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讀者不要望“鞋”生義，本文討論的只是教授名聲問題。

　　中國人是講究名聲的，教授更不例外。但這名聲好壞也有個價值向度問題。文革電影中，一條“馬尾巴”的“功能”經葛存壯老爺子那么一演繹，幾乎作為典故流行開來，給教授黑臭名聲又添一生動腳注。但那其實只是政治上的名聲，教授畢竟還居“臭老九”之首，在“臭味”相投一群中，教授顯然不是真臭的。改革開放了，知識的春天來臨了，“臭老九”也變香了。但直到20世紀末，教授的政治地位雖絕對上升了，其經濟地位卻相對下降了。“賣茶蛋勝過造原子彈的”確曾是實事，“教授賣餡餅”的新聞也曾全國“聯播”，“窮的像教授”幾乎使“教授”成為貧窮一族的代名詞。而在窮的程度上，社科院教授又為甚，于是這樣的“謎”諺竟見諸報刊：“遠看像逃難的，近觀像要飯的，仔細一問，是XX社科院的”。但這也只是經濟上的名聲，君子固窮，貧賤不易，這才顯出教授本色，教授這才能編出如此自嘲的名句！
　　記得六、七年前曾流行過“以豬肉論教授”的笑談。有人認真考證了教授在歷史上的身價，算出上世紀30年代中國教授工資一般可以買到五千斤豬肉。我按此等價物，查詢了發達國家及港臺教授的薪水，發現三、五千斤豬肉也是他們的“身價”。而當時，我的工資剛能買到一百斤豬肉。同好此論的一位資深教授，見面總嘲笑我：“你這還是帶脂肪的肚皮肉，我可是百斤后肘精肉。同是豬肉，位置不同，這就是你我教授的區別！”每逢此公將這一結論當眾宣布，諸學人總暢懷大笑。這種大笑，也并未損壞教授的名聲——教授的學術價值，畢竟是不能用任何等價物衡量的。

　　幾乎就在轉瞬間，中國教授的窮帽子便基本摘掉了，盡管身價還不能與國外攀比，但月值“精肉千斤”的已不鮮見，而且大都擁有一套市價不菲的居室。“教授”的含金量劇增了，但教授賴以為教授的學術名聲卻驟降了：明星教授抄襲作弊的丑聞，不斷被曝光，令人扼腕不已；泡沫教授泡制的泡沫學術，動輒“磚著”數百萬欺世盜名，令人瞠目結舌；一些不學無術或獨擅權術者也堂而皇之成為教授，其“草包”水平，令人慘不忍睹；更有些著名教授的文章竟也文理不通邏輯混亂，令人大跌眼鏡。學界教育界有識之士，對此無不憂心忡忡。平心而論，僅僅少數教授抄襲案，尚不足以威脅教授的名聲，因為抄襲是缺德問題，可歸咎于人品缺陷。真正給教授名聲造成致命傷害的是教授水準的普遍下降，從草包教授、泡沫教授到著名教授低劣水平文章看多了，教授這個學術稱號留給人們的尊崇便也一點點消失了。大學教授正在變成一種社會職業，與小學教師、幼兒園阿姨相提并列了。

　　這當然不是教授們所愿意看到的實事。因此，當一位教授在文章中批評我關于“教授名聲掃地”說法時，我確是甘愿被批倒的。誰知，他卻這樣駁論：“如果真是現在教授名聲都已經掃地了，那么，為何還有越來越多的人力爭在教授問題上榜上有名呢？”這真是令我語塞。名聲好壞，本是一個價值評價范疇。如果能以追逐人數多寡論斷，那販私嗜賭人員便都沒什么壞名聲了，因為雖經嚴打，此類案件還在逐年上升呢！所謂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名利而來往。在教授政治經濟地位大幅提高有名有利的今天，只要有可能，誰不想爭搶一把呢！這怎么能成為教授名聲依然尊貴的理由呢？其實，好的社會名聲只能存在于正向價值差距中，當多數人可望而不可及時才能形成。設若人人趨之若鶩去搶去爭且大都能掙搶到手的話，即便是好名聲也很快就要貶值的。因此，某教授所持之論，恰恰是今天教授名聲掃地的重要原因。

　　“教授”作為科研高教序列學術職稱的最高階級，無論是“學科帶頭人”，還是“具有學界公認成就”，它都只能是少數人靠學術實力競爭而不是靠年功積累獲取的。“教授”只有體現出這種價值示差性，才能起到激勵后學進取、優化學術資源的功能。因此，“教授”臺階或門檻應是學界多數人終生向往但卻難以企及的。但今日現狀是，凡從事高教科研人員，如果年過五旬名片上還沒有教授頭銜，那同仁便如同看到大齡青年未婚一樣吃驚，也一樣同情：你們單位怎么還沒給你解決“問題”！終于，“問題”逐年被排隊解決了，而教授的名聲連帶學術名聲也自然成了問題。這使我總想起宋丹丹春節晚會上演的一個小品。她扮演一個老太向黃宏扮演的老頭夸耀自己當年的拳腳功夫：“過去我前腳一蹬、到這里，后腳一踢、到這里”——說著她脫下一只鞋舉過頭頂前后示意——“現如今，不行啦，這鞋上去了，腳上不去了”。觀眾轟笑。笑歸笑，畢竟“她”當年那功夫了得！而如今一些教授，只是“鞋”上去了，這“腳”就從沒上去過。對于他們個人，這或許是諷刺喜劇；但對于整個學術、教育界來說，卻是體制性的悲劇：這沒“腳上功夫”的人，怎能讓他們舉著“鞋”就混出場呢？

《中華讀書報》2002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