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余年來，中國與歐美文化接觸以后，國人時時討論我們對外來文化的迎拒問題，……圍繞著所謂‘西化’作激烈的辯論”（【美】許倬云：《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197頁）。其實，這百年中，除去“西化”之外，國人還有一種“化西”論，即主張要用儒家文化拯救西方、或在儒家文化基礎上“重建新的世界文明”（同上，第189頁）。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晚清腐儒陳季同、辜鴻銘便都曾用西文向西方世界展示過中國傳統文化，那美輪美奐的儒家文明簡直能羨慕煞西方人。陳季同說，中國的儒家制度“值得全人類的景仰”（《中國人自畫像》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48頁），辜鴻銘則在“一戰”期間明示西方人，在他們的“文明瀕臨破產的關頭”可以到中國“找到解決戰后文明難題的鑰匙”（《中國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25、27頁）即儒家思想。這些意思如果換句話表達，就是“二十世界應該是中國文明的世紀”。當然，“應該”沒能變成“現實”。二十世紀的現實是，不是世界是否被中國文明所燭亮的問題，而是中國文明是否仍存于世界的問題。魯迅先生便曾對此種國粹謬論作過犀利抨擊。在啟蒙思想家的猛烈抨擊下，也在民族救亡的炮聲中，這種“化西”論銷聲匿跡了——國破家亡緊要關頭，誰還顧得上去“化”人家呢？但自二十世紀下半葉，隨著亞洲“四小龍”的崛起，隨著中華民族在改革開放中逐步實現偉大復興，海內外新儒家便趁勢重新扯起儒家復興的大旗。而儒家一復興，根據孔子的寬仁思想，有人便自然就想到要將咱家的“好東西”送出去，與世界共享。于是，新的世紀之交，與百年前幾乎相同的“化西”觀點又出現了。一時間，不僅關于“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或東方）文化的世紀”的弘論屢見報端，“送去主義”的口號也正式亮相。由于這些主張大多是在弘揚民族文化口號下提出的，極易產生影響民族在新世紀開放進取的負面效應，不得不加以辨察。因此，筆者擬對新“化西”論四個有影響觀點，就其義理一一提出商榷意見。謬誤之處，敬請大家指正。

關于“河東河西”論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是新“化西”論的核心論點。后學不敏，此論雖耳熟能詳，卻不知是何方圣人圣言。請教高人，遍查辭書，才知其見于《儒林外史》，確系世俗俚言。有名句詞典將其釋義為：“世事變移，盛衰易位”，相當精確。此論雖非圣言，但放到中國傳統社會中，還是概括了某種歷史規律的。在生產力長期停滯的情況下，貴賤貧富的不斷易位既是傳統的差序社會結構保持活力的唯一方式，又是防止社會資源劣化配置、維護社會穩定的有效途徑。不僅地主佃農的地位可以隨農民革命或天災人禍而互換，就連至高無上的皇帝，民間不是也有“輪流坐”的說法嗎？而有一個朱元樟作注，它便絕非妄佞之言。因此，這“河東河西”論，便也被涂上神秘的宿命論色彩；它所體現出的此消彼長、生死輪回的運命觀和思維方式，雖屬典型國粹，但放到今天，卻是與現代科學精神相抵牾的。

　　由此可見，斷言“萬事萬物”難違這“河東河西”論的“根本精神”是欠妥的。“萬事萬物”難違的，只能是普遍科學規律。這“河東河西”論任你怎么說，也不是普遍規律。我想，唯一的可能是論者將它詮釋為事物的興衰生存規律了，但這種釋義卻是背離該論固有所指的。因為事物有興有衰，有生有死是一回事，它們彼此盛衰移位卻是另一回事。象這貓有生有死，老鼠也有生有死，但我們能說老鼠死后就變成貓或老鼠衰亡貓便興旺嗎？正因如此，論者援用這“河東河西”論為其“化西”弘論辯護時，其立論前提便大謬了。據湯因比的說法，人類曾有過的二十多種文明。它們或在“河東”或在“河西”，都曾有過自己的輝煌，但除去少數文明歷經曲折又重新振興之外，其余大都消亡了。這期間，雖然人類文明進程始終伴隨著不同文化的交流與沖突，甚至有過十字軍的東征或成吉思汗的“西伐”，但卻從沒有過東西文化盛衰移位的情況發生：古代東方埃及文明之衰敗，不是因為希臘文明的勃起；而中世紀“希臘文化”的衰落，也不是因為東方中國文化的勃興。這其實很正常。如果不是這樣，而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地輪回，這人類文明不是很可悲的嗎？

　　實際上，西方文化近代之崛起，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這便涉及到對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認識了。《西方的沒落》一書作者斯賓格勒也把文明比擬為有生老病死過程的活的有機體，這種帶宿命論的觀點必然受到質疑。湯因比便認為，文明的興衰主要取決于它能否對新的挑戰進行成功的應戰。我們或許可以用文明的生存競爭或其它什么模式來取代湯因比這個同樣有爭議的“挑戰—應戰”理論，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人類眾多文明在其孤立生存或彼此沖撞中，的確有一個適者生存的歷史優化選擇過程。今天所謂的“西方文化”，原本就是匯聚古代東西方文化的“希臘—羅馬—希伯萊文明”的結晶。它之所以逐步成為“河西”文化主體，近代以來，又成為“河東”文化主導，并在實際上已成為今天人類社會的主流文化，成為“地球村”各民族共享的文明財富，同樣是長期生存競爭和優化選擇的結果。僅僅用殖民主義是無法解釋的——“一代天嬌”可以建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卻無法輸出東方文化統轄西方文化。這主要是因為西方文化中含有人類能動地認識把握世界、認識尊重自身并不斷推動社會進步的諸多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思維科學）和人道倫理價值要素。如顧準先生所揭秘的那樣，設若不是現代科技對生產力的巨大推動，西方文明可能已被資本主義的經濟與人道危機所葬送了呢！

　　而東方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它能維系中華文明生生息息二千多年，橫向比較，其歷史價值絕不在西方文化之下。我甚至認為，即便古希臘羅馬偉大的民主法治思想，橫向移到春秋戰國時的中國，也未必勝過孔子的君主德治思想，反倒可能使戰國版圖延續至今，如同現在的歐洲那樣，我們剛剛開始研究統一大業呢！或者，假如沒有西方文化的沖擊，中華民族依然處在封閉生存環境中，那儒家文化也是可以支撐華夏文明繼續輝煌下去的。但放到近代中西文化沖撞背景下，儒家文化衰落的悲劇卻是不可避免的。盡管它包涵有豐富的人文因素，但缺少“德先生”“塞先生”的致命局限，使它必然成為要被先進文化取代的落后文化，抵擋不住西方文化的猛烈沖擊。所幸的是，百年前的先驅們已先知先覺明辨大勢，由被動而主動地認同西方文化，逐步接受了西方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并最終選擇了同樣源自西方文化的馬克思主義。二十世紀民族復興史，特別是近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史已向世人證明，中華民族及其傳統文明一旦被注入西方先進文化因子，將會刺激起怎樣巨大的創造潛能和生命活力啊！我們正奇跡般地崛起并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001年，中國人民的三大盛事：申奧成功、國足出線、加入WTO，以及輝煌的上海APEC，便是我們大步踏上世界中心舞臺的重要標志。振興中華偉業，正在我們這一代手中變為現實！

　　但振興中華，包括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建設中華現代文明等等任務，都絕不等于讓東方傳統文化或儒家文化重新主導中國當代文化，更不等于讓其統領世界文化，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價值目標。今日中國既不可能也不允許選擇后一目標。我們只要看看當今東方世界那些依然由東方傳統文化主導國家的情形就可明白了。因此，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們還必須堅持西方先進文化，包括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而不是相反。中華民族由百年求索、百年選擇確定的道路，必須堅持百年不動搖。當然，西方文化最終也會衰亡的，但那是與人類文明衰亡同步的。眼下，尚看不到“西方文化末日”的情景。

關于“西方文化末日”論

　　“西方文化末日”論是新舊“化西”論共同的論點。所不同的，是舊論多在人道危機方面，新論多在生態危機方面。請看新論的闡釋和描述：由于西方“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分析思維”模式形成了“征服自然，對大自然窮追猛打”的傳統，使西方文化“已逐漸呈現出強弩之末的樣子，大有難以為繼之勢了。”所產生的一些“威脅人類生存的弊端”，象生態的破壞、森林砍伐、江河湖海污染等等，又是科學所無法解決的：“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了那時，魔已經無法控制，而人類前途危矣。”這便需要咱們高擎“天人合一”大旗及時拯救了，否則，人家就“像是被剪掉了觸角的螞蟻，不知道往哪里走”……。

　　每當我讀到這樣的高論，便聯想起開放之初，中國團組出訪歐美國家總要求參觀貧民窟而搞得大使們哭笑不得的故事。筆者近年到歐洲日本游覽時，看到人家城市上空那一片片藍天，原野中那被精心保護的簇簇綠樹，再看看中國城市上空那厚厚浮塵，黃土高原上那道道溝壑，沉重的心情難以言表。就在如此對比鮮明的背景下，“化西”論者那如同唐·吉訶德戰風車般地迎戰西方文化之“魔”的形象，便自然被染上濃厚的悲劇色彩。當然，我絕不否認這些弊端之存在，也不否認它們與生產力的高速發展相關。但論者將其歸諸西方思維模式與科學文化本身，卻完全不得要領。思維模式與科學文化作為工具理性，本身絕非危機的根源。真正的危機來自人類價值理性的迷失和公共秩序的失控。在生產力落后情況下，人類的任何活動，都不致影響生態平衡，危及自身生存。只有當生產力高度發達時，人類局部利益最大化的價值實踐，才能導致人類整體價值的最劣化結局；只有這時，無視生態平衡的價值索取，才會使人類陷入生存危機。這種重視生態與環保的價值理性或所謂綠色意識，顯然是任何傳統文化都不具備的。它只能是在近現代，人類付出沉重代價后才逐漸覺悟到的，并且是西方現代科學思維與人文價值理性的產物。

　　實際上，二十世紀西方面臨的最深刻危機不是生態危機，而是經濟危機引發的人道危機、政治危機。兩次世界大戰，主要都爆發在西方國家之間；現代科學技術轉瞬間變成屠殺人類、踐踏人道的武器。面對異化的現實，使得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和反思幾乎成為二十世紀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永恒主題。這一批判在后現代學者那里，更達到極端偏激的程度。今天，中國學者手中掌握的批判西方中心論的理論武器，幾乎都是從西方話語中心那里“批發”來的，其中便包括《西方的沒落》及湯因比的史學理論。正是在西方學者這不懈地反思自省中，在東方學者不無反諷意味的激烈批判中，在全世界學者共同敲響的異化警鐘中，包括象“民族自決平等”、“維護人文生態”、“保護自然環境”、“堅持可持續發展”等等源自西方文化的價值理念才逐步傳播開來，并成為當今文明世界的共同游戲法則。而西方世界本身，也正是在這種理性警策反省中，逐步尋求到擺脫危機特別是生態環境危機的路徑。他們的實踐已經證明，人類是可以通過發展現代科技、尋找替代能源等辦法來減少或消除各種污染，重新使水清清、天藍藍的！

　　但目前全世界的生態形勢依然嚴峻。西方發達國家損人利己，將生態災難轉嫁到欠發達地區和東方欠發達國家鼠目寸光，不惜犧牲環境追求發展的情況都十分嚴重。我們為此而焦慮是有道理的。但這些皆屬于政治范疇，即如何制訂實施強制性環保公約和環保政策的問題，而并非西方文化之罪。換句話說，西方某些國家是不為也，而非不能也。解鈴還需系鈴人：西方文化所觸發的危機，最終還要靠西方文化來解決，根本不需要我們越俎代庖，給人家送去什么“天人合一”！

關于“天人合一”論

　　“天人合一”論是所有“化西”論者手中的王牌。的確，如果望文生義“天人合一”是很容易被理解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假如咱們的“天人合一”原本就包含這尊重自然、重視生態的“天人和諧”思想的話，那我們絕對需要主動“送去”貢獻給西方、造福全世界的。但這顯然是一種誤讀。有論者避開了這一符號陷阱，只將“天人合一”理解為一種“綜合思維方式”，而暗暗包含著將“天、人”分解之后求得和諧的意思。問題是，“天人合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果真有這種含義嗎？我們還是先探究一下原裝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動”再說吧！

　　先說思想。僅從人們經常征引的如《易經》“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也。”董仲舒的“天人之際，合而為一”等等“典型的天人合一思想”論述中，我們也不難看出，這“天人合一”，只是一個典型的“唯心”哲學命題，而絕非什么“綜合思維模式”。恰如二程所說：“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論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個道。”可見，傳統文化中“天”者，天命也，天道也，天理也，它是至上之神，至上之德、至上之道，唯獨不是客觀的宇宙與自然；相應地，所謂“天人合一”者，也只是儒學或理學對天命存于人性、天道合于人心的一種本體論闡釋，其實質是“天”合于“人”，“天”存于“心”，與現代的“人與自然和諧生存”精神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因此，我實在想象不出，論者要將如此“天人合一”思想送出去做什么，是用它去取代西方的上帝造人說么！

　　再說行動。儒家的認識論價值論審美論是一體化的，“天人合一”同時表現為中國士大夫的審美理想與實踐。但這種審美實踐，也并不涉及對自然規律的認知與遵從，它或是對田園生活的陶然感悟比興，“合一”為詩情畫意，或是將自然微縮重現借以抒懷比德，“合一”為園林盆景，它們都與社會生活實踐無關。真正對實踐產生影響的，并不是這種超然世俗修心養性的“天人合一”，而是荀子的“制天”思想。荀子對“天”的解釋倒很接近唯物主義自然觀，譬如著名的“天行有常”，不以人事而存亡的宣言。但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物畜而制之”等等“人定勝天”思想，卻證明了“征服自然，對大自然窮追猛打”也是咱華夏文化的固有傳統，而且屬于實踐理性傳統。正因這固有之傳統，咱黃土高原生態環境千余年來一直處于持續惡化狀態中，咱東西南北的毀林事件至今層出不窮，咱們的長江正在變成第二條黃河。最近便報載過這樣一條消息：某電視臺記者在東北拍片時，對一棵大樹樹齡產生了興趣。陪同山民說，這很容易，順手便將這棵百年老樹鋸倒，然后根據年輪確定了樹齡。當時，包括記者在內的旁觀者，竟無人出面制止或為此感到痛惜。捫心自問，如此延續至今的“制天”傳統，咱能“送出去”嗎？

　　總之，無論是儒家正宗的“合一”論也罷，還是荀子的“制天”說也罷，都表明儒家文化中壓根就沒有尊重自然，珍惜生態的思想與實踐；咱老祖宗就從沒在“天人合一”指導下能動實現過人與自然的和諧生存。前文已述，這原本很正常，它并非是我們傳統文化之恥。只是當新儒家和國學大師硬要將“天人合一”標舉為超越西方文化的現代意識時，才反襯出我們自身的丑陋來。因為當“天人和諧”完美境界在西方某些國家中已變成活生生現實時，咱同胞卻仍在肆意破壞環境大面積制造“天人分裂”呢。三年前，當我乘大巴穿過瑞士國土時，便曾感受到天人和諧美的震撼！瑞士的美麗風光，的確不是“風景如畫”，而是“畫如風景”。這童話般的風景就來自瑞士人對自然的尊重，對美的境界的追求。為了便于動物遷移，他們的高速路上建有動物的過街天橋；為了保持生態環境和諧，他們的鄉村幾乎少有混凝土建筑。去年，當我乘火車經過蘇杭農村時，卻看見水鄉田野中到處都是新插建的小高樓。透過這一幅幅刺目的畫面，我仿佛聽到綠色大地在痛苦地呻吟。面對如此景象，咱且莫急于“用東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動，濟西方‘征服自然’之窮”，還是先用現代環保意識“濟濟”咱自己“破壞自然”之“窮”吧！

關于“送去主義”

　　“送去主義”是老牌國粹主義的一個“化西”口號。最近有學者重提后，將它與魯迅的“拿來主義”并舉，似乎很全面。但從其背后，我卻依然體察到一個圍繞“東／西文化”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結。此情此結在近代中國之所以屢解屢結，原因就在于我們的弱勢文化地位一直沒能改變。道理很簡單，歐美國家間的文化交流，是不需要強調“拿來”或“送去”并加上“主義”的。而當強勢文化掠奪弱勢文化時，更是不需“主義”的。今天一些先生恐怕是低估了西方人對東方文化的價值判斷力了。一百多年前，那些侵華殖民者，個個眼睛賊亮著吶！從敦煌秘藏到圓明園寶藏，他們所劫掠的，幾乎件件是國粹珍品，這只要到歐美大博物館瀏覽一下就知道了。因此，這兩個“主義”原本都是弱勢文化口號，只是價值取向不同甚或對立罷了。

　　魯迅先生倡導“拿來主義”，是因為他看得很明白，民族生存發展是第一位的，如果不學習西方先進文化，中國將“失去世界”。而“國”之不存，“粹”將焉附——民族衰亡了，還弘揚什么傳統文化呢！這道理似乎很淺顯。但問題在于，我們的國門是被殖民者用炮艦轟開的，痛苦的歷史必然刻下痛苦的記憶。因此，與西方殖民話語相對立，在東方民族意識或潛意識中，“西方／東方”是與“殖民／獨立”、“賣國／愛國”等概念對應的。這便使“拿來”往往被視為“西化”甚至“賣國”。正惟如此，魯迅認為這“拿來主義”需要“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今天，從西方“拿來”的阻力已很小了。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中華民族，因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功，正在重新找回自信和尊嚴。但我們改造國民性的任務依然艱巨，因此，我十分同意有位老先生所主張的要大膽拿來西方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道德情操等等的觀點。要救療當下的國民劣根性，靠新儒家們“克己復禮”是不成了，拿來西方的道德倒不啻為一劑良藥。

　　重提“送去主義”，無論是潛意識還是顯意識，都是反對西方中心論、弘揚民族文化的。但細一推敲，卻有些不對了。“拿來主義”，并不意味著尊重對方，為了國家進步，甚至可從敵人那里“拿來”。而“送去”則不同了：首先，所要“送去”的，自然是祖上的好東西；其次，這“送”好東西的對象自然是我們所尊重者，上對下、尊對卑、強對弱是不“送”的，傳統說法那叫“賜”；最后，我們“送去”的尊貴對象是誰呢？顯然不是非洲部落，也不是北美土著，而是歐美發達國家。試品味一下，這背后不恰恰也隱藏著一種認同西方中心的“賈桂思想”么！或許還有點“阿Q精神”哩！其實，此類“賈桂思想”、“阿Q精神”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大家習焉不察罷了。譬如，中國演員在國際聲樂比賽中獲得大獎，西方人士會嘆服會欽佩，但僅此而已，反倒是我們感到這是為民族爭了光。而我們的京劇搞幾折武打戲到歐美巡演一番，便被稱為“民族藝術走向世界”（三十年代叫“發揚國光”）；西方票友登臺唱幾句京劇，即便跑調十萬八千里，我們也報以熱烈掌聲，感嘆咱國粹魅力無窮，如此等等。這表明，我們不甘心處于弱勢文化地位，很急于“走向世界”，實際上卻是在“走向西方”；我們志在弘揚民族文化，實際上卻很在意來自西方的評價（不久前，歐洲哲學大師來訪時，咱國內學者們不也曾為誰是正宗嫡傳而爭辯過嗎？）。這或許有些可悲，但卻是不爭的事實。

　　但我絕沒有對這類現象籠統進行批判的意思。盡管從理論上講，我們承認西方科學理性文化的主流和主導地位，并不等于承認西方是世界中心，更不等于認同西方政治與文化的霸權主義。但實際上，在中國當代文化真正成為強勢文化之前，此類情況總是難免的。因此，如魯迅所說，這能夠“送出去”，“也不算壞事情。一者見得豐富，二者見得大度。”（《且介亭雜文．拿來主義》）。我便又想起魯學家朋友的告誡：別老批阿Q，這阿Q精神不見得都是壞東西。細想一下，他說的有道理。一個人有點阿Q精神，但只要不抱殘守缺以落后為榮，而是拿先前的輝煌來激勵自己，這未嘗不好呀！面對強勢的西方文化，煌煌五千年的文明史的確太容易成為我們借以自勵的精神寶庫了。關鍵時刻，情不自禁地從里面掏出某件國粹來優勝西方一下，阿Q般地亮一嗓子，也是能讓國人激動一陣子的。象學界對中國科學史如何源遠流長的論證，象史家對西方眾多發明皆源于中國的考證之類，大概都屬這種亮嗓。只要我們不因此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便好。曾幾何時，農民進城都要插兩只鋼筆，反倒往往是文人無筆。但這正是農民要告別阿Q走向現代文明的征兆。同樣道理，一個人有點“賈桂思想”，但只要不是甘當一輩子奴才，而總琢磨著彼可取而代之，這也不是壞事。一面默認西方中心，一面決心闖進去與西方對話，我們不就由弱勢文化逐漸轉變為強勢文化了嗎？中國足球漫長出線史就是典型例證。

　　不過對“化西”論者而言，他們的“送去主義”落腳點還在復興儒學上，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我們只有一個孔子，就是被魯迅徹底批判過的孔子。亂世批孔盛事尊孔這種歷史循環是不該再重復的。儒學有精華，這自不待言，前文已經論及。我甚至認為，我們對歷史儒家的評價至今仍是不到位的。但這并不等于儒家道德和哲學延用到今天依然還是精華，不等于還可以用“半部論語治天下”或用“天人合一”去拯救世界。如果可以試驗的話，我敢斷言，只要咱再用“三綱六紀”之“精華”去處理社會政治關系，用“知其性，則知天”思想去指導科學生產實踐，則不出一年，中華民族就要倒退千年。這倒退回去的社會可能是有序的，但卻是在“世界”之外的（更別說什么WTO了）。當然，我這斷言如同“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的預言一樣，都是無法證偽的。好在有著名教授正在張羅設立儒家保護區，咱不仿先在這特區內小試一下——當然，這還要看這試驗區能否建立，看是否有人愿意接受試驗。

　　魯迅先生早就揭露過，某些西方人頌贊中國文明，是為了增加他們觀賞的興趣，動機是可疑的。因此，愛國者的魯迅，卻從不喜歡那些吹捧中國文明的人。今天學者則不同了，一聽到有西方大師贊賞東方文化鼓吹儒家文明，頓時便飄飄然，不知所以。如果推測不錯的話，咱“化西”論者的弘論便是對湯因比觀點的響應。晚年湯因比曾對中國寄予深切期望，希望中國為文明人類提供一個全新文化起點。湯因比的人文動機是真誠的，但他所看到希望的卻是改革前封閉停滯的中國。在世界經濟加速全球化的進程中，一個連“球藉”都難保的國家，談何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呢？如果說這種貢獻就是為了與西方文明對照，保留一處農耕文明樣板的話，那么，我們還是不貢獻的罷。在這個問題上，任誰也是無權拿民族命運去博彩的！

　　其上義理之辯，意義已超出“化西”論所主張的幾個口號，論及范圍也超出筆者之專業。魯迅早就說過，專門家的話多悖，博學家的話多淺。因此，新儒家或國學大師們的學問家形象，自不會因幾個悖謬觀點而受損，畢竟學問與義理不是一回事。而后學谫陋之論，則難免破綻多多，惟誠惶誠恐期盼諸位前賢賜教。

原刊《文藝報》2002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