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讓”這個概念的最早記載或許還要追溯到尚書，《尚書·虞書》中的《堯典》、《舜典》、《大禹謨》三篇歌頌堯舜禹之德，并較為詳細記載了堯傳舜、舜傳禹之事，其后另一部儒家經典《禮記·禮運》中又進一步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更是將“天下為公”，即禪讓一事，視作“大道之行”下的產物，并認為禪讓標準應為“選賢與能”。 此后的《史記·五帝本紀》中更是有著比《尚書》中更為詳盡地對于堯、舜、禹之間禪讓的描寫，并加許多筆墨用于描寫堯舜禹的賢能。如在描寫舜時，“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此為賢，“五典能從”“百官時序”“四門穆穆”“舜行不迷”，此為能。至此，儒家經典，或持有儒家思想的作者的作品中，談及禪讓，都持有著將賢能與禪讓連作一體而談的觀點。

　　可是要想全面了解一段史實，就不能只聽一家之言而杜百家之口。那么儒家之外的百家對于堯舜禪讓的觀點又是如何呢？

　　首先，百家之中最主要的、言論較有權威并具有代表性的即儒、道、墨、法四家，儒墨兩家思想相同處許多，在此按下不表，便說說另外兩家。

　　先是道家，道家對于堯舜的看法多集中于《莊子》一書。其中《莊子·庚桑楚》中有一句：“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學阫。吾語女，大本之亂，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后。”亂生于堯舜，這點與我們平日所知大不相同，因為我們都曾讀過一個典故：下車泣罪，知道這個禹為帝后外出見一罪徒而下車泣罪的故事。典故中禹說過這樣一句話：“堯舜之人以堯舜之心為心”以表堯舜為政寬仁，同時我們也讀過《三字經》中的一段話“唐有虞，號二帝。相揖遜，稱盛世。”但我們要看到這些話的出處。典故出自于《說苑》。《說苑》是劉向所作，全書主要體現了儒家的哲學思想、政治理想以及倫理觀念，通過遺聞軼事表達治國安民思想。嚴格來講這是一部飽含儒家思想之作品。而談到《三字經》，那更不用說它與儒家之間的聯系有多么緊密了。我們剛才先入為主的對于堯舜時代治亂的看法顯然受到了它們的影響。如果拋去我們所有有關儒家對于堯舜時代的看法，那我們有什么理由和證據去表明堯舜時代是一個民風淳樸的盛世？若講不出前一個問題，那還有什么資格去講堯舜是兩位賢君？若不是賢君，那么禪讓制中所謂的“選賢與能”豈不是一句笑話？無論孔子對于堯舜賢能的描述有多少，在當時那個百家爭鳴的年代都不具有絕對的權威性。相對于孔子對于堯舜個人的描述，《莊子》中也有相關的對于堯舜個人的評價。《莊子·雜篇·盜跖》是莊子用來攻擊孔子的學說，從而辨明道家主張的一篇，其中莊子借盜跖之口與孔子辯論時說道： “堯不慈，舜不孝。”這句話毫無疑問地與我們接受的傳統儒家對于堯舜的看法不符。我們在沒有證據證明堯舜如孔子所言的同時也不會有證據證明莊子所言的堯舜形象是錯誤的。就算放棄儒道對于堯舜品質的直接描寫，那《盜跖》其文中有一句交代了堯舜后人的事的話或許可以看出些貓膩：“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這一句話明顯點出堯舜后人處境窘迫，但先代首領之后，再怎么落魄也不至于無立錐之地，除非是有人刁難才會落于此境，那誰會去刁難先代的子孫呢？要么是與先代有仇，要么是感到先代子孫有所威脅的人，那這個人，容我臆測，縱觀中國歷史，王莽受禪后的劉嬰，李淵受禪后的楊陏，這難免讓人懷疑是受禪后的帝王才會對先代的子嗣下此手。畢竟是賢是奸均無絕對的根據，那么不妨就按我的這種想法繼續推論，如若真是受禪的舜和禹難為前代首領子孫，那這更是從一個側面突出舜與禹的不賢，選用不賢之人的堯自然也非賢君。綜上所述，或有文獻或是臆測，禪讓制的標準都應該值得我們深思。

　　同樣與儒家學說可謂是不共戴天的法家，在對于堯舜禪讓的前后事上，也有截然相反的描述。《韓非子·說疑》中有言：“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也。”這使堯舜禪讓之事更為撲朔，甚至有弒君之說。前文用莊子之觀點已禪讓制的標準，即對受禪者的賢能與否產生疑問，而今法家之觀點是否又在暗示，禪讓制究竟是禪讓者自愿進行的，還是在武力逼迫下才有的？對此，我們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果禪讓制的標準不是選賢任能，也非自愿進行，那么它進行的過程到底是什么樣呢？

　　不妨將這個問題放放，從另一個角度看看禪讓，剛才我們不斷用百家的思想來看禪讓，所以難免有偏頗，帶有百家各自思想色彩。不妨看看史書記載，但這個史書自然不能是百家所著的，也不應是《史記》之后的。因為我們都知道《史記》開始，也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史書便染上了儒家色彩，從那些史書里即使會有涉及也是找不到有參考價值的真相的。要考證應該找先秦史書。確實有一本既非百家所著，也確有記載堯舜禪讓的書足供我們參考。這便是《竹書紀年》，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通史，亦稱《汲冢紀年》，于西晉咸寧五年（279年）被盜墓者不準所發現的編年體史書。當時被埋藏于魏襄王的墓里。《竹書紀年》記錄了從夏到魏襄王之間的重要歷史事件，對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竹書紀年又與近年長沙馬王堆漢初古墓所出古書近似，而竹書紀年的諸多記載也同甲骨文、青銅銘文、秦簡、《系年》相類，可見其史料價值。

　　翻遍《竹書紀年》，有幾句著實顯眼“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于平陽 ，取之帝位。”，“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這幾句是在講述鮮為人知，或者說本就無人關心，研究甚少的帝王后事。那我們不妨以此為出發點，從帝王后事里看看禪讓制的端倪。堯被舜囚，其子丹朱也被囚禁，這符合莊子所言：“子孫無立錐之地”。史記里也有提到丹朱，卻載其“頑兇，不用”，說堯是為了“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所以沒有傳位于丹朱。舜在堯死后曾讓位于丹朱，但“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所以舜在感慨一句“天也”之后就成為了首領了。這本沒有什么可疑之處。但再看舜傳禹的事，“舜子商均亦不肖”“禹亦乃讓舜子”“諸侯歸之（禹）”，和先前堯傳舜一事如出一轍，依此而看，豈能不令人生疑？再者根據史記記載，舜在“父頑，母嚚，弟傲”的家庭狀況下還能有賢之美稱，而如今在一個賢人的家里反而有一個不肖子孫，其間緣故或事情真偽也是令人生疑。那么再說大禹，傳說舜殺了禹父鯀，鯀是何人？部落首領，善治水。當年有些部落首領，如讙都，曾推薦了鯀、共工等繼任帝位，但未得到同意。鯀在堯時治水不利未得懲罰，而在舜時，舜先流放了讙都、共工，又以治水不利之名殺鯀，并讓其三人與三苗共稱“四兇”。由此一看，我們很難不把舜殺鯀之事與政治斗爭聯系在一起。但是殺了鯀以后，水還要治，就被迫任用了鯀之子大禹，想來應該是有所疑心于禹的。殺其父而用其子已是不仁，很難想像舜會傳位于大禹。當然也有可能大禹后來取得了舜的信任，就比如大于三過家門而不入，這是否讓舜以為大禹并不在乎親情，即也不會在乎殺父之仇，從而放松了對他的警惕，給了他“禪讓”之機？我們無從知曉。再說回舜的后事，《史記》中說他南巡，死于蒼梧。蒼梧在今湖南寧遠，當時絕非舜的領土，近百老人巡狩非己領土，這明顯不是自愿的，極有可能是和堯一樣，是被流放至此的。將以上的線索重新連接起來，如果要讓這些事合情理，那就不妨再來一次大膽的假設：堯舜禹是三個不同部落的首領，幾個部落又為一個聯盟，而堯又是這個部落聯盟的領袖。隨著堯的部落衰落，舜的崛起，順憑借強大的武力逼迫各部落同意他為聯盟領袖，而那個衰敗的堯下場想來不會好過。然后，禹的強大又使歷史重演。當然，這些血腥的過程可能都披上了禪讓這個合法的外衣。這個邏輯或許更為我們能接受，因為它更貼切中國歷史發展、朝代更替的規律。先秦禪讓之事如此就可能是一場政權角逐，其中大有成王敗寇之意。

　　然而此后千年，這樣一場殘酷的政治斗爭在儒家學派的渲染下，少了許多的紅，或者說那些紅反而成為了“禪讓”這朵美麗的玫瑰之顏色。如果堯舜禹知道了后世對于那些年斗爭的認識時，是會笑還是會流下如鮮血一般的眼淚？當然，以上全文所有觀點還只是假說，需要更多的史據來證明。無論史實如何，我們應當有一個共識，不可偏信于一家的說法，無論它流傳了多少年，在最有力的證明出現之前，永遠不要對一件史實的真相就此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