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是中國第一個有人文精神的教育家，他的獨特教育思想基于鮮明的人文心學。王陽明在《大學問》中就把“心”界定為“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心學中的“靈明”，實際是指“良知”，即人的道德理性，也就是說，救世的法寶不是物質，而是人的良知和理性，教育的根本在于轉變人們的精神世界。

至樂之境

　　“至樂”即“孔顏之樂”，是王陽明一生追求的人生境界。“至樂”雖出自于“七情之樂”，但已是一種超越于此的崇高精神境界。這個“樂”就不只是一個情感范疇，更是一個境界范疇。他說：“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欣合和暢，原無間隔。”所謂“仁人”即圣人，作為心之本體的“樂”也就是圣人。陽明先生本名“守仁”，取自荀子的《不茍》：“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

　　儒學中的“圣人”，是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并“怡神養性，以游于造物”。王陽明《自樂》詩云：“閑觀物態皆生意，靜悟天機入窅冥。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樂自流形。”那種超越時空、消融物我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同時又是“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完全擺脫個人名利、貧富窮達的無私境界。這種境界是王陽明的立人根基，也正是“孔顏之樂”的精神實質，在其“樂”中，審美主體就實現了社會與自然、理性與感性、必然與自由的高度統一，達到了充實活潑的自由怡悅的“至樂”境界。

　　王陽明正是從這一“至樂”境界出發，來闡釋善與惡、美與丑的。他認為美與善是統一的，美是“理”的感性顯現。他說：“禮字即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既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文也者，禮之見于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傳習錄》）

　　所謂“禮字即理字”，亦即“心”(良知)是體現為社會與天地萬物的準則，尤其是存在于心中的道德律令，即“《六經》為吾心之常道”，就是善的內容。這種“禮”是抽象的，理性的，不可見的。所謂“文”是“禮”的外在表現，亦即良知在個體生命中的表現形式。而“文”在中國古典美學中，自先秦孔孟荀、《易傳》以致后來的劉勰等講的“文”，都已明顯地包含有“美”的意義。因此這里的“文”也就是美的內容。

　　王陽明認為，作為理性內容的善(禮)和作為感性形成的美(文)是統一的，“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也就是說，善要表現在美的形式之中，而美的形式同時也正是善的表現，具有善的意義而非外在于善的東西。他說：“《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吾心”即良知、禮，是善的內容，而樂、詩只能是“吾心”的外在感性形式。

　　同時，在他看來，“禮”存在于感性個體生命之中，是體現人的主體意識和人格精神的道德律令的，即對人的存在價值和意義的肯定。這里體現了中國美學從道德境界走向審美境界，亦即達到“天人合一”的“至樂”境界的重要特征。也正是從“至樂”境界出發，他認定作為本然狀態的“良知”是無善惡、無美丑的。他說：“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個善，卻又有一個惡來相對待也，故善惡只是一物。”（《傳習錄》）

　　王陽明的心學，曾遭到權貴們別有用心地攻擊，被誣為“異端邪說”。于是先生理正辭嚴地進行了駁斥：“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霸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支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萬松書院記》）

　　為了解除心靈的障蔽，他提出“致良知”，要求人們應在“過與不及之處”多下功夫，以致“中和”，并使美丑、善惡自融。“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無缺”，顯現出心靈瑩徹的“至樂”境界。又說：“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傳習錄》）

自得之美

　　王陽明以為，教育兒童應根據兒童生理、心理特點，從積極方面入手，順導兒童性情，促其自然發展。他說：“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傳習錄》）。意思是說兒童性情好動，喜歡嬉戲玩耍，而害怕受拘束和禁錮，就像草木剛剛萌芽，順其自然就會使它長得枝葉茂盛，摧撓它則很快會使它衰敗枯萎。因此對兒童進行教育，必須注意順導兒童性情，不宜加以束縛和限制。他反對單調偏詁的蒙學，不贊成專重句讀課，而忽略意志的培養和情感的陶冶，更反對鞭撻兒童如同獄卒鞭撻囚犯一樣，使兒童視學校如囹獄、視蒙師如寇仇，致使教育適得其反。

　　為了達到倫常道德教化的目標，王陽明有《教約》規定。首先設置“考德”一門課程，并列在每天五堂課的第一堂，以顯示其重要性。因為兒童早起頭腦清醒，最易于接受蒙師的教誨和訓誡，最宜于反省自己的過失。課程的教法亦很特別，并非蒙師之一言堂，而呈現師生互動狀：“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循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解謹飭否？一切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后各退席肆業。”這種方式有利于從小訓練其道德行為習慣。

　　在教學內容上，王陽明主張給兒童以歌詩、習禮、讀書三方面的教育，陶冶兒童的思想和性情。一是“誘之詩歌”，他主張以唱歌吟詩的方式來教，這樣不僅能激發他們的志向，而且還能消除他們的頑皮，使其多余的精力有發泄的機會，也能解除兒童內心的愁悶，使他們開朗活潑起來，并能適度地表達其情感。二是“導之習禮”，他主張以學習禮儀來教育兒童，使兒童養成一定的禮儀習慣，而且還能通過禮儀動作，“動蕩血脈”，鍛煉身體，健壯體魄。三是“諷之讀書”，他主張通過讀書，開發兒童的智力，增加兒童的知識，同時還能“存心宣志”，形成兒童的一定的道德觀念和理想。

　　王陽明充分地意識到各門學科的內容和性質，以及學童的性情、興趣、注意力等精神心理因素的相關性，主動地做到調動各種積極因素，充分地發揮學童的主觀能動性，“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王陽明主張讀書不在貪圖數量之多，而在質量之精熟，強調因材施教，留有余力，使學童在讀書之中獲得快樂感和成就感，這樣才能在循序漸進的過程中專心致志，熟讀理解，開其心智，陶情冶性。“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援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至于習禮、歌詩，具體的教學與練習，可通過觀摩、競賽的方式進行，在欣賞與交流的過程中提高學習興趣，潛移默化地使綜合素質得到升華。王陽明的蒙學教育，正是通過情感、態度等非智力因素的激發，做到事半功倍。

　　王陽明主張師生之間應以朋友之誼相待，提倡學生對老師直言相諫，教師應歡迎學生的批評，這樣可使師生雙方都能得到提高。他指出“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于遭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為著者從于此，每終認以思，惡且未免，況于過乎？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隱耳。使吾而是也因以明其是，吾而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傳習錄》）。先生除鼓勵學生“諫師”外，對學生也非常和善，毫無道學家的樣子。炎夏之時，學生侍坐于其身邊，雖有扇子，卻謹守禮節而不用，王守仁則親將扇子遞給他們消暑，并說：“對人之學，不是這等捆縛苦楚的，不是裝做道學模樣。”節日之間，王守仁與眾弟子歡聚宴會，席間師生談笑風生，無拘無束，一起表演節目，或演奏樂器，或舞蹈歌唱，或即席賦詩，體現了親密無間、融洽和諧的師生關系。

五行之喻

　　五行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物質觀，多用于哲學、中醫學和占卜方面。五行指金、木、水、火、土，大自然由五種要素相生相克衍生變化所構成，隨著這五個要素的盛衰，而使得大自然產生變化，不但影響到人的命運，同時也使宇宙萬物循環不已。它強調整體概念，描繪了事物的結構關系和運動形式。如果說陰陽是一種古代的對立統一學說，則五行可以說是一種古老的普通系統論。

　　王陽明有別于其他儒學家，在于強調生命本身的靈明體驗，包容儒、釋、道傳統三教思想，創造出特殊而新穎的“心學”面目。他在《傳習錄》中關于良知的教育言論，是富有形象的“五行”喻說，十分生動活潑。可以形成“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的循環狀態。

　　心如水，良知為水之源。陽明先生坐在水塘邊，旁有一水井，遂以之向大家勸說修學的道理：“與其為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為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答陸原靜書》）。此喻看似因時因地而偶發，若聯想到朱熹那首著名的“源頭活水”之有感詩篇，自然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水有行止，即為動靜。心靈的變化，也是如此。先生說：“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于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于寂然、感通也”（《答陸原靜書》）。先生又說：“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個天，只為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為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真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門人黃直錄》）。他指出心靈的最大障礙，就是人的私欲。《論語》中子曰：“逝者如斯（水）。”先生加以闡發：“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閑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圣人也只如此”（《門人黃直錄》）。他說流水的作用就是“激濁揚清”，即：“譬如奔流濁水，繞聹在缸里，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矣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門人黃直錄》）

　　心如木，良知為木之本。陽明先生一日出游禹穴，顧田間禾曰：“能幾同時，又如此長了！”范兆期在旁曰：“此只是有根。學問能自植根，亦不患無長。”先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恨戕賊蔽寒，不得發生耳”（《門人黃直錄》）。他說得好，“良知即是天植靈根”，是曰根本。先生說：“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后發干。發干然后生枝生葉。然后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干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個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干、生枝、生葉”（《門人徐愛錄》）。他巧將心靈的成熟與樹木的生長通融了。又說：“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門人陸澄錄》）。這是樹木與治學的類比，同為一理。總之，先生說的一切，都是歸本溯源而已。“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門人薛侃錄》）

　　心如火，良知為火之光。“光”字從火，火能生光。所謂“明”者，太陽和月亮也。先生說“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入，黑窸窸自能光明也。”先生妙以一日氣象比喻人世境界：“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怍，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巖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門人黃省曾錄》）。他說追求良知，好比棄暗投明。“喜、怒、哀、懼、愛、惡、欲，谞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所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力斫，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云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云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門人黃省曾錄》）。陽明先生的遺言是：“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心如土，良知為土之藏。陽明先生說：“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這是一切生命的歸宿，所謂“返土歸藏”：“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而衰，衰而殺，殺而藏，圜道也。”（《答季明德》）《周易》曰：“地勢坤，厚德載物。”心靈這個方寸之地，乃使萬物賴以生長。王陽明引用朱熹的話說：“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而水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一個人的誠信就像是五行之中的“土”一樣，默默無聞，沒有（浮華的）地位，沒有（顯赫的）威名，然而五行之中的水、金、木（等元素）沒有不依賴土而存在的。

　　心如金，良知為金之明。所謂鑒，水盆也；鏡，銅面也；皆可照人。唐太宗說：“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陽明先生以為，良知如同明鏡：“圣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斫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答陸原靜書》）。金者，鏡也。他以磨鏡、拂塵比擬儒學的存養工夫：“圣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蝕之鏡，須痛磨刮一番，盡去駁蝕，然后纖塵即見，才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答陸原靜書》）。磨鏡的過程，就是保養鏡子的應物不藏的性能，其中牽涉到人的變化氣質，乃至整體人格培育。陽明先生雖言“心上用功”，但其實著重的卻是“事上磨練”，在人情事變上磨練，在遭遇大故時磨練。

詩教之道

　　“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夜坐》）。陽明先生創立心學，畢生傳道，他說自己好比是一條自由的魚，一只快樂的鳥。講學是歷代大儒弘道的主要形式，這種精神真是可與日月同輝，流芳萬古。南大吉在稽山書院親設尊座，恭迎陽明先生并自稱門生，又以紹興府的名義，在恩師的故居上立陽明書院，會兩地講學，聚八方彥士，一時蔚為大觀。

　　盛大的講學中，陽明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是他在晚年進行的一次思想變革，最終完善了“致良知”即心學體系，其核心是“良知”，即是天理，亦是道，可以解釋為人對于善惡的自我認識，是人所特有的能動表現。

　　于是，陽明先生闡明了良知即準則、即主宰、即睿智、即自覺、即自信的命題，他喜歡寫詩，特別重視詩教的作用，《詠良知四首示諸生》影響極大，這是將心比心的啟示與勸勉。其一：“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說明良知是求真，須自我更新。）其二：“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指出良知是自知，須內心省察。）其三：“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圣門無口訣，良知二字是參同。”（點撥良知是修心，須自省覺悟。）其四：“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棄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啟迪良知是睿智，須清醒獨知。）

　　詩句通俗明暢，而且富有理趣，可見先生施教的獨特風格。他啟發學生說：“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別諸生》）。詩句的意思是，那些平常說的大道理，就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就在他們與身俱來的行為習慣里。先生還告誡學生：“改課講題非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詩句意在說明，我的講學方法是鼓勵大家自主探討事物與尋求哲理，絕不是照本宣科的。

　　陽明先生的講學方式，令人想起孔子的杏壇，講學不是教書，可以不拘形式，除了正襟危坐的面授外，其他行走坐臥、飲宴游樂皆可。而且師生之間可以互動，是交談式與討論式的，學生是人人暢所欲言，先生則善于啟發與點撥。正是：“講習有眞樂，談笑無俗流。”（《諸生夜坐》）

　　1524年八月中秋，師生歡聚一堂，酒酣樂盛，諸生各盡其興——投壺、擊鼓、舞劍、撥琴、賦詩、泛舟。先生即興吟《月夜》一詩：“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群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舍瑟春風里，點也雖狂得我情。”他對門生作了一番解說：“昔者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于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于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庸碌碌者不同，其為未得于道一也。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于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于狂也。”此刻，陽明先生儼然是“吾與點也”的孔子了，他的晚年在紹興講學成為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

　　王陽明作為杰出的教育家，他有一套嚴格的師道與學理，詩曰：“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師道尊嚴，教乃可施。嚴師唯何？莊嚴自持，外內合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己私，孰義孰利，辨析毫厘。源之不潔，厥流孔而。勿忽其細，慎獨謹微；勿事于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余知新，患在好為。凡我師士，宜鑒于茲。”（《傳習錄》）

　　除了強調“師道尊嚴”，陽明先生還提倡三個重要的方法：一是“學貴自得”，需要得之于心；二是“循序漸進”，必須日積月累；三是“知行合一”，善于潛移默化。正是嚴師出高徒，所以他的弟子皆能身體力行。

原刊《紹興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