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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論李斯的政治失意與文學得意

  內容提要:李斯是中國歷史上很有爭議的一個悲劇人物。千載之下,有人關注他的“倉鼠哲學”,認為那是他人生悲劇的根源;有人說他是經天緯地的治國能臣,堪比管仲,周公旦;他屈從趙高,參與“謀逆篡位”,成為萬劫不復的罪臣,自己最后卻逃脫不了“具五型,夷三族”的悲慘下場。他人性的丑惡,卻不能掩蓋他驚世文學才華,《諫逐客疏》“一言以興邦”成為政治散文的典范。我們到底因該如何評價李斯?如何看待他的一生?明朝李贄在《史綱評要.后秦紀》中評:“李斯是圣是魔,未可輕易評說。”本文就跟隨司馬遷的《史記.李斯列傳》,從深入了解李斯的性格入手,簡要、客觀地分析比較李斯在政治上失意和文學上取得的成就,力求還原一個矛盾而真實的李斯。

  關鍵字:李斯;焚書;東門黃犬

一、跌宕起伏的政治仕途

  李斯在他人生的政治舞臺上,可以說是平步青云躋身政壇,僅用不到十年的時間輔助秦始皇一統天下,這都體現了他驚人的才華和高人一籌治國謀略。然而,他最后卻偏離人生軌道,走上身敗名裂的道路。這些看似有許多偶然性,其實與李斯獨特的人生價值觀有一脈相承的關系。

  1、李斯的發跡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史記.李斯列傳》),在列傳的開頭,司馬遷用開門見山的方法點出了李斯的家世背景,他只是楚國上蔡的一介平民,只做過郡縣的小吏。他是如何從一介布衣,搖身一變成為秦國風光無限的客卿,從而輔助秦始皇統一六國,廢除分封制,建立郡縣制,實現了他的政治理想?這要從他的“倉鼠哲學”和師從荀子開始來看他的人生軌跡。

  無疑司馬遷對李斯惡劣的本質是有著非常到位的了解。他在列傳的開頭,便引入了關于“老鼠之嘆”的故事:“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史記.李斯列傳》)廁鼠和倉鼠由于所處環境的不同,它們的生存境況竟有如此天淵之別——廁所里老鼠吃臟東西, 人或狗的接近,讓它們驚嚇流竄,無以安生;而倉庫里的老鼠卻有吃不完的肥美糧食,住所寬敞,且無人驚擾,自在舒適,“于是李斯乃嘆之曰:‘人之不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史記.李斯列傳》)他不由得進行人鼠對照,想到了貴與賤在老鼠身上都如此,人何以堪!隱藏在他心靈深處的價值觀已經顯露無疑,那就是要為自己創造一切可能的機會,不惜一切代價,躋身權貴之列。有了改變自己處境的原動力后,李斯刻苦努力,終于學成帝王之術,追求功名心切迫使他匆忙辭別恩師,輾轉他鄉。“垢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于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史記.李斯列傳》)離開荀卿時,李斯對老師發表的這番慷慨激昂的陳說,可以說是他“倉鼠哲學”的形象演示。一方面表現了他不甘于平庸、恢弘志向不同于常人;另一方面他對卑賤的極度鄙視與赤裸裸對富貴的追求,為他日后遭遇不測之禍埋下了潛藏的危機。

  2、從“諫逐客書”到“力薦焚書”是其政治理想的實現

  最先讓李斯在政治上嶄露頭角,讓他從一名普通客卿一躍為掌握實權的“廷尉”,源于秦王朝統治階層決定的“逐客事件”。其起因是韓國人鄭國被派到秦國修建鄭國渠,后被秦國宗室、大臣舉報為間諜,說他修筑鄭國渠的目的是為消耗秦的國力,以消滅秦滅六國的雄心。“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候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于秦耳,請一切逐客。’”而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此時李斯力挽狂瀾,奮筆疾書,成功上書《諫逐客書》,不僅為秦王挽回了大量的人才,也為他贏得了秦王的特殊賞識和信任。在《諫逐客書》一文中,他大膽引證秦王先祖的用人制度,提出了滅六國,一統天下的具體實施方法,李斯杰出的政治才華因此得到充分的展示,一舉成為因時大臣,成為秦國政壇的核心成員。《諫逐客疏》為秦蕩平天下,統一六國作出的貢獻,應給以充分的肯定。

   廢除分封制,設立郡縣制,是秦王嬴政一統天下,封建中央集權的開始。而這一設計方案的提出者,則是政治經驗老道而豐富的李斯。他通過分析周朝分封同姓弟子的歷史教訓,指出分封不利于秦國的統一和發展鞏固,只有推行集權于中央的郡縣制才是社稷安定的長治久安之計。秦始皇采納了李斯的建議,“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后無戰攻之患。”(《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提出設立郡縣制,體現了他反對封建割據,支持一個中國的政治理想和治國方略,它避免了由于統治者內部爭權奪利而引起的紛亂社會局面,人民可以過上相對安寧的生活,它的積極意義一直影響了中國歷史幾千年,直到今天。

  然而一種舊制度消亡之后,與其相應的思想觀念并不會立刻消失。實行郡縣制,不封王分地,這在秦以前的朝代都是沒有的,對于皇子功臣們來所,這是他們第一次面臨失去天賦權力的機會,觸犯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大宴群臣,仆射周青臣對秦始皇歌功頌德,就在皇帝很高興的這個場合,淳于越提出了分封皇子功臣為諸侯的建議,大罵周青臣不是忠臣,理由是:“臣聞之,殷、周之王千余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常田、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記.李斯列傳》)淳于越敢于冒死進諫,并不是他沒把秦始皇反對分封主張當回事,淳于越的“聲音”代表了被削弱利益的群體。當然,這也與李斯維護中央集權的政治主張相違背。這是對皇帝權威的公開挑戰,這在專制時期是萬萬不許的,更不許其擴散蔓延,如何維護皇帝和中央的絕對權威,自然是秦始皇和這一政治主要追隨者李斯要考慮的問題。

  對淳于越要加封皇子功臣的建議,李斯大加斥責。李斯敏銳感覺到了時代的變化要求加強思想統治,他認為眾儒生以私學議之,對國家律令和朝政妄加評論、擾亂民心。“入則心非,出則巷議。”他建議,私人所藏的諸子百家書一律上繳官府,民間求學要以官吏為師。秦始皇聽從了李斯的建議,采取了粗暴的“焚書”文化政策,《詩》、《書》是上古三代的學術匯集,百家是春秋戰國的學術精華,幾乎“暫盡殺絕”,這種毀滅文明、割斷歷史的極端專制主義,它給傳統文化的傳承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一直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焚書”事件,是秦始皇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不惜破壞國家和民族文明的根基,是一種殘暴的政治手段。這個時候,李斯沒有把他所學的帝王之術,用于彌補君主的過失,幫助國君走上富國民強的道路,是他作為人臣的過失;李斯小題大作,充當“焚書”策劃者,充分暴露了他以“私利”至上的極端個人主義思想,他的所為不過是為了取悅秦始皇這個靠山,繼續維持他對功名利祿的瘋狂追逐。“焚書”事件是他人生的一大污點,且無法讓后人原諒。

  3、李斯的失勢與敗落

  李斯憑借自己的政治才能和政治手腕,成為統一帝國的開國元勛。而真正斷送李斯一生輝煌政治前途,讓其背上歷史千古罵名的是“矯詔”事件,因為他所犯的錯誤是致命的。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于第五次東巡的途中染病,并于同年七月,客死沙丘。秦始皇生前令宦官趙高擬寫詔書,立長子扶蘇為太子,并賜書公子扶蘇:“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史記.李斯列傳》)但“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胡亥的老師趙高,是一個心狠手辣的野心家,他想通過廢長立幼,把握住這次篡權的絕好機會,把權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而這件事,必須得到丞相李斯的同意才能成功。李斯作為國家棟梁之臣,深知“廢長立幼”宮廷政變會引起什么樣的后果,其中利害關系,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當時扶蘇是長子,又有皇帝的遺詔,理應是皇帝的接班人,但扶蘇身邊有掌握重兵且戰功赫赫的蒙恬輔助,特別是扶蘇傾向于儒家的治國思想,與自己法家思想不同,一旦扶蘇入主咸陽,對自己很有可能不利。這時,趙高以李斯的“利字當頭”人性弱點為切入點,脅迫李斯就范。

  在這突如其來的變故面前,在趙高的威逼利誘下,李斯的“倉鼠哲學”戰勝了他的理智和作為人臣應有的“義”,他選擇保全已有的高官厚祿,最終喪失了政治立場和最后的道德底線,選擇和趙高同流合污,也因此落入了趙高的陷阱之中。“矯詔”事件是李斯人性最為扭曲的表現,邁出了人生最丑陋的一步,李斯從此告別了他政治生涯的煊赫時代,進入了他人生最為不光彩的時代,即使最后仍沒有逃脫趙高的魔掌,以腰斬咸陽并夷滅三族的結局收場,也得不到人的同情,他作為歷史的反面教材永遠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胡亥當上皇帝后,趙高成為政治上的新寵,他們師徒二人把國家弄得一片狼藉。李斯昔日輝煌的中央集權政治理想也曇花一現,大秦帝國也因此走上了風雨飄搖的末路。司馬遷對李斯輔助秦始皇統一六國的功勞是肯定的,但由于他見利忘義的本性而導致了個人乃至整個家族的毀滅,如果他當初敢于與趙高抗爭,戮力維護秦皇朝的穩定統治,那么歷史上多了一個流芳千古的忠臣,那么“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史記.李斯列傳》)

二、李斯熠熠生輝的文學成就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有秦一代文章,李斯一人爾。” 他天資聰穎加上后天的孜孜不倦求學,《諫逐客書》是他文學才華熠熠生輝充分展現。而豐富的人生經歷讓他對人生有了更加多的關注和思考,政治仕途最后的失意,催生了他“東門黃犬”千古一嘆。通過分析,李斯璀璨的文學影響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政論散文典范《諫逐客書》

  李斯的《諫逐客書》收錄于《文選.第三十九卷》。編者蕭統已經意識到文章與經史子有所不同,經主要為統治者所倡導,主人倫教化,史在褒貶是非,借鑒歷史。蕭統并沒有否定經、史、子的作用,而是對文章對了自己的評判標準,其所認定傳世“文章”的特征在序言里就講的十分清楚:“若其讚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不僅思想深刻,而且詞采華美,即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其選文范圍遠自周代,近到梁代,選文才七百篇左右而已,足見選文要求之高。而《諫逐客疏》當時僅為一篇奏疏,憑借它兼具詞賦之麗,被獨具眼光的編者蕭統發現,收編于《文選》。

  另一方面,李斯通過《諫逐客疏》達到了“一言以興邦”的效果,讓秦王廢除逐客令,足以說明這封只有八百多字的諫書它本身是多么具有影響力。《諫逐客疏》是古代政論散文中的精品,閃發著迷人的魅力。《諫逐客疏》的論點開門見山且非常明確:“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接著以事實為論據,圍繞核心問題也就是人才問題,充分證明逐客的錯誤性原因何在。 “穆公東得百里溪,迎蹇叔于宋…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惠王使張儀之計,北收上郡,南取漢中…昭王得范睢,廢鑲候,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史記.李斯列傳》)《諫逐客書》以史為證,證據十分充分,排比鋪張,音節流暢,既富于感情,氣勢磅礴,有戰國縱橫家說辭之風,有極強的理論說服力。文章中經典詞句紛呈迭出:“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遣詞造句工整而華美,字字珠璣,兔起鶻落,滲透著一種高揚壯闊的風貌,成為后世政論散文中的典范。

  《諫逐客書》從文體的角度,它也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一方面,它汲取了諸子散文的精華,散文到李斯的老師荀卿以后,由于百家爭鳴,辯論盛行,文章“專題”論文成熟,議題鮮明,層次和邏輯性非常強,論據充分且論證方法多樣,在這基礎上,《諫逐客書》完善了諸子散文的體例,是政論文成熟的標志。另一方面,《諫逐客書》對東漢以來的對問體產生了重要影響,比如東方朔《答客難》、楊雄的《解嘲》等。

  2、李斯“東門黃犬”千古一嘆的文學意義

  當年的楚國上蔡小吏李斯經過奮斗、鉆營,終于位極人臣、光耀門庭。有一次,他的長子三川郡守李由告假回到洛陽家中, 李斯在家中大宴賓客, 文武百官前來祝賀, 門庭若市, 車馬絡繹不絕。當此時, 李斯卻喟然而嘆曰:“夫斯乃上蔡布衣, 巷之黔首??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 可謂富貴極矣。物權則衰, 吾未知所稅駕也! ” (《史記.李斯列傳》)李斯內心異常敏感,一方面體會到生之愉悅可貴,但同時也伴隨著朝不保夕,全身遠禍的焦慮。這是典型的文人情懷,“李斯之嘆”在他以前的文學作品中,是很少見的,或者說不具備“李斯之嘆”的這種典型性。而命運的瞬息萬變,正如他所預感的那樣,而他這一嘆,也就是“東門黃犬”之嘆的前兆。最終,他被處以極刑,腰斬咸陽市,臨刑前,李斯面對兒子, 語含幽怨,情多哀傷地嘆息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 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免, 豈可得乎? ”生命最后一嘆,他既沒有咒罵秦二世的昏庸、趙高的奸詐,也沒有留戀往昔的富貴繁華。而這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千古一嘆,極為簡單,意義卻非同尋常:他對外發現了自然,對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他明白了什么是他最渴望的生活,那就是帶著兒子一起牽著黃狗出城,到上蔡東門去打獵捉兔,過一種普通人的“逍遙”的生活,那才是他生命最本質的需要。李斯在生命結束的時候,開始自我覺醒,雖然,對他來說,已經為時晚矣。李斯的千古慨嘆不僅啟發了后人如何善待僅有一次的生命,而且對后世文學的發展起了非常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李斯的“東門黃犬”之嘆,對東漢末年興起的玄學派的思想起了高屋建瓴的作用,因為玄學乃是一種研究自然和人類社會的本性的一種科學,它是一種以個性自然為本的人生哲學,主張拋棄身外的名利,過著一種和大自然親近的率性而逍遙的生活。郭象后來就提出了“適性即自然” 、“適性即逍遙”的重要觀點,而“適性即逍遙”的主體也就是現實中的正常人,凡夫俗子、普通老百姓,只要順應自己的自然本性,都可以活的逍遙自在。值得注意的是,“適性即自然”是要求人的生活必須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對名利的追逐歸屬于虛無,自然就因該摒棄。李斯臨刑前一嘆,是人在生命的秋天,流露出遲暮的的蟄音,也嘆盡了他生前為功名利祿鉆營的悔恨,回歸到生命原始的本真。

  (2)“東門黃犬”之嘆,是失意與思鄉結合之嘆,漢代以來的詩賦直接繼承了這個題材,王粲在《登樓賦》里慷慨“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與之嘆音。”竹林七賢中向秀失圖而作《思舊賦》,向秀舉郡計入洛并非他的本愿,而是懼禍。他不過是一個讀書人,并且深深眷念這個美好的塵世,是死的威脅與自全的欲望迫使他改節的。伴隨著深沉的悲哀,嵇康臨刑這一幕,始終在他心里揮之不去。雖然事件不同,但他也有著和李斯當年相通的情感,轉而在文章里感嘆到“昔李斯之受罪兮,嘆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托運遇于領會兮,寄馀命于寸陰。” “東門黃犬”之嘆隱射出悲劇時代的社會心理和詩人痛苦不堪的靈魂,充滿了獨特的美學風貌,伴隨著失去不可復得的悲傷,這種永恒之嘆,漸漸成為文人士大夫獨有的一種思鄉與失意結合的情懷,而這個主題的詩賦,不斷地出現在后世文人的作品里,供后人品讀、摩挲、詠嘆。

  李斯的一生是復雜而多變的。但歷史是一面公正的鏡子,一方面,李斯曾經是叱咤風云的超級政治家,為秦朝的大統一做出了偉大的歷史功績,但由于晚年屈從趙高,參與“矯詔”事件,讓其成為歷史千古罪人,得不到后人的同情。另一方面,李斯是秦朝杰出的文學家,他飄逸俊秀的文辭,給后人留下了美麗的瑰寶,而他對內自我情感的直白觀照,直接引發了文學思潮,開創了新的文學主題,讓我們為之欣喜,帶給我們獨特的美的感受,并引發我們無窮的思嘆。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M],2000年6月第2版

[2]李尚/注《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M],2007年10月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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