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末年，章太炎在日本為中國留學生講授《文心雕龍》，為中國現代“龍學”的誕生，撒下了“種子”。弟子黃侃、朱蓬仙和劉師培等人，相繼在北京大學開設《文心雕龍》課，產生了現代意義上的“文心雕龍學”，即“龍學”。圍繞現代“龍學”的誕生，及其前前后后發生的故事告訴我們，現代“龍學”的創建，也經歷了前赴后繼。其標志性的成果，主要是黃侃的《文心雕龍札記》、劉咸炘的《文心雕龍闡說》和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這三部專著，既有理論闡述，也有校勘和注釋，既包括了“龍學”的內涵，也涉及到了“龍學”的外延，走出了古典“龍學”的窠臼。根據新出現的資料，對前輩和時賢往昔的提法進行了梳理和訂補。同時，在對標志性成果的贊揚聲中，添加了幾句異樣的評語。

　　關鍵詞：章太炎　黃侃　文心雕龍學　劉咸炘　范文瀾

　　山東莒縣劉勰文心雕龍研究所（276599）；[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文心雕龍》匯釋及百年‘龍學’學案”（17ZDA253）階段性成果之一。

　　我在拙著《劉勰志》中，談及民國時期的“龍學”時，曾經提到黃侃受其師章太炎的影響，與劉師培等人，在北京大學開設《文心雕龍》課，并在講義的基礎上，形成《文心雕龍札記》一書，標志著現代“龍學”的誕生。但是囿于當時資料的限制，語焉不詳。近年來，隨著章太炎先生在日本講授《文心雕龍》時，學生的筆記被發現并影印出版，以及相關人物當年的日記也陸續出版發行，“龍學”界朋友們的相關研究成果，不夠精確的地方也顯示出來了，隨著新資料的發現，有必要對往昔的提法和結論，以及前前后后的故事，重新梳理和訂補，以就教于同道大雅。

一、現代“龍學”的撒種期

　　我曾經把中國的“龍學”即“文心雕龍學”分為古典“龍學”和現代“龍學”，主張黃叔琳先生的《文心雕龍輯注》為古典“龍學”的集大成，黃叔琳也就成了古典“龍學”的終結者。那么怎樣看待現代“龍學”的產生和發展呢？這是“龍學”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同仁中也有不少論及者，但是，我感覺還不夠，尤其是忽略了章太炎先生對現代“龍學”的作用。我認為，現代“龍學”的播種者是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研究《文心雕龍》的成果，沒有寫成專門的著作流傳下來，多虧他的學生把他的講課記錄留存世間一部分，使得我們能夠看到章先生的部分觀點，他的這部分“龍學”成果，雖然不顯眼，卻是火種，可以燎原；具有酵母的能量，可以發酵，成為現代“龍學”的種子。

　　（一）章太炎其人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原名學乘，字枚叔，后易名為炳麟。因反清意識濃厚，仰慕顧絳（顧炎武）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是清末民初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國學家。魯迅在《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評價章太炎是“有學問的革命家”。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任《時務報》撰述，因參加維新運動被通緝而流亡日本。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因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并為鄒容《革命軍》作序，再次觸怒清廷，被捕入獄。光緒三十年（1904年）與蔡元培等合作，發起組建光復會。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出獄后，赴日本避難，并參加同盟會，受孫中山委托，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宣統三年（1911年）上海光復后回國，主編《大共和日報》，并任孫中山總統府樞密顧問。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參加討袁。為了共和，不懼犧牲，登門與袁世凱抗爭。被袁世凱禁錮北京，袁世凱死后被釋放，一生為反清，數次被捕入獄。晚年憤恨日本侵略中國，曾贊助抗日救亡運動。從1917年開始，革命熱情逐漸淡漠，在蘇州設立國學講習會，以講學為業。關于章太炎對民主革命的貢獻，已經載入史冊；關于其學術成就，也有其宏富的論著為證，而容二者于一身成為“有革命業績的學問家”（湯炳正語），確是近代史上第一人。為了保種而主張國學傳薪，病重至晚期，仍然堅持講課。據王基乾《憶余杭先生》記載：“先生病發逾月，卒前數日，雖喘甚不食，猶執卷臨壇，勉為講論。夫人止之，則謂‘飯可不食，書仍要講。’” （1）

　　（二）章太炎在日本講授《文心雕龍》的時間問題

　　黃霖先生編的《文心雕龍匯評》一書的后面有一附錄，內中刊載了章太炎講授《文心雕龍》的記錄稿兩種：第一種題目是《文心雕龍札記》，署名章太炎講授。可惜這個記錄稿只記錄了《文心雕龍》第一至第八篇，這個聽課記錄是毛筆記錄稿，首頁有如下文字：“錢東涔記；璅錄（即雜貨店也）；文心雕龍札記；稿本。首頁背面題“藍本五人：錢東潛、朱逖先、朱蓬仙、沈兼士、張卓身”。錢東潛、錢東涔為錢玄同別名。內頁記錄《文心雕龍》第一至第八篇聽課記錄，字跡潦草，時有涂抹。第二種為鋼筆記錄稿，字跡工整，頗有簡帛味道，不著記錄人。題目是《文學定誼詮國學講習會略說》，署名章太炎講授；這個聽課記錄稿，只是從《原道》第一至《論說》第十八止，后面有一頁內容和時間進度表：計劃分五次講完全書：第一次開講是三月十一日，內容是一至八篇，第二次是三月十八日，內容是九至十八篇，第三次是三月二十五日，內容是十九至二十九篇，第四次是四月初一，內容是三十至三十八篇，第五次是四月初八日，內容是三十九至五十（完）。聽講人共六人，分別是：潛（錢東潛）、未（龔未生）逖（朱逖先）、蓬（朱蓬仙）、兼（沈兼士）卓（張卓身）。據周興陸的《章太炎講解〈文心雕龍〉辨釋》一文介紹，這兩份記錄稿，原有的封面題“朱逷先撰《文心雕龍札記》”（詹锳《文心雕龍義證》引用書名簡稱中，就稱“朱逷先等筆記”）。朱逷先就是朱希祖（1879——1944），浙江海鹽長木橋（今富亭鄉）上水村人，字逷先，又作迪先、逖先。章太炎得意弟子，歷任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清華大學、輔仁大學、中山大學及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等校教授。為解放前著名的史學家。然而，記錄稿的內頁第一頁封面題目是：錢東涔記《文心雕龍札記》藁本。

　　這個資料現藏上海圖書館，多虧黃霖和周興陸先生發現，并公之于世，為現代“龍學”的產生和創立，找到了來龍去脈，也可以訂正一些學者在談到黃侃“龍學”淵源時，在時間上的一些推測之誤。這個記錄稿是章太炎先生哪一年的講課記錄呢？

　　根據記載，章太炎的講學活動有十幾次，但是“興師動眾”的主要有四次：第一次在日本講學，時間是1908年至1911年，地點是在東京一所叫大成中學的一間教室里，同時又為魯迅、周作人等開一小班，地點是在《民報》內章太炎住所里；第二次是從日本回國后，1913年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于北京期間，“以講學自娛”，地點在北京化石橋共和黨本部；第三次講學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時，應江蘇省教育會的邀請所作的國學系列演講。第四次，1933至1936年，章太炎在蘇州公園的圖書館，盛況空前，學生達五百余人。在國內的講課活動，當與上海圖書館收藏的這份《文心雕龍》授課記錄稿無關。因為據周興陸研究，這份記錄稿用的稿紙上有制造廠家標記，即“松屋制”，周興陸請教日本學者得知，這“松屋”是日本一家專門制造稿紙的店（廠）家名字。另一個證據就是聽講者朱蓬仙于1919年在北京逝世，龔未生也于1922年去世了。龔未生，名寶銓，字士衡，號未生，亦作“味生”，系章太炎的長女婿。這就是說，1922年后開設的講習班，與這份《文心雕龍》記錄稿無關。

　　關于在章太炎寓所開設的小班，據許壽裳在《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一文記載：

　　民元前四年（即1908年），我始偕朱蓬先（宗萊）、龔未生（寶銓）、朱逖先（希祖），錢中季（夏，今更名玄同，名號一致），周豫才（樹人），啟明（作人）昆仲，錢均夫（家治），前往受業。每星期日清晨，步至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先師寓所，在一間陋室之內，師生席地而坐，環一小幾。先師講段氏《說文解字注》，郝氏《爾雅義疏》等，精力過人，逐字講解，滔滔不絕，或則闡明語原，或則推見本字，或則旁證以各處方言，以故新誼創見，層出不窮 。（2）

　　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里也是這么著錄的，并交代：“前四人是從大成（中學）來聽講的。”這件事周作人在《記太炎先生學梵文事》一文中，也有同樣的記載。章太炎在寓所開設的小班，主要是浙江籍的學生多，黃侃是湖北籍（先世是浙江籍）。

　　那么，章太炎在日本講《文心雕龍》的時間是哪一年呢？周勛初先生在《黃季剛先生〈文心雕龍札記〉的學術淵源》一文說：

　　光緒二十八年（1902）時，季剛先生考入湖北崇文普通學堂學習。……季剛先生乃與同學及朋輩密謀覆清。兩湖總督張之洞覺察，而張氏與季剛先生之父云鵠先生乃舊交，至是遂資送季剛先生赴日留學。其時章太炎因從事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動而在日本避難，主持《民報》筆政。光緒三十三年（1907），季剛先生向《民報》投稿，開始追隨章氏。宣統二年（1910），章氏在東京聚徒講學，季剛先生正式投入其門下 。（3）

　　周勛初先生把章太炎在東京講學的年份，與親自聽講者的著錄后延了兩年，可以說不靠譜，更談不上具體講授《文心雕龍》的時間了。而童嶺在《上海圖書館藏〈章太炎先生文心雕龍講錄兩種〉簡述》一文說：

　　綜合我現有材料，似可斷定此稿當為太炎先生1908年以后在日本的講演筆錄。但仍有不可解處，據北京圖書館所藏《朱希祖日記》“明治四十一年”即1908年所載，太炎先生的講演有《說文》、《新方言》、《莊子》、《楚辭》、《爾雅》等，其中似乎并無《文心雕龍》一書。對此我只有存疑以俟時賢指教了 。（4）

　　董婧宸在《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史料新考》一文，也談到這兩份《文心雕龍》聽課記錄稿。董婧宸說：

　　據《錢玄同日記》，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每周四上午，章氏在寓所講授《文心雕龍》。與此同時，2月20日至3月27日，每周三、六下午，章太炎在寓所講授《漢書》。這兩門課程也是交叉進行 。（5）

　　董婧宸的這個說法是籠統的概述了《錢玄同日記》對這段時間的記事，而司馬朝軍、王文暉合撰的《黃侃年譜》1909年條3月18日下說：

　　……《錢玄同日記》載：“是日《文心雕龍》講了九篇，九至十八。在炎師處午飡，傍晚時歸。與季剛同行，……季剛有阮胡子《燕子箋》一部，借來于枕上看，一夜看完。”并注明引自《錢玄同日記》，第678頁 （6）。

　　這3月“18日……《錢玄同日記》載：‘是日《文心雕龍》講了九篇，九至十八。”與上海圖書館收藏的《文心雕龍》講課記錄稿著錄的時間和內容進度表完全一致，可見，章太炎是嚴格按照計劃講學。并從日記得知黃侃也在聽講之列。

　　至此，錢玄同日記資料證明，章太炎在日本東京寓所講授《文心雕龍》的時間是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雖然記錄稿不全，僅有十八篇，從內容和進度表看，其內容目標是《文心雕龍》五十篇。但是董婧宸這個研究還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這就是：1、這個記錄稿只是記錄到第十八篇，其后的三十二篇沒有記錄稿和整理稿，全書是否授課完畢？2、這兩份記錄稿是隨堂記錄還是日后整理稿？3、第一份毛筆記錄稿首頁背面的“藍本五人：錢東潛、朱逖先、朱蓬仙、沈兼士、張卓身”是什么意思？4、第二份記錄稿即鋼筆記錄稿是單線豎排稿紙（第一份記錄稿是雙線豎排稿紙），最后一頁是毛筆寫的，而且是方框豎排稿紙（如同現在的學生作文稿紙），分為上中下三欄，上欄是內容進度，中欄是講授的時間進度表，這個時間表是指的陽歷還是陰歷？5、最后一欄是與內頁符號對應的“潛未逖蓬兼卓”是什么關系？

　　這些問題的答案基本上大都在《錢玄同日記》里。我們將《錢玄同日記》里，關于他們在日本東京章太炎寓所內聽課的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的日記有關聽講《文心雕龍》的著錄部分錄出如下：

　　1、3月11日（二月二十日）晴，今日講《文心雕龍》八篇，講畢即歸。
　　2、3月18日（二月二十七日）晴，是日《文心雕龍》講了九篇（九至十八）。在炎處午餐。傍晚時歸。與季剛同行，彼走得甚快，余追不上，不知其去向。晚間叔美未來。季剛有阮胡子《燕子箋》一部，借來于枕上看，一夜看完。
　　3、3月22日（閏二月朔日），晴，天氣溫和。下午借取逖先、未生、卓身、兼士及余自己五本《文心雕龍》札記，草錄一通。
　　4、3月25日（又二月四日），晴。《文心雕龍》今日講至二十九篇。
　　5、4月7日（閏二月十七日）晴，大風。天甚熱……午后札《文心雕龍》稿二紙。
　　6、4月8日（閏二月十八日），晴。上午去上《文心雕龍》課，今日恰好講完了。

　　根據從《錢玄同日記》錄出的這些資料可知，上海圖書館藏第一份《文心雕龍》聽課筆記當就是這第三條資料即3月22日說的：“下午借取逖先、未生、卓身、兼士、及余自己五本《文心雕龍》札記，草錄一通”的“稿本”。這首頁背面的“藍本五人”正是1909年3月22日，借取五人筆記整理成“稿本”的人名，這就是錢玄同“草錄一通”的成果。可以斷定，這個筆記是錢玄同匯合了以上五人筆記的整理稿。這3月22日之前，太炎先生也正是把《文心雕龍》講至第十八篇。這第二份記錄稿，也應該是根據六人筆記的整理稿。這是一份尚未整理完成的稿本，其題目“文心雕龍”四個字字體為隸書，內容筆勢為簡帛味很濃的行楷字體，系鋼筆書寫。我查閱了《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書前收錄的錢玄同多種筆記書影和網上公布的錢玄同書法作品，與之相比較，雖然仍然不敢說一定是錢玄同筆跡，卻傾向于錢玄同。但是，最后一頁的毛筆草稿，應該斷定是錢玄同的筆跡無疑。這一頁的下欄對應的六人，是指整理稿中錄用了他們的記錄，其中右側“共六人”下有符號說明：◎，為“上者”；△為“未上者”。我們可以說，在這六人的筆記中龔未生是五次講課全到場，且均有筆記，但是，符號中表明，前兩次記錄稿清楚，后三次潦草。朱逷先五次聽課均有記錄，朱蓬仙前三次講課，沒有去聽，或者說，聽課了，沒有做筆記；沈兼士后三次沒有到場聽課，或者到場，沒有筆記；張卓身只是有3月18日的筆記，其他四次，沒有去聽課，或者聽課了，沒有筆記，而錢玄同自己在四月初一這天畫的符號是△，為“未上者”。這就是說，章太炎對《文心雕龍》講了五次課，錢玄同只缺四月初一這一天，查《錢玄同日記》，四月初一沒有出現去聽課的記錄，只記錄了這一天傳說鬧地震，其他四次《文心雕龍》授課，錢玄同在日記中，均有記錄。第二份記錄稿，我們之所以說他是整理稿，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據許壽裳說：報館章氏寓所講堂是“在一間陋室之內，師生席地而坐，環一小幾。”這種條件，沒法把筆記做得太正規，坐久了需要動一動，這就是魯迅為什么給錢玄同起了個綽號“爬來爬去”的原因。許壽裳說：聽課“以逷先筆記為最勤”，這句話在這個第二份最后一頁的下欄符號中朱逖先一天也不缺席，也是證明。再說，根據《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可以證明，這些聽課者，并非只有一套筆記。從《錢玄同日記》中，可以看出錢玄同有搜集他人筆記，做綜合整理的習慣。僅《文心雕龍》，《錢玄同日記》就記錄他兩次綜合整理。因此上海圖書館藏兩份《文心雕龍札記》，第一份首頁冠名“文心雕龍札記 錢玄同記”，與末尾一頁毛筆草稿，應該看成是首尾一致的。由此也可以看成是錢玄同整理章太炎講《文心雕龍札記》兩種，或者說兩套。關于講課時間是陰歷還是陽歷問題，我在翻閱《錢玄同日記》之前，按照我們老家習慣把陰歷的上旬，稱之為“初幾”，稱呼陽歷不說“初幾”直接稱“1號、2號……10號”，《錢玄同日記》證明，這個時間表用的是陽歷，其“初幾”之謂，用的是民間習慣。

　　至此，可以初步結論，上海圖書館藏章太炎《文心雕龍札記》，是1909年章太炎在東京《明報》館內的寓所講授《文心雕龍》時，錢玄同搜集了其他聽課記錄綜合整理稿。具體時間用的是公歷。我們學術界普遍認為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的產生，是現代“龍學”誕生的標記，我們又從《錢玄同日記》看到黃侃是1909年3月1日從中國返回達日本，3月3日來到章太炎處，并參加了章太炎在報館寓所的聽課（7）。這就是說，章太炎在日本向中國留學生播下的有關《文心雕龍》的種子，首先在北京大學黃侃那里生根、發芽、結果。

　　（三）章太炎講義稿《文心雕龍札記》中表現出來的主要觀點

　　1、文學觀

　　講《文心雕龍》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什么是“文”和“文學”。我們看到章太炎《文心雕龍札記》整理稿的第一種，有一個開場白，講了什么是文，什么是文學。這個問題，周興陸先生在《章太炎講〈文心雕龍〉辨釋》一文，已經做了闡述。周先生的“辨釋”文章，認為章太炎的文學觀念是“泛文學觀”，或者說是“雜文學觀”。主張“古者凡字皆曰文，不問其工拙優劣，故即簿錄表譜，亦皆得謂之文，猶一字曰書，全部之書亦曰書。”這不僅表現在章太炎講《文心雕龍》的開場白，也表現在他在以前講的《文學總略》中。在《文學總略》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章太炎不僅文學觀，即是文體論也深受《文心雕龍》的影響。不僅批評桐城派，也批評了蕭統《文選》的言行不一。

　　章太炎的這段開場白是怎么引起的呢？據許壽裳說，是魯迅回答章太炎什么是文學的課堂提問時闡述的，許壽裳說：

　　魯迅聽講很少發言，只有一次，因為章先生問及文學的定義如何，魯迅答道：“文學和學說不同，學說所以啟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先生聽了說：這樣分法雖較勝前人，然仍有不當。郭璞的《江賦》，木華的《海賦》，何嘗能動人哀樂呢。魯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說：先生詮釋文學，范圍過于寬泛，把有句讀的和無句讀的悉數歸入文學。其實文字與文學固有分別的，《江賦》和《海賦》之類，辭雖奧博，而其文學價值就很難說。這可見魯迅治學“愛吾師猶愛真理”的態度。 （8）

　　針對魯迅的課堂答題，也結合桐城派和蕭統《文選》關于“文”的觀點，章太炎認為：

　　古者凡字皆曰文，不問其工拙優劣，故即簿錄表譜，亦皆得謂之文，猶一字曰書，全部之書亦曰書。

　　《文心雕龍》于凡有字者，皆謂之文，故經、傳、子、史、詩、賦、歌、謠，以至諧、隱，皆稱謂文，唯分其工拙而已。此彥和之見高出于他人者也 。（9）

　　 “夫玄黃色雜”至“此蓋道之文也”，據此數語，則并無文字者，亦得稱“文”矣 （10）。彥和以史傳列諸文，是也。昭明以為非文，誤矣 。（11）

　　章太炎的觀點，說明不僅文字屬于“文”，自然界的景色，也屬于文。章氏的話，既講解了《文心雕龍》的觀點，也批評了桐城派和蕭統《文選》的狹義性，更是對紀曉嵐《文心雕龍·書記》篇眉批的回擊。可見學問貴在自得，不可跟在名人屁股后面做應聲蟲，這一點比起后來的一些“龍學”家高明的多。

　　2、校勘：

　　章太炎講《文心雕龍札記》中，做的校勘不多，只有了了數處。我們僅舉一處太炎用理校法做出的成果。校勘之法，向有理校法，在沒有版本作根據的情況下，做出判斷，必須有扎實的理論功力。章太炎對于《文心雕龍·原道》篇說：“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兩句，就利用理校法做了校勘。章太炎說：“‘文’‘章’二字當互調，當云：‘形立則文成矣，聲發則章生矣’。樂竟為一章。”這一“文”“章”互調的主張，是沒有版本作根據的。章太炎的根據就是“樂竟為一章。”《說文解字》卷三，音部“章”：“樂竟為一章。從音從十。十，數之終也。”章太炎是《說文》大家，他根據《說文》“樂竟為一章”，做出前無古人的校勘，不僅高出于他的前輩，而且后來者也沒有很好的利用他這一成果，包括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和魯迅《漢文學史綱》都曾涉及這兩句，也沒有提到他老師的校勘。理校法是校勘學四法中最難的一法。陳垣說：“段玉裁曰：‘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所謂理校法也。……此法須通識為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 （12）現代“龍學”誕生后，《文心雕龍》校注本如雨后春筍，令人目不暇接，但是諸公對此多未校出，只有郭晉稀在《文心雕龍譯著十八篇》和《文心雕龍注譯》作了校勘，但郭晉稀用的是本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