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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叫魂》讀解

 
  編者按:2016年2月15日,著名漢學家孔飛力去世。孔飛力(Alden Kuhn)是美國著名中國學家、哈佛大學希根森歷史講座教授、東亞文明與語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來的中國社會史、政治史著稱。
  孔飛力著作不是很多,每一本書之間出版的間隔都很長,但每一本著作問世都引起轟動,是學術界名副其實的“十年磨一劍”。他的學術著作主要有:《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現代中國的起源》,《故鄉:海外華人歷史的思考》。他還參加過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和《劍橋中華民國史》若干章節的編撰。
  本文由《叫魂》翻譯者之一劉昶教授撰文,正如譯者所言,雖然清王朝仍在其峰巔時期,通過叫魂危機,乾隆盛世已經向后人透露出了有關近現代中國許多悲劇之根源的信息:由于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令人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個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于是,人們會不擇手段地抓住任何趨利避害的機會,并不惜犧牲他人,特別是弱者,來保護和增進自己的利益。更為重要的是,造成這種全社會歇斯底里的社會歷史根源似乎仍舊深植于中國社會的土壤。
  以此文,紀念孔飛力先生。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種叫做“叫魂”的妖術恐懼突然在中國爆發。這一妖術恐懼從大清帝國最富庶的江南發端,沿著運河和長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個中國。愚夫愚婦們受這種妖術恐懼的支配相信妖術師可以通過人的發辮、衣物,甚至姓名來盜取其靈魂為自己服務,而靈魂被盜者則會立刻死亡。從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時間里,整個帝國都被這妖術恐懼動員起來。小民百姓忙著尋找對抗妖術、自我保護的方法,各級官員窮于追緝流竄各地頻頻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廟堂的乾隆皇帝則寢食不安,力圖弄清叫魂恐懼背后的兇險陰謀,并不斷發出諭旨指揮全國的清剿。折騰到年底,在付出了許多無辜的性命和丟掉了許多烏紗帽后,案情真相終于大白,所謂的叫魂恐懼只是一場庸人自擾的丑惡鬧劇:沒有一個妖人被抓獲(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子虛烏有),沒有一件妖案能坐實,有的只是自擾擾人,造謠誣陷,屈打成招。沮喪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注:《叫魂》(孔飛力著),已由陳兼、劉昶譯成中文,上海三聯出版社出版。)

  這個故事就其本身情節來說已夠精彩,而經過歷史學家的闡幽發微,更可以說出一大堆教訓來,于是就有了孔飛力教授的著作《叫魂》。該書于1990年出版,當年便獲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最高學術獎之一的“李文森獎”,受到廣泛的好評。在《叫魂》一書中,1768年的妖術恐懼被重構為三個不同版本的故事,它們分別敘述了不同社會群體和角色對叫魂妖術的理解和反應,然后作者又從一個更廣闊的角度討論了這一事件的歷史意蘊。

  第一個版本是販夫走卒、鄉愚村婦的故事。叫魂恐懼首先在社會底層爆發。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縣城東的水門和橋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來自海寧的工程隊投標失敗無功而返,仁和縣的石匠吳東明承攬了修建工程。這件事本來極為普通,卻被鄰近一個寺廟的和尚惡意利用。德清城外有兩座寺廟,觀音殿和慈相寺,觀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則門可羅雀。窮極潦倒的慈相寺和尚為爭奪香火,便利用這個競標事件散布謠言并發了傳單,說投標失利的海寧石匠為了報復在縣城外去觀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過之人都要遭殃。這個謠言不脛而走,并被添枝加葉,變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盜靈魂來加固水門和橋梁的基礎。由于民間本來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找上吳東明,求他將寫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紙條打進橋椿里。吳害怕惹出麻煩,將其扭送官府。這個倒霉的家伙受一頓杖責。但這已經來不及止熄吠影吠聲的謠言,它很快傳遍了江南市鎮鄉村的每一個角落,并繼續擴散。一時間,人們談妖色變,無端地猜疑,蓄意地誣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鬧劇,把大半個中國拖進了一場丑惡的歇斯底里。

  在傳統中國,妖術迷信和恐懼對底層大眾來說并非陌生,妖魔鬼怪、閻羅無常本來就是他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這種迷術和恐懼演成這樣全社會的歇斯底里卻并不常見,特別是在所謂的太平盛世。乾隆時代正是清代的所謂盛世,既為盛世何以妖術橫行?第一個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這樣一個問題。

  滿清王朝在經歷了康熙、雍正兩朝的苦心經營和修養生息后,到了乾隆時代達到了其鼎盛階段,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國庫充盈,百姓安居樂業。但在作者看來這個盛世只不過是一個鍍金時代。透過表面的繁榮去探究社會財富的分配以及資源、財富和人口的關系,就可以發現社會深層潛藏的危機以及這些危機在社會意識層面上的反映。清代前期的修養生息、和平發展不僅帶來了經濟和社會的繁榮,也造成了人口的急劇增長,在整個十八世紀,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達到三億多。人口壓力的增加意味著生存競爭的加劇。對于處在社會底層又在經濟落后的邊緣地區的人們來說這加劇的競爭可以隨時奪去他們生存的機會和權利,將他們裹挾到無家可歸的流浪乞討者大軍中去。正是他們成了民間妖術恐懼所攻擊的首當其沖的目標,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對象。

  對大多數比較幸運的人們來說,特別是生活在富庶的經濟中心如江南地區的人們來說,盛世的繁榮意味著他們還能通過辛勤勞作維持溫飽。但是他們同樣感受到生存競爭的嚴酷,對眼前和未來的生活缺乏安全感。當叫魂妖術的謠言在地方上一傳開,他們脆弱的神經立刻繃得緊緊的,唯恐自己成為妖術的受害者。他們無法分辨謠言與真實,因為鬼神迷信本來就是他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們的不安全感使他們變得更為神經過敏,所以對謠言他們寧信其有,不信其無。對地方社會來說,流浪的乞丐不僅討厭,而且易欺,他們是社會上最弱勢的一群,沒有任何權力,不論官府還是民間社會,來保護他們。相比之下,無權無勢的小民百姓都可以對他們任意威福,把自己的焦慮、不滿、憤怒、沮喪發泄到他們身上。在叫魂危機中,許多所謂的妖術案都是小民百姓或衙門胥吏、地方棍徒對流浪乞丐和游方僧道的攻擊,這樣的眾暴寡、強凌弱是整個叫魂危機中常見的丑惡鬧劇。許多無辜的乞丐游僧就慘死在這種暴民的攻擊之下,成為叫魂恐懼的犧牲品。

  叫魂案的第二個版本是各級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們是飽讀詩書的知識階級,他們不會那么輕易地相信叫魂妖術。再說官僚士大夫一般不會有小民百姓的那種朝不保夕的衣食之憂,他們對妖術謠言也不會有切身的恐懼和不安。不過各級官員大都有守土之責,他們即使不信妖術,也不可能不擔心民間妖術恐懼對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后果。無論于公(維持治安)還是于私(保住烏紗帽),妖術和妖術恐懼對他們都構成一種威脅,使他們不得不認真對待。

  有意思的是,各級官員們盡管職位處境不同,品德操守各異,他們在妖術恐懼初起時的因應之道卻大致相同。他們都力圖息事寧人,安撫民間的恐慌,制止謠言的流傳,打擊無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門胥吏和地方棍徒。雖然剪割發辮的所謂妖術似乎在挑戰滿清王朝的剃發制度,沒有人小題大做,把這種妖術恐懼與叛亂謀反聯系在一起,并將其當做緊急的非常事件奏報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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