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學術，經歷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從清末民初起，涌現出了一批大師級的學者。他們以淵深的國學根底，融通中西，不僅擘劃了學術研究的新領域，更開創了一種圓融通博且富于個性特征的治學門徑與學術風范。以歷史學為例，20世紀的歷史學家可謂群星燦爛，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陳垣、胡適、顧頡剛、傅斯年、呂思勉、徐中舒、蒙文通、柳詒征、董作賓以及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等一大批杰出的歷史學家為促成歷史觀、方法論的重大飛躍，加速傳統史學的近代轉型及中國歷史學完整學科體系的建立做出了非凡的貢獻。學術大師的卓越為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建立了新的研究起點和崇高的學術水準，成為中國學術史上一筆珍貴的財富。

　　然而近年來歷史學碩士、博士研究生面試時，當主持面試的老師問及以上大師級學者的學術研究成就時，令人遺憾的，學子們幾乎無一例外，一問三不知。然后雖經教授們多次提醒，學子們卻往往仍然是張冠李戴，答非所問。由此可見，學術大師近年來已普遍在學子們的腦海中集體失憶。這一現象的發生，原因頗為復雜。有人認為，其與歷史學研究生統考的死記硬背的考試模式有關；也有人認為，基礎教育內容的淡薄，不容忽視。但不論從哪個方面反思，其導致的結果只有一個，目前的歷史學研究生，絕大數人基本不具備獨立研究的能力，研究生綜合素質下降的最直接表現就是不少研究生學位論文粗制濫造，選題陳舊，思維僵化，低水平重復，質量低劣，甚至學術道德失范，數據造假，剽竊成風。其帶來的社會后果則更為明顯，研究生教育的大躍進式的擴招，不僅為成千上萬的莘莘學子們提供了繼續讀書的絕好機會，卻又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地為社會造就了一支龐大的待業大軍。

　　見怪不怪，不應該是中國學者應有的學術態度。應該說目前已到了傾注人文關懷、恪守學術良知的學人深刻反思和積極思考對策的時候了。由于經費短缺、研究條件等的限制，長期以來，中國研究生教育遵循優勝劣汰、寧缺毋濫的原則，但隨著學位點的泛濫和研究生招生規模的無限制擴大，研究生招生長期遵循的“寧缺毋濫”原則已逐漸為“寧濫毋缺”所替代，研究生入學門檻的降低似乎與春秋時期著名教育家孔子廣收門徒及其所積極倡導的有教無類的傳統教育原則并不相悖，但孔子同時所說的“舉一隅而不止三隅反，則不復也”卻道出了不是所有學子都可塑造成才的另一重涵義。在古代教育史上，中國固有“名師出高徒”、“嚴師出高徒”、“朽木可雕”等傳統古訓，但問題的關鍵，中國的“名師”、“嚴師”對“徒弟”的要求往往也甚高。眾所周知，20世紀20年代，清華研究院聘請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等學術大師為導師，培養“以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的國學人才，開創我國近代研究生教育的先河。清華研究院的導師固然有名，同時不可否認，清華研究院招收的絕大多數研究生諸如徐中舒、容庚、謝國楨、王力、戴家祥等皆為學貫中西，學術功底深厚，知識淵博，視野開闊難得的優秀學子。由此不難發現，對現行研究生招生體制進行深刻的反思，迫在眉睫。

　　學術如積薪，后來者居上。中國學術的進步與繁榮，與學術大師們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現代學術大師的學術風范和融通中西且富于個性特征的治學門徑，不斷激勵著后人在更新的學術研究起點向更高的學術水準奮進。忘卻大師，是中國學術界的悲哀，其為中國現代教育體制改革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論題。

（作者系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