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一、關于鸛雀樓址

　　關于鸛雀樓址及其得名之由，今天的一些注家大致有以下幾種說法：

　　鸛雀樓“故址在山西永濟縣西南城上” ——鄭盂彤《唐宋詩詞賞析》第9頁

　　“在蒲州（山西永濟縣）西南城上，樓有三層，因常有鸛雀棲其上，故名，后被水沖垮”——張燕瑾《唐詩選析》第33頁

??? “蒲州即今山西永濟縣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語文》課本注釋

??? “蒲州是現在山西運城縣”——李之光《古代詩歌選》52頁

???? “鸛雀樓有三層，矗立于城角之上，因其高，鸛鳥時集其上，故名鸛雀樓”——《教學參考資料》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從以上注釋，我們會得出這祥一個印象：鸛雀樓在蒲州城上，后被水沖垮，因樓很高時有鸛鳥集聚故得其名。蒲州即今山西永濟縣或運城縣縣城。

　　其實，這些注都是不太確的。根據山西運城行署教育局同志提供的資料以及我們的考辨，鸛雀樓址及得名之由并不如上面所述的那樣。

　　第一，鶴雀樓址并不在蒲州城上，而是在城外黃河河道中的高坡上。對此，《永濟縣志》有明確的記載：“鸛雀樓在郡城西南黃河中高阜處，時有鸛鳥棲其上，遂得名”。《蒲州府志》則記得更詳：鸛雀樓“舊址在城西河州渚上。”據山西運城行署教育局同志所提供的資料說：“鸛雀樓在蒲州城外黃河中的高丘上，而不是‘在城上’，由于黃河河床自然改動的歷史原因，這座樓現在已找不著痕跡，但蒲州舊城的輪廓仍有殘存”[1]。

　　這兩則記載都證明鸛雀樓并不在蒲州城上（當然也談不上是城西南的角樓），而是在城外西邊黃河州渚的高坡上。既然實際情況是如此，那末一些注家為什么會認為樓在城上呢？

　　這可能與對《清·一統志》中有關記載的誤解有關。《一統志》在“山西蒲州府”條下記云：“鸛雀樓在府城西南城上。《舊志》：舊樓在郡城西南，黃河中高阜處，時有鶴鵲棲其上，遂名。后為河流沖沒，即城角樓為匾以存其跡”。這段話本意是說：鸛雀樓址原在黃河中高阜處，因被河流沖沒，就把鸛雀樓匾掛到蒲州城西南的角樓上，權以這個角樓作為鸛雀樓的替身。有些同志可能誤將這段記載的首句“鸛雀樓在府城西南城上”當成歷史上的鸛雀樓址了。

　　第二，把蒲州說成是今日的永濟縣或運城縣，也是不確的，由此推導出的鸛雀樓在永濟縣城上或運城縣城上則更為不妥。據史料所載，蒲州是北周明帝二年（公元五五八年）置州，唐開元年間曾升為河中府，轄永濟、河津、臨猗、聞喜、萬榮等縣以及運城西南部分地區，明初復為蒲州，清雍正年間又升為府。它的州治所在地蒲坂，解放后曾一度屬運城縣，后又劃歸永濟縣，現是永濟縣屬下的一個鄉，名字仍叫蒲州，距永濟縣城約十二公里左右，據運城行署教育局的同志說，蒲州舊城的輪廓仍有殘存。由此可知，蒲州只是今永濟縣的一部分，只能說“屬”或“在”今永濟縣，而不能說“即”或“是”今山西省永濟縣。當然更不能說鸛雀樓在今山西省運城縣或永濟縣城，因這與史實的距離更遠。

　　第三，由上可知，鸛雀集其上的原因并不是因為城高而是由于近水的緣故。鸛鳥是我國北方一種常見的水鳥，形似鶴，常在水邊活動，主食魚、蛙、蛇之類水族，晚上棲息于水邊的高枝上。這樣，建于洲渚高阜處的塔樓自然也就成為鸛鳥的聚居之所，此樓也就因此而得名鸛鳥樓。

　　同樣地，也正因為此樓在河心，才會由于洪水暴漲或河流決口、改道等原因把它沖沒。假如此樓果真在城內角樓上，“為河流所沒”就很費解了。

　　一座高達三層的樓臺建筑在唐代是頗為壯觀的。更何況它是建于黃河中的高阜之上，下臨州渚、前瞻中條。所以從盛唐時起，這里就成了文人雅集的勝地。從現存的李翰《河中鸛雀樓集序》來看[2]，至少在中唐時代，文人們關于鶴雀樓的題詠就已匯編成集了。

二、關于詩的作者

　　關于此詩的作者，有以下幾種說法：

　　一說是盛唐處士朱斌作。唐人芮挺長選的《國秀集》即采此說。

　　另一說是唐王之渙作。近代的一些唐詩選本如高步瀛《唐宋詩舉要》、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馮沅君《中國歷代詩歌選》及中學語文課本皆持此說。

　　第三種是把上述兩種說法兼顧起來，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唐詩選》，題下標為王之渙，但在注中點明“一作朱斌詩”；清代編的《全唐詩》則干脆在王之渙和朱斌名下都收了《登鸛雀樓》一詩。

　　第四種是兩個作者都提及但也表明自己的傾向性。如劉永濟的“唐人絕句精華》：“此詩趙凡夫以為朱斌所作，古今傳誦皆日王之渙作，沈括之言，尤為明證，今仍歸之王之渙”。

　　鸛雀樓一詩的作者，我認為是朱斌的可能性較大。即使不是朱斌，也是當時的一位不知名詩人王文奐，而不可能是王之渙。其理由如下：

　　第一，最早的一本唐詩選集——唐太學生芮挺章選的《國秀集》中即把這首題為《登樓》的詩放在盛唐處士朱斌的名下。《國秀集》成書于天寶三年，比殷璠的《河岳英靈集》還早八年，共收了從開元元年到天寶三年這三十一年間盛唐優秀詩人的220篇詩作。[3]而據靳能所作的《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太原王府君墓志銘并序》，王之渙“以天寶元年二月二十四日遘疾，終于官舍，春秋五十有五”[4]。由此看來，《國秀集》成書年代距王之渙去世的年代只后兩年，況王之渙又是當時一個著名詩人“歌從軍，吟出塞，嗷兮極關山明月之思，蕭兮得易水寒風之聲，傳乎樂章，布在人口”[5]。如果《登樓》一詩果真為王之渙所作，按說是不可髓錯為朱斌的。再說《國秀集》中還收錄了王之渙的三首詩（涼州詞二首，宴詩一首，見《國秀集》下卷），連《宴詩》這樣平庸之作都收錄，唯獨不收他的名作，這似是不可能的。

　　第二，最早把《登鸛雀樓》收在王之渙名下的是李晡等人編纂的《文苑英華》。《文苑英華》成于宋初，是宋四大類書之一，由于出于眾人之手，又加上成書倉猝，卷帙浩繁，所以舛誤甚多。南宋彭淑夏的《文苑英華辨證》、清勞格的《辨證拾遺》都是在做此書的辨偽勘誤工作。當然，我們不能因《文苑英華》中有舛誤，就據此指實收入此集的《登鸛雀樓》一詩的作者有誤，要證實是朱斌所作，還得更多的搜求旁證。但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與《文苑英華》同時代的幾部著作中凡提到《登鸛雀樓》一詩的作者，都不是王之渙而是王文奐，這就使我們有理由懷疑《文苑英華》中《登鸛雀樓》一詩的作者是否誤記。如沈括《夢溪筆談》中提到在鸛雀樓題詠的諸位作者，其中有王文奐而無王之煥：“河中府鸛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者甚多，唯李益、王文奐、暢諸三篇能狀其景。李益詩曰‘鸛雀樓西百尺墻，汀洲云樹共茫茫。漢家簫鼓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風煙并在思歸處，遠目非春亦自傷’；王文奐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當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北宋彭乘的《墨客揮麈》卷二和北宋阮閱的《詩話總龜》也均將《登鸛雀樓》 作者記為王文奐，與《夢溪筆談》所載相同。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司馬光的《司馬溫公詩話》中關于《登鸛雀樓》一詩的記載：“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于世者甚眾。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奐、暢諸二詩。暢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王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二人皆當時賢士所不數，如后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詩話中說得很明確：《登鸛雀樓》一詩的作者是王文奐，而且是個“當時賢士所不數”的無名之輩，以至“其姓名湮沒，不傳于世”，這與“傳乎樂章，布在人口”名聲很大的王之渙恐非一人。倘認為非王之渙這類名家高手寫不出此詩那就錯了，因唐代是個詩歌大普及的時代，販夫、戍卒、倡優、樂工都能突發出一兩首傳之后世、經久不衰的佳作，這樣的事例在唐詩中是不勝枚舉的，如葛雅兒的《懷良人》，無名氏的《水調歌》皆“傳乎樂章，布在人口”。前者是位默默無聞的家庭婦女，后者連姓名也未留下。就連黃巢這樣的落第秀才也能寫出《詠菊》這樣流傳百世的反詩。

　　第三，永濟縣現存的“鸛雀樓石刻”中《登鸛雀樓》一詩的作者亦是王文奐。有人解釋為王文奐的“文”字是“之”宇的書寫之誤，“奐”是“渙”的簡寫，這恐怕過于牽強。由此看來，《文苑英華》中所云的“王之渙”可能是舛錯了。

　　綜上所述：《登鸛雀樓》詩的作者，最早的說法是盛唐處士朱斌，到北宋以后漸改為他人，但大多數詩話和唐詩總集、選集都記為王文奐，只有少數選家認為是筆誤而改為王之渙。因此我認為如果要說是朱斌所作是有道理的，但此說只有孤證，如要服人，還得另尋證據。但我們可以說：即使不是朱斌所作，也應寫成王文奐所作，而絕不可能是王之渙。

三、關于詩意的詮釋

　　一、詩的一、二兩句“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有的注家認為“山”指的是中條山，黃河的流向則是自西向東，如李之光《古代詩歌選》將這兩句解說為“詩人站在鸛雀樓上，朝西望去，一輪紅日慢慢沿著中條山落了下去；向東望去，奔騰的黃河正向大海奔流而去”。張燕瑾先生的《唐詩選析》也是這樣解說的：“白日依山盡，是寫夕陽西墜，貼近了連綿的中條山，這是詩人親眼所見，是寫實”；“黃河入海流是寫眼底是一瀉千里的黃河，它奔涌流轉一直向東，匯注到浩瀚無涯的大海，這里還包含了詩人的想象。”

　　這兩種解說都由于地形不明造成對詩意的誤解。

　　鸛雀樓的地理位置是：它的東北是蒲州城，東南是長約一百六十多公里的中條山，奔騰的黃河則從樓的西側滾滾而過，流向則是由北向南，直到風陵渡才折向東。隔河相望，西面是八百里秦川，西南則是連綿不斷的秦嶺橫亙在天地之間。由此可見，夕陽是無法落入位于東南的中條山中的，而且河水也不是向東，而是向南流去。有的選本也注意到了中條山的位置，但又無法搞清“依山盡”的山究竟何山，所以在注中干脆就不作確指。如鄭孟彤先生的《唐宋詩詞賞析》中就籠統解為“一輪白日正在西山頭上慢慢地下沉著”。但也有的注家既明白中條山的位置，又認為“依山盡”中的山是中條山，于是就在“白日”和“盡”字上做文章。如馬家楠先生在《王之渙“登鸛雀樓”賞析》一文中就認為“白日”“不過是指明晃晃的日光，而并不是指太陽本體。詩中描寫的是晴朗的自晝，白茫茫的天光日影，透過縹緲的煙嵐云氣，在山石間、草木上，燦爛地反射著，炫耀著。隨著深邃的崇陵巨壑向前伸展、伸展，一直到詩人目力的盡頭”[6]。這樣，“盡”指的就不是太陽落山，而是目力窮盡了。其實，這種說法也是很牽強的。因為“白日”一般都解釋為太陽，只不過詩中寫的是深秋或冬天的太陽，白晃晃的缺乏熱力，帶上高寒的特征。高適《別董大》“千里黃云自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就是明證，我們不能為著使“中條山”能解釋得通，就把“白日依山盡”解釋成另外一種含意。我認為這個“山”并不是中條山，而是秦嶺東段的華山。華山位于蒲州的西南，北臨渭河平原，是個東西走向的斷層山，主峰太華峰高達1997米，距蒲州的直線距離僅30多公里，詩人站在鸛雀樓上向西遠眺，正好可見一輪夕陽傍著西南方的華山緩緩下沉。為什么夕陽向西南而不是向西落去呢？這是因為冬天的太陽，位于北回歸線以南，所以向西偏南落去，這與前面所提及的“白日”同樣都帶有很明顯的季節特征。另外，再從整個畫面的構圖上來看，詩人登高遠望，向西看見了一輪白日正在緩緩依山下墜；俯視樓下，滾滾的黃河正經過這里向南奔騰而去，這樣遠眺近俯，由西轉向南四面眺望，既符合登高賞景的實際，又使畫面顯得很開闊。如果此山是中條，就與落日的方位不合，而與黃河的流向一致皆為東南。游人登樓專向南方遠望，詩中專寫一方之景，也似與常理不合。

　　既是如此，為什么一些注家老是在“中條山”上做文章，而投有注意到秦嶺呢？我以為這與《夢溪筆談》卷十五中“河中府鸛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的記載有關。文中的“前瞻中條”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白日依山盡”。“下瞰大河”又很容易與“黃河入海流”聯系起來；再加上沒有經過實際考察，缺少感性印象，往往就只注意到中條山而忽視了隔河相望的秦嶺。

　　關于詩的三、四兩句“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注家們大都沒有疑義，一般都認為是表現了詩人“奮發向上、不斷追求”的精神，是詩人慷慨的情懷和闊大的胸襟的表現：? “詩人并不以登上第二層為滿足，還要向第三層（最高層）登攀。”有的注家進一步認為這兩句詩還表現了只有登高才能望遠、只有襟懷闊大才能視野開闊的人生哲理。

　　我認為上面這些解釋，從詩句的引申義，從虛寫這個角度來生發是不錯的，但如從詩句的本義詮釋即實寫的這一面來說，我卻有一點不同的看法。我以為這兩句是詩人站在樓的最高層（第三層）所發出的感慨，而不是還要從第二層向最高層登攀時的感慨。理由很簡單：要想對一件事有深切體會，對一個哲理有所領悟，往往要親自做過之后，事情完成之后才能得到。詩人站在樓的最高層，向西望見了遠遠的華山落日，向南又望見了奔騰而去的黃河流水，這才領悟到一個人生哲理：登高才能望遠，而要想登高又必須有勇氣和膽略，于是寫下了這個名旬：“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注釋：

[1]山西運城縣教育局《教研資料》1982年第一期；

[2]見《全唐文》42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見北宋元祐三年龍溪曾彥和《國秀集序》，載《唐人選唐詩》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

[4][5]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1980年版。

[6]《唐詩鑒賞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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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雀樓示意圖（陳友冰手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