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皇三大冊，洋洋百余萬字，由霍松林主編，漆緒邦、梅運生、張連第三先生歷十余年撰寫的《中國詩論史》終于出版了。開卷細讀，深感評騭的平情與允妥。其樸厚的體調和從容的意態(tài)，更讓人想見老輩學人的謹重與端嚴。

　　霍先生，尤其是三位具體的撰者都是個人20年前拜識的學界前輩。說起這20年，古文論研究大抵走的是如下兩條發(fā)展路徑:一是以“述”為主，立足于文本的清理和總結，還原古代文學批評的基本樣態(tài)；一是以“作”為主，立足于原典背后意義的闡發(fā)與建構，以接續(xù)傳統資源的當下生命。從目前看，走前一條路的人多些，成果也更豐富，通史之外，一些分體通論的不斷出現，在在呈示著這一路研究的耕深拓廣。如今，又添此新作，陣容與規(guī)模更不同凡響了。全書從詩學批評切入，是為分體專論。但因作者用力勤，論列細，所謂綆長而汲深，故所得甚夥。至從先秦說起，一貫直下晚清，眼界闊而視境遠，更使全書在格局上拉來了與同類著作的距離，故又可稱轍遠而遇廣。

　　具體地說，盡管全書采用的是按朝代分編，依年代為序的通行體例，且立論與判斷少有驚聽回視之論，但有一分事實，說一分道理，樸實到極處，恰恰體現出一種難得的淡定與自信。更不要說在許多史料的處理和細節(jié)究明方面，都有自己的見解。其平易中見奇崛的貼體確當，娓娓敘述中見從容做細活的靜氣與耐力，足以糾正“老手頹唐”的舊說，而向人垂示一種從心所欲的高上境界。其間尤可肯定者有三:

　　一是背景交待不憚煩細，纖悉備至。這一點看似簡單，其實最見功夫。蓋一般著述介紹某一種文學思潮或觀念、命題時，通常也交待背景，但多常識的重復，草草說過，既不能提攜起一個特定時段趣尚變化的消息，也鮮少近事切理的針對性。本書這部分內容不僅翔實，且多為作者讀書自得，故運用得既精到恰好，又綽有余裕。譬如論及劉勰生平及其與佛學的關系，就能結合南朝特殊的文化氛圍，將《梁書》與《南史》本傳相對照，點出前者“然勰為文長于佛理”一句用“然”字轉折來區(qū)分不同階段劉勰思想的差異，對了解作者生平殊為關鍵；而后者刪去此字，是將論文為文混為一談，影響所及，一直至于今人對《文心》旨趣的偏誤理解。可謂其大無外，其小又無內。如此于細小處見大義，眼光是很老辣的。

　　再是縷列分析往復再三，切中肯綮。本書對各家理論都能做到條分縷析，概括無遺。由于材料精熟，解讀精細，有時即使一段文字、一個命題，也能分析出幾重涵義，從而使歧義、多義與復義之間隱藏著的古人的深在思想，一一得到究明與落實。譬如介紹金代趙秉文的詩論，于《答李天英書》一文，寥寥數句，能厘析出互相關聯的三層意思，從而解明其在如何學古方面所持的立場。類似的例子書中還有很多。當然，不看具體的對象，不酌量問題的輕重，全盤一味如此，也不免支離。作者的這種分析，通常與一個時代詩學發(fā)展的主干與脈絡相掛聯，在火候的把握上足稱允當。

　　最后是立論判斷穩(wěn)妥含蓄，引而待發(fā)。記得汪容祖《史學九章》曾對學術研究中“縱任今情籠罩而疏于識古”的現象提出過批評。再往前，乾嘉學派要人于“古人之身處”多下功夫，而對“后人所知，乃反詳于古人”也多有否定。本書作者于此可謂恪守分際，沒有把握，從不把話說死。如對“詩言志”這個命題，能從春秋賦詩、引詩說起，指出它盡管涉及作詩，但主要指用詩。“詩以言志”既是理性的行為，那么此“志”必然指用詩者的理性之“志”，而非作詩者的抒情之“志”。這就清理了“志”的理解上存在的種種誤讀，并排除了“情”的攪擾。引申下去，傳統詩論在某種意義上多是讀詩用詩之論，即旁觀者的工具論，儒家的許多詩論學案都圍繞“詩以為用”展開，強調詩的工具性、手段性和功利性，這些都與言說者的旁觀身分有關。故詩論是可以分為兩途的，用詩者、旁觀者之論與作詩者、當行者之論正不相同。當然，這類后續(xù)引申，作者通常是謹重不言的，只是字里行間，逗而待出。倘讀者細加尋繹，自能浚發(fā)思考，有所領會。

　　若要說本書的不足，在新材料的占有與拓展方面還是稍有欠缺。譬如近年來為學界廣為關注的上博簡《孔子詩論》等就未被引入，其實類似這樣的新資料，正涵養(yǎng)著學術轉進的新的生機。此外對詩論中“道”的關注充分，對“技”的層面，具體到寫作技巧、表現手法和字法句法等關注太少，其實這恰恰最能體現傳統文學走向自覺過程中，自身本位落實的軌跡，它小可以明了古人真實的趣味和期許，大可以開顯傳統文論的“漢語性”基因，因此是可以做大的拓辟與發(fā)明的。至若未能充分關注域外研究，以達成不同文明的“多邊互鏡”，更廣泛存在于當下的古文論研究，豈只本書未能突破。于此，我們或許要特別提出:倉促求新，固然不足取，躁競求異，更要不得。但一種擺落窠臼的放空自己，一種脫棄常套的探索未知，用他者的眼光和今天的視境，去原古人的立場，明古人的文心，是不是就一定與立論穩(wěn)健、行文不茍的迂徐大度不能相容？應該也未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