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領劇本征文獎的年兄到杭州，不禁想起林升的《題臨安邸》：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據說，這首嘲諷偏安的“反詩”，作者當年把它題寫在臨安一家旅店的墻壁上，至于那家旅店具體在哪里，座中無人說得清。

　　會不會在河坊街呀？席間，《風景名勝》的編輯朋友趙女士打趣道，要不，你們到那里去尋一尋？

　　我當然明白，這無非是藉機攛掇我們去那里逛逛罷了。

　　幾乎沒費什么周折我們就找到了河坊街。

　　河坊街是條歷史古街，東西走向，位于城南吳山腳下，是清河坊歷史街區（杭州當前唯一保存較完好的舊城區）的一部分，距西湖僅數百米。

　　走進河坊街，迎面而來的仿古建筑，以及彌漫滿街的古代市井氣息，使人瞬間生成錯覺，彷佛一下子回到了南宋那個遙遠的年代。

　　1127年（靖康二年）四月，金軍攻破東京汴梁，搜刮數日，將京城洗劫一空，存在了167年之久的北宋隨之滅亡。金軍擄徽、欽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貴戚等數千人浩蕩北去，那是怎樣一番情景？大漠胡塵，寒風刺骨，書生皇帝宋徽宗凄惶無比，題詩于壁：“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山南無雁飛。”

　　這便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靖康之變”。

　　望著金軍遠去的身影，驚魂甫定的康王趙構（徽宗第九子），在宗澤等人的擁立下，匆忙在應天府（今商丘市）即位，改年號為“建炎”。因恐懼金人卷土重來，席不暇暖的趙構命人帶上東京太廟里的祖宗牌位，一溜煙向南，揚州、鎮江、南京，一路倉皇逃到杭州。聽說此地郊縣名“仁和”，趙構穿鑿附會，將當年趙匡胤陳橋驛兵變后從“仁和門”進開封的事聯系起來，自以為得了“天命”……

　　趙構逃到杭州，立足未穩便忙于向金人討好，宣布懲罰堅持抗金的宰相李綱，錄用投降派頭子張邦昌的親信，并派人攜張邦昌所擬“約和書稿”向金人求和、乞降，情愿削去帝號……并將這搖尾乞憐的一套定為“國策”。

　　怎奈好景不長，沒過多久，金軍又大舉南犯，很快攻破杭州，直至將卑躬屈節的趙構趕入海中，返身又一把火將這江南名城燒為白地，給趙構的獻媚“國策”劈面一耳光。幸虧岳飛、韓世忠率軍苦戰，金軍難以久留，這個小朝廷才得以最終在杭州落下腳來。

　　這便是令國人長吁短嘆的“南宋”。

　　一心只求保皇位的趙構雖定都杭州，對外卻詭稱“行在”（意思是不忘中原，這里只是皇帝的臨時駐地）。為了迷惑輿論，改杭州為“臨安”。

　　然而，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岳家軍”、“韓家軍”還在前方浴血奮戰的時候，摸透趙構心思的太尉張俊，卻在臨安城里指揮“張家軍”大興土木，筑九里皇城，開十里“天街”，為皇帝營造宮殿，為自己修建豪宅，蓋酒樓。這哪里還有一點“臨安”的架勢？軍士歌謠滿城傳唱：“張家寨里沒來由，使他花腿抬石頭。二圣猶自救不得，行在蓋起太平樓。”

　　一時間，皇親國戚，達官貴胄，競相效法，紛紛在宮城外圍、天街兩側修建宮廷私宅。中河以東建成德壽宮，上華光巷建成開元宮，后市街建成惠王府第，惠民街建成龍翔……而“清河郡王”張俊的王府，就建在鳳凰山南宋皇城腳下的太平巷，形成“前朝后市”的大格局，這樣便有了“清河坊”。

　　漫步在石板街道上，撫今追昔，想起這些陳年舊事，誰都難免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其實，河坊街比“清河坊”古老得多，早在隋代就已形成，那時其貌不揚，很普通，居民也多是一些河工小販。到了南宋時代，因其地處宮廷大內的城門之外，沉寂了數百年的襤褸小街，一夜之間身價百倍，突然就繁華熱鬧起來，被譽為“皇城根外第一街”，頗有點暴發戶意味。

　　深入街里，放眼望去，只見通街店鋪鱗次櫛比，火腿店、中藥堂、剪刀鋪、面館、旱煙店、茶莊等“老字號”目不暇接，各種材質的工藝品、古玩字畫、宗教飾物琳瑯滿目，民俗雕塑、皮影戲、食攤、茶樓、酒肆、畫廊隨處可見，游人如織，摩肩接踵……彷佛一幅鮮活而又迷人的市井風情畫徐徐展開，滿眼皆是詩情畫意，“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圖畫，十萬家煙火盡歸此處樓臺”。不難想像，如此一個花柳繁華之地，逃到這里的趙構怎么可能還去“思蜀”呢！

　　不用說，林升題“反詩”的那家旅店自是不見蹤影，但圍繞“反詩”的話題卻始終揮之不去。

　　我們邊走邊侃，忽見不遠處街心立有一亭，亭上寫著“忠義亭”三個大字，亭內有塑像一尊。那是位頭戴纓帽，身著鎧甲，手握兵器的古代將軍，塑像高大威猛，器宇軒昂。很顯然，他就是深受后世景仰的岳飛了。

　　按說，在那個愛國有罪的混賬年代，這天子門前的“第一街”，哪會有他岳少保什么戲呢？

　　宋室南遷之后，“大宋”的主題就變得極其簡單了，就兩個字：偏安。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等等諸般內政、外交事務，莫不是圍繞著這兩個字吹拉彈唱的。借用時髦說法，這便是由高宗趙構定下基調并身體力行的南宋“主旋律”。

　　岳飛的“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顯然與朝廷的“主旋律”相悖，解讀下來其實就是“反詩”一首。因此，岳飛的壯懷激烈便成了威脅穩定的“雜音”，成了與趙構的“離心離德”，成了對大宋“中心工作”的干擾與破壞。

　　不換思想就換人，岳飛怎么能不除掉？完全可以說，從趙構逃到杭州的那一天起，岳飛等“收拾舊山河”那一干人的命運幾乎就不可逆轉了。關于這一點，怒形于色的趙構說得最明白：“講和的國策，是朕決定的，秦檜不過贊助執行罷了。秦檜雖死，這一國策也決不改變！”

　　略知宋史的人都清楚，趙構做了36年皇帝，看家本領就是乞和，把國家安危、和平希望完全寄托在豺狼的保證上，以至一日無和約便難受得要命；一旦和約被“友邦”撕毀，卻先反省己方求和誠意夠不夠？1163年退位后又當了20多年左右朝政的太上皇，盡管繼任者孝宗是個頗有抱負的皇帝，怎奈其養子身份讓他始終不得不屈從高宗的權勢，被迫認賊作父（1164年，孝宗即位次年，宋金和議達成，規定宋皇帝對金主自稱“侄兒”）。孝宗入繼大統27年，竟有24年是在頑固堅持“主旋律”的趙構的目光逼視下，于誠惶誠恐中艱難度過的。飽受屈辱、苦不堪言的孝宗銳氣消盡，眼見恢復中原無望，最終只能在極度失望中以無所作為退出政治舞臺。盡管孝宗本人并不甘心，一直蓄積財力，把一線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怎奈他之后的皇權交接，說來令人嗟嘆，每每不是政治鬧劇，便是波譎云詭，光宗、寧宗、理宗、度宗……上臺者非聲色犬馬之徒，即懦弱無為之輩，幾乎一代不如一代，誰都無心“北定中原”。這樣，王朝大限便在“主旋律”百年不變的奏鳴聲中一天天逼近。 ?

　　因此，南宋的“主旋律”，不僅是岳飛在劫難逃的屠刀，更是小朝廷自我葬送的喪鐘。

　　說到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這“主旋律”的支配下，南宋文武出現了兩極分化。

　　軍事上，武備廢弛，長城自毀，“王師”一觸即潰，根本不能打仗，而初年的三大名將結局迥異：岳飛滿門被害，韓世忠退隱悠游，張俊投靠秦檜，成為加害岳飛的幫兇。

　　文化上，“國家不幸詩家幸”，一大批詩人詞家橫空出世，經典篇章源源不斷，群星燦爛，浩瀚輝煌。原本婉約纏綿、低吟淺唱的宋詞，風格上出現了兜圈子般的戲劇性變化：南宋前期，國家危亡迫在眉睫，面對山河破碎，同仇敵愾的文人們抑郁不平，怒發沖冠，誰都無心再唱卿卿我我了，詞風因此一改纏綿陰柔為慷慨激昂。南宋中、后期，宋金和談，南北分治，“臨安”嘴臉原形畢露，偏安木已成舟，大勢已去，任憑文人們壯懷激烈，“闌干拍遍”，嗓音喊啞，卻回天無力，慷慨激昂的亢奮情緒日漸消失，詞風又回歸婉約柔媚。

　　王朝為之日暮途窮，文壇卻滿園春色關不住，真可謂嘆唱兩非也！

　　在無限感慨中別過忠義亭，再往前便見與之遙相呼應的武大郎炊餅攤。那是一尊活體“雕塑”，也是一個搞笑的“模仿秀”。只見游客們將“武大”團團圍住，有的買他的“炊餅”一飽口福，有的則拽著他合影以為“留念”。尤其一些年輕的女游客，嘻嘻哈哈爭相與“武大”吊膀子留影。財源滾滾，美人爭搶，矮墩墩、胖乎乎的“武大”樂不可支……啼笑皆非之余叫人唏噓，這哪還是當年陽谷縣里那個終日愁眉不展的憨頭喲！

　　故事里的一些歲月悄然而逝，歲月中的一些故事重上心頭。“武大郎炊餅攤”，這個當年“第一街”上子虛烏有的“故事”，很容易讓人想起原產于杭州的“莫須有”。是的，仔細想來，這“炊餅攤”何嘗不就是個“莫須有”？！“莫須有”既是秦檜的發明，也是“主旋律”的題中之義，更是南宋的一大“歷史貢獻”。自從有此一辭之后，千百年來，中國出現過多少“莫須有”？尤其挺身而出為德先生、賽先生奔走呼號的中國知識分子，有多少人倒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莫須有”妙不可言，“莫須有”隨時恭候，“莫須有”血債累累，“莫須有”罪惡滔天！盡管老賊秦檜夫婦、萬俟、張俊等已在“臨安”城，在朱仙鎮為之謝罪長跪不起了，但那畢竟只是世人泄憤的一廂情愿，所謂“天子圣明，罪臣當誅”，當一回替死鬼罷了，豈等于陰魂散盡！

　　說話間，我們來到又一處街頭雕塑前。這是一組饒有興味的黃銅群雕，描繪的是舊日杭州的市井生活，共有5人：一中年漢子將剛從街井里提上來的泉水往自家水桶里傾倒；漢子的右側，一中年婦人坐在井旁的小竹椅上，一邊在腳盆里用搓板搓洗衣服，一邊欣慰地瞧著面前吹泡泡玩耍的孩子；漢子的左側，是一對母女，她們坐在凳子上閑適地剝著蓮子。此外還有一把虛席以待的小竹椅。杭州人的生活是從井邊開始的，場面頗為典型，生活氣息十分濃郁，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尤其心理刻畫，于不動聲色中悄然完成，巧妙得令人叫絕！連我這門外漢都能看出，群雕完全是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創作者的藝術追求令人心動不已，我們紛紛坐到那把空置的小竹椅上，將風塵仆仆的身軀融于當年吳越文化的一個細胞，品味一番已然遠去的市井親情……

　　說來耐人尋味，鄰里和睦，安居樂業，本是人心所向，但廣義地看，又何嘗不是一種割不斷血脈的文化傳承？它為人類所共有，無國界、時空之限，也不分種族、信仰、制度、意識形態等等諸如此類之別，不以任何個人或集團的意志為轉移。因此，它，唯有它才配稱歷史長河中的主旋律。雕塑的創作者也許完全沒有意識到，是他們在文化這架“巨無霸”鋼琴上，不經意間彈奏出一串轟然作響的滾滾洪音。而趙構的那個“主旋律”呢？難聽點說，不過一臭屁耳。

　　不知不覺間我們轉到了著名的大井巷。它是杭州人的福祉，蓋因巷內有一令人咋舌的大井。該井周四丈，深約4米，舊名寒泉，又名吳山井、吳山泉，俗稱大井。相傳系五代吳越國和尚德韶所鑿，井水不雜江湖之味，甘甜寒洌，異于眾井。1247年杭城大旱，城中諸井均已干竭，獨此井不涸，日下萬綆，井水仍然不增不減，故又稱“錢塘第一井”。當年井口無蓋，常有人掉落井中。南宋紹興年間由太尉董德元捐錢，用大石板蓋住井口，上開五眼，成為五眼井。我等平生從未見過這種井，自然倍覺新奇，都情不自禁下到井邊去開眼界，只見井圈為六邊形，井壁用條石菱角式砌筑，井旁立“吳山第一泉”石刻一塊，記述當年此井救濟百姓的事跡。品讀這些文字，人們也就不難理解杭州人的生活為什么會從井邊開始。或許，吳越文化的一個源頭，就在這里？

　　在河坊街上流連，雖未發現林升題“反詩”的那家旅店，但卻感覺巷口似乎格外多。不長的河坊街上，那一處處巷口露出的一條條羊腸小道，很容易勾起人們的聯翩浮想。通往老巷深處的這些羊腸小道兒上，曾經發生過多少故事，閱盡了幾多滄桑？它們又向你訴說著什么？我忽然想起東京汴梁的宋都御街，那是當年北宋的“第一街”，寬闊平坦，條管筆直，甚為氣派，而眼下這條“第一街”呢？除開繁華之外，還有哪一點能與之相像？地形外貌、布局結構、環境聲氣、風格氣質，全無半點共同之處！“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完全可以斷言，如果不是那該死的“暖風”，將“游人”熏醉，使其骨子里發生霉變，令其靈魂出賣，他們怎么可能直把杭州作了汴州啊！南宋152年，趔趔趄趄的，與其說悲憤的句號畫在大海上，莫如說就畫在這“暖風”里！

　　夕陽西下，我們走出河坊街，忽聞“樓外樓”的歌聲隱隱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