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新興社會科學傳入中國后，學術思想界掀起了一次研究和爭論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高潮。當時的神洲國光社出版的《讀書雜志》出版發行了幾期《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輯，收集刊登了這方面的文章。

　　從此以后，中國歷史發展道路之爭，時高時低一直到今天仍未解決。解放前的爭論，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和假馬克思主義、非馬克思主義之爭，解放后四十年仍爭論不休，那就說明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和深刻性，一時不容易認識清楚。

　　幾十年來，中外學者對中國歷史發展道路提出很多不同意見，主要的有以下幾種：

　　一、中國歷史大體上是沿著原始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的道路向前發展的。但何時原始社會解體，何時進入奴隸社會，何時進入封建社會，何時有了資本主義萌芽，仍有幾派不同意見，爭論不休。

　　二、中國歷史上沒有奴隸社會階段，由原始氏族社會解體直接進入封建社會。

　　三、中國歷史是沿著“亞細亞的”獨特形式發展的。亞細亞形式雖有發展，但從未進入奴隸社會，更不用說封建社會。也就是說：中國是“亞細亞”型社會，沒有奴隸社會，也沒有封建社會。

　　四、周秦以來直到明清，中國一直是專制主義封建社會。皇帝以國有土地為基礎，農民都是國家的農奴。皇權支配整體社會。

　　此外，還有多種說法，如中國是長期商業資本主義社會等。

　　人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是有個過程的，由低級到高級，由淺浮到深刻、由片面到全面，都有個過程。對中國歷史發展道路認識的分歧、復雜，是必然的。是認識過程中難免的。由于爭論者水平不齊，問題本身的復雜，掌握史料多少不等等原因，使認識更加復雜化。

　　下面我說說我對“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和特點”的認識。這也只是認識過程中的一點一環。

　　傳說中的中國歷史，可以說已在氏族部落、部落聯盟時代。部落聯盟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很長的時間。夏商和滅商以前的周，以及文化進步的東夷各族，大多生活在氏族部落到部落聯盟階段。這些族的部落聯盟后期，有的可能已經出現早期國家，如殷盤庚以后。但中國歷史上正式出現早期國家一直發展下去，是滅商后的周族。

　　西周和春秋是中國的早期國家時期。這時期已初具國家組織的雛形，但血緣關系、氏族部落組織仍是社會基礎，社會的基層單位。

　　早期國家，也可以叫作“部落國家”，國家體內仍是一個部落一個部落。家庭、氏族組成部落，部落組成國家。這種國家，實質上是通過征服而成立的不平等部落聯盟。因為已出現階級，我叫它“早期國家”。?

　　早期國家，是城邦國家。最初一城加上近郊，就是一個國家。后來，一國之內又建立了一些小城邦，國家成為城邦聯合體，一個國家包含許多城邦。城邦國家時期，領土觀念是很模糊的。

　　城邦國家的統治者，是大小氏族長，是貴族。西周春秋的氏族貴族用宗法制來維系族的血緣關系、鞏固貴族的統治權力。由氏族成員沿續下來的國人，也有很大的政治權力。由于他們人數多，構成對貴族權力的威脅。在中國早期國家時代，也有民主權力，但始終未出現過民主政權。

　　戰國秦漢，是中國的古代。

　　春秋戰國之際，中國歷史出現顯著的變化。推動變化的是牛耕和鐵農具的使用。牛耕、鐵家具的作用，擴大了耕地面積，作到深耕，大大的增加了單位面積的生產量。生產力的增加，是商業、交換經濟發展的基礎。商業和交換經濟的發展，促使氏族部落更加解體、貧富分化、人口流動、城市興起。這一切在當時都是翻天覆地的社會大變化，大發展。

　　中國古代，即戰國秦漢時期，編戶齊民有五千萬左右。這些編戶齊民，都是自由平民，也稱作良家子。他們都有資格通過二十等爵而成為貴族。當然事實上不會如此，但理論上是如此。編戶自由平民之外，有奴隸。漢代的高官貴族、大工商業者都有成千成萬的奴隸。中等之家，也都有奴隸，一家有幾十、幾個不等。我在《中國古代社會》一書里，對漢代奴隸數量有個粗略的估計。我估計漢代官私奴隸的總數大約在四百五十萬到六百五十萬左右。漢代奴隸不像有些學者所說，只是家內奴隸。奴隸也作家內勞動，但他們主要是參加生產勞動。漢代的商業、礦業、手工業、農業，多半有奴隸勞動。商業、礦業、手工業、農業規模越大奴隸勞動使用越多。大商人、大礦業主、大手工業主、大土地莊田主，以奴隸勞動為基礎兼并小農。

　　奴隸來自自由平民，通過的渠道有：戰俘、犯罪、掠賣、債務等。自由平民因貧困負債被賣為奴隸，是漢代社會政治最嚴重的大問題，它迫使自賈誼、晁錯、董仲舒、武帝到貢禹、師丹、哀帝、王莽等政治家們費盡腦筋來對付這個問題。

　　戰國秦漢歷史發展的主線是商業、交換經濟發展。商業交換發展，使得官僚貴族生活追求豪華奢侈，貪婪成性，從經濟角度來看，戰國秦漢的官僚軍功貴族本身就是交換經濟的產物。官僚、貴族、商人、奴隸主、大土地所有者，共同剝削農民，農民貧困，破產，出賣土地、流亡，離開農村，麋集城市，或賣為奴隸、或逃亡山林，最后暴動。這條主線也可稱作軸線，漢代歷史發展是以這條主線為軸線而旋轉而運動。

　　漢魏之際，又是一次中國歷史大變動的時代。變化的性質是由古代進入中世紀。這個變化有兩個主要形式：一是交換經濟到自然經濟，一是自由民、奴隸到依附民。

　　交換經濟，使官僚政治走向貪污腐敗，使經濟階級生活腐朽，使農民破產流亡，使土地荒蕪，使生產衰落。

　　這是東漢社會政治的趨勢，這是漢末三國時代社會、經濟、政治的現實。這是當時學人所親自耳聞目睹，親自寫在書上告訴我們的。

　　一切可以不說，布帛代替金屬貨幣作貨幣使用從三國到唐維持了五六百年，便是鐵的證據，證明三國到唐是自然經濟時代。這是事實，是鐵口也難駁倒的。

　　魏晉南北朝（可以說到唐中葉），也有編戶民和奴隸，似與戰國秦漢無異。何以把漢末魏晉自由平民、奴隸向依附民的轉化看成由古代到中世紀的標幟？對此，有兩點須要認識：一是自由平民和奴隸向依附民的轉化是漢魏之際的大潮流，這是讀史者都看得到的。如何解釋這個大潮流？二是魏晉南北朝的編戶民和奴隸比起戰國秦漢的編戶民和奴隸來，性格本身有變化。

　　漢末魏晉時期，自由平民和奴隸向依附民轉化是非常顯著的歷史現象。經過這時期的變化，在兩漢困擾社會和政治的奴隸問題在魏晉南北朝未再見成為困擾人的問題了。只有從古代到中世紀轉變才好解釋，才能解釋。沒有這種轉化，魏晉南北朝的奴隸問題應當繼續嚴重。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府常常以編戶民賜給豪族、官吏、寺院為客戶，或者以編戶民為屯田客或軍戶、兵戶。客戶、屯田戶、兵戶，身份一般是依附民，以編戶為屯田戶、兵戶、客戶，就意味著編戶民和客戶、屯田戶、兵戶身份是相通的，這就壓低了編戶民的身份使其和依附民相近。在均田制度下，受田的編戶民的社會地位也與戰國秦漢的編戶齊民不同了。

　　魏晉南北朝的奴隸，一部分轉化為依附民，仍保有奴隸名稱的也有些依附民化。他們常和依附民聯稱，稱為“奴客”、“僮客”，他們和依附民作同樣的工作。魏晉南北朝的奴隸和依附民是攜手工作的，誰也不排擠誰。戰國秦漢的奴隸，和自由平民處于對立的地位。奴隸勞動，促使小農破產流亡或者也變為奴隸。魏晉南北朝盡管仍有大量奴隸存在，它的性格和社會作用已大異于戰國秦漢了。

　　唐中葉到明清，是中國中古后期。

　　這時期，城市經濟復蘇，金屬貨幣重新出現。城市經濟生活的發達，還出現了紙幣，會子、交子。城市夜生活，孕育了市民文學。說書、話本、長篇小說，像《水滸》、《三國演義》、《儒林外史》、《紅樓夢》、《聊齋志異》等文學巨著也都出世了。儒學吸取佛教的哲學思維，創造出宋明理學，出現新儒學。這一切都可看作中國啟蒙運動的萌芽。

　　這時期依附關系有所松動，租佃關系代替了人身隸屬關系。但唐后期出現、宋以后發展起來的租佃關系，又多少不同於戰國秦漢的租佃關系。從依附關系中演化出來的租佃關系和從編戶齊民中演化出現的租佃關系，其精神面貌自然不同。唐宋出現的佃農，多少帶有依附性格。南宋地方出賣土地，可以連佃戶一起出賣。由於城市經濟和城市生活的復蘇，中國的啟蒙運動出現是比較早的，南宋葉適的思想就有啟蒙意識，但五四運動，仍屬啟蒙運動。中國的啟蒙意識，只在城市中一閃，出現一線光芒，廣大農村仍是一片黑暗。

　　以上所述，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用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說，截止到清朝中葉，中國歷史所走過的道路，大體上經歷了原始氏族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三個階段。

　　馬克思有一段話說是：“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經濟形態向前發展的幾個時代。”（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馬克思“亞細亞的”本義，是氏族社會、原始共產主義。這一早于古代社會的歷史階段，馬克思是從亞洲社會中得到的。他推測在亞洲有原始社會，在歐洲也一定有。因為他這一認識是從亞洲得來的，遂以“亞細亞的”來暫代了“原始社會”。以地名“亞細亞”代歷史時代，也猶之“仰韶”、“龍山”之以地名代替歷史時代是一樣的。

　　馬克思所概括的“亞細亞的”（即原始社會）、古代的、封建的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經濟形態向前發展的幾個時代，是符合世界各族歷史發展的共性的。當然，各族歷史發展又各有各的 特點；共性也有淡有顯，有的民族共性中這一方面發展的突出顯著些，如希臘、羅馬的奴隸制，有的那一方面又突出顯著些。好多民族的奴隸制并不顯著。但總的說來，無傷於說：大體說來，原始共產主義的、古代的、封建的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經濟形態向前發展的幾個時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體現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共性。

　　宇宙間萬事萬物，都有共性、規律性。共性、規律性，是宇宙間的大法。從宇宙之大到細胞之小，從萬物之靈的人到無識的小草，其存在和運動都有共性和規律。人類歷史有共性、有規律，是無可懷疑的，這也是宇宙大法。沒有共性、沒有規律，就沒有歷史科學。

　　中國歷史發展道路中，又有中國歷史的特點。中國歷史的特點，語其大者可舉出兩點：

　　一、原始農村公社和氏族關系的殘存，長期在中國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存在，直到今天社會主義時代仍可看到它的陰影。

　　二、皇權，長期在中國古代和封建時代發揮影響。影響很大，好像皇帝和國家手持著中國歷史的指揮棒，中國歷史在他的指揮棒下旋轉前進。

　　我認為：如果說中國歷史有它獨特的地方，其根源都出在這兩點。這兩點一村公社殘余的存在和皇權，是中國歷史上特殊現象的基礎。中國歷史上一些這樣那樣特點，都是在此基礎上產生的。

　　中國歷史上這兩個特點，攪亂了中國歷史的研究。幾十年來，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爭論不休，一個主要原因，我認為，就是由于不少的學者把這兩個中國歷史特點看作了中國歷史發展的主線，發展道路。

　　這些紛亂，又都是來自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對亞洲歷史有兩點論斷。這兩個論斷有關聯，因而又常常被混淆。

　　馬克思、恩格斯從亞洲歷史中認識到人類歷史在古代社會之前有一個原始共產主義時代。馬克思說過許多這方面的話，現舉一兩條比較典型的：

　　“在印度和中國，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統一形成生產方法的廣闊基礎。此外在印度還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礎上的村社的形式，這種村社在中國也是原始的形式。”（《資本論》第三卷《關于商人資本的歷史考察》，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頁）

　　“勞動者和勞動條件之間的統一（我們不談奴隸關系，因為當時勞動者自身屬于客觀的勞動條件），有兩種形式：亞洲的村社（原始共產主義）和這種或那種類型的小家庭農業（與此相結合的是家庭手工業）。這兩種形式都是幼稚的（一譯原始的）形式。”（《剩余價值學說史》第三卷《理查·瓊斯》節，見《全集》第26卷Ⅲ第465頁）

　　如前所引《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話，馬克思就把他從亞洲歷史中得來的原始時代的知識用到人類歷史發展上，稱原始時代或原始社會為“亞細亞的”。“亞細亞的”，就是原始共產主義，在社會經濟形態向前發展的幾個時代中，在古代生產方式之前的一個社會經濟形態。它是最原始社會形態。

　　馬克思、恩格斯卻又認為這種原始時代的生產方式在亞洲一直保留下來了，一直到西方資本主義來到東方的時候，亞洲社會仍是這種原始的村公社社會。

　　“這些自給自足的公社，不斷的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當它們偶然遭到破壞時，會在同一地點同一名稱再建起來。這種公社的簡單的生產機體，為揭示下面這個秘密提供了一把鑰匙。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這種社會的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構，不為政治領域中的風暴所觸動。”（《資本論》第一卷，見《全集》第23卷第396-397頁）

　　馬克思、恩格斯又把這種村社制度和習俗與土地國有和東方專制主義聯系起來。

　　“名義上的地主從小農身上榨取剩余勞動，就只有通過超經濟的強制。……這里必須有人身的依賴關系，必須有不管什么程度的人身不自由和人身作為土地的附屬物，對土地的依附，必須有真正的依附農制度。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像在亞洲那樣，國家既為土地所有者同時又作為主權者而同直接生產者相對立，那么地租和賦稅就會合為一體，不再有什么同這個地租形式不同的賦稅。……在這里國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這里主權就是在全國范圍內集中的土地所有權。但因此那時也就沒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權。”（《資本論》第三卷《勞動地租》節，見《全集》第25卷第891頁）

　　“古代的公社，在它繼續存在的地方，在數千年中曾是從印度到俄國的最野蠻的國家形式即東方專制制度的基礎。只有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身的力量繼續向前邁進。他們最初的經濟進步就在于利用奴隸勞動來提高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反杜林論》1971年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178頁）

　　在上面所引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話里，雖然他們把所看到的亞洲原始社會區分為土地公有的村社和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合一的小農家庭，但認為這兩種形式都是原始的，早於奴隸制的。這后一種形式在亞洲一直留存了幾千年，成為東方專制主義的基礎。而這個東方，中國也是包括在內的。它還沒有進入奴隸制社會，更不用說封建社會了。

　　馬克思、恩格斯第二個論斷和中國歷史是有出入的。應該說，從戰國時期開始中國已經有土地私有制。什么是私有權？用恩格斯的話“所謂對土地的完全的自由的私有權的意思，不僅表示可以毫無阻礙，毫無限制的占有它，而且可以出售它。”（《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九章《野蠻與文明》）。用恩格斯的話來衡量，從戰國開始土地所有者已明顯的可以自由出賣自己的土地。長平之戰前夕，趙括從趙王那里得到賞“賜金帛，歸藏於家而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史記》·趙奢列傳）附《趙括傳》）。韓非說：“王登為中牟令，……日而見二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董仲舒說，秦孝公用商鞅變法“除井田，民得買賣”（《漢書·食貨志》）。這都是土地可以買賣的證明，也就是土地所有者可以自由出賣其所有土地的自由。

　　土地私有制出現后，田租和田稅就必然分開；國家收稅，地主收租。戰國秦漢，租與稅民分開的，大家都熟知的，漢代國家是三十稅一，地主的田稅是“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

　　前已言之，春秋戰國之際，商業、交換興起，大商人輩出奴隸制也發展起來，大商人、大礦業主、鹽鐵業主大土地所有者，都使用奴隸經營產業，富至千萬、鉅萬。荀子說：“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所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荀子·王制篇》），交換興起，奴隸眾多，勞動分工，都說明村社在解體。

　　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的知識，大約多來自傳教士的筆錄和口述，他大約沒有讀過《史記》和《漢書》等中國史籍。馬、恩是天才，思想銳敏，觀察細致，他們從一些一般的材料已看到了一些重要史實。這是了不起的。問題在他們把中國歷史的特點當成了中國歷史的道路。

　　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就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共同道路，沿著原始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向前發展的道路。中國歷史發展中又有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氏族制、村社制的殘余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存留，以此為基礎在中國歷史上的長期表現出來的皇權、專制主義、土地國有等，就是中國歷史發展中的特點。

　　研究中國歷史，最重要最基本的就是要把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和中國歷史發展中的特點區別開來。一是共性，一是個性。認識共性又認識個性（特點），才能認識中國歷史的全貌，才能正確的理解中國歷史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