卿雜劇《竇娥冤》那位楚州太守桃杌的開場白云“我做官人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若是上司來刷卷（清查案卷），在家推病不出門”，也是當時官員的內心獨白。在這種面糊盆中糊涂官案下金銀是決定是非的唯一標準，又怎能不是非顛倒，黑白混肴！

　　接下來的三句即以辛辣而形象的語言揭露整個元代社會，在金錢腐蝕下人欲橫流腐敗變質的世風。“文章糊了盛錢囤”是寫士人對金錢的依附。“囤”本來是用葦蔑編的盛糧食工具。這里形容錢財堆積的如糧屯那么高。讀書作文，本應經時濟世、扶危定傾，現在卻變成了攫取錢財、投靠豪門的進身階。作者用文章糊在盛錢囤上這個形象的比喻，來諷刺士人對金錢物欲的貪求和崇拜。“門庭改做迷魂陣”是用來批判市井細民。“門庭”是家居之地；“迷魂陣”在元人口語中是迷惑、坑害別人的一種圈套和陷阱，通常指的是妓院。門庭本是家居過日安守本分之地，現在為了追逐金錢、竟變成倚門賣笑之所、坑蒙拐騙之地。這個形象的比喻金錢造成的道德淪喪，對人心的巨大腐蝕，也揭示了元代后期社會秩序的混亂，倫理的崩潰和價值觀念的顛倒。這不僅使我們產生一種情感上的震撼，而且還有一定的歷史認識價值。“清廉貶入睡餛飩”是批判官紳。為官應為民做主，但在金錢權欲的驅使下，這些官紳們一個個像害了軟骨病，挺不起脊梁，根本談不上正直道行，為民伸冤。“睡餛飩”亦是元人口語，即橫躺著的餛飩，比喻軟弱的站不起來。前面提到的《竇娥冤》中，竇娥在臨刑前有段唱詞：“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跖顏淵：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元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可以看做是元代百姓對被金錢腐蝕了的官紳們的痛恨，也是對“有理無錢莫進來的元代各級政權的絕望”，它是“清廉貶入睡餛飩”的一個形象注解。

　　總之，這兩句從士人、市井、官紳三個方面對元代社會在金錢的腐蝕下道德淪喪、是非顛倒的種種弊端作了精當又形象的概括。批判是全面的，也是深刻的。同代有位無名氏作家有首同調小令“罵錢”，對世人的貪婪、對金錢的渴求亦作過尖銳的諷刺：“奪泥燕口，削鐵針頭，刮金佛面細搜求，無中覓有。鵪鶉嗉里尋豌豆，鷺鷥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內刳脂油，虧老先生下手”。可見當時這種社會現象是普遍的，受到不止一位元代散曲家的關注！

　　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對金錢的貪婪，并不僅僅存在于元代社會，而是彌漫在整個封建社會，尤其是封建社會后期或轉型期的共同特征。在張可久之前，就有著名的漢末童謠：“舉秀才，不知書；察孝行，父別居。寒清素白濁如泥，高第良將卻如雞。”揭露漢末的賣官鬻爵制度對社會風氣和人倫常理的戕害；在張可久之后，有名明代朱朱載堉的《黃鶯兒·罵錢》：“孔圣人怒氣沖，罵錢財狗畜牲。朝廷王法被你弄，綱常倫理被你壞，殺人仗你不償命。有理事兒你反覆，無理詞訟贏上風。俱是你錢財當車，令吾門弟子受你壓伏，忠良賢才沒你不用。財帛神當道，任你們胡行。公道事兒你滅凈。思想起，把錢財刀剁、斧砍、油煎、籠蒸！”。當然也不僅僅是封建社會后期或轉型期的共同特征，也是資本主義社會上升期的共有特征。十六世紀英國的著名戲劇家莎士比亞在《雅典泰門》中也有段對金錢的著名詛咒：“金子！黃黃的、發光的、寶貴的金子！不，天神們啊，我不是一個游手好閑的信徒；我只要你們給我一些樹根！這東西，只這一點點兒，就可以使黑的變成白的，丑的變成美的，錯的變成對的，卑賤變成尊貴，老人變成少年，懦夫變成勇士”。張可久這首小令中對金錢、世風的批判以及內在規律的揭示，乃是中國古代詩詞乃至世界進步文學中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命題，這一思想價值不可低估。

　　結尾一句“葫蘆提倒穩”是表達作者自己的處世態度。“葫蘆提”亦是元人口語，本指喝酒，外延為糊涂度日。這種整天借喝酒混日、靠糊涂混世表面上是一種消極人生，實際上是激憤之語，是作者對這個金錢支配一切、一切是非顛倒的病態社會徹底絕望的表現。也是他既不愿隨波逐流、追名逐利，又無力移風易俗、扭轉乾坤的復雜內心世界的自嘆。為了解脫這種矛盾和痛苦，歷史上的李白是“但愿長醉不愿醒”，今天的張可久也是“酒葫蘆，醉模糊，也安排我處”（《道情》）。如果說前面數句是作者對世風的批判，這句則是詩人人生態度的自白。必須指出的是，這種人生態度也是元代絕大多數正直散曲家的共同選擇，如關漢卿也說過：“適意行，安心坐，渴時飲饑時餐醉時歌”，“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甚么”；馬致遠亦是“葫蘆提一向裝呆”（【雙調·夜行船】）；曾瑞也說：“朝廷得安為大隱，咱，裝作呆”（【山坡羊】）。從這個角度來說，這首小令對研究元代文人的心態，也有一定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