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與舞蹈（其一）

七德舞（秦王破陣樂）

白居易

七德舞——美撥亂，陳王業也。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樂終稽首陳其事。
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戮竇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
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
亡卒遺骸散帛收，饑人賣子分金贖。魏徵夢見子夜泣，張謹哀聞辰日哭。
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剪須燒藥賜功臣，李績嗚咽思殺身。
含血吮創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則知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心歸。
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
歌七德，舞七德，圣人有作垂無極。豈徒耀神武，豈徒夸圣文。
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翻譯】

　　七德舞，七德歌，從高祖武德年間傳到今日的憲宗元和年間。元和年間的小臣白居易，聽歌看舞了解樂曲的含意，樂曲終了，向君主叩頭說說《七德舞》這件事。

　　太宗十八歲便開始打天下舉義兵，以他的神武英才，持白旄黃鉞攻取長安和洛陽；生擒了割據頭領王世充、殺死竇建德，四海平清。二十四歲便大功告成，完成統一大業。二十九歲登基為帝，三十五歲時就使國家強盛、太平。太宗平定亂世，建立大業為何能如此神速？就在于他能夠與下級和百姓以心換心：太宗動用國家財政安葬陣亡將士，用錢贖回因饑貧被變賣的百姓子女；太宗他擔心國之良臣魏征的病患形諸夢寐，另一位賢臣張公謹去世，太宗親自治喪并不顧禁忌而痛哭失聲；太宗他將三千宮女釋放出宮禁，讓她們自由擇婿婚配；太宗他放四百囚犯回去與親人團聚，這些囚犯如期歸來竟無一人潛逃；太宗他不顧“不傷發膚”的傳統剪自己的胡須為功臣配藥，大將李績感激涕零殺身圖報；太宗親自為將士療傷甚至為中箭的創口吮血，大將軍李思摩感動高呼要求效死。總之，太宗不僅本身英勇善戰而且善于利用天時，用真心來感動人，收拾人心。以上的“七德”迄今已經有一百九十年，但朝廷，國民都還載歌載舞的紀念。

　　今日歌七德，舞七德，太宗的上述言行，應成為后世無窮的典范。這并非僅僅是夸耀太宗神武和文德！太宗傳下此歌此舞的用意，是為了向子孫后代講述創業和守業的艱難！

　　【簡析】

　　唐代，是中國封建王朝中一個空前繁榮強盛的時代，不但國家統一、疆土遼闊，軍事和經濟實力強大，而且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學藝術。不僅唐詩登上中國古典詩歌的頂峰，后代難以企及，音樂、舞蹈、繪畫、書法、雕刻等藝術門類也蔚為大觀，成為后人之追攀、學習的楷模。其中舞蹈至唐代已臻于極盛，已為歷代史家所公認。至于舞蹈為何至唐代而臻于極盛，自然也引起研究者的興趣，開列了多種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從唐代的開國君主李世民起，對音樂舞蹈與風俗教化的關系，在認識上有著革命性的突破。在傳統儒家經典中，一直強調舞樂的政治教化作用，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正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禮記·樂記），讓音樂帶上濃厚的政教色彩，這對后世的影響極大。李世民作為一位雄才大略的一世英主，在音樂與政教的關系上有的新的見解。他認為音樂是創作者情感沖動的產物，它的哀樂，與欣賞者的心情有關，與國家興衰并無多大關系。他與侍臣們對此有過一番爭論，記載在《新唐書》的“禮樂志”中。唐太宗對侍臣們說：“音樂是古代的圣人用來抒發自己的情感，它同國家的興衰沒有什么關系”。御史大夫杜淹不同意太宗的看法，他舉歷史為例說：“南朝時陳朝快滅亡時，出現了亡國之音《玉樹后庭花》；齊國將亡時，出現了哀怨的《伴侶曲》，讓人聽了覺得悲傷。這就是《禮記》上說的‘亡國之音充滿哀傷和愁思’。按照這種說法，音樂與國家興衰是有關系的”。太宗說：“音樂之所以能產生哀傷或愉悅的效果，與聽眾本身的情緒有關。一個國家快滅亡時，民眾心中自然充滿愁思，所以聽到《玉樹后庭花》或《伴侶曲》這類歌曲，就會感到悲傷。今日《玉樹后庭花》、《伴侶曲》歌曲仍在，為你再演奏看看，你聽了一定不會再感到悲傷”。唐太宗的活有一定的片面性，因為他只從接受者的角度談音樂的感染了，忽視了創作者或演奏者的情感投入的影響力和感染力。但是，音樂或舞蹈在李世民眼中不再被不適當地抬到關乎政權興亡、風俗厚薄的道德高度，更多地從音樂本身出發，注意到它與“人之哀樂”的密切關系及感發人心的作用，無疑是對傳統禮樂觀的大膽修正，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這種思想觀念的解放，既有利于舞樂擺脫“禮”的束縛，使自身得到更大的發展，使音樂舞蹈達到有史以來的極盛時期；也為供祭祀、朝會的雅樂讓位于以觀賞娛樂為主的俗樂大開了方便之門，以至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慨嘆：“至唐而（雅）舞亡矣”。《秦王破陣樂》創制和流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秦王破陣樂》是一部集歌、舞、樂于一體的大型綜合性宮廷樂舞，是由唐初軍歌《破陣樂》發展而來。據《唐書·樂志》“唐制,凡命將出征,有大功獻俘馘,其凱樂用鐃吹二部,樂器有笛篳篥簫笳鐃鼓歌七種,迭奏《破陣樂》等四曲:一《破陣樂》,二《應圣期》,三《賀圣歡》,四《君臣同慶樂》”。高祖武德三年（620），秦王李世民打敗了地方割據勢力劉武周，鞏固了剛剛建立的唐政權。其將士贊頌秦王的功績，為舊曲《破陣樂》填入新詞：“受律辭元首，相將討叛臣。咸歌《破陣樂》，共賞太平人。”曲名也改為《秦王破陣樂》，由宮廷樂隊演奏。唐人劉餗《隋唐嘉話》對此有具體的記載：“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庶歌舞于道，軍人相與為《秦王破陣樂》之曲，后編樂府云”。唐代的宮廷樂隊分為上下兩部：上部為雅樂，做著演奏，稱為“坐部伎”，下部為俗樂，站著演奏，稱為“立部伎”。《秦王破陣樂》的表演隊伍屬于“立部伎”即俗樂。至于《秦王破陣樂》的演出規模和創作經過，《新唐書·禮樂志》中也有具體的記敘：“太宗為秦王時，征伐四方，民間作《秦王破陣樂》之曲。及即位，享宴奏之。貞觀七年（633），太宗親繪《破陣樂舞圖》，詔令魏征、虞世南作歌詞，更名為《七德舞》”其尾聲為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至此，才形成了完整而壯觀的燕樂大曲《秦王破陣樂》。也就是說，這個《秦王破陣樂》是唐太宗親自從軍中將士的歌舞改編并改名的。唐人杜佑《通典》和宋代鄭樵在《通志》中還具體介紹了李世民改編此舞樂的具體細節：“乃制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后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戰陳之形”“后令魏征、褚亮、虞世南、李伯藥更制歌辭，名曰《七德舞》”，“令起居郎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以象戰陳之形。”“元日、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杜佑《通典》卷146，鄭樵《通志略》“樂略”第一）。所謂“七德”，本于《左傳·宣公十二年》，指君王應具備的“禁暴、戢兵、保大、保功、安民、和眾、豐財”七種德行。它以恢弘的氣勢，壯闊的場面，表現了唐初統治者開國的英武豪邁之氣和大唐國威，表現了新興王朝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按照太宗親繪《破陣樂舞圖》，這個舞樂的隊伍由128名披甲執戟的壯士組成，佈成戰陣，舞蹈分為三段，每段四種戰陣。其中舞者“往來擊刺，疾徐應節，抑揚蹈厲，聲情慷慨，相傳觀者莫不扼腕踴躍，凜然震悚”（王溥《唐會要》）。該舞樂原屬于立部伎，但是因為這部大曲在演奏時雜以熱烈歡快的龜茲樂，擂起大鼓，聲震數里，搖蕩山谷，不僅能顯示國家的統一和強大，而且還表現出某種氣度和魄力。無論是朝會大典所用的《九部樂》、《十部樂》，還是宴饗娛樂所用的《立部伎》、《坐部伎》，都列有《破陣樂》。據段安節《樂舞雜錄》記載，在宴請藩國時表演此節目時，還將戰馬引入表演現場增加真實的戰斗氣氛。今日敦煌莫高窟217號壁畫《破陣樂舞勢圖》即真實地再現了這一場場面。

敦煌莫高窟217號壁畫《破陣樂舞勢圖》

絳州鼓樂《秦王點兵》1992年參加“全國民間音樂舞蹈大賽”獲金獎

　　《秦王破陣樂》與《九功舞》、《上元舞》為唐太宗時代的三大舞樂。魏征、虞世南等為《秦王破陣樂》填寫的歌詞，今已不見，現存于宋人郭茂倩《樂府詩集》九十七卷“新樂府”中的《七德舞》（《秦王破陣樂》）為中唐詩人白居易所作。白居易（772—846），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祖籍山西太原，曾祖父時遷居下邽（今陜西渭南市臨渭區下邽鎮）。晚年曾官至太子少傅，因此人稱“白太傅”。又因葬于洛陽龍門香山，后世又稱之為“白香山”。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現實主義的詩歌運動——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其代表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影響非常廣泛，流傳到海外和少數民族地區，所謂“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對日本、朝鮮的古代文學影響很大。有《白氏長慶集》傳世。這首《七德歌》也是從他“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創作宗旨出發，針砭現實，通過詠歌歌頌唐太宗李世民的七大功德，以啟發中唐以后君主以太宗為效仿，勵精圖治，延續大唐盛世。下面對此詩略作分析：

　　“七德舞——美撥亂，陳王業也”為題下注，點明此詩的創作意圖，是要贊頌太宗撥亂反正，開創了大唐基業。這種“題下注”，也是他寫的“新樂府”統一的格式，叫做“篇首標其目，卒章顯其志”（題目之下標出其創作目的，詩歌結尾處點明作者態度），如《賣炭翁》題下注：“刺宮市也”，《井底引銀瓶》題下注：“止淫奔也”。

　　下面三段：

　　“七德舞，七德歌”至“樂終稽首陳其事”為第一段，交代“七德歌舞”的流傳時間愛你：從高祖武德年間直到白居易生活的憲宗元和年間。自己是看過七德歌舞表演后頓生無窮感慨，才產生創作沖動的。

　　第二段從“太宗十八舉義兵”至“天下至今歌舞之”，是全詩主體部分。主要是通過一個個個具體事例來詠歌太宗秉承圣人教誨，有完備的“禁暴、戢兵、保大、保功、安民、和眾、豐財”七種德行：

　　首先是“禁暴”，推翻隋煬帝的暴政：“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李世民18歲便開始隨父親起兵，是中國歷史上起兵時候最年輕的創業皇帝之一，他不僅作為統帥和將領用兵如神，還作為勇士，單槍匹馬地沖鋒陷陣。“白旄”，裝飾著白旄尾的大旗；“黃鉞”，漆成黃色的大斧，這都是帝王的儀仗。“定兩京”，指平定亂世，攻克西京長安和東京洛陽，大唐建國最重要的戰役，幾乎都是李世民指揮的。“擒充戮竇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充”指王世充，“竇”指竇建德，是隋朝末年兩支有名的割據武裝，特別是攻打竇建德時，李世民以三千鐵騎擊敗了竇建德的十萬精兵，敵我力量比達30：1有余。實際上，李世民當時剿滅的各路群雄還有劉武周、宋金剛等等，都是很強的地方割據勢力。推翻前朝的統治，一般都需要幾十年甚至幾代人才能完成，而李世民只用了6年的時間就大功告成，24歲時，父親李淵稱帝。

　　接著詠歌“戢兵”：“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李世民29歲即帝位，僅僅用了六年時間，便結束了隋末大動亂后民生蕭條、百廢待興的局面，天下呈現一片繁榮、太平的景象，出現了后代史家稱道的“貞觀之治”。“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是白居易設問設答，推究唐太宗為何能如此迅速的達到“貞觀之治”，白居易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唐太宗能設身處地為百姓著想，關心部下，對人能推心置腹。這也是詩人創作這首詩的主要目的所在，為后世君主提供效法之楷模。所以下面不再將“七德”中的后“五德”一一分開列舉，而是列舉數例，詠歌太宗是如何為百姓設身處地、對部下推心置腹，從而實現保大、保功、安民、和眾、豐財”的：

　　“亡卒遺骸散帛收，饑人賣子分金贖”，是詠歌太宗關心烈士、遺孤，救死扶傷。貞觀初年，唐太宗下令收埋戰亂中所有戰死者的遺骸，祭祀后安葬；因為不忍有零落未葬的，后來又追加了一條命令，凡是收葬無主尸骸的人，官府給予布帛答謝。貞觀二年，國家剛剛安定不久，就發生了大饑荒，民間發生了父母因饑餓賣子女的事情，太宗下令放出御府金帛，贖回被賣的子女，還給他們的父母。

　　“魏征夢見子夜泣，張謹哀聞辰日哭”，是詠歌其關心下屬尤其是清正廉明的官吏，側面贊頌太宗善于納諫，以至國家政治清明。敢于諷諫的直臣魏征病危，太宗擔憂其病情，半夜做夢，夢見魏征來辭別，于是驚醒，忍不住哭泣。這一天晚上，魏征果然去世了，太宗親自為其題寫碑文道：“昔殷宗得良弼于夢中，今朕失賢臣于覺后”，（從前殷高宗武丁，在睡夢之中得到良臣傅說；而現在我呢，卻在醒來之后失去了賢臣魏征），史書記載魏征死的時候沒有一間像樣的寢宮，沒有留下一點財產，可見其清廉。“張謹哀聞辰日哭”是說另一位賢臣張公謹去世時，太宗親自治喪，悲不自禁，有司慌忙說：“現在太陽位于辰位，根據陰陽忌諱，不能哭，哭了不吉利，”太宗卻道：“我們君臣的情義深重，像父子一樣。我的悲痛發自于內心，還能管它是什么時辰呢！”說完痛哭。“怨女三千出后宮，四百死囚來歸獄”是詠歌太宗不貪私欲，關心民瘼。貞觀元年，唐太宗命令將三千宮女放出，讓她們“任求伉儷”（隨她們按自己的心愿去尋找愛情和伴侶，這是歷代帝王中很難做到的，這也是太宗為后代作出的“帝范”“四百死囚來歸獄”是說太宗時期，為了避免冤情，死刑是非常謹慎的。刑部要向皇帝奏請4次，都得以獲準才能判死刑，而且唐太宗每年秋天都要視察監獄，每個死刑犯年終都還有一次親自向皇帝申訴的機會。貞觀六年，唐太宗跟以往一年視察監獄，詢問是否有冤案，四百個死刑犯都說沒有冤情，自己是罪有應得，應當判處死刑。唐太宗被他們的誠實以及法官的嚴謹感到，起了惻隱之心，于是放他們回鄉歸家，要他們明年秋天再來執行死刑。次年秋，四百囚犯全部來到獄中，無一私逃，唐太宗于是下令特赦了他們簡直是個政治奇跡。“剪須燒藥賜功臣，李績嗚咽思殺身”仍是在詠歌其關心下屬，但角度變成部下愿意為其效死的原因交代：太宗早年親自征戰，與將領們恩義深重。古代漢族遵從圣賢教誨，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弗敢傷也”看得很重，不理發、剃須。但大將李績臥病久治不愈，醫生說要龍須燒灰配藥，太宗便親自剪下了自己的胡須為其配藥。李績服藥后病情好轉，感動嗚咽，要求殺身以報。“含血吮創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是說將軍李思摩不幸中了箭，太宗怕他中毒，幫他吮血，李思摩裹好傷口便奮臂高呼，要求為皇帝效死。最后四句“則知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心歸。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是強調文治比武功更重要，關心民瘼、收拾人心、真心待人，以德治天下又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太宗不僅善戰，而且善于利用天時。用真心來感動人，使人心回歸。這就在暗中交代了魏征當年不愿看《秦王破陣樂》的原因，也暗中交代了太宗要將《秦王破陣樂》改寫為《七德歌》的原因。太貞觀之治至今已經有一百九十年，朝廷，國民都還載歌載舞的紀念。

　　第三段從“歌七德，舞七德”到結尾，屬于“卒章顯其志”，點破創作意圖。指出太宗傳下的“七德歌”，并非是要去夸耀自己的神武圣文，而是要告訴后代君王，創業難，守業更難。作為君主要兢兢業業、時時事事想著部下和百姓，這樣才能天下太平。太宗皇帝為此率先垂范，作出了榜樣。《舊唐書》說唐太宗“從善如流，千載可稱，一人而已”，這就是唐太宗被稱為千古一帝的由來。

　　《秦王破陣樂》不僅與《九功舞》、《上元舞》為唐太宗時代的三大舞樂，也是唐代三大舞樂之一（另外兩個是“胡旋舞”、“霓裳羽衣舞”）。至于為何改稱《七德舞》，這與唐太宗在通過征戰統一全國后的治國理念以及善于納諫皆不無關系。據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記載：魏征“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通鑒》卷194，貞觀七年正月）。時為諫議大夫的魏征為人清廉耿直，為國為民敢于抗顏直諫，而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從不委曲求全，很受太宗尊重。這段記載是說魏征考慮到“馬上的天下，不能在馬上治之”，必須偃武修文，以德治天下。而《秦王破陣樂》是歌頌李世民親率大軍身先士卒的征討武功，與魏征心中當前的治國理念不符。《九功舞》也是唐太宗時代的三大舞樂之一，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于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弦，名曰《功成慶善樂》。以童兒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屣履而舞，號九功舞”。但《九功舞》與《秦王破陣樂》的主題不同，它是表達要追躡上古圣賢，倡導教化、德育天下，如首章“鈞天舞”中就提到要以堯舜為典范去德被海內，所謂“舜風攸偃，堯曦先就。睿感通寰，孝思浹宙。奉揚先德，虔遵曩狩”（《全唐詩》卷13“郊廟歌辭·享太廟樂章”）。所以魏征在樂隊表演《秦王破陣樂》時低頭不看，表演《九功舞》就認真看、仔細聽。《資治通鑒》記載的比較簡略，一些筆記記載這個轉變過程則較為詳細：

　　如前所述，該曲最早演奏是在高祖武德三年（620），太宗此時作為秦王親征割據勢力劉武周之時。太宗即帝位后，每逢元日、冬至和朝會也必奏此樂，一直延續到貞觀六年（632）。這年夏四月，太宗率百官赴新落成的“九成宮”巡幸。“九成宮”在今陜西麟游縣城西2.5公里，原為隋之“仁壽宮”，貞觀五年（631）加以擴建，更名“九成宮”，形容宮殿的多重、高峻，并置禁苑、武庫及宮寺。巡幸之中有醴泉從地下涌出，朝野認為是“天降之福”。于是太宗命魏征撰《九成宮醴泉銘》，文中敘述了“九成宮”的來歷和其建筑的雄偉壯觀，歌頌了唐太宗的武功文治和節儉精神，介紹了宮城內發現醴泉的經過，并刊引典籍說明醴泉的出現是由于“天子令德”所致，最后提出“居高思墜，持滿戒盈”的諫諍之言。又命76歲的著名書法家歐陽洵書碑。書法高華渾穆，豐厚挺拔，既有晉人風韻，又開唐人新風，是千余年來楷書登峰造極之作，這就是中國書法中的極品《九成宮醴泉銘》碑。撰文書碑的同時，在慶賀酒宴上照例要演奏《秦王破陣樂》、《九功舞》和《上元舞》這太宗時代的三大舞樂，眾大臣隨之起舞，唯有魏征“不為動容”。太宗很奇怪，詢其原因。魏征奏曰：“天下既定，當偃武修文，常奏破陣樂，與國不利”。魏征曾是割據勢力李密、竇建德的舊部。如此不避利害作出上述建議，讓太宗動容。太宗表示：“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舊唐書·音樂志）。于是決定依據上古圣賢為君主制定的“七德”，將《秦王破陣樂》改為《七德舞》，并令魏征、虞世南等依此改詞，在第二年元旦時正式演奏。

　　將《秦王破陣樂》改為《七德舞》，不僅表明唐太宗從善如流，善于納諫，“千古一人而已”（資治通鑒），更重要的是以此為標志，表明太宗執政后指導思想的轉變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由從軍從軍征戰統一天下轉變為和平治理、民富國強，實現了歷代史家稱道的“貞觀之治”。這也是白居易創作這首《七德歌》的目的所在。因為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時代，已經是民生凋敝、弊政累積，我們從他的新樂府《賣炭翁》、《輕肥》、《杜陵叟》等詩章中亦可知其一斑。在白居易看來，唐王朝由盛轉衰，安史之亂是個關鍵，而安史之亂又恰恰是由于君主不修“七德”而造成的。他在著名的《長恨歌》中，就譴責“漢皇重色思傾國”的唐玄宗奢侈驕淫，不顧民生，整日在“高聳入青云”的驪宮別館中歌舞享樂，“緩歌慢舞凝絲竹，終日君王看不足”。對外則窮兵黷武，不斷征戰“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杜甫《兵車行》）。作為關心民生和國家前途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歌創作宗旨就是“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就是要“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報與天子知”（《寄唐生》）。所以他在《七德歌》的結尾，皆歌頌太宗點明創作意圖：太宗作《七德歌》并非是要去夸耀自己的神武圣文，而是要告訴后代君王，創業難，守業更難。作為君主要兢兢業業、時時事事想著部下和百姓，這樣才能天下太平。以此來打動和說服憲宗皇帝，實現唐王朝的中興。

　　最后想說的是，《秦王破陣樂》的后世影響也是巨大的，它幾乎貫穿整個唐代，能在唐代流傳如此之久，不僅因為它被列入部伎樂舞在宴饗娛樂時表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紀功舞蹈”，為唐代統治者世代承襲：太宗之子高宗李治繼位后，又將《七德舞》改編成《神功破陣樂》，由原來表現戰斗陣勢場面改成了祭祀儀式形式，從此《秦王破陣樂》成為整個唐王朝所保留的傳統祭祀節目；玄宗李隆基又在《秦王破陣樂》的基礎上創作出了《小破陣樂》。《小破陣樂》在表演形式方面也出現了男子集體舞、女子集體舞和四人舞，后來還被改編成雜技的《破陣樂》。

　　《秦王破陣樂》當時在周邊國家和地區亦負盛名：據《新唐書?吐蕃列傳（下）》記載：唐穆宗長慶二年（822），即《秦王破陣樂》產生195年時，唐朝與吐蕃結盟。當唐使者到達吐蕃參加結盟儀式時，吐蕃設宴款待唐朝使者時，奏的就是《秦王破陣樂》。

　　另據玄奘《大唐西域記》記載，玄奘到達印度后，印度國王尸羅逸多在召見他時就曾問起“至那（支那）國秦王天子”統一天下的種種事跡和創作《秦王破陣樂》的情形。玄奘告訴他：“至那者，前王之國號”，現在叫做“大唐”，然后向印度王尸羅逸多介紹唐太宗的種種德政：“秦王天縱含弘，心發慈愍，威風鼓扇，群兇殄滅，八方靜謐，萬國朝貢”

　　在武則天執政時期，一位名叫粟田正人的遣唐執節使將《秦王破陣樂》帶到了日本，從此《秦王破陣樂》便在日本流傳至今。《秦王破陣樂》原曲譜在中國國內已無遺存，但在日本卻有9種傳譜保存至今，即：五弦琵琶譜《五弦譜?秦王破陣樂》，箏譜《仁智要錄?秦王破陣樂》，琵琶譜《三五要錄?秦王破陣樂》、《三五要錄?皇帝破陣樂》、《三五要錄?散手破陣樂》，笙譜《鳳笙譜呂卷?秦王破陣樂》，篳篥譜《中原蘆聲抄?秦皇（王）》，笛譜《龍笛要錄?秦王破陣樂》等。后由何昌林將日本所存之唐傳五弦琵琶譜《秦王破陣樂》錄回并加以解譯和改編，在國內流傳。

　　附錄：《唐書·禮樂志》

　　太宗為秦王時，征伐四方，民間作《秦王破陣樂》之曲。及即位，享宴奏之。貞觀七年，太宗制《破陣樂舞圖》，詔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藥為之歌辭，更名《七德之舞》。”白居易傳曰：“自龍朔已后，詔郊廟享宴，皆先奏之。《七德舞》歌詞（略）

　　太宗謂侍臣曰：“古者圣人沿情以作樂。國之興衰，未必由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陳之將亡也，有《玉樹后庭花》；齊之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夫聲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悲苦，故聞以悲。今《玉樹》、《伴侶》之曲尚存，為公奏之，知不必悲”。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五

　　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國有秦王天子，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競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含識，平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于茲久矣。盛德之譽，誠有之乎。大唐國者，豈此是耶”？對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昔未襲位，謂之秦王。今已承統，稱曰天子。前代運終，群生無主，兵戈亂起，殘害生靈。秦王天縱含弘，心發慈愍，威風鼓扇，群兇殄滅，八方靜謐，萬國朝貢”。

今日演出的《秦王破陣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