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陶淵明：《五柳先生傳》)。這是我的讀書觀。一個學者一生要讀各種各樣的書，不是讀什么書都要做到甚解。小時候讀《三國演義》，很多地方讀不懂，但還愛看，因為就想知道故事的大概。長大了再讀《三國演義》也還有不懂的地方，只是想知道它和《三國志》所載有些什么不同罷了。因為我并不想作研究《三國演義》的專家。后來我進了北京大學哲學系，再后來當了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我讀書、教書，還是信守“好讀書，不求甚解”的信條。研究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家有那么多書，每本書、每句話，都要求“甚解”，可能嗎？

　　我認為陶淵明這兩句話對研究哲學的人來說，后面一句“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更重要。我們常把漢人對經典的注釋叫“章句之學”，每章每句都要詳加解釋，《漢書·儒林傳》謂：“一經之說至百余萬言”，儒師秦延君釋《堯典》二字，十余萬言；釋“曰若稽古”四言，三萬言。至魏晉風氣一變，注經典多言簡意賅，倡“得意忘言”，例郭象注《莊子·逍遙游》第一句：“北冥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曰鵬”，謂：“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并批評那種一字一句注解的章句之學為“生說”（生硬的解釋），他說：“達官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我想，這就是“會意”。讀哲學書，重要的在“會意”，不在“曲與生說”。“會意”才能對古人的思想有個心領神會，才能有所創新。

　　據日人林泰輔說，《論語》的注解有三千余種，元朝的杜道堅說《道德經》的注也有三千余種。不管有多少種《論語》、《道德經》的注解，我們能說哪一種是對《論語》或《道德經》是“甚解”了呢？沒有吧？！楊伯峻先生在注孔子說的“六十而耳順”一句時說：“耳順——這兩個字很難講，企圖把它講通的也有很多人，但都覺牽強。譯者姑且作如此講解”。我認為，楊先生的這種態度是對的，他只是“姑且”給一種解釋，并沒有說他的解釋就是惟一正確的解釋。在我的一篇文章中，為了說明我對“真、善、美”的看法，我就給孔子說的“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短”一個新解，認為這三句話是孔子說他自己追求“真”、“美”、“善”的過程。我真的“甚解”了孔夫子的話嗎？沒有，但我從孔子的話中“會意”出一種新意來，于是我便“欣然忘食”了。

　　讀書人喜歡讀書，特別是像我這樣的讀書人喜歡讀各種各樣的書，宗教的、文學的、藝術的、考古的、歷史的、民俗的，甚至科學和科學史的，等等。是不能要求都“甚解”的，知道一點就行了。它可以幫助你開擴眼界，拓寬思路。讀你自己專業的書，當然要求了解得深入一些，但也只能要求“深入一些”，也不可能字字句句都有所謂“正確了解”，而“會意”則是更為重要的。哲學家要求的是“六經注我”，而非“我注六經”。“會意”實際上是加上你自己的“創造”，這樣才真的把學問深入下去了。

《中國教育報》2002年6月20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