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審讀與剖析《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一文，羅振玉就如何建設京師圖書館提出了合理化建議，并表明其圖書館思想：以京師圖書館創建為開風氣之先，以點帶面、循序漸進；精心甄選、科學考察適宜設館的地址建筑圖書館；確保圖書館開辦及運營的經費得到保障與落實；以政府贈送和統治階層賞賜書籍的方式為立館之肇基；開通暢達民間獻書之途，鼓勵廣大民眾踴躍捐贈；徵取蒐集各省志書及古今金石刻（本）；設置專門的謄寫官和安排專業的抄錄者；采訪、引介外國優質圖書，以期為我所用。

　　【關 鍵 詞】羅振玉；京師創設圖書館；圖書館思想；建議

　　【作者簡介】施欣（1984-），男，江西宜春人，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新聞傳播史。通信地址：湖南長沙市岳麓區麓山南路36號湖南師范大學二里半校區專家樓106室，郵編:410081。聯系方式：15608429660。

引言

　　羅振玉（1866－1940），清末民初人，字式如、叔蘊、叔言，號雪堂，今江蘇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縣永豐鄉），晚號貞松老人、松翁，是中國近代農學家、考古學家、金石學家、敦煌學家、校勘學家、古文字學家等，是中國近代農學的開拓者和近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是一位深受儒家傳統文化熏陶和具備近代知識與眼光的知識分子。他對中國的科學文化及學術研究的貢獻頗大[1]，一生著述頗豐。由于帶有強烈的“忠君愛國”等封建余毒思想和舊式文人“學優則仕”的深深烙印，他曾一度出任溥儀的偽滿洲國監察院院長，有過一段非常不光彩、甚至是恥辱的歷史。

　　羅振玉認為，近代化圖書館在歷史承傳和文化建設方面的作用極其巨大、影響相當深遠：一方面，通過構建與普及現代圖書館，可以保存、賡續和發揚國家的文化遺產與民族的歷史“國粹”，如卷帙浩繁的經史子集等文庫及其濃縮、衍生與流傳的百家學術思想，又如仁義禮智信等儒家學說、道德觀念及倫理思想；另外一方面，作為知識才學的“聚寶盆”和學說智識的“大寶庫”，近代化圖書館還可以增進國民的世界眼光、培養公民的國家意識、開拓民眾的現代化視域，并將世界發展潮流、先進科學技術灌輸于國內、浸漬于民心。所以，朝廷沒有理由不高度重視的圖書館這一浩大文化工程和持久社會教育工作，統治階級也沒有理由不把復興和重振已然落魄、窳敗的近代圖書館事業作為頭等大事來對待。就當時而言，這些見解與看法是相當具有遠見卓識的。只不過忙得“焦頭爛額”、打得“疲于應付”晚清統治集團，或是覺得有心無力，或是認為微不足道，他們對此似乎不太以為然。以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中國的圖書館事業不僅不屬先進、反而嚴重滯后于世界圖書館發展大勢——盡管，我國古代藏書樓遍布、藏書量宏大，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而想要改變落后面貌、迎頭趕上，清王朝首先在思想上得重視起來，并且非得下一番苦功夫不可；圖書館界同人，也應該責無旁貸地擔負起這樣的天職。

　　羅氏還主張，若要將上述兩者（存續國粹、戶牖民智）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期兼而有之、大而化之，其一舉兩得的方法或手段，就是如同泰西（歐美）各邦那樣“莫如廣設圖書館”，亦即：大力興建如西方社會那般的近代化圖書館。羅振玉不單闡明了圖書館巨大社會功用與殘酷現實之間的落差，而且還指出了舉國實現圖書館現代化的途徑與進路。羅氏設想的實現路徑，與維新變法的施行通道如出一轍——走一條從上而下的路線，以朝廷的權威、高層的政治力量強行實行、逐級推廣，配以國家的財力支持。也就是說，先從“系天下視聽”的京師率先做起（一來起到模范帶頭作用，二來可以營造濃郁氛圍），以“首善之區”、“九重之地”為模板和榜樣，進而推廣、遍布全國“通都大邑”甚或窮鄉僻壤，不僅可以“以點帶面”、而且還能“舉一反多”，最終達到“一舉而二善備者”和“綱舉目張”的目的。為達此鵠地與宏愿，作者以調查訪問為基礎并結合當時實際情況，就“京師率先創設圖書館”進行了縝密思索與周詳構設，具體實施辦法和步驟如下：

一、以京師圖書館創建為開風氣之先，以點帶面、循序漸進

　　現代圖書館的設立與興建，“所以保存國粹，造就通才，以備碩學專家研究學藝、學生士人檢閱考證之用，以廣征博采、供人瀏覽為宗旨”[2]，其意義不可謂不隆盛、其價值不可謂不顯著。羅振玉剴切指陳，“方今歐美、英日、德意各邦，圖書館之增設，與文明之進步相追逐”[3]。彼時，處于上升時期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創建多種多樣的圖書館（公立、私立并舉，城市、鄉村同辦），爭先恐后地興立起大量的普遍的現代化圖書館，使得圖書館事業風生水起、與日俱興，乃至于成為一個國家文化水準的表征和文明程度的標志。各國業已充分認識到圖書館對于現代文明的輻射與助推作用，把圖書館、博物館、報館等作為頭等重要的事業經營，它們大量搜集有益實用書籍、大力傳播科學技術文明，以圖書館事業作為開啟民智、導引民眾的“南車”與“指針”，視圖書館為近代文明的“標識”、國民素養的參照。反觀中國則不然，舉國上下對此浩浩大勢“尚闐然無聞焉”，不僅普通大眾不知世界范圍內新聞出版、圖書文博事業均已勃興，甚至統治階級內部和封建士大夫對此亦無動于衷、茫然無知，渾然不知中國的圖書館事業已然全面落后于西方列強，之前遙遙領先的文明古國卻落在了“蕞爾小邦”的“蠻夷”之后。面對這樣的情勢，他痛心疾首地呼吁：中國如再不奮起直追，差距將不能以道理計。

　　京師圖書館的創建意義非凡，意味著“中國的圖書館事業完成了從藏書樓到近代圖書館的艱難演變歷程”、“是自維新變法以來向西方學習、宣傳西方圖書館觀念的結果”[4]；同時，也標志著我國圖書館業自此邁入近代化發展程途。之所以建設京師圖書館的先驅作用如此明顯、功能如此強大、影響如此深刻，是因為“圖書館為學之淵藪，京師尤系天下視聽，規模必求宏遠，搜羅必極精詳，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洽”[5]。而要想從無到有、自小成大、由弱變強地構建起覆蓋全國范圍的圖書館“大系統”，羅振玉論揚道：首先要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差距，有一種知恥而后勇的決心與毅力；其次要分步驟、按計劃實施，構建起囊括全國的“大圖書館”體系。尤其是國力不振、國民蒙昧、民族衰微、外族覬覦的清末，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也不能妄想一步到位或數日之功，必須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地進行；然后，要在參考西方列強先進的圖書館理念的前提下，在科學謀劃、周密部署的基礎上，一步一個腳印地予以落實和實行，強調的是執行力。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必須堅持“亟應由學部倡率”的原則，以朝廷的政治力量強勢推行、經濟扶助輔之以行。此外，還須“先規畫京師之圖書館”，即以京師大學堂為“樣板”推而廣之、逐級覆蓋。質言之，以京師為“龍頭”和“牛鼻子”，一方面起到模范帶頭的作用；另一方面則可以此為藍本，順勢推廣到各省各地。實際上，隨著京師圖書館的拔地而起，各地方圖書館積極仿效、繼而起之，呈現出一派“清末京師圖書館創建之后，各省縣圖書館相繼成立”[6]的可喜局面，基本上算是達到了引領和促進的預設目標與預期效驗，極大地改變了過去“國內除一些藏書樓外，公開供人們閱覽的圖書館為數不多”[7]的衰微、滯后的舊貌。

二、精心甄選、科學考察適宜設館的地址建筑圖書館

　　圖書館的選址看似小事其實不小、想來簡單其實不易，它既是基礎性的工作，又是前期必須充分考量、狠抓落實的工作。因其事關全局、牽一發而動全身，所以絕不能敷衍塞責、馬虎了事，而應考慮周全、謀劃長遠，使之既契合文化教育布局、又符合圖書館實際，且具有一定世界眼光。總體來說，圖書館基址宜建于：1、交通便捷、往來方便、消息匯集之地，便于信息的收集和傳輸、書籍的整理和修繕。不能閉塞，不能淤阻，或躲在角落孤芳自賞，或偏安一隅默默無聞。這些都不能稱其為現代圖書館，或曰不具備現代圖書館之資格，而只能停留在古代士夫“讀書洞”、“藏書閣”階段，這與步入文明時期的現代化圖書館格格不入；2、擇地應遠離城市中心地帶和鬧市貿易區域，以便隔離世事塵囂和避免眾生喧嘩，但也不能過于偏遠蔽塞。既不主張身處紛纏繁擾之所、也不建議設于太多偏僻之地，最好折衷而處。總的來說，圖書館還是要充分考慮環境的優美、景色的悅目，因為清靜幽雅、景致怡人之地最適合讀書習文，求知或自修的效果最佳；

　　3、不易罹患火災之處。圖書典籍是易燃物，再一旦失火后果不堪設想，精美絕倫的畫卷、再蓋世無雙的卷軸，一旦遭遇大火變頃刻化為虛無。為避免書籍等印刷品（古代竹簡、木版、龜甲等同樣是易燃品）因火災而毀于一旦，不與木質結構連片的民房等房屋群搭界，力爭靠近取水點（如接近水井處，但切忌過于靠近河床、水流和地勢低洼處，以防被洪水倒灌淹浸）、平時注意儲備一定量的消防用水（如大水缸），亦可與救火（消防）隊近鄰。

　　4、規模宜宏大氣派，藏書應豐富翔實。建筑應盡量若干年不落后，策劃應有一定的超前意識。無妨按照歐美圖書館的最新體例，一般建設圖書館約需用地四十至五十畝，并且還要預留若干畝土地備用，以備將來發達之后推廣或擴充，是為圖書館留有余地。

　　5、建筑式樣應取東西方兩者之長、規避各自之短，既保留傳統因素、又包含現代元素在內，以中西合璧、古今結合為佳。循此，宜在調查各國現有規模較大圖書館的成式、范例的基礎上，大膽仿照借鑒和積極創新突破，以揚長避短、或曰取長補短為總方針。此外，還必須強調注意防盜（賊人覬覦）、防蟲（蠹蟲啃噬）、防水（水患浸漬）、防震（地震崩塌）、防霉（梅雨時節潮濕、霉害）。

三、確保圖書館開辦及運營的經費得到保障與落實

　　經費（包括采購、擴建、獎懲、行政辦公、工資福利以及日常運作），是“籌建新的圖書館、建立圖書館網絡、開展和維持圖書館日常活動的基本條件。”[8]我國圖書館屬于公益性國民事業，其經費恰如博物館、學校、公園等一樣，主要依賴國家與地方政府財政的預算撥款、社會力量的捐贈、圖書館自身的創收等。[9]圖書館屬于大眾文化事業和社會公益部門，一般不會對外營業（即便有一定的私營收益，也無法彌補圖書館較大的日常開銷），鮮有其他行政性、罰沒性經濟收入及其他費用來源。所以，圖書館創收“力度“相當有限，其“喂養”主要依靠政府撥款或少量私人捐資，往往被人們視為“清水衙門”。一般來說，圖書館經費的來源為五大渠道：1．由國家或地方財政預算撥款；2．由政府資助或臨時撥款；3．單位為所屬圖書館從本單位預算中撥款；4．社會捐助；5．自籌資金。[10]由于清季民初中央及各省政府財力非常有限，使得用于圖書館建設、管理與運營、擴大的各項費用往往捉襟見肘，除了一些國家層面創設的藏書樓、藏書閣和公辦大學堂創建的圖書館、圖書室以外，相當一部分小型圖書館、閱覽室難以為繼。加上帝國主義的剝削、工商業的敗落、民生的凋敝，更使圖書館的興起每多掣肘。因此，經費保障是圖書館建設的頭等大事，對于發展圖書館事業來說，再怎么強調都不過分。可以說，任何時候和情況下都要把用于圖書館建設與發展的經費問題放在首位（如確保圖書館管理人員工資足額發放，圖書館維修擴建經費到位，購買、引進和搶修圖書資金充足，發掘、修葺和研究古籍的資金充裕）。有了經費的保障，由此注入圖書館發展壯大的不竭動力。就羅振玉所處時代而言，興辦和維持圖書館的經費“至少之數約須一百萬金”，一時難以湊齊，不妨分步進行。為此，他建議道：“分三期籌備之，每三年為一期，九年而全部告成”[11]。這樣化整為零、將任務分解下去，看起來龐大的經費數目瞬間減輕了許多，而“每三年中籌三十三四萬金，并建筑及購書共計之，度支雖奇絀，尚不至難辨也”[12]。不過，也不能因之盲目樂觀，即便是每年一、二十萬金的籌措也實屬不容易，畢竟就國家財困民乏、自身幾無財力的圖書館來說，難度依舊大。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擇地建筑和購買書刊必須展開調查和進行研究，絕不是“拍腦袋”的決策、“想當然”的行為。盡管，這樣做既須時日、又費心思，但唯有如此，才能保證選擇的正確和購買的準確。因為，擇地建筑館舍，對于圖書館未來至關重要；而購買到有收藏價值的書籍，則奠定了圖書館發展的基礎。其實，建筑圖書館與蒐集書刊，本來就需要通盤考慮、詳細計劃，需從長計議、集思廣益，向來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歷來就不是輕易辦到的事。圖書館，是一門專業技術很強的專門學問；圖書館建設，是一項技術含量較高的科學實踐，其興辦與創設“非旦暮間所能克辦”。圖書館甫立，萬事待舉，此時須朝廷及主政者給予人力、物力和財力的鼎力扶持，如此則“事幾之決，不可緩矣”。羅振玉耿耿于懷的仍為費用的保證，再三強調的仍是經費的充足。反過來看，亦可證資金不足是當時制約圖書館事業的主因。

四、以政府贈送和統治階層賞賜書籍的方式為立館之肇基

　　政府或統治者通過撥付、轉移或贈與的方式，可以迅速地扶植圖書館的藏書數目，給尚處“襁褓”期的孱弱的圖書館注入富于營養的“乳汁”。實際上，圖書館的藏書量需要一定的歷史積累，是一個長期積攢和逐步蓄積的過程。而新建圖書館的書目從無到有、從少到多，這個過程要更長久，付出的努力也更多。走政府上層路線，無疑是一個高效的路子。正因為藏書規模的增長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就好比是一池子的水，必須源源不斷地傾注才能使之慢慢蓄滿，而傾入這“第一桶水”尤為關鍵。因而，圖書館籌備之始，必須先由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包括政治高層）予以不遺余力的扶助，通過贈送、調撥、轉移等諸多方式收集、儲存大量書籍于新建圖書館，以此為新館奠定雄厚的物質基礎、積淀堅實的“鎮館”資本。可以說，政府的政策傾斜和行政行為，為早期尚處薄弱的圖書館事業鋪就了厚實的“鋪路石”，使其不是“白手起家”而初始便有一定“家底”。歷史事實確為“除去歷史文獻和檔案，內閣藏書在清末被移出宮外，成為日后京師圖書館建館之初的藏書基礎。”[13]可見，通過政府贈送和統治階層賞賜足夠量、足夠好的書籍的方式，是切實可行、行之有效的辦法，不僅打開圖書館業的良好開局，亦可以之為立館之基、興館之資。站在羅氏的視角看，他深以為然的是：朝廷必須在圖書館構建上 “給力”、在旁搜博采上出力及在物力、人力、財力上給予充分保障，才能達“為全國儒林冠冕，以存國粹而惠士林”[14]之目的。

　　順便提及，朝廷恩賜與上層贈予的圖書大致范圍為：本國著作，占大部分；外國論著，占小部分。[15]對于本國之書，“宜奏請頒賜庫藏，以為之基”。經羅振玉的初步了解和掌握，“查從前頒賜之庫書，在南中諸省，半付劫灰。而奉天、熱河之賜書，均尚完好。又當日四庫存目之書，亦尚存大內，中多善本”[16]，上述尚存的各種各類書籍，宜盡快予以收藏與保護起來，有的書卷還需要進行“發掘性”、“即時性”的保護與研究。對于外國之書，如總理衙門（外務部）等處所存外國書籍，數目不少，價值亦多，也須一并儲藏于圖書館，由專人看管護理，并選派精通西洋文字和西國文化之人予以及時翻譯和詳細研究，以之為我國之資鑒。特別地，武英殿及欽天監所藏明代以來的書版（涉及天文、歷法、算學、格致等領域，是利瑪竇等早期來華傳教士傳入中土的著述），亦應同歸特設的圖書館保存儲藏，以便日后隨時繕修、精研，并廣為傳布，俾眾所周知。此外，如欽定《圖書集成》、翰林院所存《永樂大典》等大型叢書，立刻著手將“尚未燼余”（殘缺或余留）各書以及累朝方略之類可資鏡鑒的有重大歷史價值和參考意義的書刊，經有關部門或官員及時奏請朝廷、以便盡早頒賜圖書館存儲，搶救性地保留下本已遭受浩劫（“八國聯軍”入侵等造成）、殘破難全的珍貴圖書枕藉，指派專人予以考鏡精研。

五、開通暢達民間獻書之途，鼓勵廣大民眾踴躍捐贈

　　清代之前，老舊的傳統的各式書庫、書房，大率采儲于民間、受捐于士紳、得贈于大賈。或者說，其主體大多數來源于民間的收集與儲備。就當時的情勢而言，民間的渠道已經足夠了。但是，海禁大開、世界大通的數十年以來，新的著作（包括海外譯著）不斷涌出、新的書刊（報刊、雜志、小冊子，含宗教性質的書刊）時有耳聞、新的雜志紛繁眾多。加上物質技術的進步和歐風美雨的浸潤，以書報為典型的近代印刷出版事業有了日新月異的飆升式的發展，如果還因循守舊、抱殘守缺地用老辦法、走老路子充實圖書館，恐怕難以達其鞏固之目的，還必然導致大量書籍的遺漏，圖書館的書目收藏難以詳盡、齊全。圖書館的藏品自民間的供獻從未間斷，雖說數量、種類、品相、完整程度均不錯，然而，仍有不少古籍、刻本、特刊、書畫、銘文等卻散落于全國各地，保存在海內外藏書家之手（有的已經被外國漢學家通過欺騙、盜竊等方式掠走），他們秘不示人、深藏于己，或用于收藏，或用于研究，或用于轉賣，絕不會主動向有關部門“進呈”，導致“朝廷不知者亦不少”，造成一些彌足珍貴的書籍在事實上的流失或淹沒。所以，很多珍稀的書刊未列入圖書館收集儲存與有效管理的范圍之內，沒有經過政府統計、正規普查和官方驗證的有很多。

　　此外，因個人藏書較官方藏書而論，存在許多弊端與劣勢，比如財力有限、人力不足、專業程度低，保存條件差等，很容易造成一些價值極高的書目在私人收藏或輾轉買賣的過程中丟失或散佚。羅振玉考察既往圖書事業之后，唯恐珍貴圖本“流落民間”，將來很可能被遺失或散佚。特別是經歷了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等政治事件之后，致使“方今東南藏書家，所藏大半散失”[17]，這些文化精品、民族國粹的消亡殊令痛惜。為此，他憂心忡忡，寢食難安，呼吁朝廷立即重視起來并馬上采取實際行動。他還例舉了幾個實例：“然如聊城之楊、歸安之陸，則均完好無缺。楊氏后裔珍重保守，而艱于嗣續；陸氏則曾登廣告于報紙，言有造藏書樓者，愿盡捐其所藏。”[18]有的私人藏書者雖然很珍視祖輩流傳下來的書籍，但限于自家力量或條件，難以繼續下去，與其破敗在自己手中不如捐助給國家；有的藏書者思想較為開明，認為所藏書籍不能視為一己之私，如果放置在專門的藏書樓，一則有專人保護、二則能發揮更大的社會作用，同樣愿意捐出。

　　經歷了晚近一系列社會動蕩之后，一方面，私人藏書家為了讓所收藏之書籍發揮更大的社會作用，不至斷送在他們手里，愿意將所藏之書獻出，但是朝廷應該給予獎掖，鼓勵他們下決心將自家的藏書捐獻出來[19]。羅振玉強烈建議說：“今宜援照舊例徵取，而獎之亦如舊例”；另一方面，對于私人藏書者歷經磨礪保留下來的貴重圖書，可謂彌足珍貴，要全力保護好這批私人獻書。其中，對保存完好的書刊應予以妥善處理，對殘缺破損的書籍應指派專人維修。并且，宜多造“復本”，一則可廣為傳播流布，二則保留下賡續的底本。按照這一設想，僅僅收集江南楊、陸兩大藏書家之書便蔚為大觀了。私人藏書收歸圖書館之后，再以這批人為榜樣，進行適當的宣揚與獎掖，促使其他私人藏書者能照例一應貢獻，則國立之圖書館的倉儲量短時期內可以驟升。政府的褒揚與獎勵可號召和帶動更多私人藏書家捐贈書籍，這是徵蒐遺書的絕好機會，斷不可坐失良機。長此以往，京師圖書館的收書數量定會大增。一旦圖書量擴容，將所搜羅的書刊、金石刻、卷軸等迅速、安全、妥善地安放于新建館址內，設置專門的收藏室予以分門別類的儲藏，則善莫大焉。倘能如此，不愁書籍不廣、名目不多、涉獵不博。由于倡導和鼓吹民間資助或捐贈，因得之匪易，哪怕斷簡殘篇亦珍如拱璧，終使“各方捐贈為圖書之根本源”[20]。

六、徵取、蒐集各省志書及古今刻石（摹本）

　　志書，是官修作品、一方信史，不同于任何私人著作。[21]志書的寫作，體例上有著獨特的要求，質量上有著嚴格的標準，語言文字上同樣有著嚴謹的規范。它是我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優良文化傳統與長期寫史習俗，是一項重要的文化建設事業和國家文化寶庫中的奇葩，是政府管理和發展文化事業重要職責；與此同時，它也是正史的有益補充，“可備為政為學之參考，故得留傳千古”[22]。因此，歷朝歷代都把修志者視為一種官職、修志活動作為一種官責。并且，頒布政令對修志及編纂工作進行統一部署和規范，使之成為官修歷史學（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避免了“時移世易，彼瑯環插架之書既多毀滅，軸簽編目之錄亦鮮留傳”[23]的后果。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衡量地方文化的發達與否，方志的編修及其成績，是一個重要標準。”[24]方志有存史、教化、資政等社會功能與政治目的，故歷來深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修志成為地方文化事業一個標志。……但修志須財力支持，故志書多少，間隔時間長短，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關。”[25]它體現出各省（地方）對名人、文物和史料的收集、保存與撰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論是文獻整理或是實物收存，在中國大地上均是一直延續、從未或斷的文史傳統。而各省志書，是各地方歷史、地理、人物、事件等歷史資料的匯總，亟須裒集。那么，宜由中央政府下文咨行各省，將浩如煙海的志書予以集中徵取、統一儲藏（同時，各省官書局之刻本亦應一并徵取）。至于，古代金（石）刻等價值頗高、極為寶貴的文物古籍[26]，仍宜仿效通志館已有的成例，命令各省進呈中央圖書館，這樣做的目的有二：一是使各省（包括府、縣）志書得以妥善保存、嗣續流傳，不使毀壞、流失或湮沒；二是利于選派專人進行精研，彰顯其史料與資鑒價值。

七、設置專門的謄寫官和安排專業的抄錄者

　　作為現代化圖書館，京師圖書館內設機構、人員設置、規章制度等亟待完善，除館長主持全館事務、館員處理日常事宜，其他如看護（保衛）、修繕、資訊、通聯、值守、辦理等管理或服務人員也要一應齊備。另外，館中還宜置“寫官”一職，即設立專門的謄寫人員“隊伍”，使之成為開展業務的“主力軍”，他們的主要職責是：大凡民間珍異之書、而私藏者卻不愿獻納者，可先令寫官到其場所或地方專司“移寫”，經過認真謄寫、核對清楚之后，將原本“完璧歸趙”，帶“手寫版”、“抄錄本”回館。回館之后，要接著進行修補、裝訂等后續工作，并抓緊時間鉆研。對于一些史料，應給予考證；對于某些記載，應予以考訂。那么，這批“寫官”來源或構成，以及該如何配備與選用，可從各省士子里面文學造詣較深、古文功底較強、綜合素質較優者考選，以遴選并充實到“寫官”隊伍中去。作為圖書館聘用人員，該批專業“抄寫員”除了和普通館員一樣使用與晉升外，還有如下特點：關于待遇，和各部門“書記員”等同，其有年勞者之獎勵亦如之；關于職數，不能預定，一般約為二、三十人，可視具體情況調整。

八、采訪、引介外國優質圖書，以期為我中華所用

　　關于外國書籍，應該一分為二看待，既有精華、亦含糟粕。對于優質上乘的外國書刊，理所當然應該大力引進；對于劣質粗陋的外國書刊，堅決予以屏除與摒棄。清季以來，洋務運動的轟轟烈烈展開，外國思潮的持續涌入，使得我國新聞出版與信息傳播事業得到迅猛進展。由于大量外國人（尤以傳教士為著）來華辦報創刊，從外國紹介和繙繶過來的圖書太多過雜，以至于魚龍混目、泥沙俱下。因此，要警惕過度宣揚殖民主義、極端宗教主義等書報的不良影響，要弘揚推介西方科學技術、鼓吹近代文明優秀成果的書報。鑒于外國圖書林林總總、過于繁賾，圖書館在采購時不可能面面俱到、全部搜羅，要注重輕重緩急、要講究一定策略。也就是說，宜先擇最新出、最重要、最有價值的購買進來（外籍的采備，往往要動用國帑或金銀外匯儲備，須國家雄厚的財力撐持）。考慮到“用最省的錢辦最優的事”的出發點，堅持“好鋼用在刀刃上”的原則，采購外國圖書應該遵循以下做法：首先，由京師圖書館專門派出會外語、能交涉、懂西方文化的“圖書采訪專員”進行國外書報專項調查，多方聽取和吸納知識界、學術界、教育界和圖書館界各方面的意見并進行綜合考量（遇有不熟悉、生疏學科或領域多向專門學家咨訪），擇取到真正好書；其次，充分研究后，由調查員寫成“應購書目一覽表”（用列表形式將購買方式、進貨途徑、書籍簡介等附后），即可依據該目錄逐步購買；第三，初步成功之后，則以該目錄為濫觴，以后逐年增置補充（或剔除、淘汰），以期采購外籍書單的科學和完備。

　　此外，羅振玉還論及到圖書館的監守之法（管理制度）、借閱之例（借閱章程）、設官之數（內設機構及人員設置）、度支制度（財務及經費章程）等具體問題。他強調說，上述諸法均應在進行了充分和翔實的先期調查之后，并參考泰西各國先進圖書館已有的成規，循例參酌而博采之、審慎之、借用之、參酌之，則規制與條例可以日臻完善。由此，圖書館業何愁不興旺。他滿懷希冀地預言道：如是則二十年后，我國之圖書館，或稍有可觀乎！

　　作為我國第一個國家公共圖書館，京師圖書館的創建與嬗演，是現代圖書館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標志著“中國兩千年封建藏書樓時代的結束、資產階級圖書館事業的開始”[27]，因而對于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史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羅振玉以超邁的識見、透辟的觀察、縝密的思維，就京師圖書館的創設及未來發展愿景，發表了獨到且深刻的見解與觀點，對于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繁興與現代圖書館體系的構建，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有人中肯評價說，羅振玉（時任學部參事）創設圖書館的構想“要具體生動、切實可行得多”[28]。綜觀羅振玉清末創立圖書館的思考與建議，他始終倡言政府應予以高度重視，極力倡議興辦現代圖書館事業，倡導大舉培養圖書館人才，其圖書館思想及其實踐，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無疑是具有遠見卓識的。考鑒羅振玉創設京師圖書館并由此建構全國圖書館大系統的構思，在清季民初諸事灰頹的歷史背景下卻帶有一定超前性、前瞻性和整體性、科學性。毋庸置疑，羅振玉豐贍的圖書館思想及構設圖書館的精心擘畫，不僅對當時的圖書館界起到了觀念點撥與現實助推的作用，而且是推進當代圖書館建設事業和弘揚圖書館學術思想的有益鏡鑒。

注釋：

[1]例如，他開拓了中國的現代農學、保存了內閣大庫明清檔案、研究與傳播了金文甲骨文、整理修繕了敦煌文卷、考究了漢晉木簡。終其一生，共刊印著作180多種、校刊書籍640余種，其他各類文章則更加豐富。

[2]任繼愈主編.中國藏書樓【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1567.

[3]羅振玉.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轉引自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史與近代圖書館史料【M】.北京：中華書局，1982：123-124.

[4]李琛著.高校圖書館教育功能理論與實務【M】.合肥：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16.

[5]何曉明著.中華文化事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1126.

[6]圖書編輯組.目錄學研究資料匯輯·目錄學基礎理論【M】.武漢：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編印，1979：109.

[7]上海市盧灣區政協文史與學習委員會編.盧灣史話·第7輯【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01.

[8]王海濤主編.圖書館采訪工作規范與采訪工作人員行為準則（上）【M】.北京：中國知識出版社，2007：198.

[9]賈彩蓮，孔維維著.圖書館危機管理【M】.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14：51.

[10]付立宏，袁琳主編.圖書館管理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344.

[11]羅振玉.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轉引自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史與近代圖書館史料【M】.北京：中華書局，1982：123-124.

[12]羅振玉.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轉引自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史與近代圖書館史料【M】.北京：中華書局，1982：123-124.

[13]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編輯.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中國典籍與文化【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321.

[14]何曉明著.中華文化事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1126.

[15]一般而言，圖書館的書籍可以劃分為二大部分，一為本國，二為外國。前者，即本國人、本國文字所寫就之書籍；后者，即外國人、外文著述的書刊，以及經由翻譯而成的譯著。其實，還應包括少數民族著論。

[16]羅振玉.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轉引自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史與近代圖書館史料【M】.北京：中華書局，1982：123-124.

[17]羅振玉.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轉引自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史與近代圖書館史料【M】.北京：中華書局，1982：123-124.

[18]羅振玉.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轉引自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史與近代圖書館史料【M】.北京：中華書局，1982：123-124.

[19]對此，羅振玉詳細論析說：對于自愿獻出圖書的私人藏書者，應該由政府出面，以官方的名義予以頒發榮譽、破格提拔物質或精神上的獎勵，以起到宣教與激勵的作用：一是表彰和揄揚他們“孝思不匱之心”，二是使珍貴古籍得以保全，亦不至散失；三是褒獎之后，更可招致其他藏書家，其他藏書家可以循例而行。

[20]王恩德主編.東北大學圖書館建館九十周年紀念集【M】.沈陽：東北大學出版社，2013：156.

[21]劉志安著.方志纂修·長壽一二輪修志【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20.

[22]姚名達著.中國目錄學史【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150.

[23]姚名達著.中國目錄學史【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150.

[24]周勇主編.重慶通史（第一冊）【M】.重慶：重慶出版社，2014：540.

[25]司徒尚紀著.雷州文化概論【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114.

[26]所謂“書契之用，自刻畫始”，中國文字“書畫同源”，書寫材料多樣豐富。其中，金石、甲骨、竹木則為古代三種重要的書寫材料和方式（此外還有絲帛絹等材料），它的好處是能夠長久保存、傳于后世。 金石刻，指的是刻在金石器物上的圖像及文字的通稱，例如鐘鼎文、銅銘文、勒石銘文。金，主要指鐘鼎彝器；石，主要指碑碣簡牘之屬。就金石刻的學術價值與歷史意義而言，秦漢以前者，大有裨于古文學、文字學、書法學；秦漢以后者，亦大有裨于歷史學、收藏學、文物學。明清以來，專門研究金石刻及古董文物的人越來越多，使之逐漸形成一門大的學問——金石學，它與考古學、考據學、鑒寶學等有密切的關系。

[27]程磊.羅振玉與京師圖書館的創建【J】.贛圖通訊，1983（3）：47.

[28]翟志宏.學部與京師圖書館創建【J】.高校圖書館工作，201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