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學在大陸上呈現出如火如荼之勢，已遠非一句簡單的“國學熱”就能說的明白了。而且“國學”也開始深入民心，成為國人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如此之熱的國學，“時至今日，在大陸高等教育中，國學的講授卻未成系統，不少高校甚至廢而不講。這種狀況，勢必影響今后學術的發展，影響一代學人的素質。”[1]其境況若此，更遑論有一本全面、公正、客觀的國學著作去介紹它、傳播它、研究它，這不得不令我們感到惋惜。當然，現在市面上也并非沒有好的國學著作。最近各大出版社不是大量地翻印章太炎、錢穆等前人的教材，[2]就是引進臺灣學者寫得比較好的國學入門書籍。學術亦講求通變，吸收前人成果，固然是我們應做的，但新世紀的今天，我們大陸似乎也應該拿出自己的國學教材來。用袁行霈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此時，我們所研究的“國學”也應當以一種新的、富有當代特色的形態出現。”（序言第3頁）

　　最近大陸也出版有新的國學講義，像詹杭倫先生的《國學通論講義》，就是這個領域的發軔之作。這部書的奠定性作用毋庸置疑，遺憾的是，它只能作為一個試驗品，因處于發生階段而缺乏足資借鑒的經驗和研究成果，所以仍存在著很多的不足之處，如缺乏宏觀的理論視角和合理的統籌安排，翻閱后似乎給人拼湊的印象。另外，龔鵬程先生的《國學入門》也是較為不錯一本國學著作，但其理論性大于知識性，學理性質太濃，不太適合缺乏基本國學常識的初學者。不過幸運的是，終于有一本全面的、客觀的、基礎的國學著作面世了，這就是曹勝高先生的大著《國學概論》。筆者讀后，深受啟發，所以不揣簡陋，將其優點錄于下面。

一、大處著眼，試圖理順國學體系

　　國學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其所彌綸范圍之廣，研究內容之多，已經非現代的學科分類方式能涵蓋。按照卞孝萱先生的話說：“‘國學’成為中華固有的全部學術的專名和總稱。”[3]

　　但是體系如此廣博的學問，卻很少有人系統地講述它、理順它。民國時期，影響力最大也最為深遠的國學著作，莫過于章太炎的《國故論衡》和錢穆的《國學概論》。但這兩本書所構建的體系，一個未脫出自《隋書·經籍志》以來所形成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而其最具突破性的發展也是僅將其歸結為經學、文學與哲學等學科范疇；另一個則從學術史的角度，探討了不同時代的“顯學”。大師著作自當千古不廢、澤被后世學林，但“一個人的見識可以超越他同時的所有的人，但卻不能超越他所處的時代”（第37頁）。其時代局限性，已決定這樣的知識架構方法已不太適合現代的讀者。故曹勝高先生的《國學通論》在綜合前人的基礎上，并融入當前學術發展的新成就，而建立了一套具有新視角、新思維、新方法的國學體系。《國學四十講》較于《國學通論》，而顯得駁雜，缺乏系統性，由于處于不同學者之手，文章的風格內容良莠不齊，缺乏系統性，仍流于拼湊。

　　本書在體系的建立上可從形下和形上兩個方面把握。從形下角度講，本書加大了國學的學科承載能力，已經不僅僅局限于經、史、子、集的學科分類。除此之外，作者還加進了《佛學概論》、《道教概論》等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甚深的宗教知識，這使我們對中國文化中的儒釋道三教有著系統而全面的了解；加入版本、目錄、校勘、考據等方法論的知識以及文字、音韻、訓詁等小學內容，這是古今學人閱讀和研究國學典籍的基本要求。另外，作者還加入了《古典藝術學》一章，講了中國傳統書畫的鑒賞和歷代音樂流變，這與作者本人的藝術愛好、藝術欣賞能力有關[4]。當然國學涉及的范圍還有很多，如古代科技、建筑等等都是國學的一部分，但我們不能苛求作者去滿足我們所有的知識需求，做到盡善盡美，畢竟一個人能力有限。作者僅憑一人之力能旁通如此多的學科知識已經令我們嘆為觀止的了。

　　從形上的角度講，作者除增大了國學的知識體系外，還對國學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更有意義的要求。即不僅僅局限于對知識的講述和傳播，更重要的是對國學知識的內蘊進行了闡發和總結。同時，作者能夠把固有學問與當下的社會生活相聯系，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理解國學學習和研究的現實意義。作者說：

　　“我們需要明確，國學并不等于經、史、子、集。如果我們研究國學，只是為了啃讀經、史、子、集中那些舊書，只能算作書蟲。我們讀了這些書以后，要從中體會到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念、基本精神氣質以及邏輯思維方式，藉此來服務我們當前和未來。”（P11）

　　作者以為，國學對世人的影響，應該從思想體系求動力、從文化觀念求價值、以精神追求明前途、以方法方式為目標。新的時代要求我們用新的思維、邏輯方法來治學。本書的優點也在于引導我們如何正確認識國學，研究國學。

　　不過，作者對國學體系的建立，是以形下和形上相結合為基礎的。因為畢竟國學的一切價值體系，還是以古代的典籍，即經史子集為載體的。所以，我們對國學價值體系的一切要求都還要到原典中去尋求。

二、小處入手，追求獨特的寫作視角

　　一部書的好壞，從大處見其功力，從細處則見其個性，兩者缺一不可。故作者寫作的視角也是衡量學術著作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之一。

　　古人治史，注重史學理論的總結。唐代劉知幾曾提出史學“三才”說，《唐書·劉子云傳》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在這三個因素中，史才是先天而生的，不可勉強而致；史學是后天積累的，可以通過努力得來。而唯獨史識是先天的史才與后天的史學相互碰撞而發生的，故最為難得。按梁啟超的理解，史識就是指觀察力。[5]而筆者進一步認為史識是觀察力與理解力二者的結合，非獨觀察力一個方面。所謂的理解力則是指作者針對具體現象和問題所具有的獨有的研究思維和意識。

　　《國學通論》也是一本以史識見長的著作。本書作者，常能從細處著眼，展開論述，如通過先秦諸子關于人與天地的來往：天人交通、天人感應、天人合一、天人一體，以明晰其各自的觀點，又從人“性”之善、惡、不善不惡來展現諸子各自的立場，這種綜合排列比較的思維方法，便于我們更加清晰看到諸子的學術爭鳴。這取決于作者對各種學說的嫻熟和洞悉，又決定了作者的寫作不是簡單的拼湊而是融會貫通之后有條不紊的書寫。而且其觀點常能發前人所未發，或一言中的，數語就能揭示出事件本質。如第一講《什么是國學》又對儒學的評價，其言曰：“任何一門學問，一旦成為利祿之學，成為士人晉身之階，自然導致兩個傾向：一是繁瑣地解釋它，二是瘋狂地附會它。前者導致了古文經學的產生，將經學引向艱深；后者導致了今文經學的形成，將經學引向虛妄。”這是對今古文經之所以形成的一個獨特的解釋。不獨如此，作者還不止一次提到今古文經為利祿之學，像第二講《經部概論》也說：“今古文之間的爭論，表面看是學術問題，而是實際是利祿問題。”（P24）這種評價本非極其獨到之見，而前人多注重表面現象，忽略挖掘學術爭鳴后面的更為深刻的本質，即利祿問題。

　　作者這種不為前人成見所蔽的觀點，在書中還有很多，如古代關于“雅樂、俗樂”之爭，正統衛道者多以雅樂為“正聲”而斥俗樂為淫曲，此皆幾成定論。也有人承認俗樂取代雅樂是音樂自身的進步，但他們多不能解釋“雅樂為何衰微，俗樂因何繁興。”這是因為文史學者多不懂音律。作者卻能從音律角度入手，對俗樂代替雅樂做了很好的解釋。按照作者的理解，西周雅樂只有四聲音階，故變化形式單調，所以很難引起欣賞的興趣；而那些以“鄭衛之音”為代表的俗樂，卻有七聲音階，所以能演奏出清新活潑、風格多樣的新樂。難怪魏文侯會說“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6]

　　由此可見，對于大問題，僅從小小的角度就能解釋清楚，成為本書的一大特色。而獨特的視角的運用，既體現了作者史識優長，又加強了讀者的理解力并為其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間。

三、熔鑄經史，打通學科界限

　　章學誠曰：“六經皆史也。”中國古代學術向來分科不是特別嚴格，這與西方是不同的。然而自民國以來，基于對西方學科分類的借鑒，中國學術越分越細，且越分越窄。其缺點亦較為明顯，確實縮小了學術研究的視野和領域，限制了我們的視角、影響了我們的思考。這是當今學術研究必須正視的問題

　　對于學科交叉的重視，很早即有。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陳寅恪的“詩史互證”以及現在常提的“三重證據法”的運用，都可看作是學科交叉研究的典型例證。然而大師之后，后繼乏人。專家愈多，但通博之士愈少。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學術研究的思維及學術的發展。對此很多人深感痛心疾首。當然，本書的作者也表達了自己的思慮。如作者在談到國學研究的意義時說：

　　如果說20世紀的國學研究過分地注重學科之間的“分”，那么我們現在已經意識到學術研究要打通各學科之間的人為設限，將不同學科的視野和方法“合”起來，通過跨學科的研究，將中國傳統學術的相關思想和各種理論剖析清楚，總結中國學術的本質特征，概括出擁有中國內涵、具備中國特征、具有中國氣派的學術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學研究才剛剛起步。（《國學通論》第14頁）

　　作者在談到國學研究的旨趣之時，說過一段話令筆者深有感觸。作者說：

　　不要把自己變成知識的一部分，而要把知識變成自己的一部分。只有這樣，才能拋棄成見，深入到學術內部，把里面的門徑一一理清。如以史學判斷成說的得失，以審美領悟文學藝術的天成，以邏輯明辨哲學的結論，以考據審定文獻的是非。只有抱著端正的方法和深沉的態度，才能深入傳統文化的本根，才會有鞭辟入里的見解，才會有穩重剴切的結論。（《國學通論》第16頁）

　　從這里，我們可以了解到作者對知識的態度，也看出了作者對消融學科界限的要求。本來國學就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幾乎可以涵蓋中國所有的傳統學術。但學術界真正能做到“熔鑄經史、整合各科”的卻少之又少。作者《國學通論》一書的寫作，當是在這方面做出的努力。

　　對于學科的界限的消融，作者還主張要重視經學。他以為：“無論是歷史研究、思想史研究還是文學、哲學研究都必須正視經學。畢竟，經學對中華民族的演進形態、中國歷史的進程以及中國的學說體系建立起到了關鍵作用。”（第39頁）另外在寫《史部概論》時，作者也吸收了章學誠的觀點，主張要“經史一體，正野分途”。

　　然而，作者的通也不是無條件的通。書中即多講古今之通，而明中西之別。這與當下學術風氣有關。當下學術界多好借鑒西方理論，這本無過錯。但多數人“畫虎不成反類犬”，本來一言即可點破事情，卻亂套西方語言模式，讓人難以卒讀。作者有鑒于此，專辟一節講中西哲學之別。據作者總結，中西哲學有四點區別：求道理與求知識、主體化與對象化、重整體和重個體、重變異和重概括。這固然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但從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研究國學要立足于中國本位。而在借鑒西方理論之時也要注意方法和方式。但作者并不反對借鑒西方理論，他認為要促成中西對話，首要明中西之別，方能建立具有全球普世性的哲學體系。

四、縱橫交錯，析流變而明重點

　　一部書的好壞，除了思想內容之外，與其敘事模式與語言文字的運用，也有著莫大的關系。

　　前已言之，章太炎的《國故論衡》與錢穆的《國學概論》為上世紀成就最大之國學著作，無論后人如何重寫，這兩本著作始終是繞不過去的。因為兩書在敘述模式上完全不同，于是為后人提供了兩種可資模仿的對象。《國故論衡》從橫的方面分為上卷小學十篇、中卷文學七篇、下卷諸子學九篇。《國學概論》則以縱向敘述為主，一章敘述一朝代學術之最為重要者，如先秦諸子、魏晉清談、宋明理學、清代考據學等。兩種模式優劣如何，在此我們不給予討論。但這種模式再用于當今國學著作的撰述中，就未免守正有余而創新不足。所以，現代的國學著作也需要尋求一種新的敘事方式。詹杭倫先生的《國學通論講義》與龔鵬程先生的《國學入門》在這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而《國學通論》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重新創建了一套有橫有縱、縱橫交錯的敘述方式。作者在提到國學研究者所必需具備的素養時，要求研究者能夠縱橫兼通。即研究者要有一個歷史時空觀，而且在研究時要做到時間和空間的結合，這樣才能準確地看出某一人和事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作用。[7]作者在寫作本書時，正是本著這個原則。從全書的布局來看，一個問題的講述也是既有縱向的講述，也有橫向的描寫。如講經學，則先講《經學概論》，從縱的方向對各代經學的發展做總的俯瞰，這樣可以使讀者能夠對經學的發展狀況有一個背景式的了解。然后再分講“十三經”各自的成書、流傳情況，這樣讀者就能有一個更為具體、全面的了解。當然，各章也有各自獨特的情況，但大體上其具體內容的講述均不出“析流變而明重點”這樣的敘述模式。

　　本書在明確“國學”之內涵及其研究意義的前提下，又提出了重要的治學方法和讀書方法。“一代有一代之學術”，作者認為學術因時代而變化，不同時代總有新的問題需要解決，而且作學術研究需要預流，即明確學術追求之大勢。在具體篇章中，作者指出如何研讀十三經，如何研讀史書，如何研讀集部等，并列舉相關著作的優秀版本和研究成果，解決了初入門者惘然不知所措的缺點。

　　另外，本書在語言的運用上以簡潔明了為主，同時善于運用精煉的語詞概括各種特點：如史部特點、中國文學特質、中西哲學之別等。而且妙語迭出，有很多的名言警句。除筆者上面所引的：“一個人的見識可以超越他同時的所有的人，但卻不能超越他所處的時代”和“不要把自己變成知識的一部分，而要把知識變成自己的一部分”外，還有很多，像“真正的學問不是一個人的專利，它是天下的公器，天下的利器”，“學術研究不是一時的掌聲與鮮花，而是長久的寂寞與煎熬”（均見第16頁）等等。這也從側面讓我們認識到學術研究的原則性和辛勞。

　　當然，本書也有令人不太滿意之處，如書的前半部分在知識的講述之外，還重視對讀者思考的啟發。而到了后半部分則多是知識的講述，很難再給讀者以思想沖擊的感覺。這或許也與具體的內容有關，如古文字、古音韻等多是固定的知識。在《版本學》、《目錄、校勘與考據》及《文字、音韻與訓詁》相關章節，多給人知識介紹性的印象，采用平鋪羅列的方法，雖涵蓋所有的知識點，但讀之難免疲倦，因此期望能用更加吸引人的方式把這部分基礎知識表達出來，以期提高讀者的興趣。

注釋：

[1]胡阿祥《國學四十講》后記，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31頁。

[2]如章太炎的《國故論衡》、《國學演講錄》，錢穆的《國學概論》。

[3]卞孝萱《國學四十講》序，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4]作者曾撰寫《詩畫人生——從王維到鄭板橋》一書，可參見。

[5]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方法》，上海：上海古籍1998年版，第164頁

[6]《史記?樂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01221頁

[7]詳見《國學通論》第24頁。

（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亞洲文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