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柳永之所以成為文學史上百代詞宗，被百姓歡迎到“凡有井水處皆歌柳詞”，這與他出入秦樓楚館，專為歌伎填創新詞，他的叛逆精神，唱出“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乃至聲稱“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雖有一定的關系，但都不是主要原因。柳永之所以中國詞史上不可取代者，主要還是在于他對詞這種在宋代才昌盛起來的新興文學樣式，有著獨特的貢獻。

　　這種獨特貢獻，首先表現在詞作題材的創新上。如前所述，“詞乃艷科”。它首先產生在士大夫歌兒舞女的酒宴之上，用來作為助興的“佐酒之器”。所以從唐五代詞開始，不是像花間派詞人那樣去詠歌女人的發膚容貌、相思相戀，就是像南唐派詞人那樣去抒寫家國愁懷、傷春悲秋的人生感慨。到了宋初的范仲淹、歐陽修手中，雖拓至戍邊、行旅，但仍是士大夫的人生經歷和感慨。只有柳永，才用詞來反映城市經濟繁榮昌盛的宋代時代新貌，表現即使在詩文中也很少有人觸及的市民生活。而且這類詞作在《樂章集》中有四十多首，約占全部詞作的五分之一左右。數量之多，罕有其比。北宋最繁華的一些大都會，如首都汴京、揚州、蘇州、杭州、長安、成都都在柳永筆下有過充分的描繪，如“列華燈、千門萬戶。遍九陌、羅綺香風微度。十里然絳樹。鰲山聳、喧天瀟鼓”，這是首都汴京正月十五鬧幻燈的盛況；“香徑里、絕纓擲果無數。更闌燭影花陰下，少年人、往往奇遇”（《迎新春》）這是趕熱鬧、看花燈，也別有所求的看花燈的市民尤其是青年男女；“拆桐花爛熳，乍疏雨、洗清明。正艷杏燒林，緗桃繡野，芳景如屏”，這是春天到來時秀美的城郊，“傾城，盡尋勝去，驟雕鞍紺幰出郊坰。風暖繁弦脆管，萬家競奏新聲”（《木蘭花慢》），這是熙熙攘攘前來踏青的市民 。在這類詠歌中，最著名的當屬前面曾提到的《望海潮·東南形勝》。此人以鳥瞰式的闊大手筆詠歌了杭州這座三吳大都會的都市風貌，在仁宗四十二年太平”歲月中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繁榮、市民的富足：“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這是它的歷史地位；“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是形容它人口的稠密，這在中國古代是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重要標志；“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則直接道出市民的富裕；“云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和“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則分別選取錢塘江潮水和西湖這兩處典型美景來概括杭州自然風物之美；“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則是描繪在這富庶又安定的東南形勝之地，市民們的日常生活。作者就是這樣通過一幅幅典型畫面，顯現出當時商業大都會風物景色之美和社會的安定和富足，這既需要才華，更需要獨特的視角。當時的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范鎮讀后曾感慨說：“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鎮在翰苑十余載，不能出一語詠歌，乃于耆卿（按：柳永字）詞見之”（祝穆《方輿攬勝》卷10）。據宋代文人筆記、羅大經的《鶴林玉露》說：當時北方的金主完顏亮就是讀了這首《望海潮》羨慕江南風景之美和都市的富庶，才“乃有投鞭渡江之意”，決定發兵南侵的。此說雖有夸張，但也可看出此詞的影響。

　　柳永帶頭描繪剛剛興起的商業城市，詠歌新興的市民階層，其時代意義和史學資料價值自不待言。正如近代學者黃裳所哦指出的“歌柳詞，聞其聲，聽其詞，如丁斯時”，可以“想見其風俗歡聲和氣，洋溢道路之間”（《書<樂章集>后》）。

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第二，這種題材的創新，還表現在他的詠歌對象上。柳永喜歡出入秦樓楚館，倚紅偎翠，為歌兒舞女發唱新聲，這似乎與他之前的溫庭筠、韋莊，與他之后的秦觀、周邦彥沒有什么兩樣，但是其詠歌對象的身份卻有著明顯的不同：它不再是燈火樓臺間輕歌曼舞的侍女舞姬，和拈須欣賞的文人秀士、達官顯貴，而是“針線慵拈伴伊坐”同為市民階層的浪子和藝妓，他們地位相同、身份相近、感情相通，是互相保證 “永棄卻”的“煙花伴侶”（《迷仙引》）。表現一種從未表現過市民尤其是下層市民的生活，再現他們的情感去向，這當然是一種大膽的全新的嘗試。更何況他是寫啥像啥，表現的全詩市井氣、俗氣。他筆下的“煙花伴侶”毫無‘“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或是欲迎還拒的矜持，更多的是那種“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坦露無忌，以及“須臾放了殘針線，脫羅裳，恣情無限”這種毫無顧忌的“淫媟之語。”（《菊花新》）更能表現柳永在這類詞作中無顧忌大膽突破的是，它不像周邦彥、姜夔與妓女交歡的言情詞中，對其對象多用暗喻，如《暗香》、《疏影》或“鶯鶯”、“燕燕”、“伊人”這類指代，多是有名有姓有個性的真實人物，而不是朦朧含糊的女性形象。在《樂章集》中有名有姓的歌伎就有心娘、佳娘、蟲娘、酥娘、秀香、英英、瑤卿、謝玉英、陳師師等十多個，而且形象鮮明甚至個性張揚，卻是是市民生活的真實體驗。如秀春唱得很好：“語似嬌鶯，一聲聲堪聽”（《晝夜樂》）；英英，舞跳得很好：“妙舞腰肢軟”（晝夜樂））；瑤卿，頗具文采：“能染翰，千里寄，小詩長簡”（《鳳銜杯》）。他不僅是欣賞和敬佩，還道出這些下層內心企盼的真情和遭受的折磨：“已受君恩顧。好與花為主。萬里丹霄，何妨攜手同歸去。永棄卻、煙花伴侶。免教人見妾，朝云暮雨”（《迷仙引》）；“盈盈淚眼。漫向我耳邊，作萬般幽怨。奈你自家心下，有事難見。待信真個，恁別無縈絆”（《秋夜月》）。它是這樣寫的，在實際生活中也是這樣做的。據南宋羅燁《醉翁談錄》記載：柳永在擔任華陰令時。有個豪門子弟帶著一群仆從來到娼家，呼一喝二。娼家看他是豪門之家，只得忍氣吞聲，好酒好菜招待。哪知這個豪門公子在娼家住了十多天，不但白吃白喝，臨走還把妓女的首飾搶走。娼家不平，告到官府。柳永立即派人抓捕這個豪門公子。不但將首飾追回，還判罰十匹綢緞作為狎資。最后，這位才子縣令還用“桃花源記”的典故作了一首詩作為判詞，表明自己的態度：“自入桃源路已深，仙郎一去暗傷心，離歌不待清聲唱，別酒寧勞素手斟。更沒一文酧半宿，聊將十疋當千金。想應只在秋江上，明月蘆花何處尋”（《醉翁談錄》庚集卷二·花判公案）

　　但是，柳永是位浪子，不像秦觀、姜夔、周邦彥、吳文英的這類情詞，即使與青樓歌妓之間，也表現得那樣癡情和執著。他的這類詞作更多的表現了市民情調，即妓女與狎客之間的打情罵俏、肌膚之親等露水風情，如《錦堂春》：“幾時得歸來，春閣深關。待伊要、尤云殢雨，纏繡衾、不與同歡。盡更深、款款問伊，今后敢更無端。”寫這位妓女想象情人歸來后，兩人間的打情罵俏，被古人稱為“人間第一俗詞”。 還有上面曾提及的“須臾放了殘針線，脫羅裳，恣情無限。留取帳前燈，時時待、看伊嬌面”這種毫無顧忌的“淫媟之語。”他從市井的道德觀出發，毫無顧忌地沖破封建禮教的道德規范的束縛，以直白爽快的語言，熱烈的情感描寫了城市妓女與浪子之間的自由放縱，追求官能享受的肆無忌憚，因而特別招致上層人物的嫉恨，至死也沒有原諒這位后來已改悔歸隊的逆子貳臣。但從另一方面看，平生自負為“白衣卿相”的著名才人，居然肯投身到他們之中，描繪這種下層市民的愛情生活和表達方式，而且又被廣泛的傳唱，甚至“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這正說明當時市民階層正在崛起，他們已經成為國家社會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就像反映市民精神生活需求的勾欄、瓦舍興起，話本、擬話本、院本、雜劇等小說戲曲形式的產生，書會才人，戲子優人隊伍的形成一樣，市民生活、市民思想也走入向來被士大夫作為詠物抒情的詞壇。柳永的首倡之功是不可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