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體上說，學術是對自然、社會、人生事象所作的反思與總結，而學術史則是對學術本身所進行的反思與總結。學術史的這一基本屬性決定了它比學術更高的精神相位和更強烈的價值判斷色彩。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學術史是對既往精神活動的更為深刻的批判性重構（相對思想史而言）。如果這么說不算悖謬的話，那么“既往精神活動史”和“批判性重構”兩個概念便暗示了學術史的兩個基本視角：主體的視角和客體的視角。

　　主體的視角指研究的意圖指向學者。許多時候，人們研究某個人或某個時代的學術史，興趣并不在這學術本身而在乎了解那個人、那個時代人的精神結構。今人對漢代經學、魏晉玄學的研究似乎便著眼于此。不言而喻，經學、玄學正是眺望兩漢、魏晉思想的主要窗口，通過對經學、玄學的研究，可以把握這一歷史時期的思想脈搏。此外，中國古代許多文學家、思想家兼為學者，就這些人來說，其學術甚至已不再只是個人精神的基本內容，而已成為一個時代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王國維的《紅樓夢》研究，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魯迅的古典文學研究，郭沫若的歷史研究，無不折射著某種時代思潮的光影。以他們為對象的學術史研究，無疑將成為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補充。至于像陳寅恪那樣的學術已成為其生存方式的學者，了解他的學術就幾乎等于了解他的全部。主體視角感興趣的就是學者與學術的這種關系，諸如學術在他生活中占有何等位置，學術體現了他的何種志趣、何種性情等等。郭沫若對屈原推崇備至，魯迅卻不甚喜歡屈原，這不是發人深省的問題么？胡適在1921年6月的學潮中，白天為請愿學生奔走呼吁，晚上照舊專心致志地寫他的《水滸傳》考證。這種反差不是很有意思的現象么？此類問題自應屬于學術史研究的范圍，但其目標顯然是學者主體而非學術客體。與此相對，客體的視角意圖指向學術本身，它關心學術本身的高下得失，確定不同學者、不同學術著作的異同優劣，乃至承傳影響。比如歐陽修、朱熹、王夫之、魏源四位大學者均有《詩經》學著作，將它們作一番比較，分析各自闡釋《詩經》的特點及成就失誤，就是客體視角的研究。但如果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探討它們分別體現出什么樣的思想觀念和思維特點以及與當時的社會思潮有什么關系，那就進入主體視角的研究范圍了。由此可見，主體視角與客體視角在實際研究中很容易交叉跨越的，絕非河水井水互不相干。

　　然而，概觀中國古代學術史的流變，從《漢書》“藝文志”“儒林傳”到黃宗羲《明儒學案》、皮錫瑞《經學歷史》、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為數不多的學術史著作似乎都屬客體視角的研究。當然，對于一門以反思學術發展流變為基本目標的學科及其著作來說，客體視角自應是基本視角，但我們不應由此放棄主體視角的觀照。因為在很多場合，學術主體的意義遠要比學術客體更為重要?！对娊洝吩谇宕郧暗亩Ф嗄觊g，實際上是以漢儒賦予的意義為人們接受的，漢儒的《詩經》學本身并不足道，但其中貫穿的思想方法、解釋原則尤其是它們對古代文化的深遠影響，卻是文化史上不容忽視的問題。《春秋》公羊學也是如此，對思想史來說，它的影響遠比它本身的內容更為重要。在這種場合，主體視角的學術史研究就顯得格外有意義了。即使像《孟子》這樣固屬思想史重要內容的著作，其學術史研究的價值在我看來也決不低于研究其思想本身。孟子身后升沉榮毀的戲劇性遭遇，從一個側面勾畫出封建專制嚴酷程度的曲線。我始終認為，孔孟之道的意義主要在于兩千年來對中國人以及漢文化圈的巨大影響。而要研究這種影響對文化傳統的意義，花幾十萬字的篇幅寫一部孔子、孟子研究，遠不如寫一部孔子、孟子學史更有意義?？鬃铀枷霃摹墩撜Z》起就處在不斷變化的解釋中，或道，或法，或讖，或玄，或理，或釋，荀子、董仲舒、韓愈、朱熹、王陽明、焦竑……許多人都曾在上面涂過大筆大筆的濃墨重彩?？讓W的歷史用主體視角去研究也一定比客體視角更有收獲。總之，我想強調的是，在學術史研究中應該加強主體視角的透視，因為學術史也是一種人學。

　　學術之為物，正像文學，一著于文字之表便脫離作者，成為一個獨立的客觀物。但因為它本身是精神活動的主觀產物，所以它一產生就落在一個精神史的網絡中。學術史研究的基本任務，就是要確定一部著作、一個學人、或一個學派乃至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學術在那網絡中的位置。為此，我們需要作四個向度的判斷：第一，考察學術的真實性，即確定它與作者的所屬關系是否真實。這里的真實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是否真的出自某人或某個時代，二是指是否為作者意圖之真實、自由表達。只有確定了這一點，才能開始真正的學術史研究。第二，判斷學術的正確性，即驗證它的論證是否有根據，解釋是否合理，結論能否成立。第三，揭示學術的獨創性，即通過對師承、淵源的分析，同既有水平的比較，確定其獨創性和成就。第四，指出學術的啟示性，即研究它給當時、后世的啟示和影響，確立其歷史地位。以上四方面的工作，一指向作者，一指向世界，是為橫向；一指向前人，一指向后世，是為縱向。學術就處在縱橫兩條線的交叉點上。四方面的工作做妥，學術史的發展、演變，學者的功過是非，學術著作的優劣深淺，自然一一彰明。

　　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則中國古代的學術史研究昧于揭示學術的啟示性，而今人的學術史研究短于揭示學術的獨創性。建國以來，十七年空談主義，新時期專攻方法，致有“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焦竑《筆乘》續集卷三批評明人學風之語）之弊，評論古人學術時或隔靴搔癢，或盲人摸象，不識古人的真正精妙之處，反把平庸的東西濫加夸譽；而評論今人學術時亦不免矮人觀場，覷不真切。比如王國維對史學的貢獻，今人都據《三代地理小記》（1915）中的一段話：“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新材料，吾輩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象不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币浴岸刈C據法”為王氏首倡的古史研究新思路。實則以貞石證史，以出土文物補正古史的闕誤，自古而然。李富孫《校經庼文稿》《金石學錄序》云：“古來言金石者，以其可證經典之同異，正諸史之繆訛，而法物文章皆足為多識之助，故好古嗜奇之彥，莫不博搜而爭寶之。”金石之學從宋代已蔚然成風，到顧炎武而證史業績大著。只不過往昔出土的器物時代都比較后，不如小屯所出殷墟書契早。有了甲骨卜辭，上古史的研究才得以付之實證，所以說“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可見，不是古無此法，只因不具條件，難于實施而已。陳寅恪概括王國維的學術特點，說“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第一點如上所說自宋已然，第二點清儒已然（如取日本所傳經傳古義證經），第三點則屬王國維時代學界通行的風尚，都不能說是王國維的獨創。王國維的了不起在于將三者融為一體，而且達到精深博大的境地，遂領一代風騷。這種只見樹木不見叢林的近視眼光，只緣學術史修養有歉而已。錢鐘書研究中也有類似情形，如研究錢鐘書文學批評方法，說歸根結底為兩種：一是同中求異，一是異中求同。這結論不能說不精辟，只是我覺得實在有點像稱贊李寧前滾翻翻得好，有披金揀沙之嫌。因為我終究不明白，這與我們平常所依據的原則到底有何不同，錢鐘書的獨到之處又在哪里呢？

　　學術史研究，除具有史學一般具有的滿足人對過去的好奇心的意義外，主要是通過整理學科發生、發展、演變的歷史，綜合本學科現有的成果，總結學術研究中的經驗和教訓，揭示杰出學者的貢獻，提出懸而未決的問題，最終達到完善學科建設、促進學科發展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學術史研究對促進學術規范化將是一個有力的推動?；仡櫧▏詠淼膶W術發展，令人深切感到，學術規范化的問題已愈來愈突出，迫切需要加以解決。近年來，學術書刊出版量激增，由于情報、信息流通、傳遞手段的落后，學術研究中的重復現象比比皆是。更兼一些學者不遵循學術研究的一般準則，不掌握專題文獻，不關注學科的發展，一味閉門造車，以致將早已是老生常談的東西矜為獨得之秘。更有甚者，不尊重他人的勞動，引用別人成果不加說明，竟成為通行慣例；而另一方面，批評別人的觀點也不注明出處，使讀者不知何為前人定論，何為作者創見，只見一家之言，莫辨誰是誰非。這種一鍋粥的學術，產生的只能是混亂、盲目和無聊的重復，讓大量粗率、平庸的東西湮沒真正的精華，同時也給學術史研究造成極大困難。在國外，某個專題研究的論文和著作必須列出本課題現有的研究及自己參考的文獻，誰提出什么觀點，做出什么貢獻一目了然。而國內的社會科學論著卻很少看到這種情形。如果你對一個課題進行學術史的研究，你從最新的論文中常看不到對既有成果、參考文獻（也許根本就沒有參考）的交代，必須自己去查閱有關索引，而當你找到論證某個問題、提出某個觀點的論文時，也別欣慰得太早，因為這個觀點或許是別人在談別個問題的書中偶爾涉及的。美學家、哲人、作家的靈感火花常會觸發學者的思考，但他很可能隱去靈感的來源，而這缺乏學術道德和自信的行為往往便使學術史的起點后推多少年。上文將考察學術的真實性放在首位，用意就在這里。這不只是一個發明權的榮譽問題，更是歷史真實性的基礎。鐘嶸《詩品》有云：“披沙揀金，往往見寶?！睂W術史研究果能淘汰淺薄、平庸而剔抉出菁華，那對學術的規范化必定功德無量。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可以在制度上作些建設性的改革，比如學習國外許多權威刊物的作法，文章后注明收稿日期。我們編輯的《中國詩學》已采用了這種辦法，這在目前出版周期長，出版情況不穩定的形勢下，起碼可以避免一些發明權的糾紛。

　　學術規范化的要求不只意味著操作程序的規范化，它還應該包括操作手段的規范化。這里的操作手段是指學術研究的具體方法，它的規范化表現在術語的標準化、分析的模型化、歸納的計量化及推論的邏輯化等方面。就文學而言，即在妙悟的前提下倡導一種實證性的科學態度。記得我撰寫博士論文《大歷詩風》時，泛覽今人對天寶、元和前后兩個時期詩歌的研究，結果令我驚異的是，數量極多的關于李杜、韓柳、元白這些大家的論著，竟很少能找到可以直接引證，無須復勘的論斷！我們的學者往往習慣于抓住一兩篇自以為很典型的作品給它貼標簽，喝彩贊美，而比較也多是一種價值高下、優秀程度的比較，缺乏冷靜、理智的分析，總之著眼于評價性而不是認知性。于是所有的研究留給我們的就是許多關于作家之偉大、作品之優秀及彼此高下優劣的價值判斷，沒有對作品進行深入的技術性分析和比較得出的認知判斷。價值判斷并非不重要，但出自不規范的學術活動，無形中就削弱了它的意義。當代文學研究中也存在著抓住一兩篇轟動作品展開思辯的翅膀，用邏輯推衍代替實證研究的傾向。這樣的學術研究即使很繁榮，也不會帶來穩定、扎實的知識積累。由此我想到日本的漢學，它常給中國學者零碎、瑣細、鉆牛角尖的印象。但憑著腳踏實地的精神，規范而精密的操作，經過幾代人的共同努力，也終于積累了相當可觀的成果。像赤塚忠、吉川幸次郎、青木正兒等學者關于《詩經》、唐宋詩、古典戲曲及文學批評的研究，在當時都超過了國內的水平。我們幾十年來，先是忙于貼標簽，接著又忙于建構宏觀體系、比較研究，始終沒能靜下心來做點扎扎實實的工作（除了少數搞考據的學者），熱鬧了幾年，回過頭來看看實在沒攢下多少經用的本錢。

　　鑒于學術發展的現狀，我認為，在目前研究近時期的學術史遠要比研究往古的學術史更有迫切的需要。不規范的學術亟待學術史的研究來淘汰、沖刷，殳盡榛蕪，方顯正道，是所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