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
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

　　《使至塞上》是王維早年的詩作，也是千百年來膾炙人口的名篇。詩中敘述了他只身赴邊的經歷、描繪了途中所見到的景象，也暗中抒發了單車出塞的感受。其中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更是傳誦千古代名句。但無論是對這一名句的理解也好，還是對王維此番經歷和心境的闡釋，歷來都存在若干分歧。最近，我穿過六盤山東北的隴阪，經彈箏峽、漢代蕭關，從會寧關西渡黃河達武威（涼州）、張掖（甘州），再沿被王維稱為“長河”的張掖河（古弱）水北上，到達淺海嘎順諾爾邊的額濟勒草原，這塊古代的居延海已成為阿爾泰戈壁灘上僅存的一塊綠洲。現將沿途所記的有關《使至塞上》的相關地域做一些考辨，并對詩意做一些詮釋。

一、開元后期唐與吐蕃關系和王維的塞上之行

　　唐王朝在不同時期，先后與近三百個少數族政權發生過關系。唐與“四夷”的關系，基本上可以分為四類：一是內附關系，如突厥一部、契丹、奚、高麗、安南等；二是宗藩關系，受唐冊封，但不隸屬，如新羅、天竺、驃等國；三是友好幫鄰，如波斯、日本等；四是時附時反，突厥、吐蕃、回紇等都屬這種關系。太宗滅東西突厥后，吐蕃就成了唐最主要的威脅，在太宗以后的二百多年中，時戰時和，戰火延及今日的甘肅、寧夏、青海等整個西北地區，中唐以后的一段時期，吐蕃的騎兵甚至直驅長安城下。而雙方的和戰及力量的消長，又與國勢和執政者的素質關系極大。高宗時期，吐蕃最盛，“盡受黨項、諸羌之地。東與涼、松、茂、俊等州相接，南至波羅門（印度），西又攻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余里。自漢魏以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⑴。當時唐高宗派曾大破突厥的薛仁貴率眾十萬伐吐蕃，結果大敗而歸。但到武后時又發生逆轉：“至（武后）長壽元年（692），武威軍總管王孝杰大破吐蕃，復奪安西四鎮——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置安西都護府，發兵鎮守之”⑵。中宗、睿宗時代則以和親為主，中宗曾以金城公主下嫁。玄宗開元年間，雙方戰事又起，從開元二年到王維出塞的開元二十五年，雙方在涼、瓜、甘等州共有過十一次大規模的交鋒。沖突的原因固然由于河西、九曲地區水肥草美又出產名馬，吐蕃志在必奪外，與開元末年唐玄宗由于國力強盛開始好大喜功、縱容邊帥輕開邊釁有極大關系，例如王維出使的這次就是如此。在此之前的開元十八年，吐蕃曾因兵敗遣使求和，玄宗應允并譴皇甫惟明出使吐蕃。贊普棄祿速贊和金城公主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第二年，唐又遣鴻臚卿崔琳使吐蕃，帶去茶、帛等禮物，吐蕃復遣使者來京，求金城公主所需《毛詩》、《春秋》、《禮記》等儒家典籍，以示歸順王化之意；同年秋，又遣其相論尚它律赴京，請開赤嶺為互市，玄宗允準，雙方復歸于好，河隴安定。但到了開元末，當年勵精圖治創造了開元盛世的唐玄宗，已成了“開邊意未已”的武皇，諸將風旨，更以輕開邊釁來爭寵邀功。開元二十五年的這場戰事即是如此。開元二十四年，時為河南、陜運使得崔希逸遷為河西節度副使⑶。崔到任后，于次年三月與吐蕃守將乞力徐殺白狗為盟，雙方撤除守備，以示通好。但其部下孫誨邀功，力奏可以趁機掩殺，以絕邊患。玄宗不顧道義準奏，并派宦官趙惠琮前去監軍。這件背盟犯邊之事在《舊唐書·玄宗記》中卻成了赫赫戰功：“三月乙卯，河北（西）節度使（按：應為副使）崔希逸，自涼州南率眾入吐蕃界二千余里。己亥，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嘴，與賊相遇，大破之，斬首二千余級”。也就是在這種“天子非常賜顏色”，鼓勵、慫恿輕開邊釁的大背景下，當時在京任右拾遺的王維被任命為監察御史去涼州“宣慰”，并擔任崔希逸幕府的判官。當時從長安到涼州有南北兩條驛道：北道從咸陽出發，沿隴山山脈向西北，經邠州（今邠縣）、涇州（今涇縣）、原州（今固原市），在瓦亭關轉過彈箏峽越六盤山北上，到會寧關再折向西北，經會州（今會寧縣）過烏蘭關達河西節度使府涼州（今武威市），全程一千八百余里。⑷王維此次出使即是循此線，后來的高適、岑參赴安西，杜甫去秦州亦是沿此線。南道出咸陽循隴山南麓沿渭水西行，經馬嵬驛、武功（今武功縣）、扶風（今扶風縣）、鳳翔（今鳳翔縣）、隴州，在大震關翻越隴山到秦州（今天水市），西行至臨洮北上達金城縣（今蘭州市），再折向西北經廣武達涼州。《使至塞上》應當是寫于這次出行之后（這個問題下面將專論）。詩中不但出現“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這種極為雄渾開闊的畫面，而且像“屬國過居延”、“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等敘述之中，也帶有某種夸耀帝國聲威的意味，情調也是樂觀向上，甚至有著某種期待，與當時朝廷乃至整個時代氣氛是合拍的。

二、《使至塞上》所涉及的若干地域

　　王維這首詩中，涉及安西都護府、居延塞、蕭關和長河等西北地域和區劃，下面逐一加以考釋：

　　安西都護府。從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起，陸續在周邊建立了八個都護府。其中的安西都護府駐地在交河，高宗顯慶年間徙于龜茲（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庫車附近）。到了玄宗開元年間，只剩下安東、安北、安西、安南、北庭、單于六個都護府。其中安西都護府設在龜茲，下轄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轄區包括今日的南疆、甘肅部分地區，直至帕米爾以西的中亞廣大地區。該鎮在高宗時為吐蕃所占，到武后時為武威軍總管王孝杰奪回。玄宗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安西四鎮又被吐蕃侵占。當年，安史亂起，唐王朝陷于內亂之中，再無力收復四鎮。吐蕃即以四鎮為基地，不斷內侵。代宗廣德二年（公元764），吐蕃攻陷長安，代宗出逃陜州。到德宗時，雙方簽盟，唐王朝以割讓河西大片土地來換取停戰，安西遂為吐蕃所有，直至唐懿宗咸通五年（866），吐蕃因內亂而亡止，但此時“唐亦衰焉”。

　　居延，有兩種內涵：居延縣與居延海。居延海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巴顏卓爾盟的額濟勒旗，是河西通往漠北的門戶。漢武帝時代北擊匈奴，往往就是從居延出兵。據《漢書·霍去病傳》：“將軍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余里，過居延，斬首虜三千余級”。由于干旱等原因，居延海今日已變成草原和牧民居住區的額濟勒旗。但至少在北宋，居延海一帶還是煙波浩渺、鷗鷺出沒之處，并仍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一條主要信道。據《宋史·高昌傳》記載：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公元981），“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勛使高昌（今日的吐魯番）”。王延德等后來將出使的經歷寫成奏章復命，這就是《使高昌記》。記中對其經過的居延海一帶有段描敘：“次歷阿敦族，經馬駿山望鄉嶺，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次歷格羅美源，西方百川所匯，極望無際，鷗鷺鳧雁之類甚眾”。這個百川所匯的格羅美源就是居延海，有李陵題字的馬駿山就在其東北。另一種內涵是指居延縣，為漢代匈奴人歸附后的居住地，在涼州（今張掖市）西北一百六十里處。居延本在漠北，為匈奴一個部族的居住地。漢武帝時，匈奴內訌，昆邪王殺休屠王，率四萬余眾降漢，漢武帝設五個屬國來安置其眾，其中一個屬國在張掖附近。王維在詩中所云的“屬國過居延”就是指此，而且是沿用漢代的稱呼，并非如有的選注所云“經過了居延這個唐朝的附屬國”。歷代關于居延的記載有一些含混，未將居延海、匈奴人歸附后的居住地和原住地加以區隔，甚至將這三者混淆，這是我們在閱讀史籍時需認真注意的，如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引《括地志》，說居延距張掖“千六十四里”；《史記考證》則記為一千六百里；唐《元和郡縣志》則里“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西北一百六十里。即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者”。至于今天有的學者在《王維詩選》注釋中所云居延是“漢建縣，屬張掖郡”⑸，如指的是匈奴人歸附后的居住地，則應是居延屬國而不是居延縣；而王維所經過的恰是居延縣而不是居延屬國。至于居延海到張掖地距離，今居延海雖不存，但遺址仍在。如果我們沿著張掖西北的弱水，經流沙到達額濟勒的嘎順諾爾、索果諾爾這些當年的居延海地區，正好是一千里左右。所以最早的地書《括地志》的記載是正確的。

　　蕭關，即古隴山關。這又有漢代蕭關和唐代蕭關之別。張守節《史記正義》，謂在原州平高縣（今甘肅省平涼縣）境內；《元和郡縣志》具體指在“縣東南三十里”。這兩者所說的都是漢代的蕭關。漢代的蕭關位于六盤山東的隴阪之上，下臨彈箏峽，是河西節度府的東大門，也是中原進入西北或外族入侵關內的咽喉之處。漢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5），匈奴由西北攻入蕭關，殺北地都尉；武帝時衛青、霍去病等西擊匈奴，則是由此出塞。唐代在漢代蕭關北二百一十里處，清水河東側設蕭關縣，這就是唐蕭關。唐代的蕭關并非中原通往河西、安西等節度府上的要塞，而是位于通往朔方節度府（使府在靈州，今靈武南）道上。南朝何遜詩：“候騎出蕭關，追兵赴馬邑”，指的就是此蕭關。王維是去河西節度府，是不經過唐蕭關的，同“屬國過居延”一樣，仍是沿用漢代的稱呼，這是需要辨明的。

　　長河，即弱水，又叫張掖河。發源于祁連山北麓的甘州（今張掖市）附近，沿祁連山和合黎山之間的峽谷流向西北，在與涼州（今酒泉市）附近發源的酒泉河匯流后，又在寧寇軍（今同城鎮）分為數支流向居延海。西邊的兩條分別叫木林河、納林河，今已消逝；東邊的兩條叫弱水，分別流向今日仍存的兩個淺海嘎順諾爾和索果諾爾。居延海消逝后，這條長河就成了額濟勒草原的生命河，它所匯聚的嘎順諾爾和索果諾爾兩個淺海，使周邊的額濟勒草原成為阿爾泰戈壁灘上僅存的一塊綠洲。

三、《使至塞上》若干詩意的理解

　　1、關于“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的內涵

　　有一些注本和賞析文章認為這兩句表現了王維因受排擠、不得已而赴邊的“悒郁和激憤之情”。如王長立在一篇鑒賞文章中說：這兩句“是用比喻的手法寫自己的處境和心情。詩人先把自己比成隨風飄飛到塞外的蓬草，以蓬草的行止全由無法抵御的強風支配，表明此次出使是因受排擠而成行，非是己心所愿；再把自己比成由于天氣轉暖而向北飛去的歸雁，以歸雁的南來北去都受氣候變化的支配，來暗示自己的行動是受朝廷差遣，實乃身不由己”⑹。其實，如果要說這當中有離家萬里的孤獨感，或是表現了西行路上的艱辛，尚在情理之中，這也是長途跋涉者幾乎都會產生的人生感受。但如果要說這是比喻王維此行是身不由己，是由于受排擠而產生的憂郁和激憤，就有點想當然了。產生這種想當然的原因在于：一些研究者認為王維的這次赴邊，與張九齡的罷相有關。開元二十五年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上書彈劾牛仙客，玄宗大怒，將周廷杖而死，時為宰相的張九齡亦因曾引薦周而獲罪，被貶為荊州長史。張是一代名相，對王維有知遇之恩（王任右拾遺即是張的提拔）。張的被貶實是李林甫陷害的結果，而朝政亦由張九齡罷相和李林甫的執政走向昏暗。這事對王維的震動當然很大，但這只是王維生活和思想變化的一個大背景，并不意味著在此時的每一首詩作中都會有所表現。這種情形在歷代詩人的詩作中皆不乏例舉。如杜甫避亂成都，總的趨勢是生活困頓、憂國憂民。但這并不妨礙他在個別詩作如《江畔尋花絕句》中的盎然興致和生活情趣；也不妨礙在草堂落成之際寫出《堂成》、《村居遣興》等輕松悠閑的詩篇。王維的這首《使至塞上》也是如此，他是要通過這次獨特的人生經歷，來描述與平日迥然不同的異域風光。這當中不單有初至邊塞、服役于軍中的新鮮感和興奮感，還通過自己的親身感受，對大唐帝國疆域遼闊的隱隱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從中確實看不到被排擠的激憤和不得已赴邊的傷感。我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證實：

　　一是從王維此詩的結構和立意來看。有人說王維此詩是紀行之作，時間的順序和西行的路線是結構全文的線索，實際的情形并非如此。王維是個南宗畫派代表人物，擅長寫意，有名的《雪里芭蕉圖》就是明證。這種創作傾向在他的這首詩中也有表現：他并沒有按西行的路線依此寫來，首聯中的“屬國過居延”應在快到涼州之時，如上所述，居延縣距張掖只有一百多里；而結句的中“蕭關”則是由秦登隴的第一道關隘。而大漠、長河又應在“過居延”之前。至于“蕭關”、“居延”屬國，則又刻意以漢代唐。究其原因，都與詩人的創作意圖有關，也與詩人的身份有關：詩人此時是宣慰使，是要去慰問剛獲大捷的河西軍，并要去崔希逸使府任職，因此這次大捷也可以看作是自己將要隸屬的部隊的勝利。所以他要以漢代的匈奴族歸附來宣揚唐帝國的聲威，以漢代霍去病的勒石燕然，作為對他將任職的部隊主帥的贊頌。其中有國力、兵力強大的自信，也有對即將任職的這支剛獲大捷的部隊的自豪，當然更有對軍中統帥的揄揚，因為無論是從宣慰使的身份或是從下面要提及的兩人關系來看，這都是很正常的。如果說其中還夾雜著被排擠的激憤和不得已赴邊的傷感，恐怕于此立意和結構方式都不太符合。

　　二是從王維在此前后的詩作來看。我們知道，唐前期社會中彌漫著一種尚武精神，所謂“寧作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楊炯《從軍行》），年輕時有著“欲奮飛”志向的王維當然也不例外，我們從他寫的《李陵詠》、《少年行》、《燕支行》、《老將行》等一系列詩作中，就可看出他“結發有奇策，少年成壯士”的自許，和“拔劍已斷天驕臂，歸鞍共飲月支頭”的自期。所以他對單車赴邊、征戰立功不但沒有畏懼和悒郁，相反倒有種興奮和期待。這種情緒和基調，在《使至塞上》的同期詩作中也有表現，如這首《出塞作》：“居延城外獵天驕，百草連天野火燒。暮云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雕。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渡遼。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驃姚”。此詩下有自注：“時為御史，監察塞上作”。詩中描繪的塞外驅馬射雕場面，“朝乘障”、“夜渡遼”的作戰情形和天子的封侯賜姓之賞，都有一種贊賞和夸張的意蘊，卻看不出其中的沮喪和悒郁。正如方回在《瀛奎律髓》中所云：“前四句目驗天驕之盛，后四句侈陳中國之武，寫得興高采烈、如火如錦……其氣若江海之浮天”。在此之后寫于西北的《隴西行》、《從軍行》、《陪竇侍御泛靈云池》等也有類似的特征。就連描述當地少數民族風情的一些作品，也與抗擊外虜的斗志相連，格調也是昂揚向上的，如《涼州賽神》：“涼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頭望虜塵。健兒擊鼓吹羌笛，共賽城東越騎神”。

　　三是從王維與崔希逸的關系來看。崔在開元二十二年前曾任鄭州刺史，這年八月，裴耀卿任江淮、河南轉運使，以崔為副使⑺；開元二十四年遷河南、陜轉運使，再遷河西節度使，加散騎常侍，鎮守涼州。開元十三年，王維在貶所濟州任司庫參軍時，裴耀卿任濟州刺史，對王維很賞識，王亦冀求裴氏援引。裴后來為相與張九齡一起將王維擢為右拾遺。有人認為：王維由右拾遺調任監察御史并到崔希逸軍中任職，很可能就是仍在相位的崔希逸的推薦⑻。劉維崇則認為王維的母親崔太夫人與崔希逸同族⑼。有如此背景，至少我們不能說王維赴邊任安西節度使判官是“因受排擠而成行，非是己心所愿”，內心充滿“悒郁和激憤之情”。況且，王維一到軍中，就替崔希逸草奏《拜賜物表》和《祭牙門姜將軍文》，可見關系并非一般，而且這種關系一直維持到崔希逸卸任以后。崔甚至把一些關系身家性命的機密私事也托付王維來辦：如上所述，當崔希逸與吐蕃殺白狗定盟時，其部下孫誨邀功背盟，導致二千余名吐蕃將士被殺。“希逸以失信怏怏，在軍不得志，俄遷為河南尹。行至京師，與趙惠琮（引者注，即玄宗派去監軍的宦官）俱見白狗為祟”。崔為了保命，要愛女出家以祈佛，并讓王維為其撰《贊佛文》以懺悔其罪。因此，我們雖無確證，王維此番西行去崔希逸處任職是自己請求或裴耀卿的推薦，但至少可以說是樂于此行的。

　　2、對“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理解

　　這是歷來最為人稱道的一幅名聯，他極為準確地描繪出瀚海日暮時分雄闊又蒼涼的景象。其中孤煙自下而上，落日自上而下，使上下部景物在靜寂之中又充滿動感，整個畫面勻稱而又飽滿，更不用說其中蘊含的帝國聲威和國力的自信了。但正因為有名，受萬人注目，所以也產生不同的理解，這主要表現在對“大漠孤煙直”的解釋上。清人趙殿成的注本中就有兩種解釋：一種解為烽火：“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煙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另一種解為龍卷風：“或謂邊外多回風。其風迅疾，裊煙沙而直上。親見此景者，始知‘直’字之妙”。趙殿成只是把兩種說法都擺出來，用“或謂”加以區隔，并未軒此輊彼。今人因在其中選擇一種而否定另一種，因而產生爭論。其中王秉鈞認為不可能是烽火，理由是“河西在戰場千里之外，戍樓上自沒有點燃烽火之必要。因之說成指烽火，就不符合實際，在大沙漠里也不典型。解作龍卷風，就更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義”⑽。這位先生大概受“烽火戲諸侯”的影響，以為點燃烽火表示邊境有戰事，實際上在唐代正相反：沒有敵警時才點燃，稱為‘平安火’。如《資治通鑒·唐紀》：肅宗至德元年六月，哥舒翰兵敗潼關，“上（指玄宗）譴李德福等將監收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胡三省在注中引《六典》云：“唐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所以，如將“大漠孤煙直”解為烽火在無風的大漠上空直上云天，正是邊患已靖，千里平安的象征，與結句“都護在燕然”相呼應，與作者贊頌崔希逸的克敵之功和自己的宣慰使身份都是吻合的。

　　另外，從這首詩的構圖來看：此詩的前后兩句是敘事，中間四句是描寫。這四句描寫之中，詩人用長河、落日、大漠、孤煙、征蓬、歸雁六種景物，構成了一幅異常和諧又極為壯闊的塞外秋色圖。畫面的上部有孤煙、征蓬、歸雁，下部有長河、落日、大漠；長河、落日、大漠給人一種天荒地老的寂寞感受，而孤煙、征蓬、歸雁又充滿了動感。而且皆漸流漸遠、漸飛漸遠、漸飄漸遠，動態之中又使畫面顯得無限的深邃：王維確是一位構圖的高手，無與倫比的畫師。詩人就是要從中來宣揚帝國疆域的廣漠和壯麗，漢家使者在漫漫征途中跋涉的孤寂和使命感，這個創作的意旨，醞釀成王維山水詩特有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