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廣陵詞人群體是開啟清詞繁榮局面的一個重要作家群體，但迄今為止學界對它尚缺乏基本的研究和準確的文學史定位.廣陵詞人群體是清代順治末至康熙初年特定地域（揚州）詞學活動引來的一次詞人群體聚合，其領袖人物是短期到揚州任推官的文壇盟主王漁洋，引來大批文人在揚州聚集的是這樣兩項詞學活動:社集酬唱與合操選政.這兩項活動聚集了四類詞人:1、揚州土生土長的詞人;2、以外籍而長期流寓揚州或終老于揚州的詞人;3、短期游宦或居留揚州、參加過王漁洋等人組織的詞學活動的外地詞人;4、揚州外圍與王漁洋等人有詩詞往來的一批詞人.這個由四重人員組成的群體，陣容十分龐大，其中里籍、生平和作品尚可考見的就有90多人.本文考述了這90多人的生平和作品，并論證了:廣陵詞人群體只是一個結構松散、活動時間不長且其成員的藝術宗尚并不一致的作家聚合體，而不是一個文學流派;但正是這種群體性質決定了它具有一般地域性流派所缺少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正是這種開放性與包容性促成了清詞中興的第一個高潮的到來.

　　作者簡介：劉揚忠（1946-），男，貴州大方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古代文學研究室主任。

一、 弁言

　　有清一代，詞學中興，其重要標志之一便是：地域性的詞派與詞人群體競相出現，連綿不絕，勢如云蒸霞蔚，成一代之大觀。這種現象是從清初就出現的。從順治到康熙的八十來年間，江南、嶺南等地區好幾個地域性詞派和詞人群體相繼登場，大作其詞，它們既各成統系又聲氣相通，共同奠定了清詞中興的雄厚基礎，開出了清詞繁榮的廣闊局面。但是，歷來治清詞者在描述清初詞壇的面貌時，多只注意了陽羨詞派、浙西詞派、嶺南詞派及比這幾個群體影響小的柳州詞派、西泠詞派等，而忽略了、甚至不知道當時還有一個為諸家派別和群體導乎先路的廣陵詞人群體。當代許多詞學專書介紹清初詞的發展演變時，都把陽羨詞派列為清開國以來第一個詞人群體，個別著作甚至判定：“清代詞學中興，陽羨詞派實導夫先路。”[1]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始有學者注意到了清初廣陵詞人群體的歷史存在，并對之進行了初步的考察與描述。比如嚴迪昌《清詞史》第一編第二章第三節《廣陵詞壇和毗陵詞人群》簡要地評介了廣陵詞人群的詞學活動，并肯定了廣陵詞壇的出現乃是“清詞嬗變的一個契機”；[2] 蔣寅《王漁洋與清詞之發軔》則考索了廣陵詞壇的重要詞學活動，并論證了王漁洋在廣陵詞壇的領袖地位和開一代風氣的作用。[3] 但嚴、蔣二位的著作限于篇幅和論述主旨等原因，尚未及對廣陵詞人群體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和系統的描述。于今，我所尊敬的嚴迪昌先生已經作古，而我的同事蔣寅君的主要專業興趣又是在清代詩學方面，故我不揣谫陋，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添加一點材料，對廣陵詞人群體兼作歷時態與共時態的觀照，希圖還原其歷史真實面目。

二、特定地域詞學活動引來的群體聚合

　　清詞研究中的“廣陵詞人群”這個概念，是嚴迪昌先生首先提出來的。其《清詞史》第一編第二章第三節《廣陵詞壇和毗陵詞人群》的第四小節標目為“廣陵詞人群以及通（州）如（皋）諸名家”。這一節中描述道：“清初揚州地區詞人輩出，聲聞彰于海內的名家甚多”；除了這些本地詞人之外，還有“四方詞學名流”都“云集于此”。[4] 可見 廣陵詞人群是一個陣容龐大的作家群。但嚴先生并未界定這個群體的范圍和列出其人員名單，只簡要介紹了廣陵（揚州）詞人中“最著聲譽”的吳綺、汪懋麟、宗元鼎等人以及幾位他認為“還應提到”的本地與客籍詞人（如鄭俠如祖孫、黃云父子、鄧漢儀、徐石麒等）。這幾個人遠遠不是廣陵詞人群的全部，甚至即使只作為這個群體的代表和骨干也都不夠。我想，嚴先生之所以沒有對廣陵詞人群進行界定和列出人員名單，除因篇幅所限外，還因為這個群體具有與其他地域性群體不同的一點特殊性：它不但由客籍詞人與本地詞人聚合而成，而且客籍詞人遠遠多于本地詞人。也許是考慮到將那些客籍詞人徑直地稱呼為“廣陵詞人”不太妥當，嚴先生在這一節的開頭介紹王漁洋、鄒祗謨、彭孫遹等領袖人物時，就未曾冠以“廣陵詞人”的名稱，而只是謹慎地呼之為“廣陵詞壇”或“廣陵詞學中心”。

　　由此看來，要全面考察廣陵詞人群體，需要首先對“何謂廣陵詞人群體”作出符合實際的界定。廣陵詞人群體雖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流派，但它由揚州人與非揚州人聚合而成這一點與宋代的江西詩派不無相似之處，因此這里完全可以借鑒宋人楊萬里對江西詩派的一段論述：“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5] 廣陵詞人群，正是一個群體創作帶上一定的廣陵地方文化特征與文學色彩而其成員非僅廣陵人的作家群體。一個地域性文學群體的產生，有賴于時間與空間兩方面條件之齊備?！扒Ъ茵B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當種田”（鄭板橋詩句）的風流繁華之都廣陵，原本就是孕育、滋生詞體文學的一片沃土。拙著《唐宋詞流派史》在論述五代南唐詞派時，就曾證實過：廣陵—金陵一帶是晚唐五代時期我國江南地區的文化中心和歌詞創作基地，讀者可參看，此處不贅。[6] 入宋之后，廣陵雖然失去了其文化中心地位，但一些大詞人如歐陽修、蘇軾、辛棄疾、姜夔等都在這里從事過詞學活動，并留下了歌詠揚州的名篇佳什。元明兩代，固然詞學中衰，但廣陵的詞統并未斷絕，著名詞曲作家貫云石、王磐、陳鐸等都在這里從事過創作活動；明代中后期這里還產生了著名詞學家和詞人張綖、王微等人。在順治、康熙之交那樣一種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的影響下（這一點嚴先生《清詞史》已有論述，茲不贅），廣陵這個詞學傳統悠久而深厚的特定地域已經具備了重演文學繁榮局面的可能性。當此之時，碰巧作為一代風騷主的王漁洋游宦來此，遂使廣陵諸詞人群龍有首，清初廣陵詞壇的建立由可能變成了現實。。王漁洋在廣陵五年間，有意倡導詞的創作，“晝了公事，夜接詞人”（吳梅村語），主持了一系列的詞學活動，這就迅速激活了這個地區詞人的創作，并且聲威遠播，招來了四方有名的文人才士，于是一個陣容龐大的詞人群體的聚合就不足為怪了。這個詞人群體的具體面貌，恰如其重要成員彭孫遹康熙二年（1663）夏酬答王漁洋的《答貽上》一詩所比喻的：

作者千秋有代興，使君高寄迥崚嶒。
群山海內尊東岱，絕調人間在廣陵。

　　這就是說：廣陵詞人群非只廣陵詞人之謂，而是由一大批當時的海內名家在廣陵的聚合（當然其中也包括廣陵籍詞人）；如果將這個作家群比為海內群山，那么其首峰就是東岳泰山——王漁洋（碰巧王漁洋就是山東人）；這個群體的活動舞臺是廣陵，其最優秀的作品（絕調）是在廣陵產生的。

　　如果我以上的回溯和描述大致不差的話，那么所謂“廣陵詞人群體”似可這樣來界定：廣陵詞人群體，主要是指王漁洋順治十七年至康熙四年（1660—1665）擔任揚州推官期間，參加過由他在這個任期內組織或與他有關聯的重大詞學活動的一大批揚州籍和非揚州籍的詞人。與這五年多的詞人詞事相聯系，王漁洋來揚州之前即已有聚合唱酬活動的本地詞人，以及王漁洋離開之后，一些延其余波繼續在揚州從事創作的后輩詞人，理應也屬于這個群體，但其時限，上限為順治元年（否則就不是清詞了），下限為康熙末年（因為康熙末年之前這個群體的骨干成員都已謝世，這標志著這個群體已經不存在）。確定了時間和地點之后，哪些人屬于廣陵詞人群就好劃分了：（一）生活于這個時段的本籍詞人和長期流寓的客籍詞人；（二）雖非揚州人但在這個時段中參加過王漁洋等人組織的重要詞學活動的詞人和詞學活動家。第一類人好辦，考索有關的文獻資料，依其籍貫與履跡開列名單就是了。對第二類人，則須考索這個時段揚州重要的詞學活動，從中發現這些人的蹤跡——這些外方文人才士正是因為受到王漁洋等人的招邀或吸引，來揚州參加了這些活動而獲得“廣陵詞人群體”之身份的。

　　順治—康熙時期揚州的詞學活動主要為兩項：社集酬唱與合操選政。

　　先看社集酬唱。在王漁洋到來之前、在任期間和剛離開不久，廣陵詞壇依據尚存文獻可以考知的三人以上的聚眾唱和活動大致有這么十次：

　　一、順治至康熙初，徐石麒、范荃、羅煜皆隱居揚州北湖，三人居址相接，常把酒相聚，嘯傲溪山，賦詩衡文，亦兼作詞。三人所作之詞于嘉慶五年（1800）由吳康輯刻為《北湖三家詞》。

　　二、順治十七年（1660），王漁洋剛到揚州不久，即與鄒祗謨、彭孫遹、尤侗、黃云等相聚唱和，漁陽作《沁園春·偶興》，鄒、彭、尤、黃四人各和韻二首。

　　三、順治十八年（1661）春，王漁洋以公事客金陵，聽故老閑話秦淮舊事，乃屬好手為畫《青溪遺事》畫冊，自題《菩薩蠻》八首，陳維崧、彭孫遹、鄒祗謨、程康莊、董以寧和之。

　　四、同年，揚州女子余韞珠為繡仕女圖四幅，王漁洋為之作《題余氏女子繡浣紗洛神圖》詩二首，并填《浣溪沙》（西施）、《解佩令》（洛神）、《望湘人》（柳毅傳書）三詞。彭孫遹以《思越人》、《伊川令》、《傳言玉女》、《高陽臺》四調和之；鄒祗謨以《西施》、《洛神》、《瀟湘逢故人慢》、《陽臺路》四調和之；董以寧以《慶清朝慢》、《燭影搖紅》、《雙雙燕》、《聲聲慢》四調和之；陳維崧以《伊川令》、《柳毅傳書》、《高陽臺》三調和之；彭孫貽以《白苧》、《安公子》、《望海潮》、《瀟湘逢故人慢》四調和之。

　　五、同年，王漁洋在揚州有《望遠行·蜀岡眺望懷古》，鄒祗謨等有和韻之作。

　　六、同年，王漁洋在揚州有《海棠春·閨詞》四首，鄒祗謨、彭孫遹同作，尤侗、陳維崧、陳玉 、程康莊和之。

　　七、康熙元年（1662）六月十五日，王漁洋與袁于令、杜浚、丘象隨、蔣階、朱國楨、張養重、劉梁崧、陳允衡、陳維崧、王又旦等泛舟揚州紅橋，漁洋賦《浣溪沙》三闋，諸公和之，所作編成《紅橋唱和詞》一卷，漁洋自為記。

　　八、康熙二年（1663）八月二十八日，王漁洋三十初度，鄒祗謨有《三臺·用瑯琊王氏事贈阮亭三十初度戲用辛稼軒用陸氏事送玉山陸令體》，陳維崧有《賀新郎·賀阮亭三十》，李漁有《天仙子·壽王阮亭使君》詞和之。

　　九、康熙四年（1665）七月，王漁洋將離揚州，作《江南好》數闋，陳維崧作長歌、黃永作《滿江紅》詞送別。

　　十、康熙五年（1666）三月，王漁洋雖已不在揚州，但其兄王士祿復游揚州，與故人孫默、王巖、雷士俊、杜浚、孫枝蔚、程邃、陳世祥、宗元鼎、陳維崧、鄧漢儀、王又旦、汪懋麟、吳嘉紀、汪楫、孫金礪等，數游燕于平山堂、紅橋，刻《紅橋唱和集》。 [7]

　　次看選政之操。廣陵詞人群有兩項對清詞發展功德無量的選政，這就是《倚聲初集》的編輯和《國朝名家詩余》的匯編刊刻。

　　一、《倚聲初集》。順治十七年（1660）春，王漁洋赴揚州推官任。秋，鄒祗謨即抵揚州，與漁洋同選《倚聲初集》。此書凡二十卷，前編四卷；全編凡選詞人四百六十余家，詞一千九百十四首。它在時代上系續明人《詞統》而選，所選作品特詳于明末天啟、崇禎，凡明末清初“五十年來薦紳、隱逸、宮闈之制，匯為一書，以續《花間》、《草堂》之后”（王漁洋序）。此書順治十七年即付刻出版，不但推進了廣陵詞人群體的創作，亦且對整個清初詞壇影響甚巨，恰如廣陵詞壇重要人物汪懋麟所說：“本朝詞學近復益盛，實始于武進鄒進士程村《倚聲集》一選。”

　　二、《國朝名家詩余》。這是迄今所知清代最早的一部規模宏大的詞總集。為長期流寓揚州的安徽人孫默在王漁洋的支持下所采輯匯編而成。此書凡歷十四載，四刻而成，總數四十卷；原擬“期足百人為一選”，后因孫默的去世而總共只匯聚了十七家詞。這十七家中，王漁洋、王士祿、董以寧、董俞、陳維崧、陳世祥、鄒祗謨、彭孫遹、黃永、尤侗等皆為廣陵詞人群體的中堅人物，另外，分別為此書的一、二、三、四刻作序的杜浚、孫金礪、汪懋麟、鄧漢儀，亦屬廣陵詞壇的重要成員。由此可見，《國朝名家詩余》實際上是以廣陵詞人群為主體而兼及其外圍的清初名家詞之合集，可視之為這個群體詞學活動的自我總結。

　　在以上兩大項詞學活動中展露過身姿、留下過詞學文字（不管是詞作、詞論或詞選本）的人，自然都屬于廣陵詞人群體的成員。

三、龐大的群體陣容：四重人員結構

　　通過以上的考索和梳理，清初順治至康熙年間廣陵詞人群體的基本陣容已隱然可見。屬于這個大時段與大范圍的詞人，是一個大約有一百多人的龐大群體，其中里籍、生平和作品尚可考見者就還有六十多人。他們可以歸為以下四類：

　　1、揚州土生土長的詞人；

　　2、本籍外地而長期流寓揚州，甚至終老于揚州，已經幾同于揚州人的詞人；

　　3、游宦揚州或一定時期來揚州停留并組織或參加過揚州重要詞事的詞人；

　　4、居住在揚州附近，雖未經常來揚州，但與王漁洋等人有詩詞唱酬的詞人。

　　現在我就根據這個歸類，對廣陵詞人群體的基本陣容進行一次列隊式的檢閱。應該說明的是，由于材料的缺乏，有些參加過上列廣陵詞事的人只留下了名字，其生平和作品已無從查考。為了保證描述的準確性和真實性，下面只列述有材料可資考見其生平和創作情況者。

　　1、揚州土生土長者（9人）：

　　吳綺（1619—1694），字園次，一字豐南，號聽翁，一號葹叟，別號紅豆詞人，有《藝香詞鈔》四卷。

　　宗元鼎（1620—1698），字定九，號梅岑，又號香齋、小香居士等，有《芙蓉詞》一卷。

　　劉梁崧（生卒年不詳），字玉少，與吳綺、宗元鼎、宗元觀并稱“咸園四子”。

　　鄭俠如（生卒年不詳），字士介，號休園，明貢生，授工部司務，入清不仕，有《休園詩余》一卷。

　　鄭熙績（生卒年不詳），字懋嘉，為鄭俠如之孫?？滴跏吣辏?678）舉人。有《蕊棲詞》三卷。

　　范荃（1633—1705？），本名恒美，字德一，自號石湖，有《石湖詞》五卷。

　　黃云（1621—1702），字仙裳，有《倚樓詞》。

　　黃泰來（生卒年不詳），字交三，一字竹舫，為黃云之子，宗元鼎之婿。有《洗花詞》。

　　汪懋麟（1640—1688），字季甪，號蛟門，康熙六年（1667）進士。曾受業于王漁洋。有《錦瑟詞》三卷。

　　2、以外籍而長期流寓揚州或終老于揚州者（9人）：

　　徐石麒（生卒年不詳），字又陵，號坦庵，本籍湖北，自明末即流寓揚州，入清，隱居不應試。有《坦庵詩余》。

　　徐元端（1650—？），字延香，徐石麒之女。能詩詞，為王漁洋所稱，謂可入李易安之室。有《繡閑集詩余》一卷。

　　杜浚（1611—1687），原名紹先，字于皇，號茶村，湖北黃岡人。明崇禎十二年（1639）副榜。入清不仕，僑寓江南，歿于揚州。有《掃花詞》一卷。

　　孫默（1613—1678），字無言，號桴庵，又號黃岳山人。安徽休寧籍，客寓揚州十多年，布衣終身。為廣陵詞壇核心人物之一，在王士禛支持下輯刻清詞第一部總集《國朝名家詩余》。本人詞集今不傳。

　　鄧漢儀（1617—1689），字孝威，號缽叟，泰州人?？滴跏四辏?679）舉博學鴻詞試，因年老授內閣中書銜“賜歸”。有《青簾詞》一卷。

　　孫枝蔚（1631—1697），字豹人，號溉堂，陜西三原人。明末曾起兵抗李自成軍，失敗后脫身走廣陵，遂流寓，成為大鹽商。有《溉堂詩余》一卷。

　　汪楫（1636—1699），字舟次，號悔庵，原籍安徽休寧，客居揚州。少能詩，與孫枝蔚、吳嘉紀齊名。康熙二年（1663）在揚州與王漁洋定交?？滴跏四辏?679）舉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與修《明史》。官至福建布政使，后被開缺，遂歸揚州。著有《悔齋集》五種。

　　張潮（1650—1707后），字山來，一字心齋，別號三在道人，安徽歙縣人，流寓揚州。有《花影詞》一卷，《心齋詞略》一卷。

　　羅煜（生卒年不詳），字然倩，號霞汀，祖籍安徽黃山，流寓揚州。隱居北湖，與徐石麒、范荃常相唱和。有《霞汀詩余》一卷。

　　3、短期游宦或居住揚州、組織或參加過廣陵詞壇的重要詞學活動者（17人）：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濟南新城（今山東桓臺）人。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選揚州府推官。官至刑部尚書。為廣陵詞人群的領袖。有《衍波詞》。

　　王士祿（1626—1673），字子底，號西樵山人，山東新城（今桓臺）人。王士禛之長兄。順治九年（1652）進士，官至吏部員外郎。為廣陵詞壇核心人物之一。有《炊聞詞》二卷。

　　鄒祗謨（1630？—1670），字訏士，號程村，別號麗農山人，江蘇武進人。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為廣陵詞壇核心人物之一，與王士禛合輯大型詞選本《倚聲初集》二十卷。有《麗農詞》二卷，《遠志齋詞衷》一卷。

　　彭孫遹（1631—1700），字駿孫，號羨門，又號金粟山人，浙江海鹽人。順治十六年（1659）進士，康熙十八年試博學鴻詞，擢一等一名。官至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為廣陵詞壇核心人物之一。有《延露詞》三卷、《金粟詞話》一卷。

　　袁于令（1592—1672），原名韞玉，一名晉，字令昭、鳧公，號籜庵，江蘇吳縣人。明末諸生。入清，授荊州知府。工詞曲。

　　陳世祥（生卒年不詳），字善百，號散木，江南通州（今江蘇南通）人。明崇禎十二年（1639）舉人，入清官直隸新安縣知縣。為廣陵詞壇核心人物之一。有《含影詞》二卷。

　　彭孫貽（生卒年不詳，明末清初在世），字仲謀，一字羿仁，浙江海寧人。工詩詞。有《茗齋詩余》二卷。

　　王又旦（生卒年不詳），字幼華，號黃湄，陜西頜陽人。順治十六年（1659）進士，官監察御史。有《黃湄集》。

　　李漁（1611—1680），字笠鴻，號笠翁，別署覺世稗官、湖上笠翁等，浙江蘭溪人。明末兩次應鄉試均不第，遂絕意仕進?？滴跷迥辏?666）組織家庭戲班周游各地演出。為著名戲曲理論家，亦工詩詞。有《耐歌詞》四卷、《窺詞管見》一卷。

　　程康莊（1613—1679），字坦如，號昆侖，山西武鄉人。官鎮江府通判、耀州知州等。有《衍愚詞》二卷。

　　尤侗（1618—1704），字同人，一字展成，號悔庵，又號西堂，江蘇長洲（今蘇州）人。康熙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詞，授檢討，與修《明史》。有《百末詞》六卷。

　　陳維崧（1625—1682），字其年，號迦陵，江蘇宜興人。康熙十八年（1679）應博學鴻詞試，授檢討，與修《明史》。先為廣陵詞壇核心人物之一，后成為陽羨詞派領袖。存詞多達1800余首，為古今第一。有《湖海樓集》。

　　黃永（生卒年不詳），字云孫，號艾庵，江蘇武進人。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官刑部員外郎。與董以寧、鄒祗謨、陳維崧合稱“毗陵四子”有《溪南詞》二卷。

　　陳玉 （1636—1699），字賡明， 號椒峰，又號夫椒山人，江蘇武進人。與同邑董以寧、鄒祗謨、龔百藥合稱“毗陵四家”?？滴趿辏?667）進士，授內閣中書，以事罷職家居。有《映山堂詞》三卷。

　　董以寧（1629—1669），字文友，號宛齋，江蘇武進人。少與陳維崧、鄒祗謨、黃永號稱“毗陵四才子”。

　　董俞（1631—？），字蒼水，號樗亭，一號鄉釣客，江南華亭（今上海金山）人。順治十七年（1660）舉人。有《玉鳧詞》二卷。

　　陳云衡（生卒年不詳），字伯璣，江西南城人。有《國雅詞》。

　　4、揚州外圍詞人（約30人）：

　　這主要指嚴迪昌先生在《清詞史》中介紹的以冒襄為首的如皋水繪園詞人群。嚴先生說：“如皋一縣，順治康熙之際有詞傳世的就有三十人左右，其中絕大多數是冒襄的子弟或親屬后輩，而且與大江南北的詞人交往頻繁，特別是與廣陵地區的作家聯系緊密。‘水繪園’詞人群既是個獨立的群體，又是廣陵詞壇重要的一翼?！眹老壬⒕唧w介紹了水繪園詞人群的領袖冒襄及其骨干成員冒褒、冒裔、冒禾書、冒坦然、冒禹書、冒殷書、石洢、賁琮、許嗣隆、張圯授、薛斑、何鐵等共十三人的生平和他們的代表作。[8] 這里不再重復。

四、團體性質、詞史意義及其影響

　　廣陵詞人群體的活動及其組成情況既如上述，那么這是一個什么性質的文學群體，它在清代詞史上起過什么作用，又有些什么影響呢？

　　粗略觀之，廣陵詞人群體很像是一個詞的地域性流派。試看構成一個地域性流派的大部分條件和因素它都已具備：（一）它有一個較為經常和相對固定的創作基地——揚州；（二）它有一個聲名與凝聚力都很大的領袖——王漁洋；（三）在王漁洋這個詞壇領袖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創作異?；钴S并經常以本地風光為詠唱對象的本土與客籍詞人；（四）與花間派有《花間集》、浙西派有《詞綜》、常州派有《詞選》相像，它也有一個類似流派宣言的詞選本——《倚聲初集》。但是，經過仔細的、全面的分析，我們卻無法把它認定為一個文學流派。原因在于，這個群體缺少構成一個流派最根本的條件——這就是一種群體的藝術風格和為眾多成員所共同趨尚的審美傾向。這一點，我們只消拿這個群體的四個核心人物王漁洋、彭孫遹、鄒祗謨、陳維崧的詞風和審美傾向進行對比，就明白了。

　　王漁洋作詞，主要是沿明末清初云間派陳子龍等人的路子，推尊晚唐、北宋，以溫、李為宗，甚至依原韻遍和李清照《漱玉詞》，又和云間諸公春閨詞及陳子龍《湘真詞》。這位李清照與陳子龍的崇拜者，其主體風格與主導傾向，確如兩位清代詞話家所評：“阮亭沿鳳洲（王世貞）、大樽緒論，心摹手追，半在‘花間’，雖未盡倚聲之變，而敷詞選字，極費推敲。且其平日著作，體骨俱秀，故入詞即常語、淺語，亦自娓娓動聽”（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八）；“作為‘花間’雋語，極哀艷之深情，窮倩盼之逸趣”（唐允甲《衍波詞序》）。漁洋論詞，雖然將李易安與辛幼安并舉，并不排斥豪健一派，其所自作亦有如《踏莎行·醉后作》、《沁園春·偶興》等幾首效蘇辛之風的篇什，但其個體風格屬于‘花間’一路則是確定無疑的。與王漁洋有“兩玉一時”之譽（尤侗《延露詞序》語）的彭孫遹，其風格便與漁洋大有不同，以致當漁洋稱其為“艷詞專家”時，他竟“怫然不受”（鄒祗謨《遠志齋詞衷》）。從彭氏《延露詞》的情況來看，除了在揚州時寫的那些艷體小令以外，長調詞的數量已經不少，其中如《沁園春·和韻答金嶠庵》、《畫屏秋色·蕪城秋感》及《念奴嬌·長歌》四闋等等，都寫得蒼涼激楚，一派稼軒風，非一味追求綺媚的艷詞作家所能為。嚴迪昌先生說：彭孫遹、王漁洋二人“號稱‘彭、王’，而各呈個性?！盵9] 誠為卓見。與王漁洋同操選政編輯《倚聲初集》的鄒祗謨，論詞并不專尚南唐北宋，而是同時肯定南宋不同流派，主張對不同風格體式兼容并蓄（見其《倚聲初集序》），他自己的創作也不專走‘花間’一路，并不專寫艷情綺思，而常有男子漢胸懷的自我表露，其集子中因而有不少“縱橫意氣”、悲慨郁勃之作。他的創作傾向和審美追求，也是與王漁洋存在較明顯差異的。至于陳維崧的情況更不用多說，他在廣陵唱和之后自行開宗立派，儼然為有清一代豪放詞流的中流砥柱，其風格面貌與藝術傾向，不但與王、彭、鄒大相徑庭，而且也非廣陵詞壇所能牢籠的。

　　由此可見，廣陵詞人群只是一個結構松散、活動時間不長且其成員的藝術宗尚并不一致的作家聚合體，而并沒有形成一個文學流派。但正因為它是一個由外地人王漁洋擔任“總持”（顧貞觀語）并集中了四方詞學精英的作家群體，而不是一個局縮于一方的地域性派別，它才起到了任何一個普通流派所無法達致的開有清一代填詞之風的巨大作用。試看王漁洋雖被廣陵諸詞人尊為盟主，但他本人絲毫沒有樹立宗派，自任教主，強眾人以同我之意，他與鄒、彭等“二三同志”齊心合力共同建立廣陵詞壇，目的僅在于開啟一代填詞之風氣，“以續《花間》、《草堂》之后，使夫聲音之道不致湮沒無傳，亦猶尼父歌弦之意”（《倚聲初集》王序），其兼容并包繁榮創作以為將來存此一代之勝的開放性心態，恰如鄒祗謨自述編輯《倚聲初集》宗旨時所說：“凡名公巨卿之剩藝，騷人逸友之遐音，無不推本性情，標舉風格；庶幾數百年而后，得比于《花庵》、《尊前》諸選，不零落于荒煙蔓草之間，以存一時之嘯詠，何莫非靈均‘騷辯’之余，靖節‘閑情’之繼？”（《倚聲初集》鄒序）請注意，北宋初產生的《尊前集》和南宋末產生的《花庵詞選》，都是不存派別之私而兼顧各家各派的詞總集，鄒、王標舉它們，正反映了他們有一種容納各家各派的詞史觀和兼容并包的詞壇領袖風度。領袖人物既有這樣的胸懷氣度，廣陵詞壇自會受到良性刺激而群芳競艷，人人得而發揮其長才，發展其個性，清詞中興的第一個高潮也就如水到渠成了。參加過廣陵詞壇社集唱和的揚州與非揚州詞人，除了幾位故老耆宿之外，大多是青年才士。這些人在王漁洋離開揚州之后也紛紛走向各地，后來多半成了海內有名的倚聲家；好幾位還開宗立派，成為一方乃至一代之風騷主（如陳維崧等）。廣陵詞人群拉開了清詞中興的序幕，其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之功，應在清詞史上大書一筆。

　　老一輩詞學名家劉永濟先生曾主張以“風會”論詞，其說云：“文藝之事，言派別不如言風會。派別近私，風會則公也。言派別，則主于一二人，易生門戶之爭；言風會，則國運之隆替，人才之高下、體質之因革，皆與有關焉。蓋風會之成，常因緣此三事，故其變也，亦非一二人偶爾所能為?！?[10]誠哉斯言！廣陵詞人群體正是我們研究詞壇風會的絕佳個案。廣陵詞人群體的出現，并非“一二人偶爾所能為”的產物，而是清初時代風會在文藝領域的一個必然呈現。簡而言之，滿清代明而興之后，經過順治朝十多年的治理整頓，政局趨于穩定，國家趨向大治，百業復興，繁榮本朝文藝也成了一種客觀要求。當此之時，時勢風會在選擇其代表人物，并在涌進時代潮流的文人才士身上完成其設計。于是王漁洋這樣的文壇風云人物自覺不自覺地順應了統治者的意志，“選擇”了揚州這個詞學傳統久遠深厚的文化名邦作為其創作基地，招引本地及四方才士開展詞的創作，廣陵詞人群體因而產生。清詞之中興，就是這個群體之興起給帶動起來的。理清這個詞人群體的來龍去脈，還原其歷史真實面目，將會使我們對諸如清詞之發軔、清詞之嬗變及清詞之流派等問題的認知更加具體和深入。

二○○四年五月十日完稿于北京

注釋：

[1]馬興榮、吳熊和、曹濟平主編：《中國詞學大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264，《陽羨詞派》條。

[2]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51，頁77。下文引此書皆據此版本，不另注。

[3]蔣寅：《王漁洋與請詞之發軔》，《文學遺產》1996年第2期。此文后收入作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一書。

[4]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51，頁77。下文引此書皆據此版本，不另注。

[5]楊萬里：《江西宗派詩序》，《誠齋集》卷七九（四部叢刊本）。

[6]劉揚忠：《唐宋詞流派史》第二章第三節《五代詞壇另一派-南唐君臣詞人群體》（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7]上列之二、三、四、五、六、七項，蔣寅《王漁洋與清詞之發軔》已經述及，這里重新開列，目的在于按時序全方位地追蹤廣陵諸詞人的活動。特此說明并向蔣寅君致謝。

[8]嚴迪昌：《清詞史》頁84—89。

[9]嚴迪昌：《清詞史》頁58。

[10]劉永濟：《詞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49。

原載《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