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些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人格的力量和不朽的精神，以及一個民族復興的意志與希望”

　　初秋的北平，深夜微涼。空蕩蕩的大街上，一群人拎著箱子，行色匆匆。人群中有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家，還有清華大學的三位教授。

　　時為1937年9月——北平被日軍占領一個多月后。幾位大名鼎鼎的中國學界精英做出艱難抉擇：離開北平這個是非之地，踏上向南流亡之旅。

　　為保護和搶救平津地區的教育、文化界知識分子及民族精英，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向他們秘密發出了撤退至長沙、西安等地的命令。一場中國現代史上最悲壯的知識分子大遷徙就此拉開序幕。

　　作家岳南歷時八年采訪和收集資料，厘清了當年那段塵封的史事，在160萬字的《南渡北歸》一書中，全景式展現了陳寅恪、傅斯年等幾十位人文科學領域的大師們，在那場動蕩亂世中曲折的生命軌跡和不屈的學術追求。

　　“從這些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人格的力量和不朽的精神，以及一個民族復興的意志與希望。”岳南對本刊記者說。

　　近日，岳南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表示，寫作這本書是為了讓今天的人們了解，那個動亂年代還有這樣一群人在以這樣的方式和精神面貌生活著。

　　南渡終將北歸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能有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正如這段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所記，我國歷史上曾有三次“南渡”都以國破難返而告終。

　　悲劇沒有延續。發生在抗戰期間的第四次“南渡”，比之歷史，敵人更為兇惡，處境更為艱險，卻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北歸”。

　　這樣的完勝，在岳南看來，得之于當時中華民族所表現出的勇氣、智慧、團結的力量和必勝的信心——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當時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師們對國民的影響。

　　“這個影響除了站在講臺上的教授類型的知識分子薪火相傳，還有不站在講臺上的知識分子們以身示范所起的作用。這兩股力量形成了一個強大磁場，在民族危難到來的時候，釋放出了內在的能量，感化、催發著中國軍民為抗戰勝利而不惜身家性命，以從來沒有過的勇氣與信心、智慧，贏得了抗戰的勝利。”岳南對本刊記者說。

　　岳南在書中描述了這樣的情節：1938年初，已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的各高校師生分批向昆明遷徙，另行組建以北大、清華、南開師生為主體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漫長而艱辛的旅途中，師生們仍未放棄實踐和教學，一路調查社會與民眾生活，寫下了一本本日記和觀察心得。每到一地，借休整之機，曾昭掄、聞一多等教授還向當地的軍政官員、士紳與民眾作政治文化方面的講演，分析中國的國力、軍隊和武器，與他們探討堅持抗戰的種種論題。

　　而發生在陳寅恪先生身上的故事則更讓岳南感佩。

　　陳寅恪在困于日軍占領的香港時，于貧病交加中仍倚床誦讀《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南宋建炎以來志士仁人堅守民族氣節的愛國事跡，激起了陳寅恪的共鳴。在書的最后一卷，他寫下這樣的跋語：“于萬國兵戈饑寒疾病之中，以此書消日，遂匆匆讀一過。昔日家藏殿本及學校所藏之本雖遠勝此本之為訛脫，然當時讀此書猶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讀此之親切有味也。”

　　后來，當駐港日本憲兵為陳家送去急需的大米企圖拉攏他時，陳寅恪夫婦嚴詞拒絕，將大米丟出門外，寧肯全家餓死也不“折腰”。

　　氣節之外，即使在最艱苦的條件下，學者們也從未放棄過自己的學術事業。

　　1943年，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科技史家李約瑟，借訪問中國之機，特意到遷至李莊的同濟大學，探望闊別十多年的老友童第周。當看到老友那間只有一架雙筒顯微鏡的簡陋實驗室時，李約瑟實在不敢相信，就在這里，童第周完成了高難度的實驗，并撰寫了數篇在國際上引起矚目的高質量論文。這次李莊之行讓李約瑟畢生難忘——在中國西南部這個偏僻山坳里，他看到了一批堅韌不拔又滿懷熱情的中國學者。

　　國難當頭之時，中國知識分子所表現出的這種精神、風骨和氣度，令著名學者馬一浮在香港防空洞里躲避日本轟炸時，仍對戰爭的前景滿懷信心——“這場戰爭注定是中國贏的。我們用第一流的人才在抵抗著日本二流人才的進攻，焉有不勝之理！”

　　馬一浮的預言終成現實。1945年，中國軍民贏得了抗戰勝利。次年5月4日，西南聯大在昆明舉辦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結業典禮。這一天，也是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正式復校的日子。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祈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倭虜復神京，還燕碣。”三校師生們唱著由馮友蘭作詞的西南聯大校歌整裝北歸。

　　從李莊開始

　　《南渡北歸》中的很多故事，發生在四川南溪李莊。

　　這個曾經在地圖上都找不著的小村莊，卻于70年前，匯集了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同濟大學等在內的中國最頂尖的學術機構和高校，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李莊也是岳南追尋大師足跡的第一站。

　　此前一直寫作考古紀實文學的岳南，在翻閱夏鼐、董作賓、石璋如等考古學家的資料時經常看到“李莊”這個陌生的地名，這讓他很好奇。2003年初，剛剛完成三星堆的采訪，岳南突然萌生去不遠處的李莊看一看的念頭。

　　當搭乘的小船在李莊的碼頭靠岸，岳南立即被眼前這個古樸的小鎮吸引。狹小幽深的青石板街衢，飛檐斗拱的民俗建筑，無不展現出濃厚的川南地方民族特色，讓久居北方的岳南感到新奇。

　　他在李莊樸實的老鄉家住了半個多月，以長期培養出的田野考古素養，抽絲剝繭，慢慢尋覓著當年那些大師們在此留下的生活印跡。

　　岳南了解到，李莊興建于清乾隆年間，曾一度發展成川南重鎮，鼎盛時鎮上光米店就有四五十家。最重要的是，此地自乾隆到光緒年間共修建了九宮十八廟，郊外還有院落眾多的張家花園。“這使中研院史語所、同濟大學、營造學社等機構的11000多名學者和師生有了容身之所。”岳南對本刊記者說。

　　熟稔李莊抗戰史的左照環是岳南在小鎮采訪時的向導。在他的帶領下，岳南不僅探訪了史語所、同濟大學、營造學社等單位的舊址，還找到了傅斯年、梁思成、董作賓等人的故居。“傅斯年和董作賓的房子保存最好，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人住過的房子已經拆得七零八落了。”岳南說。

　　與李莊的老人閑聊，岳南聽到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現在住在傅斯年舊居的當地農民與傅先生頗有淵源——當年，身材壯碩的傅斯年因搭乘滑竿被“拒載”，一氣之下雇了那位農民的父親做專職轎夫。傅斯年對轎夫很友善，每去飯店吃飯，總是吩咐店家給轎夫上與他一樣的飯菜。出于對傅先生的感念，解放后“打土豪分田地”，這家人要下了傅斯年的舊居，將其中的一些雜物小心保存至今。

　　另一個故事則更為傳奇。

　　當年，這些中央科研機構剛搬到李莊時，當地人對他們頗有戒心。一次，史語所在李莊碼頭卸貨，破損的箱子中露出了不少人骨，引起了當地百姓的恐慌，以為他們會吃人。為消除誤解，傅斯年等人決定在李莊開個科普展覽會，將安陽殷墟發掘出來的人骨等東西展示出來，并由專人講解介紹。這次展覽會轟動了整個川南，持續半個月的展覽吸引了遠近地方的幾萬人前來參觀。

　　“這是當地一個老太太告訴我的。她說自己親眼看到了那些‘骨架子’。當時她還是個小姑娘。”岳南對本刊記者說。這些故事后來都成為了《南渡北歸》的生動素材。

　　這次李莊之行，堅定了岳南要為當年那批大師們寫點東西的信念。2005年，他寫成了30萬字的《李莊往事》。“但書寫完后我還覺得意猶未盡。”他說。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他又三下江南與西南邊陲，實地考察了抗戰八年間中國知識分子云集之地如長沙、蒙自、昆明、成都、重慶。同時，他還采訪了許多健在的當事人及其后人，如當時流亡李莊的中國營造學社的王世襄、羅哲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何茲全，以及李濟之子李光謨、梁思成之子梁從誡、董作賓之子董玉京等人。

　　于是，一個清晰的想法在岳南腦中漸漸形成——寫一本書，全面描繪20世紀最后一批大師們的群體命運。

　　從《水滸》中得到靈感

　　站在李莊那個名叫板栗坳的小山上，岳南聯想起了《水滸傳》中的梁山。抗戰爆發之后，知識分子們集中到中國西南地區的情形，與《水滸傳》中的英雄豪杰陸續向二龍山和水泊梁山的集結真有某些相似之處。

　　采訪中，岳南不諱言自己對山東老鄉傅斯年的偏愛，認為傅先生的性格和為人處事很稱他意。在岳南眼中，傅斯年身上就有些“水滸”的英雄義氣。因此，他確立了這樣的寫作思路——“以傅斯年為軸心人物，相當于宋江，由他再一一牽扯出別的人物故事。”

　　“《南渡北歸》點題是抗戰，眾知識分子們沿著抗戰這條線（精神的和現實的）一路南行，路途中命運坎坷，歷盡千山萬水和千難萬險。等一連串的人物交代清楚之后，再來個籠統打包，‘聚義’到李莊的中研院與云南蒙自的西南聯大。”岳南說。

　　獨特的故事和坎坷的命運，是岳南挑選書中人物的主要標準。

　　他筆下的大師們無不個性鮮明，極富人格魅力。癡傻如金岳霖，因自家的母雞“難產”，給婦產科專家、趙元任先生的太太楊步偉女士打電話求助；另類如曾昭掄，因不修邊幅而被校領導輕慢，一氣之下辭職跳槽；多情如吳宓，在《大公報》上公開刊登求愛詩。

　　《南渡》一書中，李濟、董作賓、梁思永、夏鼐等一批史語所的考古學家成為岳南的重點寫作對象。“我對搞考古的人比較熟悉，神交已久了，并且我和他們的家屬后人都有來往。在我心里，這些人是很活躍的。所以我寫這批人的時候比寫別人感情更為投入。”岳南告訴本刊記者。

　　比如他對女考古學家曾昭燏的書寫。

　　曾昭燏，這位出身曾國藩家族的才女，在當時是與吳金鼎、夏鼐齊名的學者，曾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總干事。但迄今，關于她的資料和研究屈指可數，她本人被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鮮有人知。這讓岳南決定在書中不吝筆墨為她立傳。

　　2009年是曾昭燏的百年誕辰，南京博物院（曾昭燏生前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長）為她舉行了一場紀念會，將她的文章整理成集。其中一份曾昭燏在解放后所寫的“匯報材料”是首次公開。在這篇自傳式的匯報材料中，曾昭燏回顧了自己從小到大的經歷，寫明了自己的家庭背景、社會關系等。這份重要材料為岳南的寫作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據。岳南三次前往南京博物院查找資料，還特地趕到曾昭燏當年（1964年）自殺的地點拍照留證。

　　“我寫曾昭燏主要還想帶出曾國藩等家族的興衰。”岳南對本刊記者說，“這些家族屬于中國文化中的士大夫階層，陳寅恪、傅斯年等大師也出身這樣的階層。這個階層在某種程度上使中國文化傳承下去，推動了中國文化的發展。在那樣的動亂年代，他們依然保有自己的文化理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他們的畢生所求。”

　　然而，這些家族在其后的動蕩歲月中的命運令岳南扼腕。“我還想借此表達一些蒼涼的、悲劇性的東西……”岳南希望讀者在書中感知那段歷史真相的同時，也能“在史中求史識”，吸取一些歷史的教訓。

原載《瞭望東方周刊》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