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趙永剛，山東鄒城人，文學博士，貴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黎庶昌（1837—1897），號莼齋，貴州遵義人。生于耕讀仕宦之家，祖父黎安理，官山東常山縣縣令，父黎愷，由進士起家，歷官云南巧家同知。黎庶昌六歲而孤，體弱多病，命運坎坷，但是平生未嘗廢學。在兄長的指導下，年十四五，賦詩撰文，便能犁然成誦。同治元年（1862），下詔求言，黎庶昌以諸生獻萬言策，又奏陳國家應當變革者十五條，都能切中時弊，得到清政府的重視，以知縣發往曾國藩大營查看委用。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國藩接到上諭，曰：“前因貴州貢生黎庶昌呈遞條陳，言尚可采，當降旨賞給知縣，交曾國藩差遣委用。該員以邊省諸生，抒悃上言，頗有見地，其才似堪造就，誠恐年少恃才，言行或未能符合，著俟該員到營后，由該大臣留心查看，是否有裨實用，不致徒托空言，附便據實具奏。”（曾國藩《黎庶昌請留江蘇候補片》）

　　黎庶昌于同治二年（1863）初春由北京啟程，三月到達曾國藩安慶大營。入幕曾國藩大營，是改變黎庶昌命運的頭等大事。曾國藩有感于黎庶昌篤實樸訥，才堪造就，將其收入門下，悉心栽培。在曾國藩的訓導提攜之下，黎庶昌的政治能力得到迅速提升，文學創作更是蒸蒸日上，得曾國藩古文之嫡傳，并與吳汝綸、張裕釗、薛福成并駕馳騁，文學史上將此四人譽為“曾門四杰”。長年追隨曾國藩，黎庶昌與之建立了深厚的師徒情誼。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日，曾國藩中道溘逝，黎庶昌不負師恩，收集整理曾國藩生平事跡，撰成《曾國藩年譜》十二卷，后又為曾國藩作了一篇長達萬余字的傳記文章，題為《曾太傅毅勇侯別傳》，這兩篇文獻對于保存曾國藩生平事跡來講，可謂是居功甚偉。可見，曾國藩與黎庶昌之間的師徒情誼，對于黎庶昌的成長意義重大，對于曾國藩的身后聲譽也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做一番梳理介紹。

教誨以修身之道

　　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無不以修身為生平要務，修身是一種道德培植，而這種道德培植是為出仕從政作準備，也就說修身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起點與基礎，其重要性正如《大學》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黎庶昌二十六歲應詔建策，一篇《上皇帝書》，舉世皆知，獲得同治皇帝的垂青，特賞知縣。黎庶昌久困場屋，一朝得勢，難免有些恃才傲物。

　　同治二年（1863）三月，黎庶昌業已趕到曾國藩安慶大營。四月初一日，黎庶昌內兄莫友芝也恰好在曾氏大營。莫友芝是曾國藩的學術畏友，道光二十七年（1847），赴京會試的莫友芝在虎市橋頭書肆邂逅曾國藩，言論往還之中，曾國藩被莫友芝深厚的學養折服，驚呼“黔中果有此宿學耶！”曾國藩遂設宴與之定交。在曾氏幕府之中，莫友芝地位較高，莫友芝去世后，曾國藩撰挽聯一幅曰：“京華一見便傾心，當時書肆定交，早欽宿學；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酒尊和淚，來吊詩魂！”足見曾國藩對莫友芝的友情之深。黎庶昌能夠前來曾氏大營，雖然是上諭所定，也未嘗不是因為莫友芝從中斡旋，央請曾國藩所致。按照常理，既然本日莫友芝在曾氏大營，而且曾國藩也宴請莫友芝等吃便飯，想來也可請遠道而來的黎庶昌一同赴宴，可是曾國藩卻并未如此，本日，他只是“閱黎庶昌所陳時務策”（《曾國藩日記》），并未請他前來一敘。曾國藩處事謹慎，待人接物，儀軌甚嚴，此時疏遠黎庶昌，自然是要磨礪其性情。

　　黎庶昌在曾氏大營的第一份職務是稽查保甲，這是一份職位較低的工作，黎庶昌心情頗為低落，儀容憔悴，氣勢頹靡。十一月初三日，黎庶昌首次見到了曾國藩，但他留給曾國藩的第一印象卻不怎么好。曾國藩性格剛健堅忍，激賞陽剛之美，黎庶昌卻身體羸弱，有體不勝衣之態，加之精神委頓，頗令曾國藩失望。所以曾國藩以《孟子》養氣之論激勵黎庶昌，曾國藩在日記中記載曰：“黎莼齋來，與之言志以帥氣、器以養志之道。”曾國藩發現曾經上萬言書的黎庶昌雖然“篤學耐勞，內懷抗希先哲、補救時艱之志，而外甚樸訥，不事矜飾”。君子不重則不威，黎庶昌儀容方面缺少剛毅之氣，這雖然是天地賦行，生成之性，受先天體質所限，但曾國藩以為后天修身養氣的工夫可以彌補這個不足，這也是他對《孟子》“居移氣，養移體”修身哲學的具體運用。

　　受到曾國藩的鼓勵與指導，黎庶昌心情振奮，汲汲有為。同治三年（1864），曾國藩指揮湘軍攻陷南京，太平天國運動宣告失敗。曾國藩委派黎庶昌協助處理善后事宜，次年曾國藩保舉黎庶昌為直隸州知州，盡先補用。同治五年（1866），曾國藩赴山東鎮壓捻軍，黎庶昌追隨左右，師生情誼日漸深厚。同治七年（1868），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黎庶昌留江蘇候補，臨行之時，黎庶昌前來送行，情義難舍，面有戚容，睹此情景，曾國藩也大為感動，其日記曰：“十一月初七日，日來送行者，多依戀不舍之情，黎莼齋等尤為惓惓，余亦黯然不忍別也。”

　　曾國藩北上直隸，黎庶昌失去依傍，也未有機會補到實缺。此時的黎庶昌已經三十三歲，歲月蹉跎，不要說壯志未酬，即使是生活也面臨困境。黎庶昌致函恩師曾國藩告知近況，并訴說抑郁之苦。曾國藩見愛徒“以修名不立、志事無成為俱”，不免心生惻隱，親筆回信，開導勸慰，曾國藩說：“至以建樹無聞，遽用皇皇，則殊太早。計三十三歲甫及壯年，古來如顏子立德，周郎立功，賈生立言，均在少壯。然千古曾有幾人？其余賢哲代興，樹立宏大，大抵皆在四十以后耳。以仲尼之圣而不惑亦待四十，今來示以惑之滋甚，急思祛疑，似聞道更早于魯叟，斯可謂大惑也。”勉勵黎庶昌安貧樂道，居易俟命。雖說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未能，但面臨生存危機的黎庶昌也讓曾國藩大為憂心。既然實缺難以補授，曾國藩只好另覓它途，他向江蘇巡撫丁日昌推薦黎庶昌，希望丁日昌能施以援手，聘請黎庶昌入其幕府，以緩解黎庶昌的生活困境，也是為了等待時機，徐圖補授實缺。可見，曾國藩對于黎庶昌不僅教誨以修身之道，還薦舉于朝廷僚友，其玉成琢磨之功，足令黎庶昌感激銘記。

薦舉于朝廷僚友

　　同治七年（1868）九月初二日，曾國藩移督直隸之前，曾上奏朝廷，請朝廷俯允黎庶昌留江蘇候補。曾國藩奏章曰：“臣查黎庶昌自到營以來，先后六年，未嘗去臣左右。北征以來，追隨臣幕，與之朝夕晤對。今臣交卸督篆在即，該員系特旨差委人員，既無經手事件，不必隨臣前赴直隸，亦無須補行引見，應即歸于江蘇聽候補用。”江蘇乃是膏腴之地，經濟富庶，曾國藩薦舉黎庶昌留在江蘇候補，也是破費苦心。當然，這也不是曾國藩第一次薦舉黎庶昌了，在此之前，他曾三次薦舉黎庶昌，即“臣于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密保一次，又于續保克復金陵水陸等軍暨銘軍克黃陂案內明保兩次，奏請以直隸州知州留于江蘇遇缺即補，均經奉旨允準在案。”（《曾國藩《黎庶昌請留江蘇候補片》）

　　朝廷同意了曾國藩的奏章，可是滯留在江蘇的黎庶昌卻很長時間沒有得到實缺，曾國藩只有央請江蘇巡撫丁日昌來解決黎庶昌的生活困境，同治八年（1869）三月初七日，曾國藩在給黎庶昌的信中明確說明：“至于朝夕升斗之謀，則丁中丞道出此間，當與之熟商。”丁日昌接受了曾國藩的請求，聘請黎庶昌入其幕府。

　　同治七年（1868）冬季至同治八年（1869）正月，曾國藩入京覲見同治皇帝及兩宮太后，黎庶昌也曾隨曾國藩入京，黎庶昌此行的目的是到吏部打通關節，希望盡快補授實缺，可是吏部官員處處阻撓，黎庶昌未能如愿，只好黯然出京，再次回到丁日昌幕府。同治九年（1870）正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再次致函丁日昌，請求他安排黎庶昌到洋務局等待時機。曾國藩說：“莼齋去歲在都，因部書多方挑剔，稽留過久，到省聞已在十月初旬。省中調動業已定局，驟難位置，暫令于洋務局回翔數月，春間有相當缺出，當可為補一缺。渠于敝處相從最久，深悉其有抗希前哲、康濟生民之志，不忍令其久淹，故屢以奉商。”

　　就在曾國藩籌劃黎庶昌的政治出路問題之時，黎庶昌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同治九年（1870）二月，朝廷命令李鴻章率領淮軍進駐陜西，協同左宗棠鎮壓回民起義。久困幕府的黎庶昌想投筆從戎，隨李鴻章入陜，希望能建立軍功，以求得一個輝煌前程。但黎庶昌又丟不下補授實缺的機會，所以在從戎和出仕之間彷徨，反復躊躇，難以決斷。黎庶昌再次致函曾國藩，同治九年（1870）三月初一日，曾國藩在回信中以為從戎一事不甚現實，還是出仕為上，他說：“但就閣下現處情形，則上有垂白之親，下有襁褓之子，家徒四壁，僑寓異鄉，自應以祿世為上策。”曾國藩分析黎庶昌從戎建功有三不可，第一，黎庶昌匹馬從戎，留在江蘇的家眷無人照管；第二，朝廷東征西剿，中原大亂已漸次削平，與咸豐初年太平天國如日中天時的態勢迥然不侔，建功立業的機會很少；第三，李鴻章麾下宿將故交甚多，必不能舍棄屢立戰功之舊人，改用未習軍旅之文人，黎庶昌即使從戎，也只不過是處理一些文案之事，難有顯才出頭之日。綜合以上三點，曾國藩建議黎庶昌等待時機，權作一地方官員。他說：“敝處前致馬榖帥（馬新貽）一函，論薦閣下，后致丁雨帥（丁日昌）信又已及計。閣下在江南稍俟一兩月，當不難得一地方。閣下與敝處相知甚深，遠近周知。即令此后累函商薦馬、丁二帥，亦當不厭繁復。若薦之江南不效，即薦之陜西，亦豈果有濟乎？”

　　在曾國藩、馬新貽、丁日昌的共同努力下，黎庶昌補授吳江縣知縣。多年久等苦熬，黎庶昌才得到了這個實缺，原本以為是一件好差事，卻未曾料想，初到吳江，黎庶昌就碰到一個大難題。吳江雖是魚米之鄉，但因太平天國戰亂，連年烽火，民生凋敝，苛捐雜稅拖欠多達五千余石，當地百姓無力承擔，黎庶昌只能挪用公款墊付。吳江風俗剽悍，錢糧難以征收，黎庶昌一心想調離吳江，丟掉這塊燙手的山芋。所幸同治十年（1871）閏十月，曾國藩重回兩江總督之任，洞悉黎庶昌的苦衷后，曾國藩致函江蘇巡撫張之萬，希望張之萬施以援手，曾國藩說；“黎牧庶昌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誠如明論。聞其錢漕尾數欠征至五千余石之多，挪墊公款，無處彌縫。前與敏齋及子范商及，俱謂茍無他缺可補，又不如久署吳江之稍愈。今尊意許量移一席，俾無負累，厚澤尤為優渥。”通過曾國藩、張之萬的幫助，本年冬，黎庶昌改署青浦知縣。至此，黎庶昌的出仕問題才得以圓滿解決，此后數年，黎庶昌一直在青浦任上平穩做官，這一切的措置安排，幾乎都與其恩師曾國藩密切相關。

切磋以學術文章

　　曾國藩不僅是晚清權貴，中興功臣，而且是晚清文壇上的一位巨擘。曾國藩戎馬倥傯二十年，未曾一日廢書不觀，登高必賦，著作斐然。幕府之中，文士星羅，吳汝綸、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尤為翹楚，文學史上稱這一文學流派為湘鄉派。曾國藩自言初解文章由姚鼐啟之，但曾國藩的古文創作是從桐城派入手，卻不受桐城派牢籠。桐城派古文以清真雅正為文風宗尚，優美有余而壯美不足，曾國藩以漢賦、韓文雄直之氣矯正桐城派頹靡之弊，其古文呈現出樸茂雄肆的陽剛之美；桐城派主張義理、考據、詞章三者結合，曾國藩結合時事，補上經濟一條，其古文更強調經世致用的實用特色。曾國藩雅善古文，黎庶昌也有相同嗜好，所以他們師徒二人就經常談文論道，交流文學創作心得。如同治四年（1865），曾國藩日記中就有與黎庶昌論文的很多記載，“七月十二日，與黎莼齋等談文。”“九月二十八日，旋與黎莼齋久談，教以作文之法，兼令細看秉批。”“十一月三十日，與黎莼齋談文。”“十二月初七日，批黎莼齋等文二首。”

　　在曾國藩與黎庶昌的師徒往還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即使是古文巨擘，也有捉襟見肘，手不應心的窘境。同治十年（1871），曾國藩應黎庶昌之請，為其父黎愷作墓志銘。本來墓志銘一類的文章在古文中是屬于較容易創作的，因為托請者往往會有介紹墓主人生平的行狀呈上，作者根據行狀刪削改撰即可，要表達的感情也較為固定，有功名者頌其政績，無功名者稱其道德。可是這篇應酬文章，卻讓曾國藩夜不成寐，感嘆才力枯竭，其日記曰：“六月十四日，傍夕小睡，夜，換作《黎子元墓志銘》，黎莼齋之父也，作二百余字。三更睡。六月十五日，將《黎子元墓志》作畢，約六百余字。傍夕小睡。夜作銘辭廿四句，三更始畢。文思之鈍，精力之衰，均可愧嘆。睡后，不甚成寐。”在給黎庶昌的信中又再次申發衰頹之嘆，他說：“尊公墓志撰就，寄呈雅鑒。老年心如廢井，無水可汲，勉強應命，殊不愜意，未足表章潛德邃學。”

　　此時的曾國藩已經走到了人生邊緣，右目失明業已兩年，親友勸說他應該摒除官務，安心靜養，但是曾國藩卻盺夕孜孜，未嘗倦怠。曾國藩平生以宋儒義理為主，而于訓詁、詞章二途，亦研精覃思，不遺余力。本年距離他的人生終點只有短短幾個月，可是在這幾個月之中，曾國藩還堅持創作了十多篇古文，數首詩歌。其自書日記，尤多痛自刻責之語。其實曾國藩的刻責，或者說自我反省并不始于今日，作為一位有自知之明的古文家，反省與檢討幾乎與其古文創作相始終，而同治九年（1870）的一次反省，尤其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同治九年（1870），天津發生了毆斃洋人、焚燒教堂的教案，年邁的曾國藩臨危受命，赴天津處理該案。曾國藩心知中國百姓受盡洋人壓迫，憤怒的情緒已經被點燃，要想撲滅，實屬艱難。洋人一方，則倚仗其堅船利炮，性情兇悍，肆無忌憚。津民與洋人各不相讓，難以調停。曾國藩擔心處理不妥，會激成大變，局勢恐難以收拾。曾國藩有以死報國之想，赴津途中，擬好遺囑，訓示曾紀澤、曾紀鴻兩兒身后事宜，在遺囑中曾國藩特別提到他的古文刊刻問題，他說：“余所作古文，黎莼齋抄錄頗多，頃渠已照抄一份寄余處存稿，此外黎所未抄之文寥寥無幾，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以彰其陋耳。如有知舊勸刻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切囑切囑！”一代文雄，臨終也難免一生嘆息！且不說曾國藩對于自己古文的評價，但看此封家書，我們還會得到一條重要的信息，即黎庶昌對于曾國藩古文的保存起到了關鍵作用，我們今日還能讀到曾國藩樸茂雄肆之文，其中也有黎庶昌收集整理之功。

　　黎庶昌之古文深得曾國藩之真傳，“文正公（曾國藩）謂莼齋生長邊隅，行文頗得堅強之氣，鍥而不舍，可成一家之言。”在曾國藩的勉勵下，黎庶昌的古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正如其同門好友薛福成《拙尊園叢稿序》所言：“莼齋為文恪守桐城義法，其研事理，辨神味，則以求闕齋（曾國藩書齋號）為師。”民國時期的貴陽學者凌惕安更是將黎庶昌《上皇帝書》比作賈誼《陳政事疏》、諸葛亮《隆中對》、范仲淹《上宰相書》、文天祥《殿試策》，能與前哲往圣，并駕頡頏，黎庶昌實在是貴州文學發展史上一位耀眼的明星，也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一位耀眼的明星。在貴州建省六百年慶典來臨之際，我們應該記住這位貴州籍的文學家。黎庶昌還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家，他曾兩度充出使日本大臣。在日本期間，黎庶昌竭力訪求流傳日本的中國珍稀善本古籍，精選中國已經亡佚的珍本古籍二十六種，影刻問世，名為《古逸叢書》，這項重大的文化工程，耗時兩年之久，耗銀一萬數千兩之多。《古逸叢書》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對于中國學術研究的貢獻極大，而且該書還有示范意義，近年來方興未艾的中國學人海外訪書運動，以及域外漢籍研究的熱潮，也是黎庶昌編輯《古逸叢書》的一個遙遠回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