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1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與弘道書院在國學館122會議室共同舉辦了“儒家文化與《白鹿原》思想座談會”，借此緬懷剛剛故去的史詩巨作《白鹿原》的作者陳忠實先生。本次座談會有幸邀請到來自儒學研究和文學理論界的十幾位學者，對陳忠實和白鹿原以及白鹿原所反映的儒學傳統和關學意識等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分析討論。

一、開幕及致辭

　　會議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梁濤教授和弘道書院院長姚中秋先生共同主持。在經過默哀儀式之后，首先由人大國學院梁濤教授發言致辭。梁濤教授指出在民國之初的社會環境下，中國有兩條道路可走，“一個是土改、革命的道路，無產者具有革命精神，經過革命運動進行改造，凝結成堅定的力量，最后奪取政權。另外一個是儒家學者提出的方案，他們想立足鄉村，通過鄉村建設重建一個文明或者重建一個新禮俗社會。”在那樣的動亂時代中，每一個抉擇都可能會產生極其深遠的變動，而“《白鹿原》恰恰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生動、非常細致的社會大變動的畫面，把非常抽象的、以前進行理論分析上的理論框架，有血有肉地落實到具體生動的事件、人物之中。正是這一點，我非常認同《白鹿原》是一部中國近現代歷史。”

　　然后，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韓星教授的“白鹿原、《白鹿原》和關學、儒學”主題報告把基本的背景情況做了詳細介紹。韓星教授分析《白鹿原》小說以白鹿原命名，大概是因為陳忠實生長在白鹿原，故事也發生在白鹿原，是半記實、半虛構的民族史詩性作品。白鹿原與《白鹿原》，歷史與現實、真實與想象、思想與情感，等等交織融匯，為人們創造了一個精神家園。而這個精神家園就是《白鹿原》所描寫的——關學、儒學。?

二、朱先生的原型人物介紹

　　針對《白鹿原》小說中的唯一確定人物原型——牛兆濂的生平事跡和思想淵源以及其與陳忠實先生和《白鹿原》的關系做了分析討論。

　　牛兆濂曾孫、現任云閣書院院長、西安牛兆濂研究會秘書長牛銳說：“小說當中130個人物，基本上沒有完完整整有生活原型的，朱先生唯一是有生活原型的人物，而其原型是關中地區被老百姓廣泛流傳的牛才子（即牛兆濂）。在《白鹿原》中雖著墨不多，但卻是白鹿兩家之外的另外一條暗線，即以儒家的角度看待當時中國農村社會變革的格局。而小說當中的每一個高潮都有朱先生的出現。”由此也可以看出牛才子在陳忠實先生心中的地位以及在《白鹿原》中的重要性。“牛才子不僅僅是我家族的一個長輩，更是中國傳統的人格象征和社會精神。透過牛才子，可以看到幾千年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歸宿，從道不從君，體恤民生，關注底層的濟世情懷，是為民族興亡奔赴前線的一腔熱忱，審時度勢對時事了如指掌，是平靜對待死亡的哲人態度。”

　　西安文理學院人文學院教授、關學研究中心主任王美鳳教授進而對牛兆濂先生的學理思想進行了補充介紹。她認為：牛兆濂的思想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說：第一，理學思想方面，藍川（牛兆濂）先生對張載開創的關學與程朱理學之間的繼承和發揮。藍川作為清末民國初期的關中大儒，在繼承的基礎上，也有很多的發揮，尤其在理學本體論上，如理本和契本、禮儀風俗概念的認定等。

　　第二，藍川先生在特定背景之下，從學理方面梳理孔孟的思想并推演理。藍川先生也致力于古代理學典籍的整理，牛兆濂先生為了整理呂大臨的《云閣禮記傳》16卷，長期辛勤勞動，最后雙目失明，作出巨大的貢獻。

　　第三，學理思想的社會實踐。關學最大特征就是注重懂善識學、恭行禮教。從張載到藍田三呂，一直牛兆濂先生，關學學人仍在堅守關學的實學特征。

　　她評價說：“我們不敢說他是關學的最后一個學人，但藍川先生絕對是清末民初關學在社會轉型時期的一個集大成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哲學研究》編審羅傳芳先生認為陳忠實現身在以牛兆濂為原型建構朱先生這個人物的時候，實際上是實現了“朱先生、牛才子、陳忠實三個人實現了同構”，并且指出牛兆濂與儒家文化及關學關系極為密切，還總結了關學的三個特點，即兼容并蓄、敦行教化和獨立人格。而這些在牛兆濂先生身上多有體現，體現了張載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

三、《白鹿原》反映的儒家傳統文化與陳忠實關學精神

　　對于陳忠實先生《白鹿原》是否展現了關學精神，學者多有討論。自由學者趙尋先生認為：“陳忠實乃是關學門外漢，完全不足以承擔關學復興的責任。” “陳忠實所代表的關學意識，在80年代文化尋根意識之下發展出來的關學意識。但這種意識并不那么濃厚和正宗。”

　　牛銳先生則認為：關學的精神已經融入到關中地區老百姓的生活當中和血脈當中。這一點也得到了韓星教授的認可，韓老師指出《白鹿原》所體現出來的是儒家文化，而非儒學。“儒家文化是學術性的東西滲透到民間社會當中形成的”，或許會摻雜有其他，但卻是真切反映了儒家思想。羅傳芳先生認為陳忠實對所有傳統文化的理解，是他到那個地方感受到的祖輩們所口口相傳的東西。

　　羅傳芳先生指出陳忠實先生把朱先生當作一個精神的載體，將關中精神凝聚在朱先生的身上。“在朱先生身上，有儒家的一切美德，仁義禮智信，忠孝仁愛，這些東西在他身上都是活靈活現的，從朱先生的兩個兒子的名字——懷仁和懷義即可看出。陳忠實在構想人物時把儒家精神置入其中。”因此，陳忠實先生在借小說里的朱先生來表達他的一些觀點和思想。

　　姚中秋教授對陳忠實先生有很高的評價，他說“陳忠實先生在一百多年來的現代文學史上以及中國一百多年來的觀念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指出：

　　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觀念之中始終圍繞著“家”而展開的，如魏晉時期佛教傳入中國，直接沖擊中國人家的觀念；宋儒辟佛，橫渠、二程重建家、宗族。中國反復受到外生觀念或者政治力量的沖擊，每一次沖擊的切入點都是家。而在《白鹿原》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各種外來的思想、政治力量，在家、家族和鄉約這些方面匯集并紛爭乃至毀壞，這是現代中國變動的主題，也是現在文學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母題：破家、非家、出家。

　　陳先生對“家”是一個正面的描述，不管是對家長尤其是對長子婚姻、祠堂包括宗族的治理，總體而言是一種肯定性的態度。“從大的歷史脈絡來看，陳忠實先生這本小說確實是‘平地一聲雷’，這樣一本小說正是對‘家’的重新回歸。”

　　梁濤教授也認為：“在1993年（小說出版時間）的時候，從正面刻畫的一個儒者形象有積極意義的。”在那種大的學術環境下，他從正面評價，對一般的社會大眾而言會有新的了解，這個作用不可低估。

四、《白鹿原》的寫作方法和主題

　　除了人物和思想的分析，學者還從文學的角度對陳忠實先生和《白鹿原》進行討論。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方兢認為：“文學理論最重要的范疇是不存在的，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范疇。在方法上，陳忠實基本上沒有超越，但在思想上實現了超越。”他指出“以前文學作品都是政治本位，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都是政治本位。1986年開始轉向，文化超越政治，文化本位超越了政治本位。而《白鹿原》是代表性的，這是其一大貢獻。”

　　而陳忠實先生的生活經歷對其書寫《白鹿原》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陜西作協《延河》雜志常務副主編、編審張艷茜女士說：“陳忠實的文學人生，有兩個關鍵詞貫穿始終，一個是剝離，一個是尋找。這兩個關鍵詞，對他造就《白鹿原》是非常關鍵的。”所謂“剝離”，即指“剝離狹隘的農民精神視野，不能僅僅以一種傳統的農業文明意識看生活，還要具備一定的現代文明意識。同時，剝離政策執行者的角色，要還自己一個作家的角色。最后，剝離非文學的文學觀念。沒有這一次次剝離，就沒有后來的作家陳忠實，也沒有后來的《白鹿原》。

　　關于主題，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西北大學學報》主編劉煒評教授認為《白鹿原》是鄉村題材文學作品，都是寫當下鄉村生活的進行史，而它的成功之處在于“寫出了十來個或者七八個有一定典型性的文學人物形象”。他說：“陳忠實先生的小說自覺不自覺地有慮到中國的鄉村，乃至于中國整個社會向何處去的問題。這個意義上，我用了‘鄉愁’這個詞。” 這個“鄉愁”是指對鄉村歷史文化性的一種憂慮精神情緒，而這種鄉愁是和現當代的鄉村文化建設密不可分的。

五、《白鹿原》與儒學傳統和鄉村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儒教研究室主任趙法生先生將傳統鄉村文明建設和《白鹿原》聯系，并總結為三個典型方面，即：一個是朱先生。朱先生傳播的是儒家的人生哲學，沒有朱先生就沒有儒家的精神氣質。朱先生在塑造白鹿原的精神方面，可以說是是靈魂人物，是傳統鄉土文明的靈魂，提供了一種人生信仰。第二，白嘉軒。白嘉軒是族長是鄉紳，他是鄉紳，他的載體是宗族、祠堂。第三，傳統民間信仰，比如羚羊先生、和尚道士作法等，這些體系、民間信仰，文革之前都有，構成了鄉下人傳統信的系統，儒家教你怎么生活、怎么做人，儒家信仰給你死后一個安生地。

　　而國家圖書館研究員全根先先生則將《白鹿原》中儒家思想與鄉村文化建設提出：《白鹿原》通過塑造白嘉軒、鹿子霖表現陳忠實先生對傳統文化的一種態度，是儒家思想中“義”與“利”不同的抉擇。事實上，“‘仁義’二字貫穿這部作品的始終，仁義不僅是個人修養、準則，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和因素。”

　　最后，韓星教授總結說：“文學講究人物的塑造，但另一方面非常符合儒家文化核心的人格建樹，即人格塑造，這是現在一般人讀后能有所感觸的地方。中國人特別講究人格魅力，《白鹿原》里面塑造的人物，無論是朱先生還是白嘉軒乃至其他人物，都是非常生動活潑的，有血有肉的，有小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塑造了各種人格形象。”這也是文學與儒學思想建構相通之處，也正是陳忠實先生所做出的貢獻，也是《白鹿原》對于當今社會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