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法國里昂證券有限公司發布預測報告稱，到2020年，中國在全世界購買奢侈品價值將近1700億歐元，全球44%的奢侈品將被中國人買走，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場。

　　“買下世界”，將成為“世界工廠”之后，中國擁有的另一個全球化身份。一方面，我們用低附加值創造著財富；另一方面，我們用高附加值消耗著財富。

　　需求不振與奢侈品偏好如此不協調地拼貼在一起，讓人難以理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奢侈品消費主體是40歲至60歲的人群，因為社會主要財富集中在這些人的手中，而中國奢侈品消費的主體為25歲至45歲的人群。

　　這透露出，在我們社會結構、消費結構中，存在更深層次的隱患。

　　未富先奢是一種痛，這痛究竟因何而起？又將向何處去？作為國內第一代奢侈品媒體人，作家郝曉輝表示，問題的關鍵在于文化缺失，如不能積極應對，我們將付出更大代價。

　　我們缺乏上流文化

　　“在奢侈品消費上，我們與國外有很大不同。”郝曉輝認為，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我們是“全民消費”，在一線城市，幾乎所有白領都有奢侈品，以上海為例，很多職業女性收入不高，寧可餓幾個月肚子，也要買一個LV。從奢侈品消費者的數量看，我們占有絕對優勢，而且越是中低收入人群，越認同、向往奢侈品。

　　第二，在品牌選擇上較盲目，很多奢侈品在國外其實是大路貨，但宣傳做得好，身價立刻飆升數十倍。中國消費者更傾向于對奢侈品的“占有”，而不是“擁有”，極少關注品牌內涵，缺乏深層的文化認同。

　　第三，在潮流跟進上，多以歐洲皇室、美國時尚界的選擇為風向標，缺乏獨立判斷能力。

　　“我們購買奢侈品，更多是將它當成身份符號，解決的是虛榮、炫耀等淺層次的心理需求。”郝曉輝認為，這與上流文化的缺失息息相關。

　　沒有上流文化，沒有安全感

　　“任何文化都有主流，古往今來，人們都以上流社會為參照系，模仿并復制其文化。”郝曉輝認為，上流文化能提供一種榜樣作用，可以幫助人們獲得安全感。

　　比如中國古代的士人階層，這些人大多有較好的修養，待人接物溫文爾雅、禮貌謙和，有一種從容不迫的風度。在相當長的時期，這成為我們民族的特色，全社會爭相效仿，并因此受到周邊國家的尊重。

　　那時也有奢侈品，如文玩、字畫、把件等，但一是有較深的文化內涵，沒積累的人根本理解不了，二是真正的讀書人不靠這個安身立命，而是以他們的精神境界、人格操守和各種才能，成為人們學習的典范。即使身無長物，他們也會安貧樂道，因為文化給他們以精神支持，他們不需要靠奢侈品來證明自己。

　　所以，傳統奢侈品往往因人而貴，名人用過的東西身價倍增，而缺乏歷史積淀，便不被重視。這說明，古人把握了奢侈品的本質，即對文化內涵的認同，而不是淺層次的斗富。

　　我們的上流文化哪去了

　　從歷史上看，中國與歐洲一樣，都有深厚的上流文化積淀，但為什么在現代化過程中，我們沒能發展出獨立的奢侈品文化呢？郝曉輝認為，兩方面原因不容忽視。

　　首先，中國傳統奢侈品文化的階層性太強，皇家玩皇家的東西，貴族玩貴族的，平民玩平民的，絕不允許僭越。普通人穿什么衣服、坐什么車、住什么房等，都有規定，所以皇家很難引領民間時尚，而歐洲皇權沒這么強勢，皇家用的東西普通人照樣可以用，故平民階層有抄襲皇家品位的習慣。

　　第二，古代上流社會的獨立空間不夠，歐洲有很多貴族的城堡，葡萄酒等奢侈品傳承于此，而中國皇帝為了控制貴族，往往將他們集中在京城，剝奪了他們生活的私密空間，使他們只好采取低調、節儉和謹慎的態度，不利于奢侈品文化的培養。

　　但問題的關鍵，還是在現代化過程中，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發展為名，我們一度徹底否定了傳統，將溫和、寬容等斥為守舊，將古籍、文物等看成是廢物。在劇烈的動蕩中，過去的上流階層生計維艱，無力傳承文明，加上輿論的妖魔化，人們將他們看成是“蛀蟲”、“紈绔子弟”，使他們也不敢再堅持傳統。凡此種種，使上流文化難以為繼，文化的自我延續與自我更新的功能，已基本失效。

　　傳統復歸中的兩難

　　郝曉輝表示，這些年來，復歸傳統的呼聲甚殷，但效果平平，修了很多假古董，復興了很多假儀式，很難說真正喚醒了人們的尊重意識。

　　因為我們一直在回避上流文化缺失的問題，只好復興民間文化。但事實上，民間文化并不是傳統的主流，無法給現代人提供精神支撐。而克己復禮、中庸之道等，只在學術層面討論，沒有融入生活實踐，尚未超越口號的層面，也沒有上層真正示范著去做。

　　一個社會的行為指針以上流社會為尺度，可現實是，隨著經濟發展，我們雖形成了新貴群體，但人們看不到他們溫文爾雅、蒼生為懷、博學慎思的一面，只能看到他們買游艇、打高爾夫、出國旅游等。還有一些新貴生活丑聞、腐敗丑聞不斷，這就為社會提供了一個錯誤的樣板：只要有錢，就可以任意炫耀，并以此來報復社會。

　　“今天互聯網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窗口，讓我們看到更多信息，但結果反而讓人更加失望。比如微博上，許多名人、富翁談吐粗俗，臟話橫飛，以表現蠻橫的姿態為榮，表演欲極強，缺乏擔當，在這個基礎上去復歸傳統，實在有些困難。”郝曉輝說。

　　警惕未富先奢的負面效應

　　未富先奢除了消耗社會財富、加劇分配不公之外，最可怕的是在文化上推動“流氓化”。

　　“在國外，人們消費奢侈品主要是為了達到心理滿足，給自己帶來愉悅，所以普通人會比較慎重，他們會仔細衡量這個愉悅的價值，相比之下，我們則痛快得多，因為我們有這樣一種心態，即：我驕傲，因為我用得起，你用不起。于是，名牌成了人與人比拼的工具。”郝曉輝認為，正是這種競逐心理，推高了奢侈品市場。

　　“奢侈品市場的勃興，體現了這樣的社會共識，即：有錢就要搶資源。”在這個共識下，沒錢的人怎么辦？于是，乘客在公共汽車上搶座位，員工在職場上搶機會，司機在開車時搶行、演員在舞臺上搶話筒……總之，大家都爭先恐后，為了領先一步，寧可放棄尊嚴、禮貌、操守、良知和溫情，可當這一切都失去后，靠買幾件奢侈品，真能補回來嗎？

　　應警惕這種可能：一個搶字當先的社會，是在精神上已墮入“流氓化”的社會，一旦步入其中，則難以自拔，因為它將失去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能力，最終在相互牽扯中，走向共同的悲劇。

　　“要避免這個風險，恐怕還是要從文化入手，重建上流文化，從而解決好精神支持的問題。而這，要先從上流社會自身做起。” 郝曉輝說。

　　沒文化不是富人的錯

　　未富先奢是不平衡的大環境的產物，不解決這個根本問題，一味指責富人，意義不大。但問題是，大家都看得到富人，覺得有反差，便將怒氣撒到他們頭上。

　　富人為什么喜歡炫耀？為什么不愿更多去從事公益？因為他們缺乏安全感，在成功之路上，他們感受到了權力的力量，面對這個更強者，如果不明白它的運行規律，無法把握它，則人對未來就會失去預期，眼界也會變得短淺。

　　不錯，炫耀會引來仇富，但富人們其實并不怕仇富，因為普通人的力量有限，不會對富人構成真正的威脅。相反，炫耀能拉權力下水，增加富人與權力媾和的機會，有了這個大前提，則炫耀將愈演愈烈。

　　我們都希望富人有文化，為社會做出好的典范，但也應看到，富人沒文化，關鍵在于文化沒力量，靠文化規則，既換不來成功，又換不來尊重，更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甚至只有背向文化，才能得到實際利益，那么，富人們走向文化的動力何在？

　　文化是一個長期效應，只有持之以恒，不斷投入，才能最終獲得收益。可對一個企業來說，如果沒有好的大環境，不管做多大，隨時都可能倒下，那么，它為什么要為明天投資呢？為什么要惠及他人呢？

　　沒文化不是富人的錯，這應從大環境入手，需要在制度層面上提供更有效的保證。

《北京晨報》2011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