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蘇俄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歷程

　　近三百年來的俄羅斯和蘇聯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俄羅斯階段（18世紀－19世紀葉初）；蘇聯階段（1917－1997）和新俄羅斯階段（1998－）。下面對此研究歷程加以略述：

　　1、俄羅斯階段（18世紀－19世紀葉初），其中可以1860年前后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以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的傳道團為主，可稱為傳教士階段；后期以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等學者為主，可稱為專業學者階段。

　　俄羅斯與中國為近鄰，兩國正式的外事接觸始于17世紀初，但俄羅斯學者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卻比西方諸國尤其是英法要遲。大約在十八世紀，中國古典文學開始陸續被介紹給俄羅斯讀者，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的傳道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從1715年俄羅斯東正教第一節傳道團駐京開始，一直到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在這一個半世紀內，先后有近100名東正教神職人員和60多位隨團的學生、醫生、科學家和藝術家來到中國。這些俄羅斯的傳教士和隨團人員除了傳播東正教外，還有一個主要任務向俄國政府匯報中國國內情況， “使俄國政府了解中國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盵1]此外便是進行個人的漢學、滿學研究。150多年間，俄國駐華東正教團培養了諸如伊拉里昂·羅索欣、亞金甫·比丘林、巴拉第·卡法羅夫、瓦西里耶夫等眾多杰出的漢學家，使俄國的漢學研究在世界漢學史上獨樹一幟。

　　列·羅索欣和阿·列昂節夫是十八世紀的俄國漢學的拓荒者和代表人物。羅索欣早年就讀于伊爾庫斯克的蒙語學校，1927年作為第一批來華的學生隨傳道團來到北京并在此先后生活了十一年。在這期間，他編譯了第一部供中國學生使用的俄語教科書《俄羅斯翻譯提要全書》，向沙皇政府提供了第一份詳細的中國地圖《皇清一統圖》，同時著手翻譯《八旗通志》。1941年羅氏回國進入俄羅斯帝國科學院，繼續從事漢學研究，先后編譯了《資治通鑒綱目》、《中國康熙皇帝征服大韃旦游牧民族史》等近三十部著作。列昂節夫是沙俄外交部莫斯科公署附設的華語學校最早的學生之一，1743年來華，作為第三和第四屆傳道團的隨團學生，在北京居住了十三年。1755年回國后也進入俄羅斯帝國科學院，協助羅索欣完成16卷的《八旗通志》翻譯工作。在俄國漢學家中，列昂節夫是最早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興趣的學者之一，他先后編譯了《中國臣子》、《中國君子》、《圣賢格言》、《三字經》、《大學》、《中庸》等一大批歷史文學和哲學著作。列昂節夫還先后將《大清會典》、《大清律例》、《理藩院則例》等譯成俄文。在18世紀俄國出版的120種有關中國的論著中，列昂節夫的占1/5，其中許多譯著為歐洲最早的譯本。

　　進入十九世紀后，起代表人物則是比丘林。比丘林神父（1777—1853）是俄羅斯漢學的開創者。他于1799年畢業于喀山宗教學院并留校任教員，曾擔任過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大寺院的司祭喀山約安諾夫斯克修道院院長等職。1808年作為使華布道團第九班的團長來到中國，從而開始他在中國的活動和漢學研究生涯。十年后，比丘林給俄羅斯東正教總管理局寫了一封長信，信中批評使華布道團一百多年來在中國的活動，認為它沒有給科學和國家帶來任何好處，由中文翻譯的資料，錯誤百出，文字粗糙。為了更深入的研究中國，他請求再留中國以便完成歷史、地理以及其它方面著作的編寫和翻譯工作。在此以后，比丘林在中國工作的重心由調查研究、收集情報轉移到學術研究領域，十三年間完成譯著達17種之多，代表性的有《漢俄詞典》、《蒙俄詞典》六部、《中國居民的風俗、習慣和教育》、《中華帝國詳志》，翻譯有《大清一統志》、《西藏志》等。他的這些著作和譯著，為世界各國漢學家所倚重。1822年比丘林回國后創辦了俄羅斯第一所漢語學校，培養出一批俄羅斯政界的中國通和首批研究中國的學者，從而成為俄羅斯漢學的奠基人。與他的前輩羅索金和列昂節夫相比，比丘林對于中國的了解和研究，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都有很大的突破。他自稱在北京居留的十三年中所做的事情，“要比傳道團以往一百年所取得的成績多五倍以上” 。比丘林的漢學研究成就是杰出的。首先，他在研究中不抱民族歧視和宗教偏見，較為客觀的介紹中華民族和其燦爛文化。他推翻了西方流行一時的所謂中國文明來源于埃及和巴比倫的理論，指出，中國文化最早發源于黃河流域，并批判歐洲的傳教士“企圖在中國神話傳說中尋找與亞洲東部毫無關聯的圣經歷史中的古代事件的相似之處”[2]，對 “總愛用陰暗的筆調把中國描寫的一團漆黑”的歐洲學者極為不滿，他對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充滿新奇和敬仰：“毫無疑問，在這樣一個國家里有許多使人感興趣、我們還不知道的東西，而它對處在各種風暴中的歐洲人是有教育意義的”[3]；第二，在研究態度上重視中國第一手原始資料，力求客觀、忠實、完整。他認為“必須堅定不移地以中國史料為依據”，而且“中國有許多東西在政府出版的書籍中講的非常清楚和完整”[4]他批評西方人“對中國態度錯誤，又不熟悉中國史料，用自己已形成的錯誤的模式來看中國”，結果是“歐洲人寫關于中國的書已有兩百年的歷史了，但到目前為止，往往不同的作者對同一問題的論述是互相矛盾的”。蘇俄學者對比丘林有關中國的著述評價很高，認為“他的著作不是根據偏見，也不是由個別旅行家提供的資料，而是他親自看過實物后才確定下來的”，比丘林“在引用和翻譯中國史料的數量和譯文完整方面遠遠超過了西歐漢學家”[5]。第三，他的中國邊疆研究成果豐碩，在這方面先后發表有《蒙古札記》、《西藏紀事》、《準葛爾志》、《中亞各民族史料匯編》等118種著述；第四，編寫了大量小冊子，介紹中國社會、民風民俗、國家機構、軍隊設置、刑法、對外關系，如《北京紀事》、《中華帝國詳志》、《中國的國情與民風》、《中國農業》、《中國社會道德狀況》等，并編著了六部《漢俄詞典》、《蒙俄詞典》，為俄羅斯人了解中國思想文化也起了先驅作用。別林斯基曾稱贊說：“這位很被尊敬的神父的書，有豐富的重要事實，是可供學習的真正寶庫”，“從各方面都可以看出，他了解中國比歐洲要好得多”[6]。巴托爾德也指出：“俄國漢學著作，特別是比丘。林的著作，遠遠超過了西歐的漢學”[7]。

　　十九世紀中葉以后，俄羅斯的漢學研究逐步朝著學術化、專門化的方向發展，喀山大學和彼得堡大學逐步取代北京傳道團，成為俄國漢學教學和研究中心，俄國漢學也在1860年前后完成了由傳教士階段向專業學者階段的轉換。1837年喀山大學東方系正式成立漢語教研室，并最早在俄國高等學校開設漢學講座。當時的喀山大學的漢語教研室和漢學講座的歷任主持人有西維洛夫、沃伊采霍夫斯基、索斯尼茨基和瓦西里耶夫，可謂人才濟濟。1855年彼得堡大學成立東方學系，瓦西里耶夫即是該系的創辦人和第一任漢語教研室主任。扎哈羅夫、斯卡契科夫等亦先后擔任過該系的漢學教授。在他們的悉心培育下，一大批俄國漢學家脫穎而出。這一階段的代表人物有所謂“四大漢學家”：卡法羅夫、扎哈羅夫、斯卡契科夫和瓦西里耶夫，他們在世界漢學領域開始以“俄羅斯學派”而著稱?？ǚ_夫先后作為第12屆傳道團修士的輔祭，第13、15屆的大祭司，在北京生活30年之久，經歷了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他在漢學方面的貢獻主要在邊疆實地考察和宗教研究方面，撰寫過一批有關中國北部邊疆的歷史和地理著作，以及《佛陀傳》、《古代佛教史綱》、《基督教在中國的古老痕跡》、《中國伊斯蘭教文獻》等。另外，還創辦了十月革命前俄國唯一研究中國問題的定期刊物《匯報》。扎哈羅夫是第12屆傳道團的隨團學生，他是第一個研究中國土地制度史的學者，其專著《中國的土地所有制》在國際漢學界享有盛譽。他還依據清政府戶部的18個省戶籍資料，編寫了一部人口史專著《中國人口的的歷史考察》，根據學術和史料價值。他編纂的《滿俄大辭典》被學術界譽為最完善的一部滿俄辭典，曾獲俄國地理學會金質獎。斯卡契科夫是位天文學家，1849年隨第13屆傳道團來華，擔任北京氣象觀測臺長。在華期間先后編撰了40余種學術著作。他在華期間購買或雇人抄寫了1435卷中文刻本或手抄本藏書，內含數百種罕見著作、地圖和圖冊，具有極高學術價值。瓦西里·巴甫洛維奇·瓦西里耶夫（1818－1900）是繼比丘林之后俄羅斯最大的漢學家，漢學俄羅斯學派的集大成者。早年在喀山大學研究東方哲學，以《論佛教的哲學原理》獲碩士學位。1840年隨第12屆傳道團來華，1850年回國主持喀山大學漢學講座，先后在喀山大學和彼得堡大學東方系任教五十年（其中在彼得堡的大學45年）為俄羅斯培養了大批漢學家。1866年當選為俄羅斯通訊院士，1886年升為院士，也是俄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院士。他精通漢、滿、蒙、梵、朝、日等多種文字，他編纂的《華俄辭典》在世界上第一次對中文作字形偏旁分類，長期為許多中外辭典所使用。他的研究涉及中國歷史、地理、宗教、文學多方面，發表專著、譯注幾十種，還有大量手稿（現存檔可查的就有140多種）。其代表作有：《佛教教義、歷史、文獻》（三卷，1857－1869），《十至十三世紀中亞東部的歷史與古跡》（附《契丹國志》、《蒙韃備錄》譯文，1857），《東方的宗教：儒、釋、道》（1873）和《中國文學史綱要》。《中國文學史綱要》為當時的東方學家柯爾什主編的《世界文學史》第一卷，同時也出版單行本，全書譯成中文為32開本，十余萬字，163頁。書前的簡介中特別強調“書中不援引其他歐洲學者的著作，而是扼要地轉述自己備課寫講稿時所形成的文章和筆記”。而“這些講稿所依據的原始材料，絕大部分是中國原書。我所論述的作品，沒有一部不是親自過目的”。這段自白不僅表現的作者的學術報復，也說明這是一部相當嚴肅的學術著作。但是，如從中國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全書十五節談到文學的內容只有三節，約43頁，僅占全書的四分之一，更多的是談中國文化典籍和哲學，如叫《中國文化史》或《中國思想史》可能更妥當一些。但是，瓦西里耶夫是第一個在歐洲講授中國文學史的學者，《中國文學史綱要》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外國人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專著。他從中國思想文化等宏觀高度來討論中國文學，更能讓不了解中國的俄羅斯人從總體上把握中國文學的思想精髓和理論體系。書中對一些中國古代作品如《詩經》、《西廂記》等有著相當精辟的見解，他還特別重視《紅樓夢》、《金瓶梅》等長篇小說，認為只有長篇小說“才能使我們充分了解當時的生活，詩歌和戲曲則不能做到這一點，因為他們不能提供同樣的細節”。中國古典詩文研究在蘇俄的漢學研究中起步較遲，研究成果也不及小說和戲曲，除了中國古典詩歌的語言簡約、意境含蓄、格律嚴謹這個因素外，與這位漢學俄羅斯學派的集大成者的觀點不無關系，可見其學術影響之大、之深。

　　俄羅斯階段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除了瓦西里耶夫的《中國文學史綱要》和阿列克謝耶夫《中國論詩人的長詩：司空圖（887－908）的〈詩品〉》[8]等少數幾部部論著外主要是譯介。譯介開始于十八世紀中葉，但因古漢語的艱深，整個百年僅有寥寥幾篇譯作。十九世紀譯作也不多，據Ｂ·斯卡奇科夫《中國書目》[9]：整個十九世紀發表的中國文學評介文字約18種，譯文32種。其中影響較大的主要是小說，如《玉嬌梨》（片斷，1827）、《好逑傳》（1－4卷，1832）、《紅樓夢》（第一回，刊于《祖國紀事》26期，1843）、瓦西里耶夫翻譯的《聊齋志異》中的《阿寶》、《水莽草》、《毛狐》等五個短篇（1883）阿法納西耶夫節譯的《施公案——中國福爾摩斯》（1910）、什庫爾金《白蛇傳》（1910），葉戈里耶夫和馬爾可夫合編的中國古典詩歌集《中國之笛》（1911）等。《俄國皇家地理雜志》于1868年刊登的《中國文學新聞》是俄羅斯雜志首篇關于中國文學的專欄報道，在此后的五年中，這家當時俄羅斯最高級別的地學雜志每年都刊登一篇關于中國文學方面的專欄報道。1890年，俄羅斯的著名雜志《東方評論》于第六期刊登漢學家Ａ·伊凡諾夫斯基在俄國皇家地理學會發表的演講講稿《中國人的美文學：小說、章回小說和戲曲》，這是俄羅斯關于中國文學的第一篇專論。

　　2、蘇聯階段（1917－1991）?？煞譃槿齻€時期：從1917年蘇聯建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為承續期；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61蘇共二十二大前為鼎盛期；1962年蘇共二十二大到1991年蘇聯解體前為沉潛期。

　　1917年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帝制，建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簡稱蘇聯）。蘇聯雖然在政治體制和社會思想上產生了巨大變化，但漢學研究傳統并未發生斷裂，仍然在承續沙俄時代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這其中承前繼后的關鍵人物便是B.M阿列克謝耶夫（1881－1951）。B.M阿列克謝耶夫（1881－1951），他是蘇俄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奠基人，被蘇俄學術界稱為“阿翰林”（即最高漢學家—－引者注）。他1881年生于彼得堡，1902年畢業于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留校從事教學，他的碩士論文是長達790多頁專著《中國論詩人的長詩：司空圖（887－908）的〈詩品〉》（1916），它打開了俄羅斯漢學研究新的一頁，也使阿列克謝耶夫一舉成名。他的《論中國的“文學”定義和中國文學史家當前的任務》、《羅馬詩人賀拉斯和中國詩人陸機論詩藝》以及《〈聊齋〉中儒生的個性與士大夫意識的悲劇》等在俄羅斯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法論上也都有開導性意義。1923年任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1929年任院士并獲博士學位，曾任教于列寧格勒大學、列寧格勒東方學院、莫斯科東方學院、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室主任。他研究中國文學近五十年，多次到中國進修講學。一生發表論著260多種，并首創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和原理來研究中國文學，他還培養了數位出色的漢學家，其中就有著名的中國古典文學專家C·格奧爾吉耶夫斯基、B·彼得羅夫和李福清等。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蘇聯與中國的關系進入“蜜月期”，蘇聯的漢學研究進入高潮并形成跨越，處于鼎盛階段。從某種角度說，蘇聯讀者是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才真正認識中國古典文學。五十年代蘇聯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主要是中國古代文學譯介，相當一批中國古代作家作品被譯成俄文出單行本，如帕納秀克《司馬遷文選》（1950年），康拉德《孫子兵法》（1950），阿列克謝耶夫等《屈原詩集》（1954），吉托維奇《杜甫詩集》（1955）、《李白抒情詩集》（1956）、《王維詩集》（1959），布圖金《詩經全譯本》（1957），艾德林的《白居易詩集》（1958），施泰因《管子》（1959） ，休茨基《周易》（1960），戈魯別夫《陸游詩集》（1960）。中國古典小說中的名篇也都有了俄譯本，如帕納秀克《三國演義》（1954）、《紅樓夢》（1958），羅加喬夫《水滸》（1955），羅加喬夫、科洛夫合譯的《西游記》（1959），沃斯克列辛斯基（華克生）《儒林外史》（1959），費什曼等的《鏡花緣》（1959），就連西方漢學界尚未問津的《老殘游記》、《孽?；ā返韧砬逍≌f也有俄文譯本。1957年中俄兩國文學界的領軍人物郭沫若和費德林還共同主編了《中國詩選》，共四卷，收集了上起《詩經》下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詩人郭沫若、臧克家等人的作品，第一次向蘇聯讀者展示了中國詩歌的全貌，也成為中俄文學研究合作的典范。正如蘇聯的漢學家沃斯克連先斯基所指出的：“五十年代翻譯活動之廣，數量之大，為世界漢學界所未見”。

　　據有的學者統計：從1917年蘇維埃成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的三十多年間，中國類的書籍約百余種，但從1950年到1957年這八年間，就出版了447種，印數達2300萬冊，僅1958年到1959年兩年間就出版了242種，印成俄文和蘇聯境內28種其它民族文字，印數達2000多萬冊，正如日本漢學家細川廓真說的那樣： “從中國解放到五十年代，是蘇聯研究中國的鼎盛期”[10]。隨著五十年代中蘇友好“蜜月期”的到來，蘇聯涌現出一大批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學者，人數達千余人，其中代表人物有艾德林、C·格奧爾吉耶夫斯基、A·伊瓦諾夫斯基、H·波波夫、H·扎哈羅夫、H·費德林、李福清、達格達諾夫、B·索洛金、謝曼諾夫、切爾卡斯基、N·利謝維奇、E·謝列布里亞科夫、K·戈雷基娜、B·彼得羅夫、A·熱洛霍夫采夫、緬什科夫、B·謝馬諾夫、O·菲什曼、Д·沃斯克列斯基，C·馬爾科娃、B·利西查、N·齊佩羅維奇等，在上古神話和民間傳說，《詩經》、《楚辭》漢樂府、曹植、陶淵明、陸游、李清照等詩歌及其作者，《三國演義》、《水滸》、《西游記》、《紅樓夢》等明清小說，《竇娥冤》、《西廂記》、《倩女離魂》、《桃花扇》、《長生殿》等戲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共二十大召開，赫魯曉夫在會上作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1961年蘇共召開二十二大，制定《蘇共綱領》，中蘇開始進入意識形態的冷戰期。1966年中國進入“文革”十年動亂期。1969年3月的珍寶島時間使兩國關系降到冰點，幾乎處于戰爭狀態。進入六十年代中期，由于中蘇關系變冷，兩國文化交流深受影響，其主要表現之一便是漢學人才的培養數量銳減，缺乏年輕的后備力量。當今俄羅斯漢學界著名人士多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培養的，已進入老年，很少見到中青年名家。研究中國文學的機構壓縮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海參威這三個城市的莫斯科大學中文系、亞非研究所，彼得堡大學（前列寧格勒大學）中文系和海參威大學中文系，人數比起五十年代也大大縮水，如當年瓦西里耶夫執教45年、俄羅斯漢學研究龍頭老大的彼得堡大學中文系在七十年代初只有80多名學員，海參威大學中文系只有70多名學員并一度停辦。但與漢學人才數量銳減相反的是：由于老一代漢學家的努力，研究的層面卻在加深，研究的范圍也在拓展漢學研究呈現一種冗繁削盡后的清勁，寂寞沉潛中的寥闊深沉。如果說五十年代蘇聯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主要是譯介的話，六、七十年代已以論著為主，探討的范圍也較為廣泛：既有文學流派、體裁、風格和文學史等宏觀論著，也有具體作家作品的研究。如文學史方面索羅金、艾德林合著的《中國文學史略》（1962），該書以資料詳實、結論精辟而著稱。另外，由莫斯科大學和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合編的多卷本《東方文學史》，將中國文學與東方其它民族文學進行大量的比較，它作為大學教材在六、七十年代產生很大的影響。費德林《中國文學問題研究》（1974）、《中國古典文學名著》（1978）、《中國的文學遺產與現時代》（1981），波茲涅耶娃《中世紀東方文學》（1970），戈雷金娜《中國美文學理論》（1971），李謝維奇《中國的文心：中國古代和中世紀之交的文學思想》（1979），波梅采娃《晚期道家論自然、社會和藝術》（1979）等，皆結合中國古典文學作家作品對一些文學理論進行探討。其中《中國的文學遺產與現時代》主要論述中國古典詩歌遺產中的一些問題，它寫于中國正在全面否定古典文化遺產的七十年代，更值得我們重視。波茲涅耶娃《中世紀東方文學》是莫斯科大學中文系的教科書，對中國古典文學在俄羅斯的普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這一時段，列寧格勒大學的《東方學》叢刊發表了不少論述中國古典小說、戲曲和文學理論方面的專論。他們和列寧格勒東方所召開過一系列研究中國和其它東亞國家文學理論方面的學術會議，出版了一批論文集，如《古代中國文學》（1969）、《中國和朝鮮文學體裁和風格》（1969）、《中國的文學和文化》（1972）、《蘇聯對中國的文學研究》（1973），《遠東文學研究中的理論問題》（1974）、《遠東國家的文學》（1979）等。

　　在綜論方面有李福清的《萬里長城傳說與中國民間文學的體裁問題》（1961）、《中國的歷史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1970）、《從神話到章回小說》（1979），

　　熱洛霍夫采夫的《話本——中國中世紀的市民小說》（1969），費什曼《中國諷刺章回小說（啟蒙時代）》（1966），謝曼諾夫《中國章回小說的演變》（1970），謝列布里亞可夫《中國10－11世紀的詩歌》（1979），索羅金《中國13－14世紀的古典戲曲》（1979），戈雷金娜《中國中世紀短篇小說：題材淵源及其演化》（1980）、《中國中世紀前的散文》（1983），施奈德《俄國古典作品在中國》（1979），還有一些集體撰寫的論文集如《中國古典文學論文集》（1969），《中國和朝鮮的文學體裁與風格》（1969）以及紀念阿列克謝耶夫九十誕辰的論文集《中國文學與文化》（1972）和慶祝費德林六十壽辰的論文集《蘇聯對中國文學的研究》（1973）等。這一時段出版的綜論還有《話本——中世紀中國市民小說》、《評話——人民的歷史小說》、《從神話到小說》、《六朝和宋初的詩歌》、《唐代小說（7－9世紀中國短篇小說）歷史和文學的分析》等。

　　作家作品論方面有切爾卡斯基《曹植的詩》（1963），波茲涅耶娃《中國古代的無神論者，唯物論者，辯證法家列子、楊朱、莊子》（1967），艾德林《陶淵明及其詩歌》（1969），克羅爾《司馬遷——歷史學家》（1970）， 謝列布里亞可夫《陸游傳論》（1973），馬里亞溫《阮籍》（1978），巴德爾金《謝靈運》（1980），羅加喬夫《論吳承恩的〈西游記〉》，烏斯金《蒲松齡及其小說選（1981），費什曼《中國17－18世紀三位小說家：蒲松齡、紀昀、袁枚》（1980）等。有些學者還運用比較文學的一些原理和方法，把中國文學中的一些現象同世界文學中相近的或類似的現象進行比較研究，從而推動了比較文學的研究，如阿列克謝耶夫《中國文學·論文選》（1978）和康拉德《東方與西方》（1966）、《康拉德論文選·中國學》（1977），都是研究中國文學同世界文學發展關系的重要論著。這方面的論著還有《中世紀東方與西方的文學類型與相互關系》、《十七世紀世界文學發展問題》等對國際上很少有人研究的變文、寶卷、碑文、石刻等，蘇聯的中國學者中也有人翻譯并開始研究，如孟列夫譯注《維摩詰變文·十吉祥變文》（1963）、《影印敦煌贊文附宣講》（整理并作序，1963），《雙恩記變文》（1972）、《蓮花經變文》（1983），司徒洛娃的《普明寶卷》（1979），古列維奇的《百喻經》（1985）等。1960至1965年出版的中國類書籍為325種；1971至1981年這十年間為500余種， 200多篇副博士論文，另有這類論文數千篇，其中以中國文學和語言類為多。

　　譯注工作這二十多年間也仍在進行，而且逐步擴展到各種體裁的作品。詩

　　艾德林《白居易抒情詩集》（1965）、《白居易詩集》（1978）、《陶淵明抒情詩集》（1964）、《陶淵明詩集》（1975）、《中國古典詩歌》（1975），克·瓦西里耶夫《戰國策》（1968）、佩列洛莫夫《商君書》（1968），波茲涅耶娃《中國古代的無神論者，唯物論者，辯證法家列子、楊朱、莊子》（1967），切爾卡斯基《曹植七哀詩集》（1973）戈魯別夫《蘇東坡詞集》（1975），巴斯曼諾夫《辛棄疾詩詞》（1961）、《李清照漱玉詞》（1974）、《白居易抒情詩集》（1965）、《白居易抒情詩集》（1965）、《梅花開（中國歷代詞選）》（1979）等。小說方面吉什科夫《搜神記》，李福清等《紫玉：中國一至六世紀小說集》（1960），費什曼、吉什科夫《唐代傳奇》（1960），維爾古斯和齊別羅維奇合譯的《今古奇觀》（1960），索科洛娃《浪子與術士（又名《枕中記》）》（1970），戈雷金娜《浮生六記》（1979）、《剪燈新話》（1979），費什曼《閱微草堂筆記》（1974），帕納秀克《說岳全傳》（1963）、《三俠五義》（1974）、《平妖傳》（1983），維爾古斯、齊別羅維奇《今古奇觀》（1962），佐格拉夫《十五貫：中國中世紀短篇小說集》（1962），馬努辛《金瓶梅》（節譯本，1977）。散文方面有楊希娜《山海經》（1977），維亞特金、塔斯金《史記》（1972，1975），索科洛娃《韓愈、柳宗元文選》（1979），謝列布里亞科夫《入蜀記》（1968）李謝維奇《圣賢文選·中國古代散文》（1983），西門年科選譯《論語》（1989）。另外，由司徒盧威和列德爾編選的《古代東方史文選》（1963）中還收入由波茲涅耶娃所譯的《春秋》、《左傳》、《國語》、《論語》、《孫子》、《老子》、《孟子》、《墨子》、《莊子》、《荀子》、《呂氏春秋》、《戰國策》、《列子》等書，雖然都是摘選片段，但卻是在俄國第一次全面地介紹了中國古代諸子百家，后來東歐有的漢學家就是從這個俄文譯本了解中國文化典籍的。戲曲方面有孟列夫《西廂記》（1960），彼得羅夫等《元曲》（1966），其中收錄了關漢卿、馬致遠等八位作家十一部雜劇，說羅金等《東方古典戲曲》（1976），其中收錄湯顯祖、洪升、孔尚任等六位劇作家的六部傳奇。從事選本和翻譯的多是五十年代培養起來的著名漢學家如謝列勃里亞可夫、索羅金、羅加喬夫、艾德林、李福清、李謝維奇、戈雷金娜，其中不乏蜚聲世界的學者。他們又長期從事這一專業領域的研究，所以譯本不但準確，而且把握很到位，能得其神髓。如《聊齋志異》就是由被稱為“阿翰林”的阿列克謝耶夫翻譯的，由于譯文“信、達、雅”，在俄羅斯很受歡迎，七十年代又再次出版。索羅金專門從事元曲研究，其專著《中國13－14世紀的古典戲曲》是蘇俄研究中國古典戲劇最重要的也是最全面的一部專著，其中所附的162首元曲譯文和注釋就非常精到。節譯《金瓶梅》的馬努辛長期致力于《金瓶梅》研究，他的副博士論文就是《社會暴露小說〈金瓶梅〉：從傳統到創新》（1964），以后又在列寧格勒大學的《東方學》叢刊上發表多篇相關論文。所以他的《金瓶梅》盡管系節譯，但仍受到蘇聯評論界以及美國著名漢學家A·普拉克斯的好評。羅加喬夫和費什曼皆致力于明清小說研究，羅有專著《論吳承恩的〈西游記〉》，費的博士論文為《啟蒙時期的中國長篇諷刺小說》，由他們分別翻譯《水滸》和《閱微草堂筆記》，應當是駕輕就熟。M·巴斯曼若夫是研究宋詞的專家，他翻譯的《辛棄疾詩詞》、《李清照漱玉詞》和中國歷代詞選《梅花開》也自然是精品。

　　另外，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隨著政治思想和經濟制度產生的巨大變化，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上也呈現出多樣性文學思想和研究方法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是蘇聯社會發展階段上一個大變革時期，在政治思想和經濟制度產生巨大變化的同時，學術思想也空前活躍，比較文學、結構主義、接受美學、符號學等所謂西方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也開始在蘇聯流行并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加以運用。這在后一部分將作專論。

　　3、新俄羅斯時代（1991－）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執政，發表《改革新思維》，推動經濟改革，不久又推出激進的政治體制改革，蘇聯政局發生劇烈振蕩，1991年8月19日軍方政變繼而失敗，葉利欽執政，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變成了俄羅斯聯邦，我們姑且稱之為新俄羅斯時期。這個時期亦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 1991－1999葉利欽執政時期為前期，急劇向西方靠攏；1999至今，普京執政時期，由于經濟開始復蘇，漢學研究也開始恢復，尤其是在2004開始的普京第二任期內，出于全球戰略考慮的需要，中俄開始靠攏，經濟文化交流隨著升溫，2005年和2006年開始互相示好的中國文化年和俄羅斯文化年。

　　在新俄羅斯時期，俄羅斯社會和思想都進入急劇動蕩時期：蘇聯解體、經濟衰退，大國地位急劇跌落，給俄羅斯人在經濟上、政治版圖和社會心理上都帶來巨大沖擊波，作為最為敏感的意識形態之一的文學藝術自然首當其沖受到沖擊。昔日頗富盛名的漢學研究基地，如莫斯科大學東方學院，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圣·彼得堡大學東方系、俄國科學院圖書館圣·彼得堡分館東方部，都面臨著隊伍老化、資料陳舊、工作條件極為艱苦的困境。有關中國的出版物如《亞非人民雜志》、《莫斯科大學學報》、《馬華文學》等，初版大致發行七萬冊左右。經費不足、工資過低，致使年輕一代的漢語人才紛紛改弦更張，另求發展。今日的俄羅斯中國古代文學學者，面對俄羅斯漢學的窘境，深為其往日的輝煌而唏噓。

　　新俄羅斯時代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呈現以下幾個明顯特征：

　　第一，中國文學研究的重心已從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轉向當代文學尤其是“文革”以后改革開放時期文學研究。八十年代以來，新俄羅斯漢學界特別關心中國的改革，對中國當代文學興趣很大，蘇俄漢學家已把譯介的重點放到中國新時期文學上。近年來，隨著蘇聯興起的中國當代文學熱，李福清、索洛金等以中國古典文學為研究方向的一些俄羅斯學者也開始研究和譯介中國當代文學，如李福清其間發表的論文有《論中國當代中短篇小說及其作者》、《中國當代小說中的傳統成分》、《評錢鐘書的長篇小說〈圍城〉》、《馮驥才創作三題》等，但與中國古典文學相比，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嫌不夠。

　　第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近年來已開始復蘇，情況與中國“文革”后的八十年代初頗為相類，即經過近三十年的中斷和隔閡后，又從新開始普及工作，涌現一批中國古典文學的選本，如И·C·斯米爾諾夫主編的《陶淵明詩選》（1999年）、《唐代詩歌選》（1999年）、《明代詩歌選》（2000年）（以上均為圣·彼得堡東方學中心出版）；И·C·李謝維奇主編的《中國山水詩》（兩卷本，莫斯科“螞蟻”出版社，1999年版）；P·B·戈里申科娃主編的《杜甫，感傷詩百首》（圣·彼得堡“水晶”出版社，2000年版）；Г·H·費拉托娃主編的《中國古典詩歌·楊柳枝》、《中國四行詩（絕句）·離別苦》（莫斯科“編年史”出版社2000年版）等。但如同所有進入市場化經濟初期的中國一樣，這些選集在某種程度上純屬滿足文化市場需求，多是前蘇聯時期老一代漢文學翻譯家Л·艾德林、A·吉托維奇等人的譯作，其前言或序言也是蘇聯時期老一代學者論文的移植，如《中國古典詩歌·楊柳枝》的序言就是經過壓縮的艾德林于1977年寫的一篇文章《中國古典詩歌》；《杜甫感傷詩百首》則以蘇聯老一代著名漢學家H·И·康拉得1960年寫的一篇文章為序言，很少有當今學者的選譯，更談不上體現學術價值論文式的前言。

　　第三，今天的俄羅斯漢學研究，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體現出急于適應市場經濟的新特點，以往那種國家資助、系列、大型的或是基礎理論方面的選題已經很少，多在市場上能否有賣點，體現一種研究選題的現實性和迫切性。部分研究人員開始趨時，不愿意再做那種既消耗時間又費力氣的輯佚、箋注、考辨之類基礎性扎實功夫，一些適時隨俗的選題開始大行其道，這也很像九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一些出版社將以前的中國古典文學翻譯和研究成果改頭換面，拆裝重組，標上一個吸引眼球的題目上市炒賣。如莫斯科“正方”出版社在1999年推出過一部名為《中國色情》的文集，其中收錄的“中國色情文學”譯文，多為前蘇聯時期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家K·И·戈雷金娜、Д·H·沃斯克列辛斯基（華克生）、B·M·阿列克謝耶夫、B·C·馬努辛等人的舊譯。莫斯科“古基亞爾-波列斯”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肉蒲團》、《隔簾花影》、《剪燈新話》、《剪燈余話》等一批“性學大全”，也是蘇聯時期老翻譯家沃斯克列辛斯基、Д·沃斯克列辛斯基、K·戈雷金娜等人舊譯作，加了個香艷的書名或介紹。除 “性學”、“房中術”以外，《周易》預測、風水、相術等，在政治動蕩、經濟低迷的今日俄羅斯也引起不少人的興趣，近一兩年問世的這方面的書出了不少，僅《周易》俄譯本及研究著作就有大約四、五種之多。此外還有“中國風水”、“中國相面術”和一些關于服裝方面的小冊子，一般發行量在五千冊左右。[11]

　　第四，有著光榮學術傳統的俄羅斯漢學界，今日仍有一批恪守清貧、堅持自己學術追求的學者在固守著漢學研究陣地。同時，俄羅斯作為一個文化大國，即使今天的出版事業再難回到當年蘇聯時的盛況，在困境中仍每年有漢學新作出版，延續著世界文化大國的流風余韻。在近年來浮泛的“短平快”的中國文學譯著中，也有一些精心構造的翻譯與研究力作，如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研究員、女漢學家瑪麗娜·克拉芙佐娃1994年出版的《古代中國詩歌》，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中心2000年出版的由斯米爾諾夫翻譯的《明代詩歌選》，圣·彼得堡“結晶”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圣·彼得堡大學東方系中國語文教研室副教授A·Г·斯塔拉茹克（漢名索嘉威）的學術專著《元稹———唐代詩人的生活與創作》等，都具有創新意義[12]?？死阶敉薜摹豆糯袊姼琛芬粫嗽谘芯糠椒ㄅc視角上頗具新意外，還附錄了從《詩經》、《楚辭》到魏晉南北朝的詩歌，皆是作者重新譯出。最近，圣·彼得堡“科學”出版社又出版了克拉芙佐娃的新著《永明詩歌》。該書完成于1986年，由于出版社經濟困難，一直未能出版?，F在經過15年塵封之后，終于面世，不能不說是嚴肅的俄羅斯漢學研究再度復興的征兆。該書重點研究了沈約、謝脁、王融、蕭衍的生平與創作，旁及“竟陵八友”等南齊永明詩人的作品。探討了永明詩歌的基本思想傾向及其題材、主題與形象，分析了永明時代的山水詩、應制詩、愛情詩和友誼詩，并論述了“永明聲病說”等與詩歌韻律有關理論和創作實踐問題。其成果不僅填補了俄羅斯中國古典詩歌研究的一項空白，就是在中國，也算是革故鼎新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嚴肅地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者，面對著政治和經濟的轉向，也在進行自我調整。這種調整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調整自己的研究方向，跳出單一文學研究的框子，走向更為寬泛的文化領域。如前面提到的克拉芙佐娃，其研究的主攻方向本是中國六朝詩歌，但現在正在作廣泛的中國文化研究。她在1999年出版的專著《中國文化史》，被俄羅斯聯邦教育部確定為全俄高等學校文化藝術專業教材，現已出版了第二版。目前她正全力進行更為寬泛的《中國藝術史》的寫作工作。莫斯科國立人文大學東方語言教研室主任葛里高利·阿歷克山德洛維奇·特卡琴科，他的研究方向本是中國先秦諸子散文，尤其是《呂氏春秋》。他一方面使自己的專業方向與哲學、美學、音樂等學科結合起來，寫出專著《〈呂氏春秋〉中的宇宙、音樂、禮儀、神話和美學》（1990），同時也進行更為寬泛的中國文化學方面研究，編寫了《中國文化詞典》（莫斯科 “螞蟻”出版社1999），在俄國社會也引起廣泛關注。二是研究觀念和研究手段呈現多元化。蘇聯解體以后，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作為文藝學研究前沿的文藝理論首先出現明顯的“路標轉換”。正如莫斯科大學教授切爾涅茨在他主編的《文藝學概論》一書的緒言中所說∶“我國文藝學經歷了迅速而急劇轉變的時代。從一方面說，它擺脫了（在幾十年時間里實行的）許多教條和神話，擺脫了殘酷的意識形態監管，積極地與世界文藝學，首先是西方文藝學相聯系?！蓖瑫r“熟悉了俄羅斯美學思想的總體層面，不同方向文學批評的經驗（“機體論”的、“精美論”的、“民粹派”的、宗教哲學的等等）”。[13]理論的多元化促使漢學─文學研究在研究思路與方法上也出現了許多創新之作與新的嘗試。上文提到的M·E·克拉芙佐娃的《古代中國詩歌》，以中國古典詩歌兩部最重要的文獻——《詩經》和《楚辭》為依據，從文化人類學角度分析了中國詩學傳統的起源及特點?？死阶敉拗赋觥靡斫狻氨谎芯康脑姼鑲鹘y的性質”，就必須研究“它同產生它的地區的一切精神生活的內部聯系”，“注意最廣泛的歷史文化范圍的事實”。要“搞清中國文明的全部歷史—文化特點”[14] ，這也就是她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擴大到整個文化學研究的理論根源。1995年，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東方文學”出版公司出版了該所研究員К·И·戈雷金娜的新著《太極——1至13世紀中國文學與文化中的世界模式》。書中運用神話原型學的觀點和方法，把中古代神話、詩歌以及后世的小說與遠古時代的宗教祭祀儀式和占星術聯系起來考察，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如她分析《詩經·周南·關雎》，認為這首詩實際上是遠古時代的占星記錄。她寫道∶“ ‘關關’一詞通常被解釋為模擬聲音。但很可能，這是祭司喊叫的某種聲音的記錄或者是‘觀’卦”。[15]

　　佩列洛莫夫還有研究儒學的專著《孔子：生平、學說、命運》（1993）。

二、蘇俄的中國古典作家作品研究概況

　　1、神話、小說研究

　　俄羅斯學者對中國神話研究是國外最早的。其先驅者是俄羅斯時代的彼得堡大學中國古代史教授С·奧爾吉耶夫斯基，他在1892年出版的《中國人的神話觀念與神話故事》，是中國以外第一部研究中國神話的專著。在這部專著中，奧氏依據中國的《尚書》、《詩經》、《禮記》以及《搜神記》、《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歷史典籍和類書，探尋中國人的神話觀念及其演進過程，對什么是神話？民間流傳的神話與“文人幻想”之間的關系以及研究中國古代神話的方法和途徑，都提出了一些很有深度的見解。例如他認為全體人群中形成的“某種宇宙觀基礎，存在于作為神仙故事的神話之前”。例如關于共工的神話，只有在“天空是傾斜的”這種普遍觀念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在探討民間流傳的神話與“文人幻想”之間的關系方面，他提出道家文人“常常以民間神怪小說為基礎，把那些已經燴炙人口的情節加以敷陳”寫成小說。他認為，這類小說完全可以重新傳入民間，被群眾消化吸收，并與早期形態的神話同時在民間流傳?？梢哉f，他是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中國古代神話研究者中，最早看出中國古代神話與稍晚出現的道家神仙小說內在關系中的一位。在研究中國古代神話的方法和途徑方面，他也是最早提出利用“當代的調查材料”來闡釋古代神話的形象和情節，這對神話學者也有啟導作用。后來中國學者聞一多就是沿著這個方向，在古代神話研究中，進行了大量的民俗學調查，其范圍不僅限于漢族，也擴大到苗、彝等其他少數族，并在楚辭等研究中，大量運用當代流傳的民間故事作為研究資料。當代臺灣學者李豐楙等在對道教和唐詩的研究中重視民間資料的積累，重視田野調查也都是這一研究方式的延續。奧爾吉耶夫斯基之后蘇聯研究中國古代神話的代表人物有馬佐金、李福清等。馬佐金畢業于海參威東方學院，他的《中國神話中的帝王與圖騰崇拜》發表于1918年，這是奧氏以后的第一篇關于中國神話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他注意到中國神話帝王相貌的動物特征，從而推測這與希臘神話中的圖騰概念殘余屬于同一類現象。李福清1955年畢業于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中國語文科，老師就是阿列克謝耶夫，畢業后分配到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又先后得到著名的民間文學家、神話學家普羅普、契切羅夫的指導，為他在中國民間文學和神話學研究取得卓越成就打下堅實的基礎。他最初投入神話研究，是從1965年翻譯中國學者袁珂的《中國古代神話》開始的。1979年，他研究中國古代神話的第一部專著《從神話到長篇小說·中國文學人物形貌的演化》出版?！霸谶@本書里，我試圖依照遠古哲學家及禮儀文獻以及中國神話中幾乎無人問津的緯書，揭示神話人物相貌的各個類型；探明文字肖像的形成過程；由靜態肖像描寫到多角度動態描寫的演變方式”。[16]在兩卷本《世界各民族神話百科全書》中，作者又依據古代文獻以及現代中國、日本、歐洲的論著，進一步表述各類神話人物的上述特征[17]。

　　俄羅斯學者接觸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是從小說開始的。最早在俄羅斯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說是1763年發表在《學術情況通訊月刊》12月號上，題為《中國中篇小說》，是從英國著名作家Oliver Goldsmith編的《世界公民或中國哲學家的來信》英文本轉譯的。蘇俄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以蘇聯時代的五十年代成果最豐，涉及小說史、《搜神記》、唐傳奇、敦煌文獻、《李義山雜纂》、宋話本研究，以及《武王伐紂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等民間平話、詩話研究，《醒世恒言》之類明代擬話本研究，《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說研究等。研究人員集中在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以及莫斯科大學，其代表人物有楊希娜、李謝維奇、李福清、戈雷金娜、謝列布里亞可夫、費什曼、熱洛霍夫采夫、羅加喬夫等。

　　李福清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著重探討民間讀物與中國長篇小說的源流關系和演變過程。其主要著作有《萬里長城的傳說與中國民間文學的體裁問題》、《中國的講史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論三國故事的口頭和書面異體》、《三國演義——三國故事的各種口頭與書面材料》、《從神話到章回小說》等，還有直接以中文出版的著作，如《中國神話故事論集》、《李福清論中國古典小說》、《關公傳說與三國演義》、《從神話到鬼話——臺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等。其中《從神話到鬼話——臺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臺北·學生書局2002）是李福清在1998年起任臺灣大學講座教授期間研究臺灣原住民文化的一部專著。為此，作者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調查，深入、高山族、布農族等少數民族地區中去訪問、采錄，搜集到大量素材，仔細整理并把它同大陸各族文化作比較分析。這部專著不僅是作者中國民間文學和古典小說研究的延伸，對兩岸文化的同根同源更是一個重要的佐證，對兩岸文化的溝通交流自然也是一個促進。另外，他還有一些介紹俄羅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專著、論文以及學術研究書目如《蘇聯藏中國民間年畫珍品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蘇聯》（田大畏譯，臺北學生書局1991）等。他的有關漢學論著亦由北京大學的李明濱教授選編為《李福清漢學論文集》于2003年在中華書局出版。

　　K·戈雷金娜的研究對象主要是中國小說發展史和古典小說作品研究。同蘇聯的許多學者一樣，她也較為注重民間文學以及民間文學與古典作品之間的關系。戈雷金娜1959年畢業于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為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研究員，七十年代起，她開始上述領域的研究，1980年出版了這方面的專著《中世紀中國的短篇小說：素材來源及其發展》。這部專著主要研究民間文學中的“掠妻”“配天仙”、“游水府”等主題，以及這些主題在六朝志怪中的嬗變。作者指出：小說的情節與民間文學的主題有時是完全相符的，有時候因為情節搬進了日常生活環境，民間文學主題便失去原來的意義，只構成小說情節中的一個因素。她在分析六朝小說掠妻、掠女主題時，就揭示出這類小說怎樣逐漸包含更多的日常生活內容，怎樣愈來愈遠地脫離純民間文學的故事格局。戈雷金娜的另一部專著《世紀之前的中國散文（三至六世紀的神怪小說及小說起源問題）》（1983，莫斯科）則著重分析了這一時段的民間文學和神話所反映的中國人的世界觀以及這種世界觀對形成小說藝術境界所起的作用；六朝小說中的冥府觀念；圖騰崇拜殘余的反映；“前定”主題；古代禮俗及其在題材形成中的作用；自然哲學與宗教觀念對六朝小說的影響以及三至六世紀小說中的人物形象等。她的另一部專著《中世紀初的中國散文》，從題目看似乎是談宋代散文，實際上是有關神話小說和敘述故事起源的研究（蘇聯學術界將小說歸類為“文藝散文”）。蘇聯著名漢學家H·費德林在評價這本專著時說：“它分析了長期處于中國傳統文學評論界關注之外是中國文藝散文——小說，分析了中國文學中最民主的、在民間最受歡迎的一個文學領域。K·戈雷金娜的著作似乎填補了當時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都很少有人研究的令人遺憾的空白”。雷金娜也是蘇聯研究唐傳奇的少數學者之一[18]。其研究方向仍然是選擇與民間文學相關的作品，如《補江總白猿傳》的“掠妻”，《柳毅傳》、《鄭德璘》、《張無顏》中的“游水府”，《任氏傳》、《崔煒傳》、《周秦紀行》中的“娶仙女”等。戈雷金娜還對明代瞿佑的《剪燈新話》和李昌祺的《剪燈余話》做過研究，分析了它對日本、韓國、越南小說的影響。費什曼1941年畢業于列寧格勒大學語文學系， 1965年以《啟蒙時期的中國長篇諷刺小說》獲博士學位。先在列寧格勒大學任教，1958年起為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研究員。她致力于明清小說研究，其博士論文《啟蒙時期的中國長篇諷刺小說》（莫斯科1969）是前蘇聯學者這方面最早的論著之一，她在這部專著中認為中國在十七——十八世紀出現了啟蒙運動，并用這個觀點來研究《西游記》、《西游補》、《紅樓夢》、《儒林外史》和《鏡花緣》，從而引起前蘇聯學術界持續多年的熱烈討論，結果費什曼宣布放棄自己的觀點。在《聊齋志異》研究上費什曼同樣表現出特立獨行：她先致力于對蒲松齡兩位后繼者紀昀和袁枚的研究。根據研究這兩個作家所得的材料，費什曼制定了一個別開生面的系統方法。她認為《聊齋志異》是一個有完整構思的統一體。它的各個組成部分，或是以統一的主題，或是以相似的情節結構互相聯系著，構成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她還翻譯出版過紀昀的《約微草堂筆記》和李義山的《雜纂》。

　　2、詩文研究

　　蘇俄對中國古代詩文研究要比小說起步要遲，俄羅斯學者對中國古典詩歌的興趣主要集中在《詩經》、《楚辭》、《漢樂府》、陶淵明、曹植，相反對唐詩的興趣并不大，還不如對宋代詩人陸游、李清照的研究，明清詩詞更是很少觸及。只是到了新俄羅斯時代方有所拓展：2000年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中心出版的斯米爾諾夫翻譯的《明代詩歌選》， 2001年圣·彼得堡“結晶”出版社出版的A·Г·斯塔拉茹克（漢名索嘉威）的《元稹——唐代詩人的生活與創作》，2001年圣·彼得堡“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克拉芙佐娃的《永明詩歌》皆填補了一些詩歌領域研究的空白。至于中國詩歌發展史、韻律研究以及詩歌意境和表現技巧研究，更幾乎無人問津，這可能也與中國古典詩歌的語言簡約、意境含蓄、格律嚴謹有關。蘇俄最早的中國古典詩歌俄譯本是1923年出版的《唐詩選》，由俄羅斯漢學家Ju.K.Shchjutskij從《古唐詩和解》中并參照一些日本的唐詩選本選譯的。整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可以說是蘇聯讀者對中國古典詩歌興趣最濃的時期。有的詩人自己不會中文，就請漢學家們先一行一行譯成俄文，然后再加工成俄文詩，如列寧格勒詩人A.Gitovich就這樣翻譯了李白（1956年出版）、杜甫（1962年出版）和 王維（1959年出版）的詩集。另一位詩人A.Steinberg也在1979年用這種方法翻譯了《王維詩集》。世界著名的女詩人 A.Akhmatova也用此法翻譯了屈原的《離騷》和李白的詩歌。在俄羅斯學者中，研究《詩經》的開創者是上面提及的瓦西里耶夫。他對《詩經》有著深入的研究和獨特的理解，他認為《詩經》是一部民歌集，反對儒家解經所附著的政治寓意，反對“毛詩序”的“君子之德”等附會之說：“我們手上的這些歌，既保存了當地的天才，中國人民的天才，又證明了過去的中國人同其他人一樣，欲望和缺點很相近。在可愛的教師沒有把他們教育成偽君子之前，他們曾經比較坦率。我們在這里既可看到情歌：想出嫁姑娘的歌；迷上自己女友的情人的歌；安排幽會；被拋棄的妻子的怨歌；離別的夫婦、情人、親眷更為哀怨的歌。同時應當注意的是，這些哀怨也反映了社會政治的環境情況”[19]。瓦西里耶夫還注意到：《詩經》雖出自當時不同的諸侯國，但他們的題目是同樣的，各種題材有各種說法，“這是注釋家們完全忽略掉的意見”，并由此指出研究中國現代民歌以及各地區特征的重要性。這個問題的前瞻性，中國學者到1919年“五四”以后才注意到。蘇聯時期成就最突出的則是H·費德林。費德林的《詩經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1958）是蘇俄首部研究詩經的專著，也代表著蘇聯漢學家研究詩經的最高成就。書中系統地闡述了《詩經》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以及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書中吸收了理雅各、顧塞芬、韋利、高本漢等西方學者的觀點，從對儒家解經的觀點批判來看，他也很熟習中國學者的觀點。直到三十年后的1985年，圣·彼得堡大學的E.A.Serebrjakov教授才寫出另一篇專論，討論儒家如何解讀詩經中的情歌，研究“儒家怎樣利用詩經來討論君王與他的妻子應具備那些品德，夫妻之間的關系應當是怎樣的”等，又回到了毛詩序的觀點。蘇聯時期《楚辭》研究的代表人物則有H·費德林和彼得堡大學的E.A.Serebrjakov教授。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費德林在蘇聯駐重慶大使館工作時就師從郭沫若，開始研究《楚辭》，1943年以《屈原研究》獲博士學位。但其間中斷，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986年，才出版一本一百多頁介紹屈原的小冊子《屈原·他的時代背景·創作根源及其它問題》。書中對屈原作品進行了一般性分析。1969年，彼得堡大學的E.A.Serebrjakov教授發表長篇論文《論屈原和楚辭》，論文中較為詳盡的分析與介紹了屈原以及宋玉等其它楚國詩人的作品。他觀察的角度不同于中國學者，例如，他認為屈原善于利用植物形象來抒發情感，對植物性質特別敏感，屈原詩中人物的倫理品行與人物美丑有關等。蘇聯學者對漢魏六朝詩歌研究集中在漢樂府、曹植和陶淵明幾部分，代表人物有李謝維奇、B·瓦赫金和Cherkasskij（車連義）等。李謝維奇為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研究員，1955年畢業于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從1960年開始研究樂府，1969年出版專著《中國古代詩歌與民歌（漢代樂府）》。在這部專著中，作者有一些獨特的見解，如他認為“樂府”不是一個體裁，而是一組體裁，包括“抒情歌詞”、“謠” 和“敘事詩”；樂府中真正的敘事詩很少，也不是漢代的作品，如《焦仲卿妻》；大部分都是一些片斷作品，情節不完整，有些作品位于敘事詩與抒情詩邊緣上，如《孤兒行》；某些歌如《擊壌歌》是古代說唱的片斷，這對中國學者來說是很難接受的。B·瓦赫金首次將漢樂府譯成俄文，并在 “前言”中介紹了樂府詩的產生背景、社會價值和樂府詩的若干特征，指出：“中國詩歌和音樂的血緣關系正是在樂府詩的影響下產生的”。并指出：“樂府對中國詩歌的影響是巨大的。正是樂府為包括唐王朝統治時期在內的中國詩歌繁榮作了準備，樂府仿佛是架設在著名的《詩經》和唐朝泰斗詩歌之間的一座橋梁”。[20] Cherkasskij（車連義）1963年出版《曹植詩歌研究》。同蘇聯其它學者一樣，作者較注意文人作品同民歌的關系，明確提出研究的宗旨就是找出曹植詩歌同民間詩歌的關聯。車連義還指出，曹植的世界觀中既有儒學的因素也有道家因素。作者認為曹植從道家思想中主要汲取它的奇幻思想，而不是它的哲學基礎。文章還研究了曹植對五言詩的革新，并認為曹植對詩的開頭和結尾特別注意，而這些詩句是最重要的。[21]д·切爾卡斯基在《曹植的詩》（1963）這部專著中，也著力探討曹植詩歌同民間文學的關系，也闡釋了詩人的創作道路、詩歌創新特質及其審美價值，還很注意對2—3世紀文學的整體分析。蘇俄陶淵明研究的開創者也是阿列克謝耶夫。他在《司空圖及其詩品〉》中第一次提到陶淵明，稱陶為“自覺的平民化偉大詩人，他第一個把詩歌從宮廷關系和長期壓在中國詩人肩上的社會與信仰的等級觀念重荷中解放出來”，并認為陶“在中國詩歌中起到了我國普希金的作用”。蘇聯時期陶淵明研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其艾德林。他翻譯了兩部陶淵明詩歌集：《陶淵明抒情詩集》（文藝出版社1964）和《陶淵明詩歌集》（1972）。1969年以《陶淵明及其詩歌》獲博士學位。這部博士論文與一般的寫法不同：一部分是翻譯，一部分是研究。研究部分最有價值之處有兩點：一是探討陶淵明對自然的看法以及對生命和死亡的態度，作者依據陶淵明的《形神影三首》，認為陶淵明懷疑赤松子和王子喬的長生不老從儒學出發，批判佛道對身體和靈魂的看法。二是陶淵明對道德與貧苦的看法。艾德林不同意朱熹所說的陶淵明思想基礎是莊子和列子，或是有人認為的儒家思想，他認為陶淵明的世界觀是較為復雜的。

　　俄羅斯學者研究唐詩的并不多，研究對象也局限在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等少數幾個詩人身上，但也多是選譯和介紹性的小冊子。相反對宋代詩詞特別是陸游和李清照的研究要充分一些。其代表人物有謝列布里亞可夫、巴斯馬諾夫等。彼得堡大學的謝列布里亞可夫教授在1968年出版的《陸游〈入蜀記〉：翻譯、評論和跋》，是《入蜀記》俄文第一次全譯本，也是首次在海外全面介紹了陸游的生活和創作道路（在此之前，只有澳大利亞出版了一本小冊子《陸游——煉丹術士》，把陸游說成是煉丹士），另外也介紹了中國中世紀文學日記體的獨特風格。他在另一本學術專著《陸游：生平與創作》（1973）是他的博士論文。在這部專著中，作者進一步探討了陸游的思想構成因素和來源，認為陸游的世界觀中有著各種錯綜復雜的思想成分，儒家、道家和佛學禪宗以及王安石的革新主張對陸游思想都有較大的影響。謝氏還在1979年出版過一本詞學專著：《中國十至十一世紀的詩詞》，這也是俄羅斯唯一的一本詞學專著。巴斯馬諾夫則分別翻譯和介紹了宋代兩位詞人李清照和辛棄疾。作者在《李清照〈漱玉詞〉》“序言”中高度評價李清照的文學地位，認為繼古希臘偉大的女性主義詩人薩福以后，“不僅中國，而且世界的古代和中世紀的詩歌恐怕都不曾有過一位女性可以和李清照相比”。作者指出：李清照的作品之所以被廣泛傳頌的原因在于感情的真實、抒情的強烈和蘊涵的音樂性融為一體，并與生動的形象和完美的形式相結合[22]。巴斯馬諾夫對于辛棄疾，巴斯馬諾夫還翻譯有《辛棄疾詩詞集》，在其“序言”中認為辛詞的價值在于：他率先克服了同時代人僅用詞描寫風景，抒發兒女私情的局限性，把詞作為與女真及投降派斗爭的有力武器[23]。

　　蘇俄的中國古典戲曲研究亦發軔于В.Л瓦西里耶夫院士。1880年，他在《中國文學史綱要》還在西方世界第一次提供了中國古典戲劇研究簡略資料，并對中國古典戲劇的創作歷史進行了探討，而且不同于傳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劇場不是傳統所說的唐明皇的梨園，而是產生于隋代，因為“具有科白和唱詞而可以稱之為戲劇的作品，從隋代起就流傳于民間。而官方得知民間的創造，總是為時較晚的”。另外，他還推測中國戲劇可能受印度梵劇的影響，這比鄭振鐸等人的推斷要早五十多年。在《綱要》中他還把《西廂記》作為中國古典戲劇的代表加以分析和推介，認為這個劇本的價值，不僅在于它精巧工麗的語言，也在于它的關目、曲辭以及整個劇本的主旨，“如果撇開語言不談，單拿情節和劇情的發展來和我們最優秀的歌劇比較，再加上臺詞和曲辭，即使全歐洲恐怕耶找不出多少像這樣完美的劇本”[24]。蘇聯時期關于中國古典戲劇研究的專論是列寧格勒大學的Б.Α 瓦西里耶夫（王希禮）教授在1929年發表的，題為《中國的戲劇》。在這篇長篇專論中，作者詳細介紹了中國戲劇的種種特點、角色行當、年譜、服裝、身段、劇場等戲劇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論述中國戲曲發展史時，已參照了王國維、劉師培等人在《宋元戲曲史》等著作中的觀點。1935年，作者又發表《中國歷史上的優伶英雄》，該文對中國歷史上留下姓名的名伶，從戰國時代的優孟到宋代的伶人，都有輯錄和評論，類似鐘嗣成的《錄鬼簿》。[25]

　　1958年是蘇俄的中國戲曲研究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前蘇聯的中國戲曲研究至此才呈現規?；拖到y化。按照世界和平理事會的決議，世界各國在這一年要開展紀念中國元代的偉大劇作家關漢卿的活動，前蘇聯在這年出版了《關漢卿——偉大的中國作家》紀念集，作者是費德林。研究關漢卿及其作品的論文如Л.Э艾德林的《關漢卿》，В.Ф索羅金德《偉大的戲劇家關漢卿》等，關漢卿作品《竇娥冤》、《救風塵》的節譯本也都在這年出版發表。[26]費德林是前蘇聯通訊院士，著名的漢學家，1912年生于皮亞蒂戈爾斯克，1937年畢業于莫斯科東方學院， 1957年起任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研究員，著有《當代中國文學概論》、《中國文學史綱要》、《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中國文學研究問題》、《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國文學遺產與現時代》等。在《關漢卿——偉大的中國作家》中，作者對關漢卿生活的時代，中國戲曲的特點以及戲劇文學從宋代到近代傳統劇目的發展過程進行介紹，對關漢卿的兩部代表作《竇娥冤》和《救風塵》也作了評述。蘇聯研究元人雜劇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索羅金，他于1950年畢業于莫斯科東方學院， 1967年后在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中國文化組從事研究工作，任歐洲漢學家協會副主席。著有《十三——十四世紀的中國古典戲曲：起源·結構·形象·情節》、《中國文學》（與艾德林合作）等。其中《十三——十四世紀的中國古典戲曲》是蘇俄研究中國古典戲劇最重要的也是最全面的一部專著，書中對保存下來的162種元人雜劇每部都進行研究，簡述了每折的內容，列出了全部主要人物和角色行當，附錄中編制的五百多條參考書目，也是迄今為止在俄羅斯最完整的元曲研究學術資料。B·索羅金同時還撰寫了大量論述傳統戲曲的論文，他也是蘇聯唯一研究東方戲劇的刊物《東方戲劇》中國篇的主編。蘇聯的中國古典戲曲研究者還有Л·緬什科夫，他的論文《〈西廂記〉及其在中國戲劇中的作用》1960）是俄羅斯研究《西廂記》的第一篇專論。論文中討論了《西廂記》這個劇本的發展形成過程以及它在十四世紀初中國戲劇發展中的典范作用。緬什科夫還翻譯了《西廂記》和鄭光祖《倩女離魂》這兩部元人雜劇。В.И謝馬諾夫在1960年發表了研究關漢卿創作藝術的專論《論關漢卿劇作的特色》也是蘇聯研究元曲的一篇重要論文。列寧格勒大學的Е.謝列布里亞可夫是位研究唐宋詩詞的專家，因對王昭君這個形象產生興趣而開始研究馬致遠的《漢宮秋》，論文題為《論元代劇作家馬致遠劇本〈漢宮秋〉》。這篇論文在追溯王昭君故事的歷史演變過程中，著重分析了在敦煌發現的《王昭君變文》的價值[27]。關于明代戲曲，蘇俄沒有專著，研究者也只有馬努辛、馬里諾夫斯卡婭等少數幾位，涉及的明代劇作家有朱有墩、徐渭、馮夢龍、湯顯祖等。馬里諾夫斯卡婭的三篇論文：《明初雜?。ㄊ氖兰o下半期至十五世紀上半期）》、《中國雜劇發展的明代中期階段（十五世紀末到十六世紀末）》和《晚明的中國雜?。ㄊ兰o末到十七世紀上半期）》，對明雜劇發展的三個階段進行了系統地探討。清代戲曲在蘇俄的介紹，比明雜劇更少。蘇俄讀者能見到的，只有馬里諾夫斯卡婭翻譯的洪升的《長生殿》和孔尚任《桃花扇》的片斷和馬里諾夫斯卡婭和古謝娃的幾篇介紹清代戲劇的論文，如馬里諾夫斯卡婭的《十七世紀下半期的中國雜劇》等。

三、蘇俄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學術特征

　　近三百年來的蘇俄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有以下幾個明顯特征，有的足以引發我們的相關思考

　　1、一批著名的漢學家都有到中國訪學，親歷中華文化的學術經歷，他們仰慕中華文化，這往往成為他們選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為終生方向的主要動機，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政府也為來華學習的漢學家提供便利，從而更加深了他們對華的感情和漢學水平的提升

　　有著到中國訪學、親歷中華文化的學術經歷，這幾乎是蘇俄杰出漢學家的共同特征，而且生活的時間都較長，一般十年以上，甚至長達三十年。俄羅斯漢學的開創者比丘林神父，1807年作為使華布道團第九班的團長來到中國，從而開始他在中國的活動和漢學研究生涯。十年后，為了更深入的研究中國，他請求再留中國以便完成歷史、地理以及其它方面著作的編寫和翻譯工作。比丘林回國后創辦了俄羅斯第一所漢語學校，培養出一批俄羅斯政界的中國通和首批研究中國的學者，從而成為俄羅斯漢學的奠基人。被稱為“阿翰林”的Б.Α瓦西里耶夫也是一個典型的個案，他取了個中國名字叫王希禮， 1927年、1930年兩次到中國進修。作為蘇俄第一篇研究中國古典戲劇的專論《中國的戲劇》，就是以王國維、劉師培等人《宋元戲曲史》等著作為參照系。他在論文中認為：“中國人崇尚雅潔文學可能甚于我們。在那些作品中他們認識了人類完善的最高極至，作品不僅表現了人的理性，而且描繪了人的全部道德風貌”。[28]瓦西里耶夫《西廂記》極為推崇，他認為這個劇本的價值，不僅在于它精巧工麗的語言，也在于它的關目、曲辭以及整個劇本的主旨，“如果撇開語言不談，單拿情節和劇情的發展來和我們最優秀的歌劇比較，再加上臺詞和曲辭，即使全歐洲恐怕耶找不出多少像這樣完美的劇本”[29]。沙俄時代的漢學家卡緬斯基對《紅樓夢》情有獨鐘，在華期間搜集了大量《紅樓夢》的各種刻本和手抄本，他所帶回1791年“程甲本”至今仍收藏在俄國，上面有他的題記：“道德批判小說，宮廷印刷所出”，對紅學研究具有極重要的價值。被稱為俄羅斯“四大漢學家”之一的卡法羅夫在北京生活30年之久，經歷了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對中國邊政和宗教有很深的研究，撰寫過一批有關中國北部邊疆的歷史和地理著作，以及《佛陀傳》、《古代佛教史綱》、《基督教在中國的古老痕跡》、《中國伊斯蘭教文獻》等。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蘇蜜月階段，蘇聯的漢學家來華的更多，中國也給來華的漢學家們提供更為優渥的學習和工作條件，今日任活躍在俄羅斯漢學界的老一輩專家，幾乎都曾在五十年代來中國訪學過，在中國獲得大量學術資料并接受過一代名師的指導，如切爾卡斯基師從王瑤，施奈德師從曹靖華，查瓦斯卡婭師從宗白華。費德林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蘇聯駐重慶大使館工作時，師從過郭沫若研究《楚辭》，并以《屈原研究》獲博士學位。五十年代初他再次來到中國任駐華大使館參贊（1950—1952），繼續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元曲專家В.И謝馬諾夫1955年從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畢業后，曾到中國進修元曲， 1960年發表了研究關漢卿創作藝術的專論《論關漢卿劇作的特色》，以后一直從事這方面研究。另一位元曲專家索羅金在中國進修期間曾得到著名戲曲史家周貽白的指導，此后二十年間一直鉆研元曲，先后寫出不少論文，最后終于形成《十三——十四世紀的中國古典戲曲》這樣一部蘇俄研究中國古典戲劇最重要的也是最全面的專著（1979）。索羅金從1948年到中國起到1993年，已來華工作或訪問已達18次之多，其中包括兩次到臺灣參加學術會議或進行合作科研。他對中國有比較廣泛和深入的了解，尤其對中國近年來的巨變和進步極表驚佩。蘇聯著名的中國古典小說專家李福清也許更具代表性，他原名鮑里斯·李沃維奇·弗里京，因仰慕中國文化取名李福清。1965年到1966年在北京大學進修，他至今還很懷念1965年他在北京大學進修的時光：白天在北大圖書館查閱資料，每周一兩次進城逛書店和到天橋聽說書。他至今還記得這么一件事：五十年代中期開始研究孟姜女時，由于缺乏資料，就憑著年輕人的膽量和熱情，給各省的文聯發了封求助信，請求代為收集。不久之后，幾乎各個省都給他寄來了孟姜女資料，包括民歌、傳說、地方戲、寶卷直至名勝古跡的照片。當1958年鄭振鐸訪蘇時知道這件事時也很驚訝，對李福清說，就是他這個文化部副部長向各省征集這類資料，各省也不會這么積極主動。這件事也讓李福清終生難忘。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對前去采訪他的研究俄羅斯文學的中國學者李明濱說：“中國朋友對我的關心幫助使我非常感動，終生難忘”。[30]

　　2、蘇俄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從一開始就帶有政治功利性，并一直與政治氣候和現實生活密切關聯

　　如上所述，俄羅斯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是從18世紀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的傳道團開始的。俄羅斯傳道團之所以能成為溝通俄國與中國之間的特殊橋梁和俄國早期研究漢學的大本營，與兩國政府對此的態度關系極大：清政府在康熙、雍正兩朝（1662－1735）一方面禁止西方耶穌會士在華傳教，但出于懷柔和穩定邊陲的政治考慮，對俄羅斯東正教卻采取寬容政策，給駐北京的俄國傳道團相當優厚的待遇：由理藩按月發給月規銀，每五天供給一次食品，每三年發放一次四季所需服裝并定期提供其它日用品。這種優渥的待遇從1715年第一節傳道團駐京開始，一直延續到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近150年。沙皇政府也把傳道團作為了解中國的耳目和工具。如1818年8月8日沙皇政府對駐華東正教團發出指示：要他們“向俄國政府匯報中國國內情況；搜集書籍、地圖、種子，尤其是能夠在俄國種植的植物種子、植物、礦產等”。[31]。因此，這些傳道團的成員除了傳道，“使中國和西伯利亞那些黑暗中的愚昧無知、執迷不悟的人們皈依正教”外[32]，還有一個主要任務向俄國政府匯報中國國內情況， “使俄國政府了解中國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33]。從上面列舉的俄羅斯漢學代表人物在華活動和著述來看，也確實不是單純的宗教活動，而是對中國經濟、文化進行全面研究，并負有將中國政治生活中重大的事件報告外交部的責任。如第一批來華的傳道團成員列·羅索欣，1729年來到北京并在此先后生活了十一年，向沙皇政府提供了第一份詳細的中國地圖《皇清一統圖》并翻譯了清廷的皇族史《八旗通志》。第三和第四屆傳道團成員、也是俄國漢學的拓荒者阿·列昂節夫協助羅索欣完成16卷的《八旗通志》翻譯工作，并先后編譯了《中國臣子》、《中國君子》、《圣賢格言》、《三字經》、《大學》、《中庸》等一大批歷史文學和哲學著作。他還遵照葉卡捷琳娜女皇的指示，先后將《大清會典》、《大清律例》、《理藩院則例》等清廷法律、外交文書譯成俄文。俄羅斯漢學的開創者比丘林神父也將《大清一統志》、《西藏志》等中國歷史地理著作翻譯上呈俄羅斯外交部。卡法羅夫作為傳道團的大祭司，對中國邊政卻有很深的研究，撰寫過一批有關中國北部邊疆的歷史和地理著作。這些傳道士只是由于在華時間很久（一般都是十年以上，卡法羅夫則長達三十年），深受中華文化浸染，從而仰慕中華文化，才把研究和傳播中國文化作為終生方向的。第一部分曾提到的比丘林的轉變就是典型的一例。這與單純出于宗教獻身精神，受教會派遣來東方布道的西方天主教或耶穌會傳教士是有所不同的。[34]

　　蘇聯學者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亦與政治氣候密切關聯：1917年十月革命蘇維埃政權成立后，一批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走俄國人的路”，一批前蘇聯學者對中國古典文學興趣漸濃起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可以說是前蘇聯學者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開拓萌芽期，但到了三、四十年代國民黨取得政權后這類研究幾乎停滯。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前蘇聯與中國的關系又進入“蜜月期”，可以說，前蘇聯讀者是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才真正認識中國古典文學。到了七、八十年代，前蘇聯的漢學研究水平整體上有了很大提高，規模也有了很大發展，形成了一支以研究中國文學為畢生事業的漢學研究隊伍，集中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海參威三個城市中。兩國的政治氣候甚至影響研究者的研究方向，熱洛霍夫采夫的漢學研究就是一例。他從1958年開始，就致力于中國中古文學的研究，著有一大批論著?！吨惺兰o中國華北市民文學》（1969）、《七至九世紀哲學散文》、《十至十三世紀哲學散文》、《十至十三世紀宋代民間小說》。1966年，A·熱洛霍夫采夫在中國見習時親眼目睹了“文化大革命”，這改變了他的研究興趣和專業方向，由中國古典文學改為“文革學”，在七十年代陸續發表的論著有《“文革”近距離目擊記》（1968）、《中國的文藝理論與政治斗爭》（1979）、《“文革”后魯迅著作在中國的遭遇》、《郭沫若——“文革”的“英雄”還是受害者》、《論鄧拓的雜文》（1972）、《鄧拓死后的遭遇》、《七十年代下半期中國文學的代表趨向——以歷史劇〈大風歌〉為例》（1982）、《巴金：愛國主義作家》（1983）等。其中《“文革”近距離目擊記》在1973年出版了單行本，被譯成多種文字，在法國、意大利、土耳其、保加利亞、捷克等國家出版。

　　新俄羅斯時代面對政治經濟改革遇到的種種難題，俄羅斯急于向各方面尋求擺脫社會困境的良方，古老的中國智慧自然也成為他們汲取營養的源泉之一。包括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內的漢學研究也體現了為現實政治經濟改革服務的歷史文化傳統，如1998年莫斯科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學”出版公司出版了被稱為“莫斯科孔夫子”的俄國孔子學會會長列奧那爾得·謝爾蓋耶維奇·貝列羅莫夫（漢名稽遼拉）的研究專著《孔子·論語》。作者在“后記” 《孔子學說與俄羅斯文化（十九世紀至二十一世紀）》中寫道∶“戈爾巴喬夫及蓋達爾于改革之初，均以西方的國家制度，首先是美國型式為典范，其結果使俄羅斯陷入很深的經濟、社會危機。……正因俄羅斯領導人無法選擇正確的戰略方向，使俄國現今處于痛苦的摸索狀態。越來越多的政治家開始了解，俄國系一歐亞國家，不能不考慮中國文明化的經驗。共產黨人認為中共模式最適用于俄羅斯，而民主人士則認為是臺灣模式。在此條件下，俄國政治家開始重視孔子的學說及儒家在該國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于俄國社會，其本身就像是脫離國家，找尋更有前瞻性的復興之途，期盼能在孔子學說中得到解答?！盵35]貝列羅莫夫在1992-1993兩年間出版了三本書∶《孔子言論》、《商君書》和《孔夫子∶生活、學說及命運》，其中關于孔子的兩本書各自印行了一萬冊。可見這類著作在俄羅斯受歡迎的程度?？鬃尤寮抑髦?，老子的《道德經》當今也很受歡迎，其原因就是面對當前動蕩紛擾的社會現實，人類生存環境的日益惡化，重新喚起了俄羅斯人對提倡無為而治、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老莊哲學的興趣。近幾年，研究老子哲學思想和翻譯《道德經》的著作就有五、六部之多，如俄羅斯神智學協會“環”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A·A·馬斯洛夫的翻譯與研究專著《道德經的世界》，莫斯科“艾克斯莫-波列斯”出版社和哈里克夫“弗里奧”出版社2000年聯合出版的“世界思想寶庫”系列叢書之一《道——世界的和諧》，圣·彼得堡大學學系東方哲學與文化學教研室主任E·A·陶爾奇諾夫教授的《道家》和《道家與道德經》[36]等。1999年，莫斯科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學出版公司出版了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研究員И·Ф·波波娃的新著《唐初治國之要術與思想》。書中討論了唐代貞觀之治的成就、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思想，唐代統治者處理與人民關系的方法，唐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政策等問題，很明顯是要為俄羅斯的“中興”打氣和提供歷史借鑒。莫斯科大學亞非國家研究所研究員И·Г·巴拉諾夫撰寫的《中國人的信仰與習慣》（莫斯科“螞蟻”出版社1999年），市場銷路也很好。

　　3、中國神話和古典小說研究處于海外領先地位，蘇俄學者尤其重視中國民間文學和民俗文化在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古典小說產生和演進中的作用

　　俄羅斯學者對中國神話研究是國外最早的，俄羅斯學者接觸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也是從小說開始的，這在前面已作論述。需要強調的是，一批蘇俄著名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者如李福清、戈雷金娜、米列娜等都非常重視中國民間文學研究，尤其是對中國民間文學在古典小說產生和演進中的作用的探討，并以此為起點，進一步研究它對周邊國家乃至歐美的影響。李福清從五十年代起開始從事中國民間文學編譯和研究工作。1961年發表《萬里長城的傳說和中國民間文學的體裁問題》（見《孟姜女故事論文集》，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3），1969年發表《中國古代神話與小說的發展》，論述了中國古代神話與小說發展的淵源關系。他在平話、詩話研究上，則著重探討民間讀物與中國長篇小說的源流關系和演變過程。他在1969年發表的《〈武王伐紂平話〉——中國民間讀物的標本》一文中提出一個觀點： “平話”就是西方和俄羅斯稱為“民間讀物”的中國變體。[37]在《中國歷史長篇小說與民間文學傳統（三國故事的各種口頭與書面材料）》（莫斯科1970年版）一文中，對《三國演義》與民間文學《三國志平話》之間演變關系作了細心的尋繹。李福清的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特別重視民間文學中的口頭文學和說唱藝術，他認為中國封建時代的民間文學作品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保存在口承和說唱藝術如戲曲當中；二是努力探索中國民間文學發生發展中某些帶規律的東西，找出所謂“中國特色”，例如，他通過對孟姜女各種形式的文學作品研究，發現中國民間創作有一個鮮明的特點：那些通常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情節，常常通過多種不同形式與體裁表現出來。這些民間口頭作品有極強的生命力，而在若干世紀的流傳過程中，作品的核心部分（主要人物和基本情節）并沒有多大的變化。這種傳統性和穩定性是中國民間文學區別于其它民族文學的一個主要特色。李福清為了盡多的占有資料，還專門對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的各家圖書館進行詳細搜尋，結果從中發現了一百五十余種中國俗文學作品，包括彈詞、鼓詞、子弟書、大鼓書、牌子曲等。我國著名民間文學專家鐘敬文充分肯定李福清的中國民間文學研究：“許多民間文學上有意味的問題，有的是我們沒有想到的，看了作者的論述，很佩服他的眼光和學力”，并認為李福清的研究，做到了“論證態度嚴肅與公允相結合”。

　　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專家里夫金的《中國歷史小說和民間創作傳統》認為中國歷史小說與民間口頭創作如評話之類關系密切。作者指出：民間評話中人物描繪中廣泛運用的是“分述法”，即按人體部位依次分別予以描寫，這種靜態性的描繪方式給后來的歷史小說[38]中人物塑造以很深的影響。另外，他在《金瓶梅》俄譯本所寫的長達近五萬字的“前言”中，也詳細地考論了《金瓶梅》與中國民間文學的密切關聯，認為他是在寶卷、評話等口頭文學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型文學。[39]還有戈雷金娜則從魏晉六朝小說和唐傳奇出發，來探討中國民間文學在古典小說產生和演進中的作用。其研究成果前面已作介紹，不再贅述。

　　在民間文學研究理論上，蘇聯學者也有不同于歐美學者的特色。歐美學者主要采用新批評和神話原型理論，但蘇聯漢學家米列娜研究金元諸宮調時卻采用社會歷史的傳統方式。她認為民間文學的生產方式與精英作家的創作方式迥然不同，民間文學在題材和主題方面是非常傳統和保守的。民間藝人與其說是創造者，不如說是改編者，他們很少去創作一個屬于他們自己的新故事，而寧肯采用一個業已存在且廣為流傳的故事，在故事原有基礎上加油添醋，形成一個既有聯系又有差異的變體。米列娜認為，民間文學的這種屬性，就決定了研究者不能像“新批評”那樣把諸宮調視為一種完善獨立、超越時空的藝術結構，而孜孜于其內在成分的分析。作者以《劉知遠諸宮調》為例，通過對故事的若干文本進行文獻學分析和比較，揭示其主題的傳統性和穩定性，以及不同改編者所附加的可變性因素，并解釋這些因素產生的歷史社會原因。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奚如谷教授也是諸宮調的研究者，他是漢學家柯潤璞的高足，其博士論文《通俗劇與敘事文學：金代戲劇面面觀》中有三分之二是講述諸宮調的。與米列娜相比，奚氏采取的完全是類型研究和神話原型的理論模式[40]。

　　4、在學術思想和研究手段上存在多次反復和論爭，總的趨勢是從單一走向多樣，從封閉走向開放

　　傳統的俄羅斯漢學研究由于俄羅斯民族本身有著悠久的現實主義文學與文學批評傳統，加之受蘇聯時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的影響，偏重于社會歷史的研究方法。注重作品對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映，注重研究作家與人民群眾、與民間文學的聯系等。從現代俄國漢學的奠基人阿列克謝耶夫起，老一代俄羅斯漢學家的研究往往在背景材料上下很大功夫。從作家所處的時代、社會生活特點，直到他所接受的文學傳統，他與同時代人的相互影響，以及他對后世的影響等等，論述面鋪得很廣。當年阿列克謝耶夫論司空圖是如此，后來的切爾卡斯基論曹植的詩、李謝維奇論古代中國的詩歌與民歌，以及艾德林論陶淵明也是這樣。這種宏觀的研究視野，使得俄羅斯漢學家的研究一般具有比較宏大的氣魄。但與此相聯系的缺點則是 “本文”的研究顯得薄弱，研究手段也比較單一。

　　文學思想和研究方法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是蘇聯社會發展階段上一個大變革時期，在政治思想和經濟制度產生巨大變化的同時，學術思想也空前活躍，比較文學、結構主義、接受美學、符號學等所謂西方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也開始在蘇聯流行并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加以運用。比較文學而言，俄羅斯本來有著比較文學的學術傳統，被稱為比較文學之父的A·維謝洛夫斯基就是位俄國學者。被稱為”阿翰林的著名漢學家M·阿列克謝耶夫以及B·日爾蒙斯基等也從未中斷過對比較文學理論和東西方文學比較的研究實踐。但從二十年代年代起，蘇聯官方學者提出“不同階級、不同社會制度的文學是無法比較的”，[41]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文藝學與現代資產階級的“比較主義”是針鋒相對的。有的批評家甚至拒絕沿用“比較文藝學”這個術語，提出用“文學的相互聯系和影響”來代替它。其理由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研究文學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的方法同比較主義之間有原則的區別。正是從這種庸俗社會學的觀點出發，蘇聯學者長期忽視比較文學研究。亞歷山大·維謝諾夫斯基（1838——1906）是俄羅斯比較文學的創始人。十月革命后，他的理論遺產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研究和公正的評價。特別是在四十年代末，他的著作被當作唯心主義實證論受到批判。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蘇聯學術界提出要編寫多卷本的蘇聯文學史、多民族文學史和世界文學史，這必然要對世界各國、各民族文學作出評估和比較，思想界的活躍和文學批評的現實需要使得蘇聯學術界對比較文學加以重新審視和研究。1960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各民族文學相互聯系和影響”學術討論會是個轉折的標志，會上蘇聯學者對以往的觀點進行反思，對維謝諾夫斯基作出了重新評價，恢復了他的聲譽，后來蘇聯學者相繼出版了一系列研究維謝諾夫斯基的專著，肯定了他的學術功績，稱他是俄國的“杰出學者”、“科學巨人”。會上也肯定了M·阿列克謝耶夫的東西方古代文學比較的研究方向。十年后，在1971年召開的“斯拉夫文學比較研究”會上，一些理論家進一步對二、三十年代對形式主義的批判，四十年代末對“世界文學”的斗爭等進行反思和清算，如尤·列文在會上就發表了《對外國作家創作的接受》一文。文中肯定文學影響的存在和展開比較研究的必要性，并公開批判四十年代在反對“崇拜西方”的旗幟下，否定了開展比較研究的積極意義。[42] 從此，“文學比較研究”在蘇聯已正式取代“各民族文學相互聯系和影響”作為這一學科的正式名稱，并開始廣泛研究國外比較文學研究的進展情況，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蘇聯的比較文學研究開展的相當活躍，以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而言，其比較范圍，既有從東西方文學比較，也有東方各國如朝鮮與中國文學、日本與中國文學、，俄羅斯文學與中國文學，西方作家與中國作家之間的比較，如阿列克謝耶夫《中國文學·論文選》、《中國文學·論文選》》、《羅馬人賀拉修西賀中國人陸機論詩的技巧》、《法國人布瓦洛與他同時代的中國人論詩的技巧》，康拉德《東方與西方》（1966）、《康拉德論文選·中國學》（1977）等，都是研究中國文學同世界文學發展關系的重要論著。莫斯科大學和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合編的多卷本《東方文學史》，將中國文學與東方其它民族文學進行大量的比較，它作為大學教材在六、七十年代產生很大的影響。這方面的論著還有《中世紀東方與西方的文學類型與相互關系》、《十七世紀世界文學發展問題》，《亞非文學中的小說起源》等。

　　從具體內容來說，過去主要是神話和民間文學，現在擴大到元人雜劇與西方戲曲，陶淵明與西方田園詩人，李白與拜倫等。如前蘇聯學者戈雷金娜曾對明代瞿佑的《剪燈新話》、韓國金習時的《金鰲新話》、日本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語》和越南阮嶼的《傳奇漫錄》進行比較，發現遠東各國以及越南的短篇小說，皆是在業已成熟了的中國傳奇體裁的基礎上形成的；傳奇題材成為該地區各國文學共有的體裁。然而，瞿佑的各國追隨者也都努力使借來的題材民族化[43]。S.Zenin在其論文《謠：從古代到十七世紀》中還將整個遠東地區的同類題材作一比較，從而得出別人未能得出的結論。作者在考察偽造“（童）謠”時，不僅利用中國史籍，也利用朝鮮古典文獻中關于童謠的資料，還比較了越南的史籍《越史略》和日本的古代資料《日本紀》。作者通過比較得出如下結論：利用童謠作為政治武器是中國文化（主要是儒文化）的特色，也是深受儒文化影響國家分共同特點[44]。李福清是在類型研究和比較研究方面運用的比較成功的一位，不但有這方面的實踐，有《從神話到長篇小說·中國文學人物形貌的演化》、《三國演義——三國故事的各種口頭與書面材料》、《中國歷史長篇小說與民間文學傳統（三國故事的各種口頭與書面材料）》等專著，而且還有理論建樹，有專論《中世紀文學的類型研究與相互關系》、《文學類型研究的幾個問題》、《關于文學區域性的內部規律與相互關系的探討》等。

　　比較文學的理論探討也更加深入，諸如各民族文學之間的相互聯系和影響，類型方法在文藝學中的運用，世界文學發展一致性的原則內涵以及這一原則與另一個基本規律——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之間的相互影響及其規律等。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蘇聯出版了相當一批有分量的比較文學論著，如普魯茨科夫《文藝作品的歷史比較分析》（1974），戈爾斯基《亞歷山大·維謝洛夫斯基與現代生活》（1975），集體論文集《文學的比較研究》（1976），日爾蒙斯基《比較文藝學》（1979），赫拉普欽科《歷史研究的主要方法》（1982），阿M·列克謝耶夫《比較文藝學》（1983）連在過去一直拒絕使用“比較文學”術語的涅烏帕科耶娃也開始改向，著有《世界文學史——系統和比較分析問題》（1976），D·馬爾可夫《社會科學中比較歷史和綜合研究》（1983），集體論文集《俄國與外國文學的相互關系》（1983）、《文學聯系和文學過程》（1986）等。但是，比較文學方面的論爭并沒有就此結束在如何看待西方比較文學理論和比較文學學科性質等問題上，蘇聯學者的認識并未統一，七十年代以后仍爭論不斷。相當一部分蘇聯學者雖然對西方比較文學有所肯定，承認“資本主義世界各國比較文藝學的領袖們表現了不同尋常的靈活性”，但對包括雷馬克、韋勒克在內的西方比較文學的代表人物仍主要持批評態度，認為他們是“把對形式主義的研究提到首位”，“企圖把比較文學研究引向結構主義軌道”[45]。另外，他們也仍不接受比較文學是一個“獨立的學術領域”，認為它只是“文學史的一個分支”，它與具體的文學史研究區別在于：“具體文學史的對象是一個民族的文學及其內在的繼承關系，比較文藝學則首先對兩個或幾個民族文學及其相互影響的研究，確定其相似和獨特的規律性”。[46]

　　同比較文學的一樣，結構主義、符號學和接受美學等新觀念和新的研究手段也有著類似的曲折歷程和相關爭論。以接受美學而言，早在“十月革命”前后，魯巴金在其著作中就開始強調讀者接受的重要性，指出“同一本書或同一句話，有多少讀者，就會有多少不同的內容”。到了蘇聯時期的二十年代，文藝理論家別列茨基在其著名論文《文學史科學的當前任務之一：讀者歷史的研究》，就提出建立讀者接受史研究這一學科。但這些呼聲在蘇聯二、三十年代對形式主義的批判以及四十年代末對“世界文學”的斗爭中被淹沒了。直到五十年代末才又在整個文學思潮活躍的大背景下從新提起，到了六十年代在蘇聯形成被稱為究的理論體系，這一學派的領袖人物是米·赫拉普欽科和巴赫金。撰有《文學作品的時間和生命力》，《千秋萬代的生命——文學作品的內在屬性和功能》、《文學的創造性能量》、《文學的詩學問題》（1975）等一系列闡述接受美學理論的論著。但也同比較文學一樣，對這一理論仍存在相當多的爭論。首先，這兩位理論的研究途徑和研究方式就不盡相同，敘述角度也不一樣。至于這個“文學歷史功能”學派與“文學歷史起源”學派在“繼承”、“移植”和“異相存在”等接受理論上則存在更多的本質的分歧，爭論仍在繼續。

　　包括比較文學、接受美學和結構詩學在內的文學研究中的新觀念和新方法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十幾年中取得如此進展，至少有兩點值得注意：

　　首先，蘇聯二、三十年代僵化的理論模式和政治控制束縛了學者們的想象力和創造精神，使學術研究觀念和研究手段滯后，從而使十九世紀以來本來處于領先地位漢學研究落后于世界整體水平。五十年代后期思想控制放松帶來學術思想的活躍，加上域外的新思潮和新手段大量涌進，主客觀條件均臻于成熟，從而使長期受到壓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空前爆發，呈現一種極為活躍的狀態。其次，這些新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手段并非是單純的引進和憑空的想象，五十年代后期的俄羅斯學者也并非是被動的受眾或是在廢墟上建立空中花園的，而是對前人學術成果的吸收，是與前輩的學術主張跨時空的對接，再加以改造和發展。二十年代以前的A·維謝洛夫斯基和M·阿列克謝耶夫對比較文學的理論架構和研究實踐；結構詩學對二十年代之前曾煊赫一時后來卻銷聲匿跡的俄國形式主義學派的繼承和改造，蘇聯結構主義代表人物洛特曼，早年曾師事著名的形式主義大師艾亨鮑姆、日爾蒙斯基和普洛普，這是他后來在結構詩學取得如此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接受美學，早在別林斯基時代，這位偉大的俄羅斯文藝理論家就已經注意到了讀者對文學現象認識的流動性和可變性，他發現在閱讀過程中有著兩種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即杰出文學現象內涵的不可窮盡性和歷史環境的不斷變更性，從而決定了審美內涵的不斷變化。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俄國文藝學心理學派代表人物哈爾科夫學者小組，運用當時的心理學研究成果和科學分析方法來考察文藝創作和接收，從而直接成為后來接受美學的先導。正因為有著前驅者大量的學術積累，后來者的內外條件均成熟時才能突然爆發，在如此短的時間創造出如此豐碩的成果，這是我們在學術研究中如何對待歷史和如何向國外學習時值得認真思考的。

　　5、注意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歷史研究，這雖與沙皇的沙文主義和文化侵略不無關系，但也就此保留了許多珍貴的我國少數族文史資料，也取得了相當的學術成果

　　俄羅斯學者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史研究，在清朝前期和中期，主要是對滿族和蒙古族的研究，清朝后期后，則是對蒙古族和藏族的研究，這當然與沙皇的擴張主義和文化侵略有關，俄國漢學的拓荒者和代表人物列·羅索欣和阿·列昂節夫都為沙皇政府翻譯過《八旗通志》，羅索欣還著有《中國康熙皇帝征服大韃旦游牧民族史》。俄羅斯漢學的開創者比丘林則著有《蒙古札記》、《西藏紀事》、《準葛爾志》、《中亞各民族史料匯編》等研究蒙、藏族的論著，并按葉卡捷琳娜女皇的指令編輯了《蒙俄詞典》，扎哈羅夫亦編纂了《滿俄大辭典》。但是，就像東正教傳道團成員中產生的變化一樣，出于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熱愛，這批學者的研究目的也逐漸由為沙皇政府提供文化侵略資料轉變為學術研究，因此保留了許多珍貴的我國少數族文史資料，也取得了相當的學術成果，成為蘇俄漢學研究中頗具特色的一個亮點。

　　約在十八世紀二十年代，在額爾齊斯（現屬俄羅斯鄂木斯克州）的阿布拉因希特佛寺發現了一些藏文手抄本，這一發現引起俄羅斯學術界乃至其他歐洲學者的興趣，俄羅斯學術界自此開始對中國西藏及毗鄰地區的研究，俄羅斯西藏學由此肇始。十八世紀五十年代，俄國學者席夫內爾（1817－1879）開始編纂經西藏文人加工改造的民間故事《源于印度的西藏民間故事》，并與歐洲民間故事加以比較和詮釋，這是歐洲學者的西藏民間文學比較研究的發軔之作。1943年日本學者吉原公平將此譯成日本在東京出版，日本的西藏民間文學亦由此發端。沙俄時代的西藏文學研究主要集中在民間故事《格薩爾》、《甘珠爾》以及民間傳說“香格里拉”研究上。關于藏族史詩《格薩爾》，俄籍的德裔學者施密特（1779－1847）于1839年在圣·彼得堡就刊布了蒙文《格薩爾》，并用德文進行翻譯，開國外研究西藏民間文學的先河。1935年，蘇聯學者柯津（1879－1956）分別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出版英文版《仁慈的格薩爾汗的傳說》，內有《格薩爾傳》的譯文和注釋，前有緒言。在序言中認為該傳說源于蒙古的民間口頭傳說，但卻錯誤的將格薩爾與成吉思汗混為一談，因而受到許多學者詬病。關于西藏民間故事《甘珠爾》，繼施密特之后，另一位德裔的俄國學者席夫內爾（1817－1879）在俄羅斯科學院對此有較多的研究， 關于藏族民間傳說“香格里拉”：俄國學者德爾智（1853－1938）于1873年曾到拉薩入哲蚌寺習經，他的一生與十三世達賴與沙皇的關系密切。1912年，他在圣彼得堡出版一部用蒙文寫的《舊青冊》（據說亦有藏文本），書中將西藏民間流傳的圣地香格里拉說成在俄國，沙皇就是其中的佛法大王，以此來迷惑西藏的佛教徒。1930年，蘇聯學者羅列赫（1874－1949）在紐約出版英文版《香格里拉》，第一次系統的分析了這一傳說的起源和流布情況，對德爾智的香格里拉俄國說進行糾謬，在國際藏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

　　蘇聯時期的西藏學研究，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主要是編寫西藏文學史，收集西藏歷史文獻資料和編寫西藏文學教程，這些課題主要有蘇聯科學院院士由沃斯里柯夫主持。沃氏于1932年撰成《西藏文學目錄學》，后又與合作繼續研究恩嘎幫宗都亞的《西藏歷史和西藏文學史年表》，1962年沃氏的《西藏歷史文學》出版。沃斯里柯夫之后，H·雅羅斯拉夫采娃曾注釋五世達賴喇嘛的《西藏王臣史》，但沒有完成。西藏文學作品選讀的編輯工作則是由沃斯里柯夫等編選了一本《西藏文學和詩歌選》（1936）。1936年，蘇聯科學院列寧格勒東方學研究所還計劃由謝爾巴茨柯伊、沃斯特利科夫、雅羅斯拉夫采娃、切爾諾夫、巴拉狄因等完成一部《西藏文藝著作和詩歌選集》，但二次大戰旋即爆發，謝爾巴茨柯伊死于德軍轟炸，沃斯特利科夫病死，巴拉狄因則被槍斃，這項計劃并未能實現。

　　二十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蘇聯的西藏學者們主要從事西藏寫本和刻本的分析、著錄及編目工作。其間雖然也進行一些研究，但較之蘇聯二、三十年代的規模和水準相去甚遠。二戰以后蘇聯的西藏學長久沒有恢復，1945年至1968年期間由于缺少研究人員，只有K·K·車列米索夫進行西藏文獻的典藏和整理工作，這項工作也因1950年車氏的調離而中斷，文獻也完全被封閉。直到1951年畢業于列寧格勒大學的B·C·沃羅畢耶夫－杰夏托夫斯基來到東方研究所工作后，手稿中東方文獻分類編目工作才得以繼續。其間也有一些關于西藏文學的論文面世，如薩維茨基論文《西藏的世俗抒情詩，倉央嘉措的作品》，其中探討了八至十世紀吐蕃的民間口頭創作與倉央嘉措情歌之間的聯系。他認為吐蕃詩歌多用六言體，而西藏民歌亦多用每首六言四行“諧”的形式，二者在形式上有明顯的繼承關系。1977年，他又在周刊發表《倉央嘉措的抒情詩與西藏民歌》，再次探討倉央嘉措情歌與西藏民歌之間的關系?！端_迦格言》是西藏民間文學的一種重要形式，所言多為處世格言，皆有益于身心，故為人們所樂道，類似漢民族的《增廣賢文》。布里亞特社會科學院的藏學家鮑爾索霍耶娃通過于印度文學的比較，認為這種訓誨文學源于印度，在元代時傳入西藏，由于執政的薩迦派領袖薩班貢嘎意希堅參而成為一種藏文的書面文學形式，被廣泛采用。

　　八十年代后，蘇聯政局動蕩直至解體，俄羅斯藏學研究走向衰落。

　　綜觀蘇俄250多年的西藏學發展史，可以說是一部由興盛到衰落的歷史，也是一部由文化侵略到學術研究的轉變史。蘇俄西藏學的最大成就，是匯集了較之西方各國更為豐富的藏文文獻，其中有許多是極為珍貴的絕本，蘇俄政權雖幾經更迭，但對這些珍本一直秘而不宣。無論從國家政治、地域軍事還是行政管理、宗教文化，我們都有必要高度關注這批文獻以及俄羅斯學者對此的加工整理和研究。???

注釋：

[1] 布納克夫《十九世紀上半葉俄中關系史上的一頁》[J] 蘇聯東方學，1956(2)

[2]杜曼《比丘林——俄國東方學奠基人之一》，《歷史問題》[J]，1953.8。

[3]比丘林《中國居民的風俗習慣和教育》，轉引自杜曼《比丘林——俄國東方學奠基人之一》，《歷史問題》[J]，1953.8。

[4] 比丘林《中華帝國》，北京宗教使團出版社[M]，1910。

[5]米亞斯尼可夫《比丘林的創作遺產與當代》，《遠東問題》[J]，1977.3。

[6]比丘林《東亞和中亞歷史地理資料匯編》[M]，楚什瓦國家出版社，1960。

[7]杜曼《比丘林——俄國東方學奠基人之一》，《歷史問題》[J]，1953.8。

[8]阿列克謝耶夫《中國論詩人的長詩：司空圖（887－908）的〈詩品〉》出版于1916年，但阿列克謝耶夫的主要研究活動則在1917年后的蘇聯階段。為論述方便，將放在蘇聯階段一并討論。

[9] 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M]，莫斯科1932年版465－474頁。

[10]李良佑、周士琳《六十年代以來蘇聯對中國文學翻譯和研究情況述評》，《上海師大學報》[J]，1983·02

[11]論文《中國文藝散文作品中的佛教思想(17世紀篇小說〈隔簾花影〉的宗教思想問題)》，載文集《中國∶歷史文化和史學》[M]，莫斯科1977年版，第222-246頁。

[12] 以上出版資料轉引自李逸津《世紀之交的俄羅斯漢學－文學研究》，北京《俄羅斯文藝》2002·05；（日）細川廓真《蘇聯研究中國文學的一些情況》，《國外社會科學》1981·03。

[13] S.V.Zenin： Kitajskaja anonimnaja aforisticheskaja poezija— “Literatura I kultura narodov Vostoka”， Moscow， Nauka， 1990，pp.51-67.

[14] M·E·克拉芙佐娃，古代中國詩歌[M]，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中心”，1994。

[15]К·И·戈雷金娜，太極———1至13世紀中國文學與文化中的世界模式[M]，莫斯科∶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東方文學”出版公司，1995。

[16]李福清《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蘇聯》，田大畏譯，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版，11頁。

[17] 《世界各民族神話百科全書》，第一卷，莫斯科1980，第二卷，1982。

[18]在她之前只有兩篇副博士論文：波茲列耶娃《論西廂記題材兼論元稹鶯鶯傳》；科洛索娃《論唐傳奇》。

[19]瓦西里耶夫《中國文學史綱要》為柯爾施主編的《世界文學史》第一卷，1880年圣·彼得堡出版，41頁。

[20]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M]，莫斯科1959年版。

[21] L.E.Cherkasskij：Poezija Tsao Chzbi， Moscow，Lzdatel’stvo vostochnoj literatury，1963.

[22]巴斯馬諾夫《李清照〈漱玉詞〉》，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M]，莫斯科，1947年版。

[23]巴斯馬諾夫《辛棄疾詩詞集》，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M]，莫斯科，1959年版。

[24]瓦西里耶夫《中國文學史綱要》為柯爾施主編的《世界文學史》第一卷，1880年圣·彼得堡出版，581－563頁。

[25]見《中國文學》，莫斯科，1978，353－365頁。

[26]Л.Э艾德林的《關漢卿》，見《文學報》1958。6。19；В.Ф索羅金德《偉大的戲劇家關漢卿》見《蘇聯漢學》1958。2；《竇娥冤》，索羅金譯，見《外國文學》1958。9；《救風塵》，謝馬諾夫、雅羅斯拉夫采夫合譯《東方文選》第二冊，莫斯科，1958。

[27]載《東方國家語文學》，列寧格勒大學出版社，1963，110－125頁。

[28] H·費德林《中國文學研究與翻譯在蘇聯》，宋紹香譯，《岱宗學刊》[J]，1997.3。

[29]瓦西里耶夫《中國文學史綱要》為柯爾施主編的《世界文學史》第一卷，1880年圣·彼得堡出版，583頁。

[30] 李明濱《蘇聯漢學家李福清》，《國外文學》[J]，1989·03。

[31] 19世紀和20世紀初俄國外交政策(第二輯第二卷)[Ｍ].莫斯科政治文獻出版社，1976，481頁。

[32] 《十八世紀俄中關系》(第一卷)[M].莫斯科科學出版社， 1978。

[33]布納克夫《十九世紀上半葉俄中關系史上的一頁》[J] 蘇聯東方學，1956(2)。

[34]如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來華傳教的的艾儒略在出發前寫給耶穌教會長老的一封信中，陳述他要去中國傳教的動機：“出于對耶穌的愛，我有一種強烈的愿望，愿意忍受任何的苦楚。我不僅要奉獻我的生命，而且要切實地運用我的力量去幫助那些為上主的寶血救贖的不幸靈魂。我希望協助基督，拯救那些靈魂，因為在這世界上的許多地方，他們缺乏任何的靈性幫助。我不知道為什么上主已給我火一般的渴望為他的愛而工作?！币?(意)柯毅霖.晚明基督論[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38頁。

[35]論語[M]，莫斯科：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學出版公司1998。

[36] 分別見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中心1999年版；圣·彼得堡“小鹿”出版社1998年版。

[37]見李福清《中國與朝鮮文學的體裁與風格》，莫斯科1969年版，104－117頁。

[38]見蘇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編委會主編《東方民間文學和神話之研究》叢書，1970年版。

[39]B·馬努金譯，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1977年版。

[40]奚如谷博士論文《通俗劇與敘事文學：金代戲劇面面觀》，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M]，54頁、56頁。

[41]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文學百科全書》[M]，莫斯科1937， 2卷265頁。

[42] 《對外國作家創作的接受》，見論文集《歷史－文學過程》[M]， 莫斯科，，蘇聯科學出版社，1974，269頁。

[43]李福清《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蘇聯》，田大畏譯，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版，38頁。

[44]李福清《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蘇聯》，田大畏譯，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版，38頁。

[45]日爾蒙斯基《文學的歷史比較研究問題》，見論文集《比較文藝學》列寧格勒，1977，第67頁。

[46]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文學百科全書》（第九卷）[M]，莫斯科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