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蓓芳收在這部論文集中的論文，發表最早的是《明代后期文學思想演變的一個側面——從屠隆到竟陵派》與《重評梁代后期的文學新潮流——以蕭綱、蕭繹為中心》，都發表在1989年。最晚的則是發表于今年的《〈玉臺新詠〉版本補考》和《試論〈狂人日記〉的歷史淵源——對其創新所在的別一種理解》。從1989年到2006年的十七年間，公開發表的論文就是收在集子里的這十八篇，數量不可謂多，但質量之高卻使我很為欽佩。

　　正如本書的書名所宣告的，談蓓芳研究的是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并且兼顧“論”、“考”兩個方面。上舉的四篇論文的題目就正顯示了這一特色。而更重要的是其研究的深度。每篇都具有見解新穎，思維敏銳、縝密，論據充分同時也意味著學識淵博的長處，何況其研究面又如此廣闊！就此論之，十七年間在承擔教學和本職的科研工作之余，能發表這樣的十八篇論文，真是談何容易！

　　《重評梁代后期的文學新潮流——以蕭綱、蕭繹為中心》對長期被貶低乃至否定的二蕭的文學思想及詩歌創作作了高度的評價。當然，以前也有極少數研究者肯定過二蕭的文學思想，但卻不曾作過深入的闡發，例如已故朱東潤師就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中分別評二蕭之說為“真近代論文所稱浪漫之極致”、“直抉文藝之奧府”，那固然是吉光片羽，彌足珍貴，唯限于該書體例，未曾作進一步的論證；至于二蕭的文學創作，其所受到的冷遇和蔑視更甚于其文論。所以，像此文那樣地從文學的性質和中國文學的演進著眼來考察二蕭的文學思想，以藝術感染力及其在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的新變為視角來考察二蕭的詩歌創作，并對之作具體而深入的剖析，論據充分、論證嚴密地抉發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積極意義和貢獻的，實為前此所未見。何況它發表于1989年，文中的觀點在當時是算極其出格的。證據是:我在1987年發表了一篇論文《關于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評價》，對魏晉、南朝文學作了若干肯定，較此文還要謹慎得多，卻已遭到了嚴厲的批判，一位先生在1988年發表的《究竟應該怎樣評價魏晉南北朝文學——與章培恒同志商榷》中說:“這是章文對六朝唯美文學的高度贊揚，也是結合當代新觀念——自我表現——所作的結論。研究古代文學史是為了今天和明天。難怪這幾年來詩歌、小說的創作總是強調遠離現實，表現自我；文學理論界也大力強調文學的主體性，反對現實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點一概說之為庸俗社會學。文學創作既然不是為了滿足社會的需要，那‘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自然也就是不必要的了。”原來，在那個年頭“贊揚”“六朝唯美主義文學”是可以被視為排斥“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點”、不要“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的；因此，要寫《重評梁代后期的文學新潮流——以蕭綱、蕭繹為中心》這樣的文章，不僅需要識力，也需要膽力。

　　上舉三篇中還有一篇也是涉及六朝文學的，那就是《〈玉臺新詠〉版本補考》。假如說上一篇以理論的分析見長(當然也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這一篇就是純考證的文章了。至遲從明末以來，學術界在《玉臺新詠》版本問題上的認識就處于“治絲愈紊”的狀態，把一種本就殘缺不全、又經過明末人篡改的《玉臺新詠》版本——趙均刻本——當作了最接近此書原貌的、最忠實可靠的本子，不僅否定了保存在《玉臺新詠》其他版本中的為原書所有的詩篇，而且根據此本來考證《玉臺新詠》的成書時間。至于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則是趙均刻本卷末有南宋人陳玉父所寫的《后序》，研究者就認為其出于南宋陳玉父刊本，可信度極高；同時，此本所收蕭綱詩均署名“皇太子”，研究者又認為這是此本還保留著徐陵編《玉臺新詠》時的原始面貌的鐵證——因為一般認為《玉臺新詠》是蕭綱為皇太子時所編。而在《〈玉臺新詠〉版本補考》及其于上一年發表的《〈玉臺新詠〉版本考——兼論此書的編纂時間和編者問題》中，談蓓芳教授則以確鑿的證據證明了趙均刻本的底本原無陳玉父后序，這是趙均從其他本子中竊取過來、拼湊上去的。而且她還發現了北宋前期晏殊所編《類要》中既引了《玉臺新詠》的“梁簡文”(蕭綱的謚號)詩，又引了《玉臺新詠》所收的“皇太子”詩，不過“皇太子”詩不是蕭綱的作品而是蕭統所作；據此她又進一步指出:北宋人所見的《玉臺新詠》是既收“梁簡文”蕭綱的詩，又收有“皇太子”蕭統的詩的，不過不稱他們的姓名，只分別稱為“梁簡文”、“皇太子”；而且，該書在收同一作者的若干篇詩時，一般只在第一首下署作者，以下幾首就都不署，只要原署于第一首下的作者姓名佚失，這位作者的所有的詩就都成了排列于其上的另一位作者的詩了，而“梁簡文”詩是收在“皇太子”詩之后的，所以在趙均刻本的底本中只有“皇太子”詩而無梁簡文詩，只是因為佚失了原列于“皇太子”以后的詩篇的作者署名——梁簡文——而已。就這樣，她不但有力地證明了長期被視為最具權威性的《玉臺新詠》趙均刻本之不可靠，而且同樣有力地證明了《玉臺新詠》編成于蕭綱死后——否則怎么會稱他的謚號？

　　這實在是《玉臺新詠》研究史上的一個非常重大的事件，因為不僅解決了《玉臺新詠》的版本問題，更引發了對《玉臺新詠》編纂時間的重新思考，并且在我看來還必將引發對此書編者問題的懷疑——《玉臺新詠》長期被認為是徐陵受蕭綱之命所編，現在既已知道《玉臺新詠》編纂時蕭綱已經死去，其時徐陵已在暮年，又已經過了改朝換代——梁亡陳興——的大變化，徐陵為什么還要編這部“艷歌”——徐陵《玉臺新詠序》中語——集呢？當然，這是就此文的結論而說的；若就其考證的功力而言，那么，其掌握材料的全面，觀察的細致、深入，思維的敏銳、縝密，都已臻于上乘。記得陳建華博士在回憶其于1979年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習時的情況說:“那時復旦中文系的風氣崇尚實學，有朱東潤、蔣天樞、陳子展等老先生，都恢復帶學生，于是舊學光復，骎骎然極一時之盛，雖然現在看來也像是夕陽爛漫。”(《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后記》)其最后一句雖然頗有些傷感的意味，說的卻是事實。談蓓芳教授也是1979年進入復旦中文系的，不過當時還是本科生，陳建華博士則是研究生；她的這類考證，正是經歷了那種“舊學光復，骎骎然極一時之盛”的風氣的熏陶的結果。

　　上舉三篇中的另一篇《明代后期文學思想演變的一個側面——從屠隆到竟陵派》的研究對象雖是明代文學，迥異于前兩篇之以六朝文學為研究對象，但也同樣富于創見。最重要的在于:一、發現了從李夢陽的文學復古運動發展到袁宏道“性靈說”的橋梁——屠隆的文學主張；二、揭示了袁宏道前、后期“性靈說”之間的巨大差異及其轉變的時間。這既進一步闡明了李夢陽復古運動的進步意義及其與晚明文學新思潮的聯系，也深刻地剖析了袁宏道“性靈說”的復雜內涵，對理解明代文學從中期到后期的演化及其內在脈絡都很有貢獻。

　　總之，談蓓芳教授所研究的是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因而著重于宏觀的思考，其對具體問題的研究也都以這一目標為中心。張業松副教授在評述她對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文學的評價及其在這基礎上的對中國現代文學的下限的論斷時說:“談教授的論文明顯建基于一部囊括有史以來迄于當前的中國文學通史的寫作過程中的具體斷代處理，存在一種將20世紀以來紛繁復雜的文學現象有機整合進中國文學史的宏觀視閾的迫切感；”(《中國現代文學的下限問題》，見章培恒、陳思和主編《開端與終結——現代文學史分期論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200)我想，這是說得很好的。而且，她的非考證的論文都具有將其研究對象“有機整合進中國文學史的宏觀視閾”的熱切意圖，考證性論文則是為這一意圖服務的。但與此同時，她之將其研究對象“有機整合進中國文學史的宏觀視閾”是植基于扎實的實證性的微觀研究的，因而不尚空論，言必有據。這也就是這部論文集的價值所在。

原載《文學報》2006年12月28日