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意中得到本中華書局民國十六年版的《中華大字典》（四卷本缺一）。翻開《子集》，即是當時（民國四年初版時）大總統(tǒng)袁世凱的題字“后學津梁”，黎元洪的題字“倉許功臣”，及林紓、李家駒、熊希齡、廖平、梁啟超、王寵惠、陸費逵、歐陽溥存的序言。其中，有三篇序言均談到了《康熙字典》的紕繆。

　　林紓序言：“……但以《道光字典》言之，其校正《康熙字典》，不下二千余條。顧前清愛重祖烈，以為書經(jīng)欽定，無敢斥駁，遂留其訛謬，以病后人，何其悖也。”

　　熊希齡序：“……而搜羅較廣，條理較密，檢索較便者，不能不推《康熙字典》。顧紕繆百出，不適于用，久為世病，一義之釋，類引連篇，重要之義，反多闕漏，一音之辨，反切重疊，然如一字而音漪入聲，是欲使人明一畫之字，而轉(zhuǎn)以十余畫之字與音切晦之，其戾于教育原理者甚矣。若夫近世新增之術(shù)語，百科之名詞，與夫數(shù)百年來俗語之遷變，此皆非求之《康熙字典》所能得者也。余嘗謂一國文化愈進，其字書辭書，愈益繁多。”

　　王寵惠序：“……況《康熙字典》，行之已二百余年，則后此所增之名物訓詁，亦必俟諸字學家之補輯。顧當前清時代，因系官書，莫敢修正，遂致二百余年后，仍僅有此一書，直至民國成立，偶有一二作者，然簡陋殊甚。豈非字學中之憾事耶。試觀英國當一千七百五十五年，有負一時盛名之文學博士江生者，始作一字典，去今百六十年，其著作時代，后于《康熙字典》數(shù)十年，而英人之繼江生而作字典者，殆難更仆而數(shù)。無不以訂正舊學增益新知為事。且編輯體例有普通專門之分，又有版本大小之異，近更有《奧司佛大字典》，集全國之大學問家，從事于斯者數(shù)年，已出數(shù)巨冊，其余尚在編輯中，將來成書，當有十余巨冊，可為世界字典之冠，洵能極字學書之巨觀矣。向使英人對于江生之書，如吾國人之對于《康熙字典》，幾如金科玉律，一字不能改移，則其文學中用字之錯誤，已成謬種流傳，遑論凡百科學之日新而月異耶。是故字典一書，小之系于字學之進步，大之即關(guān)于全國文化思想之發(fā)達。用字典者，亦必須具有能用書而不用于書之眼光，始能逐漸改進，馴至與世界爭衡也。否則吾國雖有《康熙字典》一書，然二百余年，不能改進，則為書所用，終不能出其范圍耳。”

　　三序中，林序指出《康熙字典》之謬誤，熊序稍進一步，至于王序，則直接與同時期之英國字典的編輯情況相對比，更能發(fā)人深省。王不愧是耶魯大學的法學博士。

　　因此，我不由想到了一件與《康熙字典》有關(guān)的文字獄，即王錫侯《字貫》案。此案之始末《清代文字獄檔》（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中有詳細記載。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1778年），此時距《康熙字典》之出版已六十二年了。江西巡撫海成上奏稱，“新昌縣民王瀧南呈首舉人王錫侯刪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與叛逆無異，請究治罪”，而此人“從前因唆訟問徒發(fā)配，逃回原籍，經(jīng)錫侯等首縣拿獲解配，是以挾仇妄告”。而對照原書查下來，“其序文內(nèi)頌揚《字典》之下轉(zhuǎn)語果有‘然而貫穿之難也’句，又有‘《詩韻》不下萬字，學者尚多未識而不知用，今《字典》所收數(shù)增四萬六千有奇，學者查此遺彼，舉一漏十，每每苦于終篇掩卷而仍茫然’等句”，據(jù)此，海成上奏“請旨將王錫侯革去舉人”。

　　誰知乾隆看到此奏折后，因為作者在“凡例”中談到避諱時，舉了康熙、雍正及乾隆的例子，于是龍顏大怒，“及閱其進到之書第一本序文后‘凡例’竟有一篇將圣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字樣悉行開列，深堪發(fā)指，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yīng)照大逆律問擬以申國法而快人心，乃海成僅請革去舉人審擬，實大錯謬，是何言耶”（《將王錫侯迅速鎖押解京嚴審治罪諭》）。其實，據(jù)作者交代，其后刻之書，已經(jīng)將此都做了改正，而舉報者就還是拿了此前所刻來告發(fā)的。

　　于是，王錫侯及其“妻馮氏，子王霖、王□（此字為上“雨”下“澍”打不出）、王霈，媳胡氏、張氏、胡氏，孫王蘭飛、王梅飛、王杜飛、王誠飛、王牡飛、王靈飛、王黃飛，弟王景星、王景靖，侄王瀧賢、王瀧禾、王資生、王賀生、王瀧貴”二十一人解京，巡撫海成也被革職治罪。

　　最后判決的結(jié)果如下：

　　“奉旨：王錫侯著從寬改為斬決，余依次，欽此。”（《王錫侯從寬改為斬決諭》）

　　“奉旨：海成著從寬改為斬監(jiān)候秋后處決，欽此。”（《海成從寬改為斬監(jiān)候諭》）

　　“奉旨：王錫侯之子王霖、王□（此字為上“雨”下“澍”打不出）、王霈及伊孫王蘭飛、王梅飛、王牡飛、王云飛俱著改為應(yīng)斬監(jiān)候，秋后處決。至王錫侯之弟王景星、王景靖及伊侄王瀧賢、王瀧禾、王瀧貴、王資生、王賀生俱著加恩寬免。余依議，欽此。”（《王錫侯之子孫從寬改為斬監(jiān)候諭》）

　　此外，還有江西布政使周克開、按察使馮廷丞因“閱看王錫侯《字貫》一書不能檢出悖逆重情，竟同聲附和，有乖大義，應(yīng)請革職交刑部治罪”。兩江總督高晉因失察也“照例降級留任”。

　　而王錫侯的家產(chǎn)也被變賣充官。其家產(chǎn)計有：

　　住房十間半連磚瓦基地等項共估值銀三十六兩六錢
　　門首空地一片估值銀三兩二錢
　　魚塘一口估值銀一兩二錢
　　屋后菜地一塊估值銀十二兩五錢
　　竹木床桌椅凳架盤桶箱柜、錫鐵磁瓦零星物件等項共估值銀六兩九錢六分一厘
　　谷一石五斗估值銀七錢
　　小豬一口估值銀三錢三分
　　雞五只估值銀一錢五分（《王錫侯家產(chǎn)估計清單》）

　　此文字獄，斬九人，革職官員兩人，降級一人，牽扯近百人，在清代的文字獄中，應(yīng)該不算是太大的。而起因僅僅是因為王錫侯認為《康熙字典》使用起來多有不便，所以就自己動手刪改《康熙字典》編了本《字貫》，沒想到卻惹來此滅門大案，甚可痛心！而這還是發(fā)生在所謂的康乾盛世！當代之影視界人士，假如在動念拍攝清宮戲之前，能不憚麻煩翻翻《清代文字獄檔》，我想，銀屏上的清宮戲恐怕會減少許多吧。

　　由此可知，前面三人在序言中所說非虛。小至一字典，修改尚且如此困難（不容許修改），清廷對文化思想界鉗制之緊由此可見一斑。國人不敢有思想，不能有思想，則頭腦必將陷入僵化，國家之各項事業(yè)，必定失去活力；與此相對應(yīng)的，是英國人的思想自由與學術(shù)繁榮，工業(yè)革命的發(fā)生，又反過來帶動了國力之強盛。于是，鉗制思想、文化凋零、社會陷入僵化之大清帝國，與思想自由、文化繁榮、工業(yè)進步的英美等國，距離是越拉越大，當二者碰撞到一起的時候，鴉片戰(zhàn)爭就成為不可避免，發(fā)生辛亥革命（或其他革命）也就正是當然了。清朝之覆滅，禍根或許早在康乾盛世文字獄盛行之際就已經(jīng)埋了下去。

　　由此可見，學術(shù)活動之活力來自思想與學術(shù)自由。一旦這二者為強權(quán)政治所撲殺，則學術(shù)活動必將停滯不前。而有此自由在，則學術(shù)活動不待政府之推動與支持，自會循其固有之規(guī)律向前發(fā)展，且在自由競爭的環(huán)境中愈來愈強，民國時期的中華書局與商務(wù)印書館推出的《中華大字典》《辭海》《辭源》《英漢雙解韋氏大學字典》《中國人名大辭典》《教育大辭典》等等高質(zhì)量的工具書就是明證。學術(shù)活動，它既是一朵嬌貴的花，也是一朵生命力頑強的花；說它嬌貴，是因為一旦缺乏思想與學術(shù)自由之空氣，它馬上就會枯萎；說它頑強，是因為只要有思想與學術(shù)自由之充沛空氣，則其何懼風霜與雨雪！

二O一一年四月十二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