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被日本統治長達五十年之久的朝鮮獲得獨立。五年后，朝鮮戰爭爆發，1953年中朝雙方與聯合國軍在板門店簽約，以緯度38度線為界分為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和大韓民國兩個國家。從地緣政治和執政黨性質來看，中國與朝鮮之間是“同志加兄弟”，但從文化傳承來看，韓國更多的保留了中國文化傳統，對中國古典文的研究也主要在韓國。中韓之間學術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紀中葉新羅國善德女王時代，但作為具有現代學科意義和獨立價值評判標準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卻是二戰以后的事。1992年的中韓建交，更把這種研究推倒一個嶄新的階段。

一、韓國現當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歷程

　　二戰以后韓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可分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1992年中韓建交以后三個階段：

　　1、1979年前，主要是以介紹和普及性為主，而且限于《詩經》、《楚辭》、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等中國古典文學中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據韓國學者統計，從1950年到1979年，共出版發表這類論著254種，其中五十年代28種，六十年代48種，七十年代178種。整個五、六十年代，漢代作家作品只有5種，明、清 共5種，其余皆是上述作家作品。[1]這個時段出版的中國古代文學譯注和介紹等普及讀物有張萬榮的《中國詩集》（正養社，1954），任昌淳《唐詩精解》（1956），李丙疇《杜詩諺解批注》（通文館，1958），《杜詩諺解抄》（探求堂，1959），李元燮《唐詩》（玄巖社，1973），張基槿《陶淵明》、《李太白》、《杜甫》、《白樂天》（大宗出版社，1975），辛夕汀《唐詩》（正音社，1976），金學主《詩經》（探求堂，1980）等。此時也有少量研究論文出現，如碩士論文有張基槿《生活詩人杜甫的本領》（1954，漢城大學），許世旭《李杜詩比較研究》（1963，臺灣師范大學），陸完貞《中國女詞人敘錄》（1965，臺灣師范大學），金鐘培《清真詞訂釋》（1967，臺灣政治大學），白貞喜《南渡三詞人生平及文學研究》（1972，臺灣大學），李章佑《韓退之散文研究》（1965，漢城大學），柳晟俊《王維詩考》（1968，韓國外國語大學），李章佑《韓昌黎文體研究》（1968，臺灣大學）；博士論文如許世旭《韓中詩話淵源考》（1968，臺灣師范大學），柳晟俊《王維詩與李朝申緯詩之比較研究》（1978，韓國外國語大學）等。但這些論文多是在國外即中國臺灣地區高校完成的，并不能代表當時韓國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水平。唯徐鏡普《宋詞形式考》（1958）、《近體詩形式考》（1959），柳晟俊《唐代古風格律考》（1977），陸完貞《宋詞體制與音律關系研究》（1970）則是韓國首批研究中國詩歌格律和形式的專論；金龍燮《白樂天研究》（1957）、車柱環《女詞人李清照生涯》（1958）、《韓國詞文學研究》（1－5）（1964－1965）、《<高麗史·樂志>唐樂散詞校釋》（1967），張基槿的《李白詩傳》（1972）、趙鐘業《杜牧七言絕句初探》（1977），柳晟俊《李商隱詩風考》（1977），李章佑《李商隱詩研究》（1978）等，則是詩詞方面首批作家作品論；1968年8月，金學主在《東亞文化》第七期上發表的《從<鶯鶯傳>到<西廂記>》則是韓國第一篇研究《西廂記》的論文，皆有開創性意義。在這個時段，詩學理論方面也產生兩部專著：李炳漢《漢詩批評的體例研究》（通文館，1974）和金學主《漢代詩研究》（廣文出版社，1974）。前者分析論證中國古典詩歌批評體例特征及其演變過程，以系統周密著稱，后者分析漢代韻文的時代特色及其流變，以論證嚴密為其特色，對韓國漢詩研究的現代化皆起奠基和導向作用。

　　六、七十年代韓國還出現了兩種仿中國古代詩話的“新詩話”，一種是樸漢永的《石林隨筆》，另一種是李家源《玉溜山莊詩話》。樸漢永（1870-1948）,十九歲出家，是位詩僧，《石林隨筆》由法寶院1962年印行。詩話中記載了作者對嚴羽《滄浪詩話》以及袁枚《隨園詩話》、洪北江《詩話》《阮堂詩話》等清詩話的品評，對清初詩人評價，詩話中記錄的韓國李朝時代漢學家金正喜在中國與乾嘉學者阮元翁方綱交往情況，以及其《阮堂詩話》對清初王士禎、朱彝尊、錢謙益、吳偉業等詩人詩派的評價，不僅在中韓學術交流史上有極高的價值，而且見解也獨到，可供我國學者在研究批評史時參考。[2]李家源（1917－1972），歷任韓國成均館大學何延世大學教授，其《玉溜山莊詩話》為韓國詩話的帶有總結性的一部著作，全書10多萬字，分為“緒言”、“本論上”、“本論下”、“結語”四個部分，像一部專著，書中以討論韓國漢詩為主，對中國詩話、中韓文學關系亦有研討，體現韓國新詩話特色，也是中韓學者對“詩話”的定義、范疇產生歧義的動因之一。書后有中國學者蔡茂松所寫的“跋”，認為此書“集海東詩話之大成，精取廣列，用判雅正”，并預言“此書不久即可廣傳于我中華文士”，亦可視為中韓學術交流史上一例。[3]

　　2、1981年到1992年。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經濟的起飛，高等教育得到較快的發展。水漲船高，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無論是研究隊伍、經費投入都得到很大的充實和加強，反映到研究成果上，不僅論著數量顯著增加，研究面也在拓廣，研究深度也在加深。12年間，共產生研究論著1009種，相當于1950年到1979年三十年間研究論著的3.9倍[4]。從研究面來看，唐代仍為歷代之冠，六朝和宋代文學研究則有大幅增長：1950年至1979年研究六朝文學的論著為58種，宋代文學為24種；1980年至1992年六朝文學研究增至為119種，為前三十年的2倍多；宋代文學研究增至為141種，為5.8倍多。研究面也從《詩經》、《楚辭》、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等中國古典文學中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拓展到各個時代的多數作家。如漢代文學從前三十年的19篇拓展為36篇，明代由前三十年的9篇增至36篇，清代由前三十年的10篇增至62篇。據嶺南大學李雄吉統計，1985年到1987年三年間，明代文學研究的論文就有13篇，其中文論研究1篇，雜劇研究1篇，其余11篇皆是小說研究，詩文研究則付諸闕如。清代文學研究8篇，其中詩文及理論研究3篇，其余為《官場現形記》、《儒林外史》、《孽?；ā泛汀独蠚堄斡洝返刃≌f研究。六、七十年代沒有觸及的元代文學也出現三篇雜劇方面的研究論文：金明學《<梧桐雨>研究》，金光永《元代雜劇研究》和李龍鎮《<漢宮秋>研究》。[5]這個時段的研究手段也呈現多樣性，研究層次也有所拓深。以宋代文學為例，嶺南中國語文學會的會刊《中國語文學》分別在1986年和1988年刊出兩期特輯： “蘇軾特輯”和“宋代文學特輯”。在“宋代文學特輯”涉及宋代和中國古代文學和音律研究的論文有12篇，其中傳統的考證校補3篇，文藝學研究的3篇，接受史方面1篇，普及介紹1篇，另有4篇語言音韻方面的論文，討論宋代官撰韻書的得失和《廣韻》諧聲偏旁的古音來源，討論還是相當深入的?！疤K軾特輯”涉及蘇軾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論文12篇，其中傳統的考證校補3篇，思想研究和文藝學研究5篇，接受史1篇，書法繪畫研究2篇，資料索隱1篇，無論是研究者的考察角度還是編輯者的選題方向都考慮到研究手段的多樣性和研究層次的拓深。況且，出某一作家和斷代文學的研究專輯，這本身就是研究層次拓深的表現。

　　在這個時段的研究專著還有：金時俊《毛詩研究》（瑞麟文化社，1981），車柱環《中國詞文學考論》（seoul大學校出版部，1982）、《中國詩論》（seoul大學校出版部，1989），河運清《李商隱詩研究》（通文館1985），柳晟俊《王維詩研究》（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7），宋龍淮《秦觀詞研究》（嶺南大學出版部1989），柳鐘睦《蘇軾詞研究（中文出版社，1993）等。

　　3、1992年以后。1992年8月中韓建交以后，兩國間的文化交流明顯增多增強：在電影電視方面，中國掀起“韓流”熱和一批韓國影星的追星族；在傳統文化方面，漢學則在韓國引起更大的學習和研究興趣。大批的留學生來中國學習漢語言文學，其規模大大超過當年的遣唐使；韓國國內有150多所大學開設了與中文有關的系、部,從事中文教學的教授約有800名,幾十個系、部已開設碩士和博士課程。[6]據韓國學者統計：1950年至1990年韓國學者發表的有關中國詩歌研究的論文、專著約有1282種，1991年至2004年8月，則為1118種，相當于前四十年的總和。[7]

　　1992中韓建交以后的韓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帶有以下幾個明顯特征：

　　一是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價值認識更加充分也更為理性，更注意兩國之間學術交流和溝通。在2003年8月，在韓國中國學會召開的“中國學國際學術大會”上，東國大學吳臺錫教授就提出中國詩學主導東亞地區人文傳統這一觀點，他認為：從人文文化傳統的觀點看，順天依地的中國農耕文化與克服自然的歐洲海洋文化是不同的，“中國詩發源于天人合一的自然地理文化背景，與修己治人的人文文化精神結合，主導東亞特有的人文文化傳統” 。[8]韓國學者柳晟俊也認為中韓建交以后的韓國人對中國文學的價值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韓國人已經認識到中國文學是一門很有研究價值的學問,又是很有希望的研究領域。這種認識上的變化在20年前是根本無法想象的?！盵9]

　　鑒于這種科學理性的認識，韓國學者很注意兩國之間學術交流和溝通，韓國的一些研究漢學和中國文學的主要學會如中語中文學會、韓國中國學會、嶺南中國學會每年的年會都會邀請中國海峽兩岸的學者參加，也都有專文介紹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情況。以筆者近年來參加的研討會為例：2002年5月，韓國中語中文學會在延世大學召開“兩岸中國語文學五十年研究之成就與方向”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臺灣東吳大學王國良論文為《近五十年來臺灣研究中國古典小說之評述》，上海戲劇學院陳多《新中國五十年間中國古典戲曲研究之動態》，臺灣成功大學陳萬益《<臺灣文學史>撰述的成就與檢討》，北京大學張少康《五十年來海峽兩岸<文心雕龍>研究的成就》，南京大學莫礪鋒《中國宋詩研究之動向與成就》，筆者的《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比較》等。2003年8月，韓國中國學會在漢陽大學召開“中國學研究方法論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韓國東國大學吳臺錫論文為《中國詩在韓國的研究方法論》，柳晟俊《1998年以來中國大陸唐詩研究之概況》，臺灣東華大學謝明勛《臺灣地區六朝志怪小說研究之回顧與前瞻》，韓國檀國大學許庚寅《廣東地區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筆者的《二十世紀中國宋詩研究歷程及前瞻》等。2005年9月，韓國嶺南中國語文學會在威德大學召開“嶺南中國語文學會2005年國際學術大會”上，中國湖州師范學院俞允海論文為《中外語言學史的對比與研究》，韓國嶺南大學金周淳《韓國陶淵明研究》，筆者的《二十世紀中國大陸宋人小說研究》等。撰文總結、評述，并向中國學術界介紹韓國相關領域的研究情況，這也成為當前韓國學者學術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1992年以來，韓國學者僅在中國大陸學術刊物上發表的就有：柳晟俊《1995年以來韓國國內唐代文學研究之概況》（臺灣《中國唐代學會會刊》，1998年），《韓國國內中國詩歌研究之概況》（南京大學《中韓文化研究》，1999年），《韓國國內唐代以前中國詩歌研究之回顧與展望》（南京大學《中國詩學》，1999年）《韓國唐詩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韓國唐詩研究的新動向》（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05）；樸宰雨《韓國〈史記〉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文學遺產，1998年），《韓國的中國文學研究歷史與動向》（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海上論叢》，1998年）等，這些文章都不是簡單的情況介紹或資料羅列，而是表現了作者學術史的眼光和理論分析的深度，具有較高的學術品位。

　　二是趨向大型化、系統化，注重從基礎工作做起，更帶有學術總結性質。1993年韓國的中央研究機構“大韓民國學術院”發起對韓國的中國文學研究進行整理和回顧，編纂《韓國的中國文學研究論著解題》，分為“詩歌、批評”、“詞、曲”、“小說”、“現代文學”四大類，由14位研究中國文學的專家分類整理出版，參加整理的高麗大學徐敬浩教授還編撰了一部《國內中國語文學論著目錄》，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方便。十年后，延世大學古籍研究中心教授全寅初主持《韓國典藏漢籍文獻》整理，參加者有金長煥、崔溶澈、徐敬浩等韓國的漢學家。經過四年多的努力,收彔編輯了12,500多種韓國收藏的中國典籍，為韓國學者乃至世界各國學者研究韓國的漢學史以及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韓國忠南大學趙鐘業教授則匯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從韓國詩話的開山之作高麗時代李仁老的《破閑集》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李家源的《玉溜山莊詩話》，叢編共收集七百五十年間129種韓國詩話，編成17卷，于1996年由韓國太學社出版，此是編者窮畢生之力而完成，也是到目前為止對韓國詩話資料收集最完備的資料匯編。韓國學者李章佑、車環柱等在韓國學術振興財團的資助下，正在編撰《中國文學研究史長編》，這套大型資料將匯集朝鮮半島自三國時代和高麗朝以來所有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論著以及學者資料，海外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動向，為編寫韓國的“中國文學研究史”提供資料和學術參考，定期在《中國語文學》上發布。

　　嶺南中國語文學會則定期刊出《近刊學術資料目錄》。“目錄”分為韓國國內和國外（包括大陸、臺灣和歐美等）兩大類，最近三年內發表的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目錄。其分類方法與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分類法同，以便跨國查閱檢索。嶺南中國語文學會的編輯部還刊出大陸、臺灣所有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機構和人員名單大學，分為綜合大學、師范大學（其中大陸部分又分為華北地區、東北地區，華東地區，中南地區，西南地區，西北地區六個地區）；研究機關（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北京、上海的出版社等）為研究者提供研究線索和聯系方便。

　　三是學術視野更加開闊，更加強調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的多樣化。

　　比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韓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的學術視野更加開闊，

　　注意拓展研究范圍，強調接受多種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在實踐中也更加自覺地進行嘗試。韓國外國語大學柳晟俊教授在總結韓國近二十年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成果時即把“研究主題更加廣泛，形式日趨完備，研究方向已形成多樣化”作為主要成果來肯定。[10]東國大學吳臺錫教授也認為韓國的“中國詩研究，特別在研究觀點、視野、對象、研究方式上，包括學科間研究，有走向多樣化的努力”。作者肯定這種努力，他認為“作為一個現代人，我們還需要受容西方文藝理論…….特別是現代語言哲學的思維跟中國文人的直觀綜合的思維是有所相通的，學科之間的研究也可能提供我們更多思維的機會。因此對研究對象我們可以單獨研究，也可以進行比較研究”。[11]

　　在研究實踐中，作家生平、生年和著作版本的考述，文學集團、文學風格的群類研究、體派研究，文學體裁的體制、聲律研究、發展史中的流變研究、時段研究，以及總論、綜論的宏觀研究等；在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的考證訓詁等文獻學研究方法，知人論世的歷史學研究方法，文藝學研究方法，以及比較研究、接受美學以及原型批評和結構主義等西方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都有不同程度的運用，其中以比較研究為多。比較研究方面：白貞喜《韓中詞比較研究：理論與方法的探索》（中國學論叢第9期，1992），車環柱《韓中詞文學的比較研究》（沖擊與調和：東方文學比較研究叢書，1992），林英煥《蘇軾與李奎報詞特征比較》（中語中文學27期，2000），元鐘禮《楊萬里與袁枚對性靈美感的比較》（國際中國學研究6輯，2003）等。著眼于生平文學考論的如：李甲男《<后西游記>考》（中國語文學46輯，2005），安炳國《駱賓王生卒年小考》（1995），賓美貞《中國始祖神話試探》（中國學報46輯2002）等。文學體裁的體制、聲律研究方面如：柳鐘睦《聯章詞的發生與發展》（中國文學26期，1996），金鮮《詞體疏密試論》（中國語文學志第6輯，1999），南鎮哲《唐代論說文體諷喻文考察》（中國語文學46輯，2005），李京奎《詞律研究》（文鏡第4號，1992）等。學術史、接受史方面如：金周淳《金元時代的陶淵明研究》（中國語文學46輯，2005），金鮮《傳統詞學觀點之總結與后續發展》（中國語文學志第5輯，1998），李章佑《中國文學研究方法的變遷》（韓國中國學會《第23次中國學國際學術大會論文集》2003），吳臺錫《中國詩在韓國的方法論》（同上）等。地域文學研究如車美京《戲曲舞臺的色彩與中國人的色彩觀念》（同上），許庚寅《廣東地區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同上）等。時段研究方面：柳晟俊的專著《初唐詩與盛唐詩研究》（國學資料院，2001）, 柳鐘睦《密州、徐州時期的東坡詞》（李炳漢教授華甲紀念論文集，1993）《第二次杭州時期的東坡詞》（中國文學31期，1999），李鐘振《蘇軾黃州時期詞》（中國文學28期，1997）等。文藝心理學研究方面如：黃永姬《張炎的隱逸心態與對神仙世界的寄托》（世明大學論叢第7輯，2000），柳晟俊《王梵志家庭倫理意識考》（中國學報46輯2002）。原型批評方面如：鄭在書《為違反的神話論：關于第三神話學的建立》（韓國中國學會《第23次中國學國際學術大會論文集》2003），結構主義分析如宋倫美《<玄怪錄>敘述結構的順序性分析》（國際中國學研究6輯，2003）等。

　　目前韓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也還存在一些問題，韓國學者柳晟俊以唐詩研究為例，認為至少存在四個方面的問題：“引用詩文的韓譯不夠準確，誤譯不少”； “古典詩歌研究人員的比例正在減少，優秀人才向語言及現代文學領域”；“忽視詩話、散文、小說等方面的傳統理論，往往傾向于美學等西方美學理論”；“應提高人們參與韓國漢文學研究的意識，保持以韓國漢文學為主的研究態度”。[12]

二、韓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特征及相關思考

　　出于地域政治、民族習性和其思維方式，韓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有著獨特鮮明的研究特征，認清和思考這些特征，對擴大中韓之間學術文化交流，對加強我們自身的學科建設，乃至認清我們民族自身的特點都是有相當幫助的。

　　1、漢學是韓國主流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推動和孕育了韓國主體文化的產生和發展。從文化傳承來看，韓國比世界其它國家更多的保留了中國文化傳統。無論從“中語中文科”在大學所占的比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隊伍所占的所在國人口和研究人員比例，還是從中國古典文學在所在國的主流文化中的位置，韓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韓國對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借鑒和吸納，雖不排除對中華文化的仰慕，但主要是為了韓民族自身的文化建設，而且在其接受過程中本民族的文化意識也在逐漸上升，隨著本民族主體文化的養成和強大，就會有意識地對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化進行切割、屏蔽和取代?，F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的現實需求，更加速了這個演進過程。

　　我們知道，古朝鮮沒有文字，無論是三國時代的高句麗、百濟、新羅，還是統一后的新羅時代和高麗王朝，上層貴族普遍使用漢字，因此漢文化的主體儒家學說自然也就成為古朝鮮的主體文化思想。但到了十五世紀中葉的李朝世宗時代，隨著韓文字（訓民正音）的創立，韓文文學遂逐漸取代漢詩文成為朝鮮文學的主潮。朝廷重臣盧思慎、姜希孟著手編輯從高麗到李朝五百年間的韓國人詩文總集《東文選》，以此取代《昭明文選》和南宋理學家真德秀編選的《文章正宗》作為韓國文人的范本。與此相似的還有成宗五年（1474）成書的徐居正的《東人詩話》。這部詩話不再像韓國詩話的開山之作李仁老的《破閑集》那樣，注意將韓國詩人所作的漢詩與中國詩人詩作作橫向比較，意在表彰師法中國詩人又有創意的韓國詩人。也不像高麗朝杰出的詩人李奎報的創作談《白云小說》，集中表達對宋代詩人梅堯臣的仰慕，而專論韓國作家作品。也正因為如此，這部詩話被開始強調民族文化的李朝文人稱為“自有詩話以來，未有如此精切者也”[13]。但從其詩歌理論和品評標準來看，強調“先氣節而后文藻”，謂“古人作詩，無一句無來處”，提倡“以故為新”、“換骨法”、“翻案法”，化腐朽為神奇之法，實際上仍是在祖述宋代尤其是“江西派” 的詩歌主張。在文學創作上也是如此，李朝文人金習時（1435－1493）創作的《金鰲新話》，是朝鮮文學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它的形式、體制乃至語言風格、表現手法，皆是模仿中國明代瞿佑的《剪燈新話》，但卻道道地地是個朝鮮故事：內容上以古代朝鮮的歷史事件或現實生活為題材，以古代朝鮮的自然風光、民俗民情為背景，表達一個民族的歡樂和悲哀，有著濃郁的民族風格，為朝鮮民族小說起了很好的示導作用。16世紀末到17世紀上半葉的朝鮮漢文小說，如《企齋記異》、《元生夢游錄》、《皮生冥夢錄》、《撻川夢游錄》、《云英傳》、《崔陟傳》、《周生傳》等皆以此為典范。所有這些，都顯示出韓國民族文化本位心理的覺醒。十九世紀中葉，朝鮮文學的主流意識已十分強烈并積極爭取自己的地位，汶上散人作《東廂記》就是一個典型個案，這是朝鮮第一個“國劇”，從名稱來看，就是要與中國的《西廂記》相對。作者不僅在情節上有意追求比《西廂記》更為曲折，特別是劇中描寫的婚禮風俗不再是《禮記·婚禮》的漢家式樣而完全是朝鮮式的，一些韓國的古典文學研究者也有意識強調這一點，如金臺俊在《朝鮮小說史》中說：“這部作品，由于美麗的愛情故事和文人的巧妙表現，提高了劇的內容，其結果，使讀者產生濃厚的興趣，越發被這部作品所吸引。特別是作品描寫的婚禮風俗完全是朝鮮式的，不能不說，有人要激烈的拒絕僅把它視為中國文學支流的看法”。

　　至于當代，由于地域政治、意識形態特別是經濟利益的驅動，這種切割、獨立和取代意識在文化上的表現更加強烈。近年來，韓國國內正掀起一股“正名”的文化潮流。建都已六百年定名為漢城的國都已改為韓語發音SEOUL的新漢字“首爾”，韓國的“漢醫”亦已更名為“韓醫”，有的學者還主張一并將流經漢城的“漢江”改名為“韓江”。最近，韓國的史學界又正在為把中國古代邊疆地區的“高句麗”作為朝鮮歷史的一部分，而與中國史學家大打筆墨官司的事件。

　　韓國這種對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化從仰慕、吸納再到屏蔽、切割、獨立的演進過程，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首先，對韓國學者和政治人物來說，對此認識是很理性和自覺的。上世紀末任韓國總統的金大中是韓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推動者。新文化運動中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發揚光大韓國的文化傳統。正是在他的親自干預下，代表著韓國古文明的慶州文化得到了很好的恢復和保護，特別是新羅金氏始祖金闕智的雞林遺址，為繁榮新羅文化和統一三國作出重大貢獻的善德女王陵墓以及她所在的佛國寺景區，供奉著統一三國的新羅太宗武烈王、文武王和金庾信將軍靈位的統一殿等皆大加修繕、廣為宣傳。為了讓這些文物顯得崇高莊嚴，不至于淹沒在林立的高樓之中，韓國文化部還規定，慶州的現代建筑物樓高不準超過五層。金大中的這些措施決定于他的文化定位和國家理想：1998年，當時還任總統的金大中在談到新政府文化觀光政策時說：“從歷史上說，我國文化主要是在吸收外國文化的基礎上進行再創造，而形成并發展了我國的固有文化”。[14]吸收－養成－切割－獨立：金大中的這一文化政策實際上也是韓國學者的共識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目的之所在。韓國外國語大學柳晟俊教授在談到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目的時說：“韓國中國文學研究家的最終研究目的，在于參與韓國漢文學研究并為真正確立其地位作出貢獻”[15]。淑明女子大學“中國學研究所”是韓國頗有影響的一個中國文學研究單位，有研究人員五十多人，它的研究宗旨就是“對中國的學術文化進行綜合研究，為創造本國新的歷史和樹立新的價值觀作貢獻”。[16]

　　其次，這種對外國或外民族文化從仰慕、吸納到屏蔽、切割再到取代、獨立，不僅是韓國所獨有的文化現象，也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人類文化心理，即本位文化心理的表現。明治以后日本思想界發生的最大變化，莫過于漢學從主流文化的中心位置上后退，形成漢學、國學、洋學三學并立的地位。到后來干脆將“漢學”改為“東洋學”，以便將日本人寫的“漢詩”與中國古典詩歌徹底切割開來。明治時期的漢學家太宰春臺和本居宣長等人，強調的則是日本文學的民族特性，將日本文學與“漢學”剝離開來，如太田青丘的《日本歌學與中國詩學》，就非常強調“日本歌學在攝取那一時代的中國詩學，化為自己血肉”的過程中，“日本人并沒有抹煞自己的本質而汲汲于學習他人”。他舉日本第一部歌謠集柿本人麻呂等人的《萬葉集》為例，指出雖受中國《文選》辭賦的影響，但并不像中國辭賦流于為鋪陳而鋪陳，為文飾而文飾。歐美也是如此：盛行于二十世紀初的英美意象派代表人物龐德的《神州集》，無論是創作理論、創作素材還是寫作技巧都明顯受到中國古典詩歌的影響，但有些西方學者還是不承認這一點，美國學者休·肯納說：“與其說《神州集》是中國產品，倒不如說是美國產品更令人注目”。美國著名詩人艾略特甚至認為《神州集》的風格“與中國靈感并無多大關系，它是龐德先生自身風格的發展”。老莊哲學思想在德國表現主義文學運動中曾流行一時,但最終卻歸于沉寂，也是一例。

　　對于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本位主義，無論是其形成的歷史還是當前的現狀，我們都要有清醒和理智的認識：文化是一個帶有明顯的地域特征的概念,它是一個民族經過千百年積淀而形成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對一種生活方式的必然選擇。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了不同的文化類型,從而形成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文化交流也由此而產生。然而,超地域的文化交流又不得不面臨兩大障礙：一個是地域隔絕,一個是心理的排斥。這二者使文化交流在各個不同的時期呈現不同的形式與內容,引發各類矛盾與沖突,并折射出該時期各民族的文化心態。對于朝鮮這個民族來說，在歷史上對周邊大國有著太多的依賴，文化上不必說，就是在國家政治上也是如此：前段時間在中國熱播的《明成皇后》說的就是1873年 高宗親政后一段對周邊國家的抗爭史和依賴史：先是請求清朝政府派兵入朝鎮壓兵變，讓閔妃外戚集團重新掌權；在日本暗殺有反日傾向的閔妃后，高宗又尋求俄羅斯的支持，宣布獨立，成立大韓帝國，自稱皇帝，追封閔妃為明成皇后。當這一切成為歷史，韓國崛起為一個經濟大國后，國民的思想感情也起了微妙的變化：往日恭順依賴的紀錄成了今日不愿提起乃至刻意回避的歷史，要抹去這種歷史的集體記憶，當然首先要從歷史文化入手，強調本民族的文化，回歸文化本位主義，這個民族才有精神支撐點，才不至于切割之后造成本民族的文化真空。我想，只有看到這一點，才不會為當前的“中華文化熱”和各國紛紛成立的“孔子學院”而盲目樂觀，從而斷言“21世紀是中國儒文化世紀”；也才能對世界各民族竭力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見怪不怪，以平常心待之，繼而表示尊重和理解，不會誤解為對方在“排華”和鼓吹“民族沙文主義”。唯有如此，世界各國才會國無論大小，文化沒有尊卑，從而在文化領域創造出一個寬容和諧的世界秩序。

　　2、臺灣學者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對韓國學術影響深遠

　　1992年中韓建交后，大陸與韓國的學術交往日漸頻繁，但韓國的具有現代學科意義的中國文學研究則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即已開始開始，其主要影響源于臺灣學者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在學術隊伍構成上，在臺灣高校完成學業的韓國學者占很大比例，以中國詞學研究為例，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韓國共培養這方面的碩士16位，其中只有5位是在漢城大學或嶺南大學完成學位，其余11位學位均在臺灣完成學位，占總數的64%；從1982年到1998年共培養這方面的博士15位，其中有8位是在臺灣完成學位，占53%。在詩文和小說方面也接近于這個比例。從當前韓國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隊伍現狀來看：五十至七十歲的“長輩”絕大多數曾求學于臺灣高校，成為臺靜農、代君仁、鄭騫、屈萬里、王夢鷗、盧元駿、潘重規、羅聯添、邱燮友等臺灣中國古典文學專家的弟子，這批臺灣學者的弟子以及再傳弟子構成了今天韓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術重鎮：韓國中國戲曲學會會長金學主，中國語文學會理事長李章佑，漢城大學中央圖書館館長徐成道等皆于五、六十年代前期畢業于臺灣師范大學、臺灣大學或中央政治大學，車柱環、李炳漢、李錫浩、許世旭、全寅初、崔溶澈、? 柳晟俊、李宇正、高八美、 徐敬浩? 、俞炳禮、咸恩仙、全英蘭、崔桓、李金奎、安炳國則在七、八十年代在臺灣獲得博士學位，成為當前韓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的中堅力量，其中相當一部分在高校和研究所擔任要職，具有相當的學術影響力。在臺灣高校完成學業的更年輕的一代車美京、金元中、崔真娥、金卿東、李錫鎮、樸永煥等目前也陸續成為學術帶頭人，是當前韓國古典文學研究界最活躍的一批學者。這種學術傳承自然會深深影響著韓國的中國古代文學治學方向和研究方法。

　　在治學方向上，韓國學者喜作全方位考察，做那種包括作家生平、思想主張、作品內容、藝術風格、著作版本的包攬式研究，如《孟浩然詩研究》、《杜牧詩研究》（1993）、《王維詩研究》等，而這正是臺灣學者的專擅。以韓國學者詞學方面的學位論文為例：1965年到1993年近三十年間，韓國碩博士論文中關于詞學研究的共32篇，其中屬全方位考察即以《XX研究》或《XX試論》為題者為24篇，占75%，這24篇學位論文中有15篇是在臺灣高校完成，指導教師為臺灣學者，占這類學位論文的62%，如：白貞喜《南渡三詞人生平及文學研究》（臺灣大學1972碩士論文，指導教師葉慶炳），任日鎬《宋代女詞人及詞作研究》（臺灣政治大學1982博士論文，指導教師鄭騫），俞炳禮《白居易詩研究》（臺灣師范大學1988博士論文，指導教師邱燮友），樸鐘劼《王安石詞研究》（臺灣東吳大學1990博士論文，指導教師高明），宋龍淮《子野詞研究》（臺灣東海大學1982年碩士論文，指導教師吳宏一）等。

　　在研究方法上則倒過來，多微觀方面的觀察和思考，論文以小中見大見長，如鄭在書《李商隱詠物詩中的人生感慨——從詠花詩談起》（中國語文學46輯，2005），尹順《<山鬼>中的巫儀考察》（中國語文學11輯，1986），崔真娥《<驅儺行>中的儺戲》（中語中文學30輯，2002），金寅浩《文學中“歸”研究》（中國語文學10輯，1985.11），宋龍淮的《晏殊感時詞小考》（中國文學第9期，1982.12）等。這是臺灣學者喜用的研究方法，如中央政治大學羅宗濤教授的《四杰三李之夢》、《唐代女詩人作品中的花》、《唐人詠云詩試探》、《李白詩中月亮之考察》等皆是如此，這當然會影響到他的弟子。

　　3、民間研究機構的普及和運作上的專業、靈活

　　韓國的學術研究有個很明顯的特點：由民間推動，由學者自由組合，非常眾多和普及，其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也不例外，但是這類學會就有二十多個，按人口或研究隊伍的比例，遠遠超過中國大陸和臺灣、日本，更不用說俄羅斯和歐美。其中最主要的：①韓國中語中文學會，成立于1971年，是韓國專門研究中國語言和文學的最大的一個學術團體。成員包括韓國國內各所大學系部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的學者近三百人。會址在漢城，現任會長是延世大學中文系全寅初教授。該學會的會刊是《中語中文學》，至2005年已出版32期。②“韓國中國學會”，創立于1962年4月，由漢陽大學、漢城大學、成均館大學等20多所韓國著名大學200多位學者組成，會址亦在漢城，目前的會長是漢陽大學的孫叡徹教授，其宗旨是“研究和介紹中國的學術與文化”[17]，會內設有“文學”、“語學”、“史學”和“哲學”四個研究部，并出版有會刊《中國學報》，基本上每年一期，到2005年已四十九輯。另外從1998年起，每年還出版一期《國際中國學研究》集刊，至今已出版了九輯。③嶺南中國語文學會，成立于1982年，亦是以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為主。會址在慶北，成員以韓國中部的一些大學如嶺南大學、大邱大學、慶州大學、威德大學等大學為主，亦有近二百名會員，現任理事長是嶺南大學李章佑教授，會長是高麗大學的崔溶徹教授，其會刊《中國語文學》為半年刊，至2005年已出版46輯。其文學研究更以中國古代文學為主，并出版了一些古代作家的研究專集。其余涉及中國文學研究的學會和學術刊物還有：韓國中國語文學會，學術刊物《中國文學》；韓國中文學會，《中國文學研究》；中國學研究會，《中國學研究》；中國語文論譯學會，《中國語文論譯叢刊》；中國語文研究會，《中國語文學志》；東方漢文學會，《伏賢漢文學》、《東方漢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學會，《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韓國詩經學會，《詩經研究》；韓國敦煌學學會，《敦煌學研究》；韓國中國戲曲學會，《中國戲曲》；中國小說研究會，《中國小說論叢》；韓國中國小說研究會，《中國小說研究會報》；釜山·慶南中國語文學會《中國語文學志》；忠清中國學會，《中國學論叢》；延世大學中語中文學會，《文鏡》；韓國外國語大學中國語科理論與實踐學會，《理論與實踐》。韓國還有一個專門由華裔學者組成的“韓華學會” ，也是定期召開年會，并有會刊《韓華學報》。這些學會也有相當的規模，如韓國敦煌學學會，主要任務是開展國際交流和聯合現場調查，有成員60多人，目前相當活躍；韓國現代中國研究會成員中有教授、副教授60多人，新聞界和在國家高級研究機構任職的研究人員30多人，另外還有300多名從事中國學研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其宗旨是“通過各種學術交流和友好活動，加強同中國學術界、文化界、教育界的相互了解、開展有益于韓中人民友誼的學術文化交流活動”。除此之外一些大學還成立了中國文學方面的研究所，如淑明女子大學“中國學研究所”，有研究人員五十多人，主要集中 “對中國的學術文化進行綜合研究”；建國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所，其宗旨是“對中國的政治、外交、經濟、法律、社會、文化諸領域以及朝鮮半島統一問題進行綜合性的系統研究”，有研究人員70多人；中央大學“中國研究所”，其宗旨之一就是“通過學術界的深層次研究，預測中國的文化進程”，現有研究人員60多名。這些學會和研究機構的領導成員由選舉產生，并由所組成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學術帶頭人輪流擔任，參加會內學術活動為自費，并交納會費供學會活動和出版學術刊物。領導人在任期內則積極向政府和財團申請、募集經費，并同中國大陸和港臺的大學、研究機構廣泛聯絡，共同召開學術會議和交換訪問學者，很是活躍，如韓華學會的副會長、《韓華學報》主編許庚寅教授就向韓國工商界的“韓國學術振興財團”，申請了 “中國地域文學”研究經費，然后同廣州中山大學合作進行“嶺南文學”研究，亦同我聯系過，要進行“新安文學”研究。

　　4、注意中韓文學以及學者、論著之間的比較研究，重視古、現代文學研究的相互滲透和交叉研究

　　各國學者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中都會產生一些有歧義的問題，韓國學者很注意對此進行集中探討和比較，尤其是韓中作家作品以及學者研究成果之間的比較研究，這是韓國學者一種很好的研究風尚和學術傳承，早在韓國詩話開山之作——高麗朝高宗時代李仁老的《破閑集》中，就注意將韓國詩人所作的漢詩與中國詩人詩作作橫向比較，意在表彰師法中國詩人又有創意的韓國詩人。韓國杰出的詩人李奎報（1168—1241）在其創作談《白云小說》中談到自己對宋代詩人梅堯臣詩作認識上的轉變：早年“讀梅圣俞詩，實行竊薄之，未識古人所以號詩翁者。及今閱之，外若苶弱，中含骨鯁，真詩中之精雋也”。其中還談到他與高秀英對韓國詩人李山甫《覽漢詩史》的不同評價。[18]。對“詩話”這一中國古典詩歌獨特的評論方式，其定義如何界定？它應包括那些范疇？中、韓、日學者有著不同的理解。為此，韓國忠南大學在1999年7月召開“東方詩話第一次國際學術發表大會”，專門針對“詩話”的概念、范疇和定義展開研討比較。會上中、韓、日學者雖未能達成一致意見（也不可能通過一次會議就達成共識），但各抒己見、互相切磋，對“詩話”研究的深入和真理的接近無疑是有益的。主持這次大會的忠南大學趙鐘業教授著有《中韓日詩話比較研究》，專事三國詩話在詩學理論、詩學批評和詩歌欣賞的同異進行比較。他窮畢生之力編纂的《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中也錄存了大量論述中國詩歌以及中韓兩國詩人詩作比較這類資料。另外，韓國的中國古代文學乃至中國學研究的一些學術會議主題往往都很具體、專門，強調兩者之間的探討、比較，不作“唐詩”、“宋詞”、“元人雜劇”這類泛泛之論，如2002年5月，韓國中語中文學會召開的國際學術發表會，主題就是“兩岸中國語文學五十年研究之成就與方向”，會上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和“語言學”三大類，對兩岸的學術成果和研究方法進行比較；2003年8月，韓國中國學會召開的“中國學國際學術大會”，主題是“中國學研究方法論探索”。專門探討比較韓、日、歐美以及海峽兩岸漢學研究方法論上的區別與得失。韓國的國學資料院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陸續編輯出版了一套東方文學比較論文集，主要比較中、韓、日等國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研究理論、研究方法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差異，并列舉若干個案進行分析，這套叢書題為《沖擊與調和：東方文學比較研究叢書》，目前已出版3輯。前面提及的白貞喜《韓中詞比較研究：理論與方法的探索》、車環柱《韓中詞文學的比較研究》，林英煥《蘇軾與李奎報詞特征比較》皆刊于其中。在研究論文方面，這類研究成果更多，如前面提到的柳晟俊教授多年來就致力于唐詩和韓國的漢詩之間的比較研究，陸續發表有《王維與申緯兩人之詩風》《羅唐詩人交游之詩目與其詩》、《王維與李朝詩人之影響考》、《〈全唐詩〉所載新羅人詩》、《羅唐詩人交游考》等一系列論文，最近又有專著《王維詩比較研究》問世。在這本新注重中，作者著力于王維對韓國漢詩的影響研究，提出了王維詩對韓國漢文學的影響不亞于李杜、韓柳、歐蘇的新結論。

　　另外，韓國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還很重視古、現代文學的相互滲透和交叉研究。韓國的中國文學教學不像中國大陸這樣專業，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甚至古代文學中的先秦兩漢文學、唐宋文學、元明清文學都有嚴格的分工，而且互不關涉，倒是有點類似臺灣，許多學者都是兼跨古、現代文學，甚至語言學。如韓國外國語大學的姜啟哲教授，研究重點是中國的古代戲曲，但同時也研究現代戲劇，發表過《中國新劇論稿》、《中國新劇與新月派》、《中國新文學與中國新劇運動研究》、《中國話劇研究》等論文。李永求教授的研究重點是中國的現當代小說，但他也寫過不少古代文學的論文，《京本通俗小說研究》、《嵇康研究》、《嵇康之影響》、《鐘嶸之〈詩品〉》等，同時也致力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和韓國文學之間的比較。樸宰雨教授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主要致力于《史記》的文學性研究，1990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史記〉〈漢書〉傳記文比較研究》，但與此同時，就已經開始了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八十年代先后發表了《魯迅的時代體驗與文學意識》、《巴金的〈家〉和盧新華的〈傷痕〉》、《巴金的文學與思想》等論文。九十年代以后更將其主要精力轉到韓中文學交流史方面，但對中國古典散文的研究也并未終止。柳晟俊教授是一位頗有影響的唐詩研究專家，但他也兼及新詩，對中國海峽兩岸的現代詩歌都有很深入的研究，發表過多篇論文。

　　溝通古今，兼顧歷史與現實的聯系，將包括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這是注重文學傳統，將中國文學研究引向深入的一個很好途徑；也是在古代文學研究中體現當代人文關懷，以提供經驗或揭示規律等方式來豐富和發展當代文化的一個很好選擇。這樣，古代文學研究才不會與當代社會疏離，才不會被邊緣化，才會有鮮活的生命力。韓國的這種研究中國文學經驗可以給我們以啟迪。

注釋：

[1]柳晟俊《解放而后到1990年代的中國詩研究概況圖表》，《韓國學術資料》，人文社會科學編第2輯，大韓民國學術院，2001。下同

[2]鄺健行等《韓國詩話中論中國詩資料選粹》，北京·中華書局2002.7，348頁。

[3]鄺健行等《韓國詩話中論中國詩資料選粹》，北京·中華書局2002.7，352頁。

[4]吳臺錫《韓國的中國詩研究試論》（韓國中國學會《第23次中國學國際學術大會論文集》2003.8。

[5]李雄吉《近刊學術資料目錄（國內部分）》，嶺南中國語文學會《中國語文學》14輯，1988.7。

[6]韓國中語中文學會《中語中文學》第35輯附錄，2004年6月。

[7]吳臺錫《韓國的中國詩研究試論》（韓國中國學會《第23次中國學國際學術大會論文集》2003.8。

[8]吳臺錫《韓國的中國詩研究試論》，韓國中國學會《第23次中國學國際學術大會論文集》2003.8。

[9] 《韓國唐詩研究的新動向》，廣州·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1期。

[10] 《韓國唐詩研究的新動向》，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05.2。

[11] 《韓國的中國詩研究試論》，韓國中國學會《第23次中國學國際學術大會論文集》

[12] 《韓國唐詩研究新動向》華南師大學報2005·1。

[13] 崔國華《東人詩話》“后序”，見鄺健行等《韓國詩話中論中國詩資料選粹》，北京·中華書局2002，18頁。

[14] 朝鮮日報1998年4月17日消息：韓國文化觀光部部長申樂鈞向金大中總統報告新政府文化觀光政策。

[15] 《韓國唐詩研究新動向》華南師大學報2005·1

[16] 馮敏、金基庠《漢學研究在韓國》，當代韓國，1998年夏季號。

[17] 韓國中國學會《國際中國學研究》第6輯，《韓國中國學會會則》。

[18] 趙鐘業《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韓國太學社，1996，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