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歷史長河中，一個士大夫要對抗整個體制，非要有屈原那種烈士精神，非要有那種“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執著情懷。否則，雖一時沖出傳統的軌道，但終究還是要回歸。歷代的士大夫如柳宗元、如白居易，乃至如胡適，如傅斯年，皆是如此。心性浮浪的柳永更缺少這種堅韌和堅持。柳永最終沒有能脫離他所隸屬的階層，他出生于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柳宜、叔叔柳宣、哥哥三接、三復、乃至自己的兒子柳涚、侄子劉淇都是進士即使在他叛逆精神最強的時刻，骨子里還是忘不了功名，出于一種矛盾的心態之中：一方面說：“浮名利，擬拚休。是非莫掛心頭”；另一方面卻又自我安慰：“富貴豈由人，時會高志須酬”（《如魚水》）。其實他游歷之中就有尋找出路的因素。如上面提到的那首贊美杭州富庶繁華的《望海潮·東南形勝》，就是獻給兩浙轉運使孫何的。而孫何這是他叔叔柳宣進士榜上的同年。詞中最后五句稱頌孫何治理杭州的功績，尤其是“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夸”，稱頌孫何要高升到中央樞要中書省，這與那個嘲弄“蠅頭利祿，蝸角功名，畢竟成何事”、“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柳三變，已經有一定的距離了。而且隨著年歲的加添，長期飄泊江湖的踽踽獨行，使他終于反問自己：“嘆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他開始思念家鄉了：“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想念妻子了：“想佳人，妝樓颙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準備改悔了：“爭知我，倚欄桿處，正恁凝愁”于是，他最終選擇回歸，回到他叛逆過、主動脫離過的主流社會。于是改名為“柳永”，重新參加科舉考試。仁宗景祐元年（1034）進士及第，此時的柳永已經五十一歲。

　　但是，你想回歸，僅僅是你想，不代表主流社會就會接納；你打算合群，也不意味著上層士大夫就會認可。整個社會機制和上層社會歷來如此。胡適開始尊孔讀經，傅斯年成為臺灣大學校長，但上層士大夫尤其是晚清遺老一直沒有忘記胡適要“打倒孔家店”，一直沒有忘記傅斯年在北大學生中第一個扛起大旗沖向天安門，去火燒趙家樓。柳永中舉后，先是授睦州團練推官，后轉為昌國州（今浙江定海）曉峰鹽場監官，再改為泗州判官。一直身為下層官吏，長期得不到升遷。宋代對官員的考通升遷有兩種制度，分別是“磨勘”與“歷紙”所謂“磨勘”在唐代對官員的考課、復驗中已經使用，宋朝定為制度。宋朝規定，文官三年一磨勘，武官五年一磨勘，視考核成績決定升降。實際上只要挨夠年資，不出過錯，到時便可升遷。實際上像柳永這樣的文官，只要挨夠三年，又無過失，就可憑資歷升官。所謂“歷紙”，是要求官員在工作中隨時自記功過上交長官，同時上級長官也隨時記錄下屬的得失以定優劣。這種做法按今日的說法就是根據本人平日的表現來提拔。但柳永從睦州團練推官到泗州判官，整整八年沒有升遷，早已過了“磨勘”時間。況且，柳永在睦州團練推官任上就深受太守呂蔚的賞識，有“歷紙”上奏朝廷要求對柳永破格提拔，也為朝中侍御史知雜事郭某阻止（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16）。到了慶歷三年（1043），晏殊、范仲淹當政。這年五月朝廷下旨：要各州府推薦“幕職，州縣官員充京朝官”。柳永作了八年州縣官員，早已符合“磨勘”，當年又有“歷紙”舉薦，但“吏部（仍）不放改官”。于是柳永不能忍受了，跑到京城，質問同樣以寫婉約詞聞名、現在已在執政的晏殊。晏殊問他：“你不是喜歡寫詞曲嗎？”柳永反唇相譏：“就同你喜歡寫曲子詞一樣”。晏殊冷冷的一句：“我雖然作曲子，但沒有寫過‘針線慵拈伴伊坐’”。柳永知道當朝執政仍在算老賬，只好默然而退。晏殊說的“針線慵拈伴伊坐“是柳永著名詞作《定風波》中的一句。全詞是： “自春來、慘紅愁綠，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鶯穿柳帶，猶壓香衾臥。暖酥消，膩云亸，終日厭厭倦梳裹。 無那，恨薄情一去，錦書無個。早知恁么，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只與蠻箋象管，拘束教吟課。鎮相隨，莫拋躲，針線閑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詞用代擬體。用一個歌女的口吻寫她與情人之間的溫柔纏綿以及別后的相思。其中“日上花梢，鶯穿柳帶，猶壓香衾臥。暖酥消，膩云亸，終日厭厭倦梳裹”等句確實很香艷，且帶有色情的暗示。但晏殊不舉這幾句偏偏舉“針線閑拈伴伊坐”這個兩人相偎“教吟課”的場景，說明晏殊在意的并非是香艷色情，因為正如柳永反唇相譏的那樣，晏殊的詞也寫得很香艷，如“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閑離別易銷魂。酒筵歌席莫辭頻”（《浣溪沙》）；“憑欄總是銷魂處。 日高深院靜無人,時時海燕雙飛去”（《踏莎行》），其中都是描繪雙棲雙宿后的孤單，其中不乏艷情暗示。至于那首著名的《山亭柳》題下就自注“贈歌者”。詞中寫道：“數年來往咸京道，殘杯冷炙謾消魂。衷腸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見采，不辭遍唱陽春。一曲當筵落淚，重掩羅巾”與柳永的贈妓詞并無多少差別，只是高雅一些而已。更何況，“詞乃艷科”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與歌女青樓、倚紅偎翠攪合在一起。一部《花間集》就是明證。所以晏殊舉此句，說明上層士大夫仍在嫉恨那個自稱“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聲稱“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傳統仕途經濟的叛逆者。據魏泰《東軒筆錄》記載，后來晏殊的兒子也是著名的婉約詞代表作家晏幾道曾為其父的艷詞辯解說：“先公平日，小詞雖多，（然）未嘗作夫人語也。”也就是說，他沒有寫過像柳永《定風波》那種代擬體，沒有像柳永詞中借歌女之口說出：“只與蠻箋象管，拘束教吟課”“針線閑拈伴伊坐”，那種類似“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浪子情懷和叛逆精神。這也就是賈政要將賈寶玉活活打死的原因所在。當然，晏殊斥退柳永，也有執政者在執行仁宗的文藝政策這個內在因素。宋人吳曾在《能改齋詞話》在記載這個故事的開頭就是：“仁宗留意儒雅，務本理道，深斥浮艷虛薄之文”。

　　直到仁宗皇祐中（1051），六十八歲的柳永才升遷回京陸續擔任著作郎、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等閑職，兩年后即在旅居的潤州（今鎮江市）去世，因身后蕭索，“殯于潤州僧寺”（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這才產生馮夢龍《喻世明言》中“眾妓家湊財帛，制買衣衾棺槨將柳七殯殮”這樣的情節。直到二十多年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之潤州，“求其后不得，乃出錢葬之”。明《萬歷鎮江府志》卷三十六中說柳永墓在丹徒山（北固山）下，并記載有柳永侄子所作的墓志銘殘文：“叔父諱永，博學，善屬父，尤精于音律。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闋下，召見仁廟，寵進于庭，授西京靈臺令，為太常博士。……歸殯不復有日矣，叔父之卒，殆二十馀年”。與王安禮殯葬柳永的說法相近。這也是柳永晚年經歷的第一手資料。

左：武夷山市柳永紀念堂 右：鎮江北固山下東麓柳永墓2003年為紀念柳永逝世950周年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