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正義》86卷，是晚清卓越經學大師孫詒讓（1848—1908）的代表作。其重要版本，一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的鉛印本——乙巳本，二是清宣統楚學社1931年湖北篴湖精舍遞刻本——楚本。1987年12月，中華書局出版《周禮正義》王文錦、陳玉霞點校本，列入《十三經清人注疏》。點校者經學功夫深湛，點校精當，堪稱古籍整理的典范。2015年11月，中華書局出版《周禮正義》汪少華點校本，作為許嘉璐主編、王云路李建國副主編《孫詒讓全集》的重要組成部分。將汪少華點校本與王文錦、陳玉霞點校本（以2013年第2版第4次印刷本為據，以下簡稱“王陳本”）相比較，可見前者改正標點、增補校記大約3000處，具有以下四大優點：

　　首先，補充了孫詒讓《周禮正義》批校本的數百處批校。這部孫校本，現藏臺灣師范大學圖書館。王更生先生1972年在《國文學報》創刊號發表《孫詒讓先生著述經眼錄》披露孫校本“有仲容手批墨校，蠅頭端楷，彌足珍貴，目睹手澤，如親芝宇也”。汪少華前往臺灣閱覽了這部孫校本，過錄了全部批語，采納到點校中。例如1750頁“此頒禽亦謂分予之群臣，卿大夫士也”，“卿”原訛“即”，孫校本改為“卿”，因為“群臣”不限于“大夫士”，還包括“卿”，即3331頁鄭玄所注“群臣，卿大夫士也”。又如4198頁“凡屋之中脊最高處謂之極，上覆以瓦謂之甍，下承以木謂之棟，三者上下相當”，“三者”指“極”、“甍”、“棟”，原訛“二者”，孫校本改正。再如357頁引段玉裁云：“凡二本字乖異而用一廢一，曰從。如蕭或為莤，鄭大夫從莤讀縮，杜則從蕭是也。鄭君從杜，蕭與茅為二，大夫、許君莤茅為一。”“鄭大夫”原作“鄭仲師”，與段玉裁《周禮漢讀考》原文一致。孫校本改作“鄭大夫”，有其理據：354頁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可見“從莤讀縮”的是“鄭大夫”。孫詒讓214頁引《后漢書·鄭興傳》“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建武六年，征為太中大夫”之后說“注凡引鄭大夫義，皆其遺說也”；15頁引《后漢書·鄭興傳》“興子眾，字仲師。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之后說“仲師作《周禮解詁》，與鄭大夫興為二鄭”，可見“鄭大夫”是鄭興，“鄭仲師”是鄭興之子鄭眾（鄭司農），可見段玉裁將“鄭大夫”誤作“鄭仲師”是父冠子戴。

　　其次，改正了王陳本的校對疏誤。王陳本《本書前言》自述“以乙巳本做底本，以楚本做工作本。用乙巳本和楚本逐字對校，先用鉛筆把楚本改成乙巳本，然后再進行點校”。把楚本改成乙巳本的過程，校對疏誤勢必不少，因為乙巳本印刷粗劣，模糊不清。其中乙巳本正確，因疏漏而誤從楚本，這就影響了點校質量。例如1231頁引《司刺》注“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與3425頁《司刺》注合，王陳本則從楚本將“若”訛作“者”誤屬上句（1022頁）。又如為了說明“昔夕古字通”，38頁說“王逸《楚辭章句》引《詩》云‘樂酒今昔’”，與《谷梁傳》“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管子》“旦昔從事”都是“以昔為夕”。王陳本從楚本“引”訛作“同”，遂致破句：“王逸《楚辭章句》同，《詩》云‘樂酒今昔’”（31頁），令人誤以為《楚辭章句》同《管子》或《谷梁傳》。也有乙巳本正確，因誤判而從楚本。例如《漢律》有“矯詔害”、“矯詔不害”，王念孫《讀書雜志·漢書第十·矯先帝詔害》指出“《漢書》凡言坐矯詔罪者，皆有害、不害之分。《史記》亦有之”，批評《義門讀書記》以“害”為衍文“蓋未考《漢律》也”。3517頁孫疏“如《漢律》所謂矯詔害者”即是引《漢律》。王陳本誤判而從楚本，將“矯詔害”改作“矯詔書”，出校（2920頁）：“‘書’原訛‘害’，據楚本改。”新校本有糾正各本訛誤，例如646頁引《左傳·哀公十七年》“衛侯薨于北宮”，“薨”是“夢”之訛，衛侯未死，而是做夢，《左傳》下句“見人登昆吾之觀”可證，于是出校。還有改正王陳本排印錯訛，例如662頁“應門、雉門、皋門外，雖不為朝，而皆有廷……賈疏謂‘閽人掌中門……’，非也”，“應門雉門”、“閽人”排印訛作“應問難門”、“間人”（王陳本547頁）。新點校是以王陳本做工作本，再度核對乙巳本和楚本，就便于最大程度地糾正各種疏漏錯訛。

　　第三，改正了王陳本的標點錯誤。由于《周禮正義》涉獵廣、考證深，且是節引，文義理解難，標點錯誤在所難免。王陳本標點錯誤，一是敘述語誤為引文，例如220頁“彼注云：‘具所當共。’謂以所當共之事，戒所掌之官，警其廢闕”，王陳本誤將孫疏“謂以所當共之事，戒所掌之官，警其廢闕”作為所引注文，置于引號內（179頁）。二是引文誤為敘述語，例如245—246頁引《小宰》注“法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王陳本誤將“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作為孫疏置于引號外（199頁）。三是不當分而分，例如1310頁引《方言》：“揄鋪、????、帗縷、葉輸，毳也。”《方言》卷二接著說：“荊揚江湖之間曰揄鋪，楚曰????，陳宋鄭衛之間謂之帗縷，燕之北郊朝鮮洌水之間曰葉輸。”可知“揄鋪”、“????”、“帗縷”、“葉輸”為四詞，王陳本頓開誤作“揄、鋪、??、??、帗、縷、葉、輸，毳也”（1089頁）。四是當分未分，例如3742頁說“《管子·五行篇》載黃帝六相，其名有當時、廩者、土師、司徒、司馬、李”，照《管子·五行篇》的解釋，“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王陳本誤將“當時廩者”合一，“六相”就成了五位（3105頁）。五是書名、篇名、人名、地名誤標失標，例如2570頁“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梼杌》”，趙注說“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并解釋了得名之緣由，孫疏明確說“彼三書”，王陳本未將“春秋”、“乘”、“梼杌”標書名號（2137頁）。又如3513頁引《谷梁傳·成公五年》“晉 伯尊遇輦者不辟”，“伯尊”《左傳》作“伯宗”，是晉國大夫。王陳本標作“晉伯尊”，施事從“伯尊”誤為“晉伯”，“尊”成了形容詞（2916頁）。再如3591頁引《管子·事語》“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這一“齊”正如2595頁孔廣森對《管子·事語》此節的解釋：“齊，中也，與《爾雅》‘距齊州’之齊同義，亦言中州之國大，負海之國小。”王陳本“齊”字標專名線，“齊”下標逗號（2981頁），視作齊國。六是破句，例如1255頁引《詩經·召南·野有死麕》“有女懷春”毛傳“春，不暇待秋”，孔疏：“傳以秋冬為正昏，此云春者，此女年二十，期已盡，不暇待秋也。”王陳本將毛傳標作“春不暇，待秋”（1042頁），則沒有時間的急迫就變為允許延期的兩可。有的破句甚至與原意完全相反，例如3400頁引《檀弓》鄭注：“時子般弒，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孔疏說得很明白：“莊公以三十二年薨，大子般立。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立閔公。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而王陳本將鄭注標點為“時子般弒慶父作亂”（2821頁），被弒的子般竟成了弒慶父的作亂者。再如541—542頁：“賈疏謂鄭‘謂大宰斂得九賦之財，給九式之用，待來則給之，故云待猶給，非是訓待為給’，非鄭恉也。”鄭注“待猶給”，賈疏認為這是因為“待來則給之”，所以說“待猶給”，而不是“訓待為給”。孫疏則贊同“訓待為給”，認為是“引申之義”，賈疏“非鄭恉”。王陳本標作“賈疏謂鄭謂大宰斂得九賦之財，給九式之用，待來則給之，故云待猶給，非是。訓待為給，非鄭恉也”（447頁），恰恰違背孫疏原意。

　　第四，校正了《周禮正義》的引文錯訛。這是繼承王陳本的傳統，例如對于鄭注“祭祀之容，穆穆皇皇”的“穆穆”，孫疏引《詩·周頌·雝》“天子穆穆”鄭箋“穆穆，美也”為證。王陳本1016頁出校：“案：《雝》鄭箋無此解，而孔疏有‘穆穆然而美’之語。”汪本1224頁出校：“案：《周頌·雝》‘天子穆穆’當為《商頌·那》‘穆穆厥聲’。”顯然后者較優，因為鄭箋固然有此解，只不過是針對《商頌·那》“穆穆厥聲”。有的是出處錯誤，例如孫疏引《漢書·食貨志》“在壄曰廬，在邑曰里”之后說“《公羊·宣十七年》何注義同”。類似《漢書·食貨志》的訓釋“在田曰廬，在邑曰里”僅見于《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注，故1139頁出校：“七”當為“五”。又如引《詩·陳風·宛丘》“不績其麻”，1179頁出校：“宛丘”當為“東門之枌”。有的是涉上下文而訛，例如引焦循云：“《考工記》云：‘廟中容大扃七個，闈門容小扃參個。’注云：‘廟中之門曰闈。’” “廟中容”，《考工記》原文、焦循《群經宮室圖》卷二并作“廟門容”，涉下注“廟中”而訛，故1226頁出校：“中”當為“門”。

　　從1987年到2015年，新舊點校本相隔28年，電子檢索等物質條件的優越已經無可比擬，新點校本又是在王陳本的厚實基礎上進行，后出轉精是題中應有之義。然而對堪稱古籍整理典范的王陳本進行精耕細作，標點尤其是破句的改正，難度系數相當大，不僅需要辛苦耐煩，而且必須深入求證。在輕整理重著作的當下，耗費5年時間來重新點校這部280萬字的傳世之作并且取得不俗成績，這種精品意識，對于古籍整理或國學研究應該具有示范意義。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經學文獻研究中心）

（原載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