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柳永的新詞不但在市井名聲很大，在宮廷也頗受歡迎。據葉夢得《避暑錄話》：為慶賀仁宗圣誕，柳永曾譜寫過《永遇樂·熏風解慍》、《迎新春·嶰管變靑律》、《傾樂杯·禁漏花深》等祝壽詞。其中《傾樂杯·禁漏花深》的“‘樂府兩籍神仙，梨園四部管弦’等句傳入禁中，多稱之”，以至仁宗皇帝只要宴飲，就要侍從們反復吟唱這只曲：“每對酒，必使侍從歌之再三”（《舊題陳師道《后山詩話》》。陳師道，北宋人；葉夢得，南宋初人，皆距柳永生活的時代不遠，所錄相必有據。但是據同為北宋人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仁宗皇祐年間，天上出現“老人星”。在中國傳統星相學中，老人星又稱壽星。于是侍臣要新科進士柳永作新曲為仁宗皇帝獻壽。柳永于是寫了首《醉蓬萊》：“漸亭皋葉下，隴首云飛，素秋新霽。華闕中天，鎖蔥蔥佳氣。嫩菊黃深，柜霜紅淺近，寶階香砌。玉宇無塵，金莖有露，碧天如水。正值升平，萬機多暇，夜色澄鮮，漏聲迢遞。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際宸游，鳳輦何處。度管弦聲脆。太液波翻，披香簾卷，月明風細”。誰知這首祝壽詞卻觸怒了仁宗。開頭一個“漸”字就惹仁宗不滿。因“亭皋葉下”是種蕭索氣氛，不適合為祝壽語。“隴首云飛”更容易與悲哀苦寒的北朝樂府《隴頭歌》聯系起來。等看到“此際宸游，鳳輦何處”更是怒不可遏，因為這是剛剛去世的真宗皇帝的悼詞。再接下去又是“太液波翻”。仁宗皇帝說：“為什么不用“太液波澄”而非要“翻”呢？于是將進呈的歌詞扔到地上，“自此不復擢用”。這則文人筆記被詞論家多次引用，如明代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彭孫貽《茗齋詩馀》，清代沈雄《古今詞話》。但可信度卻不高。因為據《宋史·天文志》和徐松的《宋會要輯稿·瑞異》，老人星在仁宗年間多次出現，唯獨皇祐年間沒有出現過。況且，即使是皇祐元年，柳永已65歲，四年后即去世。而且晚年由華陰令逐次升遷為著作郎、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世稱“柳屯田”即得名于此，不存在“自此不復擢用”。有的學者根據老人星出現的時間將這個故事放在天圣（1024）二年八月或天圣四年七月，似乎又是膠柱鼓瑟。我倒是以為這個故事是仿照唐代詩人孟浩然見唐玄宗的故事編造的。據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和宋人魏泰的《臨漢隱居詩話》等史籍記載：唐玄宗久聞襄陽詩人孟浩然大名，特地召見。孟浩然當場賦詩一首：“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你要求官，詩中卻說要歸隱：“南山歸敝廬”；玄宗賞識特意召見，你卻說“不才明主棄”。豈不是哪壺不開提哪壺。所以“明皇曰，‘我未嘗棄卿，卿自不求仕，何誣之甚也’。因命放歸襄陽”。這與柳永相祝壽詩卻犯了忌諱相近。而民間之所以流傳這些故事，皆是對有才華但性情憨直、不知忌諱的才俊之士的惋惜和同情。

　　其實，真正導致柳永不遇于時、沉淪下僚的是他不愿循規蹈矩走傳統的士大夫修身齊家、讀書做官的叛逆精神，喜歡創制“淫冶謳歌之曲”（吳曾《能改齋漫錄》），更加上“縱游娼館酒樓間，吳復檢約”（嚴有翼《藝苑雌黃》）的浪子作風，遭至士大夫的普遍不滿并逐漸傳到宮禁之中，仁宗皇帝的耳朵之中。特別是哪首公開向科舉制度挑戰又影響極大的《鶴沖天》：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云便，爭不恣狂，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這首詞把這位才華橫溢的青樓浪子落榜后的沮喪和人生自負，內在的傲骨和叛逆精神表露無遺。這首詞的寫作時間，大概是初到汴京落第后不久。一個出生于仕宦家庭，從小就飽讀詩書又才華橫溢的年青士子，本來以為一到京華，就“定然魁甲登高第”(《長壽樂》)，取功名如拾芥的，想不到初戰就遭到鎩羽，落第了，那心情的不好受，自然是不在話下。然而他是個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仕途受困的打擊，在他的身上產生了反撥力，使他的思想一下子擺到了一個相反的方向一一敝屣功名，留連坊曲，在花柳叢中尋找生活的方向。一曲《鶴沖天》，便是他這種內心歷程的忠實記錄。他看不起那些通過科舉走上成功之路的達官顯貴，認為自己也是“卿相”，只不過是另類的卿相：“才子詞人”中的“白衣卿相”。 然后向當權者抗爭：我的“偎紅翠，風流事”，都是你們逼的，都是迫不得已，因為“未遂風云便，爭不恣狂”?接下去更是把封建時代的成功標準和道德觀念來個徹底的顛覆：“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對功名表現出冷淡的、狂傲的態度，其挑戰精神和反抗意識在倚紅偎翠、“淺斟低唱”后面是相當強烈的、激憤的。當然也深深刺痛了當權者。據宋人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這首《鶴沖天》一時被“都下盛傳，至達宸聽”，一直傳到仁宗皇帝耳朵里，“聞之艴然”。第二年，柳永再次參加考試，高中了。在金殿宣布進士名單時，點到柳永時，仁宗發話了：“這人不是要‘淺斟低唱’，不要浮名嗎？干嘛要中進士？讓他填詞去”！皇帝發話了，誰敢讓他中舉？于是柳永再次落第，但也再次顯露出他的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你皇帝老兒不是要我去填詞嗎？那好，我是“奉旨填詞”。于是他做了個招牌，上書“奉旨填詞柳三變”七個大字，舉著它出入秦樓楚館、漂泊江湖。在隨后的詞作中，柳永不止一次表白和強調著這種人生選擇和對功名富貴的蔑視，如《鳳歸云·向深秋》： “驅驅行役，冉冉光陰，蠅頭利祿，蝸角功名，畢竟成何事，漫相高”； 《喜遷鶯·花不盡》：“朱弦悄，知音少。天若有情應老。勸君看取名利場，今古夢茫茫。”；《酒泉子·三月暖風》：“長安多少利名身，若有一杯香桂酒，莫辭花下醉芳茵，且留春。”《夏云峰·宴堂深》中的“醉鄉歸處，須盡興、滿酌高吟。向此免、名韁利鎖，虛費光陰”； 《慢卷睴·閑窗燭暗》：“紅茵翠被。當時事、一一堪垂淚。似恁偎香倚暖，抱著日高猶睡”； 《菊花新·欲掩香帷論繾綣》：“須臾放了殘針線。脫羅裳、恣情無限。留取帳前燈，時時待、看伊嬌面”等等。此時柳永詞中出現過的歌妓，除了后來與他相伴終生的謝玉英和始終相隨陳師師外，有名字的就有心娘、佳娘、蟲娘、酥娘、秀香、英英、瑤卿等；那些沒有標名的，更是不計其數。宋人羅燁記載：“耆卿居京華，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醉翁談錄》丙集卷二)可見他和妓女們的交游，是十分廣泛的。柳永的這種叛逆行徑和人生選擇，在宋元時代尤其有著特殊的時代意義。宋元時代，隨著城市繁榮和物質生活的提高，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日趨多樣化。北宋的汴京，南宋的臨安，和元代的大都，都是瓦舍林立，眾伎紛呈的。演唱、說書、雜劇等群眾藝術，亟需一些有文化素養的文人參加，才能使藝術水平不斷提高，滿足欣賞者的要求。因此，文人和民間藝人的結合，就成為促進世俗民間文藝發展的一條嶄新的道路。柳永是走在這條道路上的較早的一位著名文人。就是他，第一個拔高了書會才人的社會地位：“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第一次把倚紅偎翠、享受生活看得玉堂金馬、仕途經濟更為重要：“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如此直率地、赤裸裸地鼓吹士大夫脫離傳統的價值軌道。走向民間、走向下層，與娼優站到一起。對后來的“書會才人”，走上叛逆道路，無疑起到號召和旗幟作用，他們循著柳永的道路，學著柳永的口吻，以“風流浪子”自夸、自傲，如金代的書會才人董解元：“秦樓楚館鴛鴦幄。風流稍是有聲價”；元代的戲劇領袖關漢卿更是“面傅粉墨，躬踐排場，偶倡優而不辭”而且公開宣稱：“我是個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賜與我這幾般兒歹癥候，尚兀自不肯休。則除是閻王親自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天哪，那其間才不向煙花路兒上走”。此外，像元代的倪瓚，明代的李贄、楊慎，清代的八大山人、鄭板橋，都在不同的層面，承續和發揚了這種鄙棄官場、接近下層民眾的叛逆精神。

　　離開京城后，柳永開始了他的壯游生活。他沿汴河南下，在淮河岸邊，吳頭楚尾的少年行經之處徜徉，寫下許多懷舊詠嘆的詞章，如用《永遇樂·天閣英游》、《雙聲子·晚天蕭索》、《木蘭花慢·古繁華茂苑》、《瑞鷓鴣·吳會風流》等詠歌他多次盤桓的江南名城蘇州；到過“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的杭州，寫了著名的長調《望海潮·東南形勝》；到了會稽，寫下“分得天一角，織成山四圍”的名句。漫游中也回過故鄉，流露出“旬月經游殊不厭，欲歸回首更遲回”的留戀之句。在這段游歷歲月中，他還到過湖南的九嶷，湖北的鄂城、四川的成都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