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與春節、清明節、中秋節并稱為中國民間四大傳統節日，也是中國首個入選世界非遺的節日。端午節也稱端陽節、重五節、龍舟節、浴蘭節等，稱謂眾多，本身就表明了端午節俗起源的神秘莫測，流變的多元走向。關于端午節的起源，從古至今，一直眾說紛紜。比較有影響的有龍節說、夏至說、驅邪祛病說、浴蘭節說、惡月惡日說、歷史人物說等。在歷史人物說中，屈原說影響最為深遠廣泛。對于這一蘊含著深邃豐厚文化內涵的重大傳統節日，上述說法或本其源，或追其流，論析精辟，見解獨到，但總不免有盲人摸象之嫌，或失之偏頗，或主觀臆斷，無法讓人信服。端午節起源之謎之所以撲朔迷離，神秘詭譎，除了其產生時間過于久遠這一重要原因外，還與華夏各族群遷徙、分化、融合等諸多歷史變革，史前歷史記憶斷層、古歷法的多變以及漢語言的進化演變有著密切關系。破解端午節節俗之謎，恐怕還是只能緊緊圍繞端午節的核心要素，于被漫長歷史歲月遮蔽了諸多零散信息碎片中尋找發現線索，以還原一幅真實的端午節起源歷史拼圖。

　　一、端午節起源于南方稻作區

　　端午節的核心要素是劃船競渡、吃粽子。不論是苗瑤壯等少數民族，還是漢民族各地區，均不約而同地遵循這一古老習俗。在河流中劃船、吃稻米做的粽子，只有在河流湖泊密布的南方稻作區才有可能。中原地區、關中平原、河套地區、齊魯大地、遼西地區，均無法滿足這一先決條件。端午節起源于南方稻作區，這是眾多研究端午節起源學者的共識。很顯然，端午節只可能是南方稻作區的原生節日。

　　眾多考古發現充分證明，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種植水稻的國家，長江中下游地區是我國稻作農業最早發生的地區，也是稻作農業最發達的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地理、環境、氣候特點，不僅適合水稻的栽培，而且有野生稻的廣泛分布。目前發現最早的兩處稻谷遺存——湘西道縣玉蟾巖遺址和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均處于長江中下游地區。一項考古統計表明，我國新石器時代稻谷遺存120處，其中長江流域90處，黃河流域12處。

　　從稻作遺址數量、野生稻培育馴化時間上的連續性以及史前古城址數量上來看，雖然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長江下游地區史前稻作農業也很發達，但與以洞庭湖平原、江漢平原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地區相比，要相對遜色。長江流域90處稻作遺址，兩湖平原占了57處，而且均具有標志性意義。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湘西道縣玉蟾巖遺址發現了距今約12000多年的稻作遺存，至少比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要早2000年。目前發現最早的人工稻谷實物及稻田，也處于長江中游地區，即距今約9100年的湘西北澧水流域的彭頭山遺址。上述三處遺址中，野生稻的特征十分明顯。湘西北澧水流域彭頭山遺址距今約8200－7800年，出土的栽培稻谷實物已具備原始栽培稻的特征。距今約6000-6600年的湘北城頭山遺址，發現了當今世界上歷史最早、保存最好的水稻田遺址，此外還發現了人造稻田、水塘、灌渠等接近現代農業的配套基礎設施。到了距今約5500年的時候，江漢平原的關廟、屈家嶺先民種植的水稻已基本接近現代栽培稻。屈家嶺遺址炭化的稻谷顆粒比湘西北、湘北、鄂西南地區要大，品種也要更加優良，已呈現出粳稻籽粒粗、短的顯著特征，與今天在長江流域普遍栽培的稻種已相差無己，粳稻和秈稻已明顯分化。

　　現代植物學、遺傳學、農學的研究已經揭示出，栽培稻是由野生稻經人工培育馴化而來的。2011年，美國華盛頓大學和紐約大學聯合開展了一項大規模的水稻DNA研究工作。這個團隊選擇了水稻的630個基因片段進行分析，得出兩個結論：栽培稻是單次起源的，起源時間很可能在8500年前；粳稻和秈稻的分化時間在3900年以前。這兩個時間節點，正好與彭頭山遺址、屈家嶺遺址的稻作遺存時間大致吻合。同時，這一研究結果也表明，我國的栽培稻起源只有一個源頭，而不是幾個源頭并存。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這個源頭就是兩湖平原的湘西北地區。從湘西南的玉蟾巖到湘西北的彭頭山、城頭山，再到長江以北的關廟、屈家嶺，稻作文化譜系不僅清晰完整，而且具有野生稻培育馴化時間上的連續性。

　　發達的稻作農業，帶來的是人口的增長和土地的利用。稻作農業的周期性勞動，要求人們較長時間居住在一個地方，我們先民從石器時代的遷徙生活逐漸轉為定居生活。定居的農業部落發展到一定程度，城鎮便應運而生。1987年以來，兩湖平原發現的史前古城已達21處之多，其中江漢平原達到15處，均分布在沅水、澧水、沮漳河、漢水流域臺地，與稻谷遺存分布高度吻合。這21處古城從南到北、由西到東，呈現出清淅的文化傳承序列。中國社科院趙春青教授把全國已發現的古城遺址做了一個全面的比較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以湘西城頭山古城為起點，長江中游率先出現城；銅石并用時代早期，長江中游出現城址群，而黃河中游始有單個城的出現；銅石并用時代晚期，長江中游出現中心城址與非中心城址的差別而黃河中游城址群才開始涌現；到了青銅時代早期，長江中游的城址開始衰落，而黃河中游都城開始興起。2013年出版的臺灣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郭靜云《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一書，建構起了一個完全不同于既往我國學者認知的古史解釋方案，提出了一個大膽而新穎的觀點：以江漢平原為核心的長江中游才是華夏文明的源頭。

　　從江漢平原發達的稻作農業、史前古城的密集程度來看，端午節起源于江漢平原，無疑比聞一多先生太湖流域說更有說服力。數千年來，太湖流域的吳方言一直未能跨越長江這一天塹，其文化的幅射性也遠不如江漢平原。

　　二、端午節祭祀的是南方稻作部落的先祖神

　　從世界范圍來看，重要節日均起源于宗教活動。祖先崇拜是華夏民族最重要的精神信仰。新石器時代眾多考古發現無可爭辯地表明，祖先崇拜一直是我們先民的一種主要宗教形式。即使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對先祖神的祭祀活動，仍然是各諸候國的大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即祭祀活動。端午節節俗吃粽子的核心要素暗示我們，端午節起源于稻作先民祭祀先祖神的宗教活動。

　　同世界其他語言一樣，漢語同樣是先有語音，然后才有漢字。音近義通，是我們先民遵循的一條重要編碼規則：凡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古老的漢字，往往意義也是相近的。彼此之間聯系緊密的，往往采用同一聲音符號。這也是漢語中存在大量同音字的重要原因。

　　“宗”始見于商代甲骨文，初義是指設有先祖牌位的房屋，后引申為祭祀祖先的場所，也就是宗廟，后來進一步引申為祖宗的意義。“粽”中的“米”即指稻米，“宗”則既表音也表義，祖宗的指向十分明確。與“粽”相似的還有一個古老漢字：“琮”。琮是指史前先民的一種玉質禮器，呈方柱形或長筒形，中有圓孔，與玉璧、玉圭、玉璋、玉璜、玉琥被稱為“六器”。玉琮的用途，一直被認為是“以黃琮禮地”的禮器。但隨著新石器中晚期玉琮的大量出土，這一觀點不攻自破，“大喪用琮”才是玉琮的真正用途。很顯然，“琮”中的“宗”，既表音也表義，“琮”就是祭祀先祖神的禮器。

　　由“琮”的用途推斷，“粽”就是稻作先民祭祀先祖神的貢品。粽子早在春秋之前就已出現，最初就是用來祭祀神祖先神的。到了晉代，粽子正式成為端午節慶食物，千百年來一直盛行不衰，可以說是中國歷史文化積淀最深厚的傳統食品。因地區不同，再加之飲食習慣的差異，包粽子的主要材料或為柊葉，或為箬葉，或為菰蘆葉，包粽子的餡料也各有不同，形成了南北不同風味。但是，無論包粽子的材料、餡料怎么變化，粽子的主要原料——糯米這一內核始終沒有改變。這是由祭祀對象——南方稻作部落先祖神至高無上的地位所決定的。

　　端午節節俗的核心要素除了劃船、吃粽子之外，還有一個以往被我們所忽視的至關重要的細節：粽子的牛角形狀。牛角是史前南方稻作部落的標志性文化符號，也是我們先民的一個重要圖騰符號。粽子的牛角形狀才是端午節節俗的點睛之筆，也是破解端午節起源之秘的一把鑰匙。

　　我國數千年的稻作農業，曾先后經歷了象耕和牛耕兩個時代。由于時間久遠，象耕時代雖已經不可考，但在“豫”這一古老的漢字中仍留下了象耕時代的重要線索。古九州之一的豫州之“豫”，在甲骨文中就是一個人牽著大象在稻田踩踏的生動畫面。距今約7800年的湘西北沅水流域的高廟遺址出土的陶罐上，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兩種類型的獠牙紋飾，一種為兩只獠牙，一種為上下四只獠牙。這一紋飾，我國學界稱之為獠牙神獸或獸面紋。這一圖騰符號以及新石器時期大量發現的象牙和象牙器物表明，“象耕鳥耘”的古老傳說是真實可信的。手牽著大象，象征的不僅是我們先民對大象的馴服，更象征著南方稻作部落首領、巫師的神圣權力，后來逐漸演變成王朝權力的象征。

　　隨著氣候的變遷，大象逐漸在長江流域消失了蹤影，華夏稻作農業的牛耕時代到來了。太湖流域河姆渡、馬家浜等遺址出土的大量水牛骨遺存表明，至少在7000年前，牛耕已開始代替了“象耕”。兩湖平原雖然發現的水牛骨遺存有限，但最早的“耒”、數量最多的“耒”和質量最精美的“耒”，均出土于兩湖平原。這間接表明，兩湖平原的牛耕時代并不比太湖流域晚。在甲骨文中，“牧”就是一人手牽著牛耳在稻田踩踏的生動情形。“牧”不僅是我們先民成功馴服野生水牛的象征，更是南方稻作部落領袖神權的象征。“執牛耳”象征最高權威即源出于此。

　　“牛首人身”的形象，在我國學界一直被視為神農氏的象征。在《山海經》一書中，“牛首人身”形象多次出現，其頻率僅次于人鳥組合和人蛇組合的形象。相比南方水牛牛角，北方旱地黃牛牛角要短得多。甲骨文中有著一對長長牛角的“牛”字，很顯然就是南方的水牛。無論是河姆渡、馬家浜等遺址器物上獠牙神獸上的“牛首”，還是北方遼西地區紅山文化遺址玉器中的“牛首”，均呈現出南方水牛牛角的鮮明特征。“牛首人身”形象，其實就是南方稻作部落先祖神，也是華夏民族的始祖神。雖然因地區不同，各地粽子的形狀有正三角形、正四角形、尖三角形、方形、長形等各種形狀，但有一點是共同的：牛角形。即使在北方的粟作區，因為欠缺稻米，用菰葉包裹的黍米也是牛角狀，歷史文獻稱其為“角黍”。粽子的牛角狀清楚表明，端午節祭祀的對象是南方稻作部落的先祖神。

　　三、端午節祭祀的先祖應該就是蚩尤

　　傳世文獻中記載了眾多“牛首人身”形象的始祖神，僅《山海經》一書就有7個：女媧、炎帝、西王母、蚩尤、共工、伏羲、神農氏。正如同栽培稻是單次起源的，端午節祭祀的先祖神也只可能是單一的。端午節祭祀的先祖神只能在眾多“牛首人身”形象的始祖神中去尋找、篩選。

　　尋找、篩選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端午節節俗中排在首位的劃船競渡。考古成果充分表明，至少在8000年前，我們先民就已能制作舟船了。在距今約7800年的湘西高廟遺址，出土了繪有帆船的陶器，雖不是實物，但勝似實物。距今約8000年的環太湖流域跨湖橋遺址，則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獨木舟。發明制作舟船的重要意義以往可能被嚴重低估了。舟船的出現，讓我們先民可以在河流湖泊中來去自如，是我們先民對大自然的一次征服。盤古之“盤”，涅槃之“槃”，周易之“易”，在甲骨文、金文中的核心符號就是“舟”。“盤”的初義就是駕駛舟船沿水中小洲四周行駛，后引申為盤曲、圍繞；“易”的初義就是舟船在水中行駛，因兩岸景色不斷變化，或者水流水勢不斷變化，后引申為改變、更改、變化。華夏文明的核心理念“易”以及陰陽文化的源頭，就在史前南方河流中前行的舟船上。

　　在眾多“牛首人身”形象的始祖神中，炎帝無疑是最深入人心的。從歷代相傳的“鉆木取火”、“擊石生火”的傳說來看，這位始祖神之所以稱為炎帝、火祖、燧人氏，就是因為其創造了人工取火這一造福部落子民的卓越功勛。赤帝是炎帝的另一個稱謂。在五行觀念中，火就是代表南方的，紅色就是南方的色彩。炎帝的這一稱謂表明，在華夏民族的集體潛意識中，炎帝就是屬于南方稻作部落的先祖神。作為南方稻作部落的先祖神，以“牛首人身”形象出現再正常不過了。可能是因為炎帝所處時代太過久遠，《山海經》等先秦文獻以及司馬遷的《史記》對其惜墨如金。正如炎帝、太陽神、火神三神一體一樣，炎帝、神農氏、烈山氏也是三位一體的，司馬遷視炎帝與神農氏為一神無疑是真知卓見，神農氏“牛首人身”的形象也就順理成章。從先秦文獻來看，無論是炎帝還是神農氏，均與發明舟船沒有聯系。

　　女媧、西王母兩位始祖神，均為女神形象，是我們先民對遙遠母系氏族社會的模糊記憶。在先秦文獻中，女媧是以生殖神、母親神形象出現的，“牛首人身”形象是伴隨著伏羲而出現的。我們先民關于女媧的記憶，就是造人、補天，但并沒有發明制作舟船一事。在《山海經》中，西王母是圣山昆侖的守護神，是至高無上巫權的掌控者。如果去除后世對西王母的仙化、妖魔化成份，西王母的真實歷史形象就是母親神、南方稻作部落的酋長。西王母“牛首人身”形象，實際上向我們暗示了其南方稻作部落酋長這一身份。昆侖之所以成為華夏文明的圣山，是因為昆侖并非山，而是我們先民祭祀先祖神的神圣場所，是我們先民的精神高地。在編撰《山海經》巫師們看來，部落子民的信仰圖騰問題才是西王母關注的重心所在，制作舟船似乎還層次不夠。

　　共工、伏羲兩位始祖神不僅均有著共同的“牛首人身”形象，而且均與發明制作舟船有著緊密關聯。先秦傳世文獻記載的關于共工的諸多傳說，幾乎都與水有關。共工之所以稱為水神，與其擅長制作、駕馭舟船有著密切關聯。《史記·補三皇本紀》記載了其“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的史實。“以水乘木”也就是在水上駕馭舟船。在《周易》等文獻的記載中，伏羲是集創世神、始祖神和發明神于一身的人文初祖。這位始祖神不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而且“刳木為舟，剡木為楫”。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也就是制作舟船。共工、伏羲兩位始祖神形象的重合，無疑耐人尋味、深思。

　　還原了“象耕鳥耘”這一歷史真相，蚩尤的真實歷史形象也就浮出了水面。蚩尤的字面意思就是草叢中的野豬。與大象的一對獠牙相同的是，野豬的一對獠牙長正好長在下頜骨。據有的學者統計，隨葬豬下頜骨在史前豬葬習俗的比例高達80%以上，從距今8500年一直延續到4000年前。對野豬以及其獠牙的崇敬之情，其實是南方稻作先民對大象崇敬的延續與升華。蚩尤二字，在南方稻作先民心中的份量重如千均。可以說，蚩尤這位有著“牛首人身”形象的始祖神，其南方稻作部落領袖的特征在華夏諸神中是最為鮮明與突出的。

　　蚩尤與發明制作舟船的聯系，主要體現在蚩尤形象與盤古、伏羲兩位始祖神形象的重合上。根據苗瑤兩個族史詩、歌謠、傳說，盤古、蚩尤就是南方苗族的創世神，盤古就是瑤族的先祖神。蚩尤的“牛首”形象，只有在視蚩尤為祖先神的苗人那里，才有最直觀生動的呈現。苗人村寨，可以說無牛不成為其村寨；苗人服飾，也可以說無牛就不成為其服飾。漢民族盤古開天地的神話，隱喻的可能就是發明舟船這一重大史事，而并非傳統觀點認為的創造世界。在苗瑤兩個兄弟民族的洪水神話中，是一個巨大葫蘆讓苗瑤先民在滔天洪水中幸免于難。這個巨大葫蘆，也就是聞一多先生考證的盤古。真正讓他們幸免于難的，只可能是盤古發明制作的舟船。正是因為如此，苗瑤兩個兄弟民族均視盤古為先祖神，有著共同的牛王節、盤王節、龍船節。在苗瑤傳統文化中，蚩尤與盤古、牛王的形象是重合的，三神實為一神。在漢民族中，伏羲遺址最多的地方，也正好是蚩尤傳說最多的地方。與此同時，漢民族關于伏羲兄妹的傳說，與苗瑤兩個民族關于盤古兄妹的傳說，也是如出一轍。這一現象，我們只能理解為是同一史實在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不同分化。

　　蚩尤與共工、盤古、伏羲三位始祖神形象的高度重合，也應該是同一始祖神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部落的不同分化，四神實為一神。考慮到蚩尤南方稻作部落領袖特征的鮮明性，以及影響的深度與廣度，端午節祭祀的先祖神很有可能就是蚩尤。伏羲雖然是華夏民族的人文初祖，但與其他諸神相比，其在先秦文獻中出現的時間最晚，其“牛首人身”形象也遠不如蚩尤深入人心。

　　四、端午節起源于史前南方稻作兩個部落的神權之爭

　　根據先秦傳世文獻的記載，在很多年前，在南方河流湖泊密布的稻作區，曾經發生了一場由顓頊主導的宗教禮制改革，也就是“絕地通天”那起重大歷史事件，并由此引發了南方兩個稻作部落之間的宗教戰爭。沒有這場宗教戰爭，也就不可能有后來內涵深邃而豐厚的端午節。

　　根據楚人在《國語》中的回憶，這場戰爭的起因就是“九黎亂德”、“蚩尤作亂”。九黎也就是蚩尤部落。對“黎”的理解，關乎蚩尤形象的完整性以及九黎部落的真實歷史形象。在甲骨文中，“黎”由“禾”與“刀”兩個符號組成，意思是收割莊稼。太湖流域的姑蘇，一向是稻香魚肥之鄉。我們由繁體“蘇”字中左下角的“禾”可以確定，“黎”左邊的“禾”即指稻，并非傳統觀點認為的黍或粟；九黎部落并非北方粟作部落，而是南方稻作部落。

　　顯然，這場宗教戰爭發生在顓頊與蚩尤之間才是正常的，可卻偏偏發生在顓頊與共工之間、黃帝與蚩尤之間。這并非我們先民的歷史記憶出現了混亂，而是同一史實在不同地區、不同時代、不同部落之間的不同分化。如果我們視黃帝為顓頊，視顓頊為黃帝，視蚩尤為共工，視共工為蚩尤，那么這些相互矛盾的歷史之迷就迎刃而解了。兩場戰爭，實為一場戰爭。

　　關于這場戰爭，還有另一版本：黃帝與炎帝之戰。這場戰爭，一向被我國學界視為華夏文明的奠基之戰。黃帝與炎帝之戰，發生在南方的稻作區才是正常的。不論是涿鹿之戰，還是阪泉之戰，按歷史文獻的記載，均發生在北方有著久遠黍作傳承的燕趙地區。燕趙地區正好是蚩尤后人敗后北上的避難之地，向有“九黎之都”的稱呼。這場戰爭發生在“九黎之都”，實際上暗示了這是一場南方稻作部落之間的戰爭。當然，此戰中的炎帝也非彼炎帝，而是具有“牛首人身”形象的南方神蚩或共工。這場戰爭的結局也是以黃帝勝利、炎帝失敗而告終。

　　這三場戰爭有三個明顯的共同點：一是歷史時間節點相同，也就是顓頊或黃帝部落崛起之時；二是勝敗者相同，勝利者無一例外的都是黃帝或顓頊一方，而且師出有名；失敗者都是具有鮮明稻作部落色彩的共工、蚩尤、炎帝一方；三是這三場戰爭的講述者、書寫者都是黃帝或顓頊一方。歷史的話語權從來就勝利者書寫的。共工、鯀、蚩尤三神之所以是負面形象，是因為他們在南方稻作部落的神權之爭中遭遇到同一失敗命運。這也是共工、鯀、蚩尤三神在先秦傳世文獻中呈現負面形象的重要原因。三場戰爭實為一場戰爭。

　　華夏諸神形象的移位與重疊，也是端午節起源迷霧重重的原因所在。其實，在《山海經》特別是《史記》中，顓頊與黃帝二神形象也是重合的：同樣是神權之爭的勝利者，有著同樣的熊圖騰、蛇圖騰文化標記，具有相似的一脈相承的世系；在三場戰爭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黃帝與顓頊為同一始祖神，可以解釋很多讓我國學界深感困惑的許多彼此重疊、相互矛盾的歷史傳說，可能因此而真相大白。至少，端午節起源的歷史迷霧開始逐漸消散，歷史真相逐漸浮出了水面。

　　這場宗教戰爭，深刻影響了史前華夏各部落的命運，也深刻影響了華夏文明的走向，有學者認為是華夏文明的奠基之戰，其實也不為過。苗族有可能就是蚩尤部落的成員，因為這場而逃亡至武陵山一帶，逐漸成為一個民族。端午節影響的深遠廣泛，來自這場宗教戰爭的深刻影響。

　　關于這場宗教戰爭，我們先民還有著迵異于三場戰爭的另類歷史敘述，是對這場宗教戰爭的補充與完善，也是對端午節起源歷史真相的補充與完善。

　　巴蛇食象是華夏傳世神話中最匪夷所思的一則神話。食象的蛇是顓頊部落的圖騰，而象則是蚩尤或共工部落的圖騰。這個神話隱喻的就是兩個部落之間的信仰之爭、圖騰之爭。這一匪夷所思、荒誕不經神話的背后，是血淋淋的戰爭，是蚩尤或共工部落四處逃亡的悲劇性命運。羿斬巴蛇是這一神話或這場宗教戰爭的另一版本。岳陽古稱巴陵，正是因為這個神話而得名。羿之所以斬巴蛇，是在誓死捍衛稻作部落象圖騰的神圣地位。這兩則神話，均暗示了那場宗教戰爭發生在南方的兩湖平原。羿射九日的神話傳說，可視為是對兩個部落之間神權之的另一種隱喻，因為天上只能有一個太陽。

　　共工所撞之不周山，其實并非山，而是隱哈，實指顓頊部落的圓形祭壇。共工怒觸不周山，與“九黎亂德”、“蚩尤作亂”有著相同的性質。共工所撞之不周山，從而導致天地傾斜，洪水泛濫。這則神話中描述的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河流流向東南方的情形，正好與江漢平原地勢地貌、河流走向特點高度吻合。

　　大禹治水的神話傳說與鯀的歷史記憶是緊緊捆綁在一起的。禹之所以成為英雄，是因為治水成功了；鯀之所以成為罪人，則是因為治水失敗了。由先秦文獻中關于“大禹伐共工”片言只語的記載，我們可以斷定，大禹所治之水，并非滔天洪水，而是共工部落的“作亂”。如果比較關于共工與鯀的文獻記載，我們會發現，二神的形象也是重疊的。鯀與共工不僅都與治水神話相關，而且都是治水的失敗者；二神治水采取的方法均為堙堵的方法；二神的悲慘結局也是雷同的：同被祝融所誅殺，并且均“入于羽淵”；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均為“四兇”之一。我們有理由懷疑：鯀與共工二神實為一神。

　　從漢語的演化規則來看，先有單音詞，后才有雙音節詞。雙音節詞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才開始出現。堯、舜、媧、禹、鯀、羿等單音節詞的始祖神，才是我們先民對華夏始祖祖神的底層記憶、最初的稱謂。由此推斷，禹有可能就是顓頊或黃帝，鯀有可能就是共工或蚩尤。端午節祭祀的先祖神，應該就是蚩尤或共工最初的名稱——鯀。鯀在神權之爭中失利而身敗名裂悲劇性命運，也是共工、蚩尤的悲劇性命運。

　　正是因為這場戰爭對各部落的深遠影響，才有了端午節的產生。端午節最初可能只是四處逃亡的蚩尤后人祭祀先祖的節日，后來隨著人們對這場神權之爭記憶的衰減、淡忘，以往部落之間的恩怨情仇在歷史的歲月如煙花散盡，端午節逐漸發展為整個華夏民族的祭祀節日。

　　五、端午節流變的多元走向及各地的不同呈現方式

　　沒有歷法也就沒有固定的節日。我國遠古歷法的用途最初用于周期性的祭祀活動，后來才逐漸發展為周期性的祭祀活動與農耕活動并用。據漢文獻記載，在中國天文歷法史上，最早的有黃帝歷、顓頊歷、夏歷、殷歷、周歷、魯歷，合稱“古六歷”。春秋戰國時期，夏歷、殷歷和周歷并存，三者主要區別在于歲首時間，周歷比殷歷早一個月，比夏歷早兩個月。

　　從《春秋》和《孟子》多用周歷、《楚辭》用夏歷、《詩經》則夏歷和周歷并用的情況來看，由于各地歷法不同，端午節時間區別也很大，使用周歷的地區端午節時間要比使用殷歷的地區早一個月，比使用夏歷的地區要早兩個月。如再加之漢族少數地區民間和苗瑤等少數民族沿用十月古歷，則各地端午節的時間區別可能更大。

　　在先秦時期，端午節并不叫端午節，而是“五月初五日”。從漢代《太初歷》開始統一歷法，年歲周期起始從此相對固定。為統一節日，方便過節，漢代規定每年的端午節改為五月初五。這一稱呼，一直沿襲到唐朝。唐朝以后，“端午”取代“五月初五”等別稱，一直沿用至今。

　　與端午節節俗相似的還有一個民間節日：農歷四月初八。這一天傳說是神農炎帝的生日。根據歷史文獻的記載，每年農歷四月初八，歷代王朝都要舉行祭祀炎帝的活動。這一天也稱烏飯節，主要集中在南方稻作區。農歷四月初八，南京郊縣宜興等地農民盛行蒸煮江南特有的烏黑發亮、清香可口的青精飯，俗稱烏飯。浙西南山區衢州、麗水等局部地區也有農歷四月初八吃烏飯習俗。在北方民間，農歷四月初八逐步演變為佛誕節，晉中地區、晉西南地區逐步演變為祭祀蚩尤的節日、看神花會、油糕會、祈福節，大同及晉西北部分地區則逐步演變為奶奶廟會。

　　農歷四月初八吃烏飯習俗，在川、鄂、湘、黔等地苗族中十分盛行，苗族稱為“烏飯節”、祭祖節、亞努節。農歷四月初八吃烏飯習俗，在湘、黔等地的瑤、侗族中也極為盛行，也稱為“烏飯節”。根據瑤族民間傳說，每年農歷四月初八是牛的生日，要禁用牛一天，不能對牛高聲吆喝，更不能用鞭、棍打牛。廣西桂平一帶的瑤族，家家戶戶則要用新鮮芒葉包五色糯米飯拜祭牛神。農歷四月初八，是布依族的牛王節，仫佬族、土家族的牛誕節。這一天，布依族要做牛王粑給耕牛吃，仫佬族要用糯米飯喂牛。農歷四月初八，也是壯族的牛魂節。這一天，壯民人放犁，牛脫軛，還要做五色糯米飯喂牛。

　　四月初八不論是烏飯節、蚩尤節，還是牛王節、牛誕節，均與五月初五端午節文化內核沒有二致。如參考先秦時期歷法的混亂，各地歷法建首時間的不同，以及少數民族對文化傳統的堅守，我們有理由懷疑：四月初八烏飯節與五月初五端午節在最初就是一個節日。

　　起源古老的節日風俗，其成因總是與一個部落、一個民族全體成員的共同命運與愿望休戚相關。節日風俗一旦形成，往往隨著時間的流逝、世代的綿延，風俗被不斷補充、修正，以致節日的文化內涵與最初大相徑庭。由于生存環境、思想觀念的變遷，后代的人們往往不能理解最初節日習俗的真正動機，于是各種附會傳說便應運而生。長達幾千年的端午節傳承發展史，就是一個風俗不斷補充、修正的歷史，最終形成現在雜揉多種民俗為一體的傳統節日。無論是龍節說、夏至說，還是驅邪祛病說、浴蘭節說、惡月惡日說、歷史人物說，無不是對祭祀南方稻部落先祖神這一內核的延伸與拓展。端午節俗無論怎么變，但祭祖的性質與主題始終沒有變，劃船競渡、吃稻米粽子兩個核心要素始終沒有變。

　　《史記·屈原列傳》并沒有明確記載屈原投汩羅江的時間，因此聞一多先生認為端午節的起源與紀念屈原是個民俗上的“誤會”。其實，屈原與端午節的邂逅，有著內在的合理性。我國自古有“二月二，龍抬頭；三月三，軒轅生”的說法。二月二也稱龍頭節、社日節。“龍抬頭”并非真的龍抬頭，而是一種星象，指蒼龍的主星開始從東方出現。三月三，因是重日、吉日，故成為軒轅帝、伏羲的誕辰，后演化為上巳節。而五月初五，蒼龍的主星高懸于正南中天，因此《易經·乾卦》稱為“飛龍在天”，既是重日，也是吉日，故成為先祖神舜帝的誕辰。后世人們選擇性地將五月初五作為屈原投江自盡的日期，是因為這位愛國詩人的家國情懷、高尚人格。作為太陽神的后裔、得天地正氣的偉大詩人，于這一天“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是再合適不過了。

（作者地址：郭漢閔，湖北省當陽市政協；向莉娟，宜昌市城建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