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6年8月23日由首都師范大學國學傳播研究院、首都師范大學首都文化建設協同創新中心、國學網共同舉辦的海峽兩岸中華文化傳承問題研討會在北京舉行。與會專家有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文學遺產》原主編陶文鵬研究員、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主任趙敏俐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所長項陽研究員、西北大學原副校長李浩教授、北京語言大學中華傳統文化研究所所長方銘教授、臺灣淡江大學呂正惠教授、臺灣逢甲大學廖美玉教授、臺灣大學中國音樂研究所所長沈冬教授、韓國釜慶大學文學院院長金昌慶教授、日本關西大學東方學部長谷部剛教授。會議由首都師范大學國學傳播研究院院長吳相洲教授主持。現將各位發言要點發布于下，敬請分享。

吳相洲：
　　各位專家，本次會議設計議題有以下四個：第一，中國文化傳統和現代價值；第二，中國文化傳承方法與途徑；第三，國學教育與文化傳承關系；第四，中國文化傳承經驗和問題。 下面我先介紹一下提出這些話題的背景。

　　隨著中國經濟崛起，需要有相應的文化作為支撐。國家層面希望從傳統文化中挖掘資源，解決當前人心問題，努力營造和諧的社會環境，即利用傳統文化資源，對當前精神文化建設做一些工作。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人們想到一個詞——國學。目前民間國學非常熱，當然出于各種目的的都有：有些人真的是想從“興盛繼絕”這個角度來傳承民族文化，有的人是出于純粹商業利益，認為國學可以成為掙錢工具。目前各類講座、講習、輔導、教材，電視臺各種各樣的節目……在這樣一個民間國學非常熱，國家也迫切需要發揚優秀傳統文化情況下，學界的反應卻很不一致。國學這個概念到現在沒有被官方教育體系認可，到現在還是“黑戶”。有些學校，即使是成立國學院，招收本科生、研究生，但只能授予相關領域里的學位。因為現在學科設置完全是從西學來的，國學在其中沒位置。大多數學者都是站在西學角度來看國學，怎么都不接受。從事國學研究、教育、宣傳的人也達不成一致，拿不出一個可行的方案，所以到現在國學沒有“戶口”這是國學教育所面臨的問題。傳統文化是一個資源，教育在文化傳承中是傳統文化變為文化傳統的最重要途徑。高校體制如此，但中小學因為上層的文件要求，試圖加強國學教育，但是一直沒有找到合適、有效的方法。基于這樣的背景，希望能夠聽聽各位高見，尤其來自對岸、日本、韓國在中華文化傳承上有哪些經驗，希望能貢獻出來，供大家分享。

陶文鵬：
　　應臺灣張家旺先生邀請，剛剛完成《論詩三百首》，現在談談自己的體會，主要關于詩詞。宋詩是繼唐詩之后的第二個高峰，僅次于唐詩，元明清都比不上。宋代人為何詩寫得好？宋詩學術上、創作上有如此大成就，出現蘇東坡、歐陽修、黃庭堅那么多名人，除了才氣之外，是因為他們學問高。另外，宋代士大夫從政精神太強烈，又擅長古文，學問又高，所以一寫起詩來以文為詩，當然比唐人有創作力。在繼承和發展唐人的基礎上面，他能大膽地創新、變革，像黃庭堅曾說“寧做雞頭，不做牛后”、“隨人作計終后人”。國家有一個傳統，包括宋人也有這個傳統，即宋詩精神。做學問得有傳統學術精神，做學問是為了經世濟民、經世致用。研究王國維不能光研究王國維，只有幾個人知道，這樣的學問不是最好的。宋人做學問做事都跟政治關系緊密。那時的愛國主義很輝煌，像文天祥拿生命來寫詩，像陸游臨死前還寫“死去元知萬事空”。

　　回到國學上來，本人曾做過兩屆評委的詩詞大賽，還有河北電視臺、中央電視臺也舉行過一些詩詞、漢字大賽，這些都有利于國學的發展，增加了人們的興趣。比如成語大賽，說出一個故事就要講出成語，確實有利于國學。但是詩詞大賽不一樣，詩詞大賽是真正要去創作。這方面大陸的學生還是比較欠缺，老師也是。老師不會寫沒關系，但一定要培養學生寫。現在只有南方幾個大學，比如中山大學，跟臺灣、澳門、香港聯合起來辦詩詞比賽，還有獎金，還可以發表。學生畢業后還可以交作品，進行評點，集結成書。如果一直辦下去，效果會很好。詩詞是國學的精華，古代文學專業碩士生以上都應該會寫，寫得好不好是一回事，但應該嘗試去寫。程千帆先生對他學生就是這樣要求的。中國做學問做得好的人，都會寫，像錢鐘書、唐圭璋、夏承燾，所以作為老師得教學生寫，不一定要寫得好，但是要會寫。知道寫的甘苦之后，才能研究深，研究細，在寫的過程中才能談一些體會。

　　另外，中西問題。從寫詩角度、做研究角度，不能只讀中國書，太崇拜外國也不行，但一點不懂也不行。錢鐘書說過別讀外國書，讀那么多沒有用，讀也讀不懂。但實際上他讀的最多，也才會有那么多新發現。《談藝錄》里談李賀、岑參十幾個章節，寫得都非常好。習主席也說過我們要學習西方好的東西。古今中外一打通，就有利于提高。我們需要有一批人去探索文學很偏僻的領域，如敦煌，研究成果是很有用的。但不用所有人都做這個，經世致用的也要做。在抗戰時，我們學者們在大后方寫了那么多專著，比現在很多人寫得好。因此，要學詩，學著寫詩。

呂正惠：
　　漢帝國和羅馬帝國是同時的，漢帝國先瓦解，羅馬帝國比較晚，但是漢帝國之后大約五百年，又重建了隋唐帝國，是在同樣的地方建立的，而且秦漢到隋唐，是同一路線。羅馬帝國崩潰之后實際上從來沒有在同樣的地方重建過。羅馬帝國范圍很大，包括現在的埃及、現在西方的德國、英國、北歐——這些日耳曼民族建立起新的國家，所以現在西方人都說他們是繼承了希臘、羅馬。但他們的繼承和我們的繼承不一樣，因為我們的繼承是在原來的土地上延續下去，而且文化也是延續下去。中華文明的獨特性，是綿延不絕。重新再造的第一次是隋唐帝國，漢帝國崩潰之后，西晉期間短期統一過，可是后來，北狄的少數民族侵入中國，長期戰亂和激烈，是少數民族幫我們重新統一起來。

　　李淵的父親、李淵其實都是胡人，楊堅的父親、楊堅都是胡人，所以中國的重新統一跟胡人分不清。統一之后，他們就同中國文化，糾結不開，延續下來還是先秦兩漢的文化傳統。外面的武力進來使得國家重新恢復統一，把文化繼續發展下去，世界上幾乎沒有類似情況的。如果說霍茲帝國征服了兩河流域，兩河流域的文明就沒有了。馬其頓帝國和羅馬、中古埃及，不斷有各種游牧民族侵入印度，印度河和孟加拉河文明都變成伊斯蘭文明。印度是有綿延，但并沒有像中國這么完整，這是很獨特的。站在世界文明角度來看，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我們看歷史，要從世界史看中國史。

　　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中國文明為什么具有這樣不間斷的延續性這個特點？先提出兩點比較特殊的，第一，以黃河流域為主的廣大農業文明，那么任何民族進來，都會被這個農業文明所吞沒。每一次一入侵，一往南逃亡，最后統一，疆域一定比原來的還大，最后一次就是滿清，空前的龐大，因為它已經囊括了西藏、新疆、蒙古，這是最大的一次。第二，漢字把中國文明凝固起來，而不是漢語，漢族本身。事實上，廣東話、閩南話、比德語和英語的差距還大，那實際上這些很難溝通的人還是靠漢字溝通起來。中國的官僚制度可以使得平民階層可以產生士大夫，平民階層和士大夫階層依靠漢字連接起來。

　　最后，可以這樣說實際上最后統一中國的都是游牧民族，比如隋唐。我們有一個強大的武力來源，就是我們的游牧民族；有非常鞏固的農業文明，可以把土地和農民結合在一起。任何民族都有兩種無產階級，一種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使我們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無產階級。第二個無產階級是農民。共產主義說農民起義是改變中國歷史的。每一次改革的是農民起義，只是最后建國的不一定是農民，可是沒有農民起義，那個朝代不會崩，所以，農民起義改變中國歷代的歷史。

廖美玉：
　　跟各位分享的是《中國文學研究在臺灣》，相對于吳老師所談的國學這個詞，我用“中國文學”這個詞。這里面的背景就是現代大學的體制，大體上它的建立有三段歷史，從1898年的《重立京師大學堂章程》，一直到1902、1904年，最后有一個《奏定京師大學堂章程》里面，大概就把學科分了四個科，格致科，農業科，醫術科和文學科。簡單來講，所謂的文學科主要就是包納了所有中學——中國學問，其實也就是國學。相對于其他文學，國學這個概念就顯得特別大，也和西方的學科特別不一樣。臺灣的中國文學系基本上來講，就是中學的廣泛范疇，吸納了很多不同得科目門類，我們在處理的時候，大概在中國文學底下，總共有大約有228項不同的類別名稱，如詮釋學、語言學、學術思想、哲學、目錄學、文獻學、方志學、敦煌學、民俗學、宗教學、比較文學、人文地理學、文化學等，和歷史學都有很多的交集。這個情況下，面對現代學者，面臨兩個方向的挑戰，那一個是現代科研體制的形成，強調成果產制，強調考核的方式等。

　　可是另外一方面，中國文學研究又承載了一個悠久古老的文化傳統、知識體系與價值。因此在研究形態、研究方法、學術議題上比起其他的專業學科來講要更豐厚，也更難為他們所認可。我們并沒有他們所謂專業研究的態度，所以通常中國文學和其他學科在進行跨領域對話的時候，都特別辛苦。這是我們一直都要面對的，以下分幾個角度來談談：

　　一是中文學術傳統到了今天，無可比避免地要與社會科技發展有一個交匯，也就是說，我們面臨數據化世界的來臨、相關資料的處理分析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過去以文本研究為主，而我們在這個數據化的浪潮當中要創造新的研究模式，在這里面，我們就會思考和面對：數位人文的可能性在哪里？其限制在哪里？那也面對數位人文研究方法學的建構。以目前來講，國學網這樣一個資料庫數據庫、漢籍文獻乃至數位地圖的建制已經相當多了，那么好不好呢？現在的數位化通常就變成了檢索出來以后，只做片段式的閱讀。

　　第二，現代研究分析運用。資料庫建了，數字庫有了，接下來我們要面對的就是，如何把已經建立的這么豐富的數位資料落實到研究分析運用中。在目前這么多數據資料里面，我們如何走下一步。我們其實要更珍惜像陶老師這樣的前輩學者。古代文學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受到西方沖擊的這個階段，一百多年來，學術成果也就格外地豐富，那這里面我們開始面對現當代人文學術史的建構。那比如說徐復觀先生，從文學的角度讀《詩經》，其中國藝術精神就包含著中國所有的傳統學術，也都呼應在現代大學的體制里面。這些都需要重新厘清，我們會更清楚如何去深化、轉化，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議題。

　　第三，關于漢字部分。漢字跟重寫中文學術史的這個論題，是我們關注的一點。特別是大量出土的古文獻，個別研究有很多，可是這么多研究之后，在研究議題上已經開啟了重寫中文學術史的契機，我們一定要納入這樣一個思路里。

　　第四點，國際漢學。國際漢學，以往主要談日本的論語學，韓國的詩學等等。目前我們提出世界文學的觀念，重新去體認有關經學傳播的重塑、翻譯、曝光、文本旅行等。所以這里面，新的觀念的引進，有助于中西學說的交流、整理事業的新風貌。曾經有過比較文學，重新以一個世界文學的觀念來思考來討論。在跨領域的機制下，經典文本如何回應現當代的可能性，特別是加深中文研究對社會的研究，重新去重現國學對中國文獻的價值。在現代科研體制下，我們不得不面對當代知識產域所開展的研究，這當然帶來很多的機會，可是年輕朋友不知道怎么去銜接，也包括傳統文獻和基本文獻的閱讀，在傳統文言文閱讀越來越少的情況下，所謂中文本身的范義變得模糊。

項陽：
　　禮樂的主脈有儀式用樂和非儀式用樂，一是國家所用，一是個人情感的表達。現代受西方影響就會注重審美欣賞，而將另一條主脈——國家用樂忽略了。大文史學界提到“樂”總是形而上的樂教、樂化，而不提音樂的本體功能。

　　樂有一個特性是稍縱即逝，在1877年愛迪生沒有發明留聲機之前，我們是聽不到的。中國古代音樂記譜只記主干，在雍乾之后才有完整的記錄。我今天主要講“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消解”。我們要進行反思，在持續性的時段之內，當偏激和偏頗成為了主導，對傳統文化形成了圍剿之勢，國人對傳統文化了解不清楚。當社會缺失了傳統文化氛圍，即便學界對傳統深挖，只可能是局限在小圈子里，難有社會影響力。回溯歷史，學者的思想理念和社會主流合轍，能夠和國家制度推行引領才算是真正的前進，否則難以對社會產生持續性的影響力。

　　先賢認定，禮可以使社會有序，與禮“相噓為用”的樂可以改變社會風俗，“相噓為用”就是你我依靠，互不相離。樂和禮在儀上連接起來。沒有儀式，就沒有禮樂，如果不把握這一點，禮樂就難以說清楚。中國自周代起，從國家意義上，禮樂文化奠基基礎，以制度固化將禮樂不斷延續。即便是俗樂，也應該有禮的道德規范，否則就會被指斥為靡靡之音，亂世之音，這就是中華禮樂文明存在和延續的意義。禮樂文明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構成，無論是國家和民眾，都已經認同情感的儀式性訴求。禮樂，是與中國國家儀式、與民間禮俗儀式，相噓為用。

沈冬：
　　報告題目是《“民國范兒”的傳統音樂——在臺灣學國樂》。本人從小學傳統音樂，彈琵琶、七弦琴等樂器，主要根據自己在臺灣學習傳統音樂的歷程跟各位交流，嘗試以一個史學的角度把自己納入傳承中去。

　　最早在民國時期談到的國樂代表的是一種精神，現在所說的國樂團或者民樂團是以傳統樂器為主，合起來變成西方形式的管弦樂團。每一種樂器，在現代樂團里，都是傳統音樂的傳承者，個別傳習時，非常強調傳統的流派、曲目等等，可一旦坐到樂團里，它們的傳統特色就不能表現出來。1935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廣播電臺音樂組國樂隊，只有六個人，以廣東樂和江南絲竹為主，1937年因為抗戰遷到重慶，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來追隨西方樂團。比如旋律要加上和聲、要有樂隊組織的專業建制、要以扇面形式呈現表演、要有看譜試奏、采用十二平均律等等，都是現代性的表露，與傳統的絲竹班子完全不一樣了。到1949年他們到了臺灣改名為“中廣國樂團”，同時扮演了官方禮樂和傳承俗樂的角色，再開枝散葉，有了許許多多的業余樂團，其中有一個就是我一直參加的1951年成立的臺灣大學的熏風國樂團。

　　當年重慶的制度移植到了臺灣，包括團員的招收、設立作曲專員、各種節目的配置、與國家政治、政策的配合，還辦了國樂培訓班，培訓了一大批后來有重要影響力的音樂人才。第一個職業樂團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真正出現。（展示照片、播放樂曲）這些曲子都是用小小的旋律串起來，加上速度的快慢、聲音的強弱，就把它做起來了，都是大陸的傳承。

　　接下來，我將自己放入歷史的脈絡中跟各位介紹。我主要跟過四個老師學習,他們都有他們的困境和努力，因為在臺灣沒有傳統滋養，所以很難找到自己的路徑。當年在臺大熏風國樂團最大的啟發是——開始聽到大陸的民樂，包括音樂風格、演奏技巧等等都讓人非常震撼。為什么我們會去追尋國樂？因為臺灣的教育就是塑造一個大中國的想象，當聽到大陸音樂時，就是大中國的想象落實了。本人就是臺灣眾多追尋者中的一個。所以“民國范兒”的國樂，從南京、到重慶、到臺灣、到臺北，落地生根、開枝散葉，所以是功不可沒。但傳過來的時候沒有充分地和傳統、流派結合，又逝去了傳統的土壤，所以學國樂的人又千方百計地追尋，我自己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到1980年代，兩岸交流之后，國樂團已經很相似了。

方銘：
　　國學是中國固有學科，但它的邊界難以確定，西方的學科體系難以包括它。我認為國學以經學為主，主要解決人怎么樣在社會上生活問題。國學典籍現在分屬文史哲不同的學科研究范圍。國學學科沒有被學科評議組重視，希望以后能得到重視，設立國學學科。如果設立國學學科，就需要文史哲三學科合并，最好能比照馬克思主義學科在中國的設立在中國設置國學的一級學科。對國學的認識，體現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

　　之前與吳相洲教授參加《光明日報》的一個關于討論習總書記的治國理念與傳統文化的關系討論時我說過一個觀點：領導人對傳統文化建設的規劃，體現了其對傳統文化的重視。這是一個進步。只有認識到國學是什么，才能談國學教育。國學以經學為核心時，重點在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文化的概念是什么？它一定是傳承道統的。傳統文化不存在優秀不優秀的區分，傳統文化都是優秀的，像裹小腳這些不屬于傳統文化。這些年國家漢辦一直在培訓孔子學院的老師，會讓老師學習一些編織中國結、包餃子等手藝，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傳統文化。傳統文化必須是中國人民創造的，像佛教之類，不屬于中國傳統文化。這是文化主體性問題。

　　第二個是永恒性，要堅持從孔子那傳下來的東西。中國文化之所以一直流傳下來，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永恒性特點。孔子提倡“鰥寡孤獨老有所養”，這也是我們所追求的，我們現在社會還沒有實現，還有很多值得努力的地方。

　　第三個是普遍性。孔子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好東西要分享。

　　另一個是世界性，孔子講“均民人惠”，不管是個人還是國家，國與國之間不是對立的，而是合作的，要善于站在對方的角度上考慮問題。諸如此類的，傳統文化中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國學教育中還有一個核心問題值得注意，就是繁與簡的問題。吳相洲先生曾做過國學考試書目大綱，這非常好，希望是實際操作中，做好繁與簡的問題。中、小學生在讀書時可以多讀一點詩詞。繁與簡就是在國學推廣中在讓群眾花最少的時間，了解中國傳統知識文化、了解“仁義禮智信”等傳統問題。

　　國學推廣中還涉及到中與西的問題。對于西方文化，不能盲目排外、排斥。我們發揚傳統文化，不是為了與西方文化抗衡，而是為了讓更多人了解、認識傳統文化。

　　同時還要處理好官與民的問題。國學教育得到推廣，還是需要從官方著手，得到官方的支持，但是不能成為作秀的手段，要切合實際。因此，國學教育需要官方和民間同時努力，共同推進這個工作。

趙敏俐：
　　在國人如今的精神文化建設中，需要國學。國學的興起，并不是源于領導人的提倡，而是從民間與知識分子中開始的。80年代十幾個政協委員呼吁恢復傳統文化，90年代在北京開辦了一所以國學為中心的私立學校，叫“圣陶學校”，第一屆校長是老舍的兒子——舒已。古話有“倉廩實而知禮節”，我們現在物質條件好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視傳統文化教育，追求精神上的提升。這一要求現在的學校教育可能達不到，一些私立的書塾可以辦到。現在越來越多的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所以現在的一些大學也開始開辦了相關的研究，逐漸的國家領導人也開始重視這方面的教育。

　　傳統文化的普及過程中遇到很多問題。雖然現在經濟發展不錯，但是受到商業大潮與政治體制的影響，大家對傳統文化也存在質疑。經濟發展，但兩級分化嚴重，很多下層的工人、農民甚至懷念文革時期的日子，這就說明現在的思想文化存在混亂。西化派與教條式馬克思主義派都反對傳統文化、否認傳統文化的價值。同時，現在很多人打著傳統文化的旗號，做的事情卻破壞了真正的傳統文化，如街上的算卦活動、假借傳統文化開辦的培訓班等。所以我們要為傳統文化正名，弘揚傳統文化，讓大家真正了解傳統文化。

　　弘揚傳統文化是一個大工程，一個人無法完成。我們現在希望以吟誦入手，讓更多的人了解傳統文化。教育部之前發布一個關于讓傳統文化進課堂的文件，希望借此推廣傳統文化。但這其中也存在一些問題需要解決。讓傳統文化進入課堂，哪些是傳統文化？第二，如何進入課堂？現在課程已經設置，那傳統文化的課程到底應該安排在什么課程中？師資力量又在哪里？這些問題都要考慮。

　　從學者層面來說，對國學的重視還是不足。國學與文史哲的關系到底什么？需要有人來專門研討。但現在的高校體制影響這些工作的開展。很多老師也不愿意參與其中，缺乏專門的人才。

　　國學課程怎樣融入到中小學里面？在不影響在中小學體系的情況下，把國學課程加入進去。如，吟誦，不僅僅是一種閱讀方法，也是一種教學方法，希望借此改變現在課堂上的沉悶，讓老師和學生更快樂、高效的學習。我們每年通過辦培訓班培訓中小學老師吟誦技巧，受到熱烈歡迎。但是因為時間短，吟誦又不僅僅是技巧問題，還要求老師有相應的知識儲備。但是我們現在沒有足夠的師資去給這些老師上課。吳老師做的國學考試系統是不錯的。另外，如何挑選合適的國學內容納入到現在的中小學課程中去也需要討論。同時希望高校中有更多的學者和研究人進入到這個工作中，共同努力。

李浩：
　　本次會議名稱中的“中國文化的傳承”這個說法非常好，比較中性、客觀，大家都能接受。

　　近些年中央對傳統文化非常重視，這次會議可謂恰逢其時。就我個人來說，從讀書到現在教學以來所做的工作，沒有舉著國學這個口號，但并沒有跳出這個國學這個大圈子，只是名稱不同罷了。在座的各位所做的研究都在這個領域這里，都和傳統文化相關。

　　我們學校（西北大學）也成立了相關機構，想在國學這邊多做一些工作。我正好負責具體工作。后續將會召開一些高層研討、專家咨詢等活動，或者面對學生、市民的講座，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但目前存在一個資源分享的問題，一個學校有活動，其他學校的老師后人同學不能及時知道。我覺得香港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可以借鑒，所以我有一個設想，希望以后有講座之類的活動，能在報紙或者其他媒體上刊登消息，讓廣大市民知道并參與進來。也可以讓我們的老師能走入大眾視野，讓更多人了解國學。

　　至于怎樣讓學術走出去？走出去和引進來是一個問題是兩方面。希望以后做一些工作，能把國外漢學的工作成果也引進來，如把日本、韓國、北美等地的研究，引進到中國，真正讓國學、中國文化研究做到海內外互通，把國學研究成果分享。

　　在人才培養方面，我們也有一些想法。六月份教育部開會時，我提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資源問題。20世紀以來，如果說我們與傳統有大的斷裂，是從教育方面開始的。從廢除科舉制后，中我們全部采取了西式的方法，從教授方式、教學設備、師生服裝等都開始西化。有人曾經提過，現在采取的班級制度，其實是源自蘇聯的軍隊管理制度，我們傳統的書院是沒有這樣的管理方式的。因此應該怎樣向傳統學習，這些方面都是可以考慮的。我們現在說弘揚傳統文化，到底是以現在的教育制度弘揚，還是以中國傳統教育方式恢復傳統文化？教學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尤其是國學學科，全面采取現代教育方式不一定完全適合國學學科，所以一定要多方面考慮，不能一刀切。

　　中國文化的傳播的意義是多層次的。是知識的傳授？還是讓學生領會其中的價值？這其中是不一樣的。一直以來的以考試應試為目的的學習國學知識是不合適的，意義也不大。對傳統文化的推廣，不敢變成政治運動。因為運動有開始就有結束，傳統文化的推廣要變成大眾一直的興趣，而不是一時的運動。高層如果把它提的太高，民間大眾容易有抵觸情緒。所以希望國學推廣不要變成一場運動，高層要適當倡導。希望這次傳統文化的推廣，可以做的慢一點，穩一點。

　　傳統文化的教育、推廣，一是要踏實，不能貪大求全，要慢，一點點來。二是要切合實際。我們推廣傳統文化，并不意味著要抵制西方所有文化。應該理性看待西方文化的價值。還有一點是要身體力行，倡導的東西要實際能做到，不要唱高調，要提倡我們能做到的。同時，家庭環境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為孩子創造一個良好的家庭學習環境。學校整個的風氣也要改造，為人師表，為學生做好表率。整個社會要移風易俗，創造良好的社會文化，目前社會上這種崇尚金錢、權利的風氣要糾正。傳統文化的弘揚，大家共同努力，身體力行，從小事做起。

金昌慶：
　　我的報告主題是《儒學在當代韓國的流播》，分為三個層面。

　　一、當代前儒學在韓國的傳播。

　　儒家思想由中國春秋時期的大思想家孔子開創，歷經歷史的發展和時代的演進，形成了以孔孟學說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和學說，遠播到海外，不僅帶去了先進的文化思想，也逐漸融入當地文化，并得以廣泛傳播，深刻影響著當地的思想價值體系。

　　朝鮮半島與中國北部相連，一衣帶水，隔海相望，儒家文化早在秦漢時期就已傳入，經過不斷的傳承和發展，“儒學東漸”，逐漸成為韓國國家的主導思想意識形態，深深地扎根于朝鮮半島。從朝鮮王朝開始, 韓國社會思想在儒家傳統的主導下，基本呈現穩定的形態，直至今日。

　　值得一提的是，儒學傳入韓國后，真正實現本土化的標志，是韓國本地儒學流派的形成、流播、演變，以及儒學各派大儒和知名代表人物的出現。

　　二、官私承繼與大學教化：當代韓國儒學的流播與傳承。

　　當代韓國儒學的流播和傳承態勢，既有早先歷史上設立的官私教育機構在“中央-地方”的承繼之徑，也有以成均館大學為代表的煥然一新的現代大學儒學教育之式。

　　首先，是官辦和私辦的教育機構。這種方式，早在歷史上便已出現，并在相當長時期里，扮演著重要的國家思想文化信仰的教化、訓導角色，起著文化教育考試、文化活動開展、文化典籍保存等諸多作用和功能。

　　從中央到地方，都設立有這種教育機構，只不過分官辦和私辦而已。需要指出的是，為了更好地傳承儒學和儒家文化，開展相應的傳統文化活動，韓國還相應地設置了成均館儒道會、鄉校財團和韓國書院聯合會等組織、團體。

　　其次，是韓國代表性大學里的儒學教育。以成均館大學為代表，韓國眾多執行現代大學制度的大學，依然十分看重傳統儒學教育，他們將新式教育融入到傳統儒學的學習和實踐中去，讓傳統儒學在大學里煥然一新。

　　而在韓的眾多孔子學院，除了作為中文教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基地和中心外，作為在韓傳播儒學思想、儒家信仰的重要載體，也被越來越多學者所共識。這些孔子學院、孔子課堂里常設的興趣課程，更是逐漸滲透到韓國社會的機理中，在韓國社會的基本面，潛移默化間，傳播著最早來自于中國的儒學之道。其中，不乏將“傳承儒學”作為設立孔子學院辦學宗旨的大學。

　　三、“安東文化現象”：儒學在韓國社會的承繼和發展。

　　安東“崇文尚儒”的文化現象，不僅體現在安東大學推崇儒學教育，還體現在這個城市日常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安東，位于韓國慶尚北道，一個坐落于韓國中東部的普通城市，卻是漢風習習。早在朝鮮時代，這里就涌現出李退溪等眾多堪稱儒學先驅的學者，并擁有當時全國最多的書院和鄉校，而現在，百姓依然崇儒尚賢，教育孩童從小學習漢學，“研習漢字、學寫書法”蔚然成風，傳統儒學體驗和漢學課程培訓活動豐富多彩。安東假面和河回古村，也成為文化遺產，1999年甚至吸引英國女王的到訪。在這里，可以通過“相識儒教”、“儒教與修養”、“儒教與家族”、“儒教與社會儒教與國家”、“儒教與未來社會”等板塊，全面觀覽到韓國儒學在地方上的流播和傳承盛況。安東文化，是儒家文化在當代韓國社會的獨特性和珍貴性延續和保存，儒學在當地的社會治理和風化教育中歷來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當地政府也十分看重儒學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建設，得以“鄉校猶存，書院林立”，形成了韓國獨一無二的 “安東文化現象”。

　　儒學思想，是千百年來韓國精英階層一直推崇和奉行的國家綱領，也是韓國普通民眾社會生活的基本信條，即使是“日占時期”和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各階層也一直認同和實踐著，從未中斷或改變。在現代化進程中，韓國民族特有的憂患意識和緊迫感，讓他們不斷思索和研判著“現代”與“傳統”之間的關系，不斷修復、過濾和完善其中的“糟粕”，不斷充實、揚繼和傳播其中的“精華”。韓中之間，地理接近、文化相通，歷來交流頻繁，尤其是原生的中國傳統文化與韓國當地儒家文化，保持著長期的、有效的、頻繁的交流互動，也是韓國儒學得以完好傳承、廣泛流播的主要原因之一。時至今日，國家和地區之間文化交流，互相影響、相得益彰，依然顯得十分重要。當代韓中的文化交流，具體而廣泛，中國文化來到韓國交流互動，漢字、書法、繪畫、詩詞、戲曲、藝術、舞蹈等“漢風”盡吹韓國各地，越來越多的韓國人也前往中國學習和生活，還有兩國間的學生交換、青年互訪、學術交流、文化展演等等，都對儒學和傳統儒家文化在韓國的繼承和發展，起著重要的影響和促進作用。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上述“安東文化現象”，可能只是儒學在韓國流播傳承的特殊案例，甚至還曾被一些韓國年輕人輕慢地稱為“保守的安東”，現代文明的進程，也必然會讓安東無可避免地面對外來事物和外來文化的挑戰。然而，基于“安東文化現象”基礎上的討論和分析，可以看出，在思想和行為準則上，“重文敬賢、崇尚禮儀”的傳統教化，已在包括安東在內的韓國各地根深蒂固，傳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和“真善美”在當代韓國社會被廣為認同和推崇，韓國國家的社會家庭觀念和韓國國民的日常世俗生活始終離不開儒家思想，儒學在韓國得到了很好的承繼和發展。

長谷部剛：
　　今天主要介紹一下《<聊齋>與芥川龍之介》，以此說明中國傳統文化對日本的影響。

　　芥川龍之介，1892年生于東京，1927年7月24日去世。從小接受日本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所以他很喜歡《聊齋》，在他的作品中與《聊齋》有關的有六篇，今天主要介紹《馬腿》這一篇。這是他晚年的作品，發表作品兩年后他就去世了，寫這部作品時作者精神已經不太好了。這部作品主要講冥界官吏選錯忍野半三郎帶到冥界的故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聊齋》的《王蘭》。比如說，單援朝教授主張芥川龍之介《馬腿》的基本構思是從《聊齋?王蘭》的轉生譚啟發到的。對此, 1996年須田千里發表《芥川龍之介《第四の夫から》と《馬の腳》―主題をめぐって―》提出新的看法,就是芥川龍之介《馬腿》不是《聊齋?玉蘭》，而是從《太平廣記》卷三七六《再生》二《士人甲》(出于《幽明錄》)而來的。通過對比原文，我們可以了解，芥川《馬腿》確實是取材于《太平廣記》里的轉生譚。須田所提的看法很有說服力。不僅僅如此，須田還親自調查芥川留下的藏書,發現其中有《太平廣記》，證明了芥川沒錯地看過《太平廣記》。
須田在自己的論文中沒有討論過《聊齋?王蘭》與《太平廣記》里的轉生譚之間的關系。所以在這里，引用魯迅的文章來證明。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說過這個，魯迅指出：明代《太平廣記》的傳播促進了文人用文言創作怪奇小說的風氣，其中最有名的是“蒲松齡之《聊齋志異》”因此我們可以指出一個可能性:就是《聊齋?王蘭》才是取材于《太平廣記》的轉生譚《士人甲》的。

　　芥川終生愛讀《聊斎》,不會沒有看過卷一的一篇《王蘭》。他還藏有《太平廣記》,看過其中的轉生譚《士人甲》。因此，我們可以推想：芥川也可能發現了《聊齋?王蘭》與《太平廣記》里的轉生譚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