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鄧顯鶴是清代著名學者、詩人、文獻學家。他一生纂輯文獻45種640 余卷，字數逾千萬，對湖湘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嚴謹的治學態度、憂時愛民的思想，影響了如曾國藩、魏源、鄧瑤、鄒漢勛、譚嗣同、陳天華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學者和思想家。他是清代中期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堪稱百年文獻泰斗，湘學復興導師。

　　關鍵詞：鄧顯鶴；湖湘文化；文獻學家；湘學導師

　　鄧顯鶴（1778～1851），字子立，號湘皋。湖南省新化縣曹家鎮梓木沖人。清代著名學者，詩人，文獻學家。鄧顯鶴生于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這是清王朝的鼎盛時期。他自幼聰穎，八歲能詩。清同治《新化縣志》稱其“幼即為塾師詫異，有‘鄧豎子非常兒’之語。”乾隆六十年（1795），時年十八歲的鄧顯鶴，以縣試第一應督學試，補縣學弟子員，次年補稟膳生員。因家境貧寒，二十歲開始在安化龔氏家作塾師以謀生。嘉慶九年（1804）應鄉試，中甲子科舉人，此后屢赴禮部試不第，遂淡于仕途，遠游燕、冀、齊、魯、淮、揚、百粵，廣交名士，博究群書。道光六年（1826），鄧顯鶴重應會試，大挑二等，選授寧鄉訓導，署理長沙府教授。道光十九年（1839），辭職回歸故里。道光二十三年（1843），應聘出任寶慶濂溪書院山長。直至咸豐二年閏八月二十五日（1851年11月19日），病逝于濂溪書院講室，終年七十四歲。

　　鄧顯鶴的一生，同湖湘文獻結下了不解之緣。早在寧鄉任上十三年，他就開始致力于纂輯湖湘先哲散佚文獻、搜集鄉邦掌故，共整理刊刻各類文獻110余卷。同時致力于詩歌創作，與當時湖湘知名士人多有唱和。辭歸家鄉和擔任山長之后，他仍不遺余力地致力于文獻整理，先后輯成《船山遺書》、《沅湘耆舊集》及其續集等宏篇巨著，為湖湘文獻資料的搶救和保存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對于湖湘文化來講，他的確堪稱百年文獻泰斗，湘學復興導師，從而備受世人敬仰。他去世之后，曾國藩親自為他撰寫了墓表，左宗棠則親筆手書并題篆額。左宗棠另有挽聯稱：“著作甚勤，四海聲名今北斗；風流頓盡，百年文獻老南村。”他的事跡，被收入《清史列傳》和《清史稿》中。

一、輯刊三湘文獻，嘉恵四水英才

　　作為一代文獻學家，鄧顯鶴在湖南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刊刻工作方面，付出了畢生的精力和心血。他“一以纂著為事，系楚南文獻者三十年”[1]。其目的就是“期以一寸心，遍餉百世士”[2]。以搜錄整理鄉邦文獻為己任，一意表彰先賢，著述等身，洋洋大觀，鄧顯鶴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來致力于孜孜以求的事業。

　　鄧顯鶴為什么會立此壯志？曾國藩在《鄧湘皋先生墓表》中說他“以為洞庭以南，服嶺以北，旁薄清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郁不宣。”他認為，湖湘這塊土地，孕育過像屈原、賈誼這樣一大批文學巨匠，以及在屈、賈影響下世世代代的仁人志士，他們留給了后人許多寶貴的精神遺產。然而由于經歷的時代久遠，其間又常常戰亂頻仍，許多文獻要么流失散佚，要么殘缺不全。尤其是明清以來，“湖南當鼎代之際，其毅然冒白刃蹈溝壑者不可勝指。迨殊世久遠，尺牘寸簡，多隨水火劫奪以佚，若滅若沒，委同草芥。”[3]大量優秀著作的埋沒，不僅是先哲們的哀痛，對湖湘文化的積累來說，也是一種巨大的損失。為了讓先賢前輩們的著作重見天日，讓他們的精神在湖湘大地上流傳，鄧顯鶴立下宏愿，窮其一生，走遍湖湘山山水水，奮志搜訪湖哲散佚文獻。然后精心書室，精心整理、纂輯、刊刻，以傳后人。其搜討之勤，“如饑渴之于飲食，如有大遣隨其后，驅迫而為之者”[4]。

　　為了全面保存地方文獻史料，恢復歷史的真實，確保先賢著作不致湮滅，鄧顯鶴在搜集材料時往往不遺余力，不僅求助于世家大戶，還認為“下至荒山古寺，委巷農家，村學傳鈔，老僧粘壁，亦有名章，可資采錄。”[5]他不畏艱難，跋山涉水，非親至其地而不休。同時，在整理、編輯過程中，他始終抱著一種嚴肅認真、取舍得當的原則。他認為在文獻編選過程中有五患：“一曰濫收，二曰掛漏，三曰去取失當，四曰評騭不允，五曰草率將事。”[6]如果編選時犯此五種錯誤，那就難以“信今而傳后”。他不辭勞苦，不畏艱辛，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終生堅持搜遺輯舊，使許多孤本、殘稿得以保存，使許多名不見經傳者的著作得以流傳，使許多湮滅的史料和歷史人物得以重見天日，不僅為湖湘文化，也為湖湘歷史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文獻資料，作出了巨大貢獻。

　　他遍訪資、沅沿岸郡縣名流，歷時20余年搜集纂輯《資江耆舊集》64卷，后又完成《沅湘耆舊集》200卷及《續集》100卷，卷軼浩繁，內容廣博，“東起漓沅，西接黔中，北匯于江，巨制零章，甄采略盡”[7]，輯著中既有朝閣名流、林泉隱逸之作，亦有民謠農諺之章，內容之豐富，收錄之繁多，實為湖湘歷朝詩作之大觀，楚中文獻之巨著。湖湘先賢巨制微著，皆在其中，他自以為“蓋湖南文藝略在是矣”[8]。對于所錄入詩人，他都附以詩人小傳，論人論事，盡可能詳細，志在以詩存人，亦以人存詩，借以補《四庫》之遺，匡正史之謬，讓先賢前輩的文采得以彰顯，讓他們的事跡得以流傳，方才不違他“期以一寸心，遍餉百世士”的初衷。他堅持搜遺輯舊，發揚幽光，一意表彰先賢，提攜后進。后人稱贊其貢獻說他“搜討楚故，網羅軼帳。津津纂著不自休，其當然稱楚南文獻之老，宜哉！”[9]

　　此外，鄧顯鶴還首次大規模編輯刊刻了王夫之的遺著《船山遺書》。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晚年曾隱居衡陽石船山麓，明志“六經則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潛心學術，為總結明亡教訓，反思傳統，反省理學，閉門著述，死拒不事清，終不復出。其著作亦隨其身歿而湮沒于世百余年。王夫之歿后四十年，“其子敔抱遺書上之督學宜興潘宗洛，因緣得入四庫，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不傳。”[10]鄧顯鶴出于對王夫之思想的推崇，立志搜集、刊刻王夫之的著作，推廣其學術思想。嘉慶間，鄧顯鶴在衡陽馬倚元處得到船山遺著《莊子解》、《春秋世論》、《楚辭通釋》等6種，便愈“慨然發憤，思購求先生全書，精審鋟木，嘉惠來學。”[11]道光十九年（1839），他一邊編纂《沅湘耆舊集》，一邊征求船山遺詩，結果經曾國藩的好友、湘潭歐陽兆熊介紹，于王夫之六世孫王承佺處得其遺著38種，后又得鄒漢勛、歐陽兆熊之助，在兩江總督陶澍的大力支持下，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刻了《船山遺書》180卷。自此，王夫之的著作始以比較完整的面貌出現于世人面前。王先謙由衷地贊賞：“今者船山先生竟與顧、黃兩先生共垂不朽，刊書之功不可沒。”[12]梁啟超稱他為“湘學復興導師”。姚瑩在《南村草堂文鈔·序》中則說：“其大者莫如表彰衡陽王先生久晦之書，與顧、黃諸老并列。”鄧顯鶴自認為這也是他最有功于鄉黨先輩的大事。

　　鄧顯鶴窮其一生編撰、整理湖湘文獻資料，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除了《資江耆舊集》、《沅湘耆舊集》及其續集、《王船山遺書》之外，還修有《寶慶府志》一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七卷、《安徽通志·藝文志》二十四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明季湖南十三鎮考略》一卷、《圭齋全集》十八卷并補遺一卷、《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蔡忠烈公遺集》正續四卷、《周子全書》十一卷、《屈子生日考》、《屈賈年譜》、《張忠宣分年譜》各一卷、《校刊〈玉篇〉〈廣韻〉札記》二卷、《朱子五忠祠傳略考正》、《五忠祠續傳》、《邵州召伯祠從祀諸人錄》等。其輯纂著述數量之多、涵蓋范圍之廣、搜著用心之勤，當世僅有，絕代少見。

二、吸收傳統精髓，傳揚湖湘精神

　　從古楚國到近代湖南，幾千年的歷史積淀起來的湖湘文化，具有豐富而獨特的精神內涵。從“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屈原，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再到“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的王夫之，集中體現了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天下為己任的歷史使命感、責任感，閃耀著一代又一代湖湘士人優秀而崇高的精神光芒。他們那種上下求索、敢為人先、富于開拓與創新的進取意識，就沉淀成為我們湖湘文化的精髓。這些優秀而崇高的精神，影響著一代又一代湖湘士人。生于斯長于斯的鄧顯鶴，不僅繼承了湖湘文化的這種優良傳統，作為一個成就斐然的著名文獻學家、詩人和教育家，他對湖湘文化精神的傳播與創新，其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鄧顯鶴是湖湘文學傳統的自覺繼承者。鄧顯鶴認為，“楚辭為南國文章之祖，風雅流被莫如詩”[13]，因此他以“肝腎終年自鏤鎪”[14]之志研詩，寒暑不輟，終“以詩鳴湖湘南北數十年”[15]，以致“游客四方，所至傾動”[16]。鄧顯鶴的詩，“導源于魏晉，而馳騁于唐宋諸老之場，雄厚峻潔，磅礴沉郁，情深而意遠，氣盛而才大”[17]。他在創作中，融杜、韓、黃三家為一體，貫以屈子憂國憂民之情懷，又深得杜詩沉郁頓挫之格調，傷事感時之作，多沉郁悲涼的氣息，繼承了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特別是描寫百姓生活的艱辛與不易，發自肺腑，感人至深。他同何紹基、鄭珍、莫友芝等詩人，成為道、咸年間“宋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其次，鄧顯鶴的詩歌創作體現了憂國憂民的胸懷。由于幼時家貧，鄧顯鶴考上秀才之后，曾開館授徒，以養家糊口，深切體驗了下層人民生活的艱辛。因此，他對人民生活的疾苦感同身受，在詩中常常流露出對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的貧苦人民的發自內心的關懷與同情。如“搴芰沉玉無長策，斷雁哀鴻剩幾家。嫩堰正愁冬日柏，洼田忍說歲租加。”[18]遭受水災，無家可歸，哀鴻遍野，同時統治者、剝削階級又不顧百姓死活，加租加稅，這種種場景，真是慘不忍睹。然而由于考場失意，自己又不能謀得一官半職，為百姓排憂解難，鄧顯鶴只能發出“書生滿眼憂時淚，借箸徒勞感鬢華”[19]的感慨。徒勞傷嘆，年華流逝，此時的鄧顯鶴，心中是無比苦悶與焦慮。雖然不能成為地方長官，減輕人民疾苦，但是，鄧顯鶴對人民安居樂業、盛世太平的生活則充滿了憧憬與向往，因而他也常常在詩中寄寓美好的理想：“見說材官皆勁旅，可能一戰答升平”[20]、“滿眼哀鴻遍中澤，飛章何日達宸聰”[21]。這些都是對統治階級寄予的期望，憂國憂民之心，溢于言表。

　　再次，鄧顯鶴在他的輯著中，大張旗鼓地闡揚了愛國主義和民族大義。這也是對湖湘文化傳統精神的繼承和堅守。鄧顯鶴將他的滿腔愛國熱情，傾注在對明末遺民的可歌可泣的抗清事跡上，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滿清入主中原后，為了壓制漢人的民族反抗意識，樹立統治權威，屢興“文字獄”，從順治帝的7次到乾隆帝的130余次，清代前期的文字獄愈演愈烈。學者文人，心有所懼，科舉之外，紛紛鉆進故紙堆里，潛心章句考據，不問政治。而獨鄧顯鶴，毫不畏懼。他的《沅湘耆舊集》，大量收入明代遺民懷念故國山河之作，并飽含景仰欽佩之情為他們樹碑立傳。他的《寶慶府志》中，先民、遺民、從臣、遷客及勝朝耆舊諸傳，尤多可歌可泣、為史傳所遺之人。《武岡州志》，則對南明歷史和明代遺民事跡，都做了詳盡記載。正史所棄之前明遺臣、抗清志士，皆入其志，足見其高尚明朗的愛國主義情懷。尤其是《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明季湖南十三鎮考略》等，則旗幟鮮明地表彰了富有民族氣節的愛國志士。

　　鄧顯鶴的晚年，正值西方列強入侵，面對清廷的喪權辱國與腐敗無能，他極為憤慨，曾在文中質問清朝綠營：“桓桓諸帥，時勢至此，畢竟作何勾當？”指責清朝皇帝：“竭繒帑以奉強敵，此南宋偏安小弱，茍延旦夕，無可如何之覆轍！不謂煌煌天朝，據中國全勝之勢，甘自蹈之，捐百萬之金以資逆寇！”[22]鄧顯鶴這種無所畏懼、高尚明朗的愛國情懷，促使他為保留湖湘明清之際的歷史、文獻資料作出了貢獻，成為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氣節的寶貴精神遺產。

　　鄧顯鶴一生憂國憂民，心懷天下，總是希望能為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安居樂業貢獻一點力量。何紹基在給他六十大壽的賀詩中說：“先生夙抱在經濟，欲使環堵安農牧。”經國濟民，是鄧顯鶴的生平夙愿，然而科考失意，仕途不順，使他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因而，他在感嘆 “壯歲那無經世志，衰年空有濟時心”[23]的同時，把注意力轉向了學術文化。他一生在擔任教職的同時，廣泛搜集整理湖湘學人遺著，傳播先賢的思想和精神。整理王夫之的遺著是典型的一例。鄧顯鶴對王夫之推崇備至，認為“先生生當鼎革，自以先世為明世臣，存亡與共……故國之戚，生死不忘……當是時，海內儒碩，北有容城，西有盩厔，東南則昆山、余姚，而亭林先生為之魁。先生刻苦似二曲，貞晦過夏峰，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不愧顧、黃兩先生”。又以為“當代經師，后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家。所言皆有根柢，不為空談，蓋經學至本朝為極盛矣。然諸家所著，有據為新義，輒為先生所已言者，四庫總目于《春秋稗疏》曾及之。以余所見，尤非一事，蓋未見其書也。”[24] 鄧顯鶴對王夫之人品之高潔、學識之淵博，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將王夫之與顧炎武、黃宗羲等海內宿儒相提并論，當自鄧顯鶴始。

　　時至今日，放眼湘中，無論是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提出洋務運動，還是譚嗣同獻身戊戌變法，蔡鍔、黃興引領辛亥革命，湖湘近、現代仁人志士的卓越之舉，都或多或少受到王夫之思想的影響。王夫之經世致用思想的傳播，是近代湘學勃興的關鍵之所在，它促進了近代湖湘文化內涵的變革和發展，促成了湖湘文化精神傳統的轉變，繼而形成為繼宋代理學之后湖湘文化發展的又一高潮。對此，鄧顯鶴的揭橥宣揚之功不可磨滅，稱他為湖湘文化的精神導師，名副其實。

三、提攜鄉邦后學，光大湖湘文化

　　鄧顯鶴作為一代鴻儒，一生致力于搜集鄉邦文獻，精研詩文，孜孜不倦，為湖湘文化的積累和傳承，立下了汗馬功勞。特別是提攜后學英才方面，也是不遺余力，體現了作為一個教育家的高尚情操。曾國藩在《鄧湘皋先生墓表》中評價他：“闡揚先達，獎寵后進，知之惟恐不盡，傳播之惟恐不博且久。”三湘三杰魏源、何紹基和鄒漢勛，都得到過鄧顯鶴的賞識和器重，受到過他的精心教誨，而曾國藩、譚嗣同、陳天華等等，也無不受其影響。這里不可能一一介紹，只選擇直接受其熏陶的幾位略作評價，從中可見一斑。

　　（一）鄧瑤

　　鄧顯鶴一生勤奮好學，勤于著述，其行為對他的家人影響極大。“自先生以名儒篤行昌其家，群從子姓，皆孝友力學”[25]。其中成就最高的當數其兄顯昌之子侄兒鄧瑤。鄧瑤（1812～1866），字伯昭，號小蕓。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科撥貢，曾任麻陽縣教諭一職。咸豐元年（1851），鄧顯鶴逝世后補其空缺，主講寶慶濂溪書院，后入安徽布政使江忠浚幕下。著有《雙梧山館文鈔》等。鄧顯鶴“內行修，事其兄白首無間，撫其子勤于己子”[26]。鄧瑤自幼受其叔父教養，酷愛讀書，尤善古文。顯鶴增輯《楚寶》時，鄧瑤十三歲，每天待立左右，協助搜集資料，有時亦自抒己見，頗得顯鶴賞識。鄧顯鶴與文士交游，賦詩論學，他亦常在旁邊間與酬答。后來鄧瑤在麻陽教諭任上，悉心整理古書，以治學之道教育學生，頗具其叔父風范。曾國藩、駱秉章極其賞識他的才華，曾多次舉薦。鄧瑤之所學，“固不逮顯鶴之醇實，然其才思駿發，或又過之”[27]。其為文，持論明快剖切，通達事理，尤能自抒己見，讓人耳目一新。其《與崇海秋大令書》一文，錄入《新化縣志》。

　　（二）鄒漢勛

　　鄒漢勛（1805～1854），字叔績。今湖南省隆回縣羅洪村人，著名學者，我國近代地輿學的奠基人之一。鄒漢勛出生書香世家，其父文蘇，亦為新化名士，曾任麻陽訓導之職；其母吳氏，為“湘中七才子”之一的吳耘之女，熟知天下地輿沿革和詩詞韻對。鄒漢勛自小聆聽父母及外祖父教導，十歲即知衣冠輪輿古制及九州形勢，十六歲助其兄漢紀編著《春秋左氏地圖說》、《博物隨抄》等，十八歲即自編《六國春秋》，于天文推步、方輿沿革、六書九數，靡不研究。作為他的同鄉，鄧顯鶴“深異之，揄揚不絕于口，而名始盛”[28]。鄧顯鶴對于小于自己近三十歲的鄒漢勛，卻如此賞識其才華，不僅諄諄教導他，并且多次委以重任。鄒漢勛則終身以老師之禮奉顯鶴，頗得其風儀，一生勤學，對輿地、音韻、經學、天文及詩學造詣頗深，著述亦宏富，實為湖湘之驕子。道光十九年（1839），鄧顯鶴開始邀請他參與校刊《船山遺書》，接著讓他參與編刊《蔡忠烈遺集》。道光二十五年（1845），又被邀參與修《寶慶府志》。《寶慶府志》之圖，皆出自鄒漢勛之手。正是在鄧顯鶴直接引導下的這些經歷，使他積累了大量的編纂經驗，為一生的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后來，鄒漢勛應賀長齡之邀遠赴貴州，先后纂修了《貴陽府志》112卷，《大定府志》60卷，《興義府志》24卷，《安順府志》50卷。所修四志，皆入清代三百名志之列，一時有“西南方志大家”之稱。

　　（三）魏源

　　魏源（1794～1857），原名遠達，字默深。邵陽（今隆回）金潭鄉人。與鄧顯鶴相交甚深。道光六年(1826)，魏源北上會試，作《北上雜詩》七首，同途者便是鄧顯鶴。此次北上，魏源雖然文章卓犖，但因其所用“尺布之謠”是漢代民謠，不合八股圣人立言的規格，所以抑制副榜。七月底，奉派揚州東臺知縣。鄧顯鶴對魏源期許殷切，此次鄧為他不能入翰林院而深感遺憾。且看魏源的答復：“以不入史館為源歉，則非源志也。今日史官以蠅頭小楷、排律八韻，力報國華，國之極事，源廁其間，何以為情？不若民社隅一，差為近實耳！”[29]鄧顯鶴鐘情文獻工作，認為以魏源的才華，應入翰林任修編、修撰之類的史官之職，留名青史。而魏源關心的則是國運安危，民生疾苦，他將才華運用到經國濟民，也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業。鄧顯鶴曾效黃山谷“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之韻，作詩代柬致魏源稱：“吾哀不復振，責望及鄉閭；子于鄉閭中，及獨稱相如。竊聞諸先老，待子承明廬；放學一出頭，勉旃副時譽。”[30]可見期許之殷厚！魏源也不負前輩重望，取王船山經世致用之思想，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并纂成《圣武記》、《海國圖志》等，成為引領近代湖湘文化思想解放潮流的領軍人物，為促成湖湘文化精神內涵的轉變，最終形成湖湘文化發展的又一高潮，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此外，曾國藩、左宗棠、何紹基等，也都受到鄧顯鶴的積極影響。鄧顯鶴同左宗棠常有書信來往。尤其是曾國藩，對鄧顯鶴則極為崇敬，自稱是他的“私淑弟子”，并親自作文以表其墓。鄧顯鶴刊刻的《船山遺書》180卷，于咸豐四年（1854）板毀于火，鄧顯鶴懇切囑咐曾國藩重刊。曾國藩也不負重望，于同治二年（1863）至同治四年，在歐陽兆熊的積極推動下，由曾國荃捐資，自己親自校對，再次重刊了《船山遺書》，并增至322卷。從此，湖湘文化的代表船山之學空前繁榮，并且成為風行全國的顯學。

　　鄧顯鶴一生勤于纂述，獻身湖湘文獻三十余年，輯著文獻45種640 余卷，字數逾千萬，在對湖湘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方面，功蓋千秋，為后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遺產。他一生交游甚廣，尤其對晚輩，熱情提攜，不吝賜教，曾出任寧鄉訓導，先后主講朗江書院、濂溪書院，學生遍布湖湘大地，造就的人物不計其數。又精于詩文，所作詩文跌蕩昭彰，以致客居長沙時，“客造請詩者日相踵”，在當時影響極大。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許多著作都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中，影響也日見衰微，能舉其名者寥寥無幾，這對于當代湖湘文化事業是不可估量的損失。因此，研究鄧顯鶴的成就，及其對湖湘文化的貢獻，整理刊刻他的著作，對當代文化建設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湖南岳麓書社，于上世紀九十年代整理出版了鄧顯鶴的《南村草堂詩鈔》。湖南省委省政府2007年啟動的《湖湘文庫》文化工程，又在首批推出了《沅湘耆舊集》，洋洋大觀六巨冊，為湖南文獻史增添了光輝的一頁。相信隨著鄧顯鶴整理和創作的文集陸續問世，我們對它的價值會越來越有清楚的認識。這些都將為進一步弘揚湖湘文化的優秀傳統，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參考文獻：

①鄧顯鶴《南村草堂詩鈔》，長沙：岳麓書社，1994年9月第1版．

②《曾國藩全集》，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③鄧顯鶴輯《沅湘耆舊集》，長沙：岳麓書社，2007年9月版。

④《邵陽師專學報》，1985年第4期。

⑤清同治《新化縣志》。

⑥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11月第1版。

⑦《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7月第1版。

注釋：

[1]《清史稿·文苑傳三》，中華書局，1976年7月第1版。

[2]鄧顯鶴：《寄答湯秋海農部》，《南村草堂詩鈔》卷二十，岳麓書社，1994年9月第1版。

[3]劉達武：《湖南先正傳贊》，轉引自馬少僑《文獻學家鄧顯鶴》，《邵陽師專學報》，1985年第4期。

[4]曾國藩：《鄧湘皋先生墓表》，《曾國藩全集·文集》卷三，中國致公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5]鄧顯鶴：《沅湘耆舊集·自序》，轉引自馬少僑《文獻學家鄧顯鶴》，《邵陽師專學報》，1985年第4期。

[6]鄧顯鶴：《沅湘耆舊集·自序》，轉引自弘征《杰出的文學家編輯出版家鄧湘皋》，《南村草堂詩鈔》，岳麓書社，1994年9月第1版。

[7]曾國藩：《鄧湘皋先生墓表》，《曾國藩全集·文集》卷三，中國致公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8]鄧顯鶴：《沅湘耆舊集·自序》，轉引自馬少僑《文獻學家鄧顯鶴》，《邵陽師專學報》，1985年第4期。

[9]劉達武：《湖南先正傳贊》，轉引自馬少僑《文獻學家鄧顯鶴》，《邵陽師專學報》，1985年第4期。

[10]《清史稿·儒林傳一》，中華書局，1976年7月第1版。

[11]鄧顯鶴：《船山遺書目錄序》轉引自《鄧湘皋有關書目簡介》。

[12]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轉引自弘征《杰出的文學家編輯出版家鄧湘皋》，《南村草堂詩鈔》，岳麓書社，1994年9月第1版。

[13]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卷十五，中華書局，1963年11月第1版。

[14]鄧顯鶴：《覽舊作》，《南村草堂詩鈔》卷第八，岳麓書社，1994年9月第1版。

[15]姚瑩：《南村草堂文鈔·序》，轉引自弘征《杰出的文學家編輯出版家鄧湘皋》，《南村草堂詩鈔》，岳麓書社，1994年9月第1版。

[16]《清史稿·文苑傳三》，中華書局，1976年7月第1版。

[17]陶澍：《南村草堂詩鈔·序》，《南村草堂詩鈔》，岳麓書社，1994年9月第1版。

[18]鄧顯鶴：《入清河界》，《南村草堂詩鈔》卷第三，岳麓書社，1994年9月第1版。

[19]鄧顯鶴：《入清河界》，《南村草堂詩鈔》卷第三，岳麓書社，1994年9月第1版。

[20]鄧顯鶴：《感事五首之一》，《南村草堂詩鈔》卷第一，岳麓書社，1994年9月第1版。

[21]鄧顯鶴：《后淮陽秋感十首之四》，《南村草堂詩鈔》卷第十五，岳麓書社，1994年9月第1版。

[22]鄧顯鶴：《與人言詳事及資遣流民論》，轉引自馬少僑《文獻學家鄧顯鶴》，《邵陽師專學報》，1985年第4期。

[23]鄧顯鶴：《后長沙秋感十首之五》，《南村草堂詩鈔》卷第二十二，岳麓書社，1994年9月第1版。

[24]鄧顯鶴：《船山遺書目錄序》，轉引自《鄧湘皋有關書目簡介》。

[25]曾國藩：《鄧湘皋先生墓表》，《曾國藩全集·文集》卷三，中國致公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26]《清史稿·文苑傳三》，中華書局，1976年7月第1版。

[27]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卷十七，中華書局，1963年11月第1版。

[28]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卷十七，中華書局，1963年11月第1版。

[29]《寶慶府志·藝文志三》，轉引陳耀南《魏源研究》，香港乾惕書屋，1979年3月第1版。

[30]鄧顯鶴：《南村草堂詩鈔》卷第十一，岳麓書社，1994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